区域国别学研究导引|章永乐：“门罗主义”研究文献初探（跨大西洋部分）

【编者按】要在中国建设“整合的、问题导向的、专业的区域国别学”（唐士其教授语），必然需要对世界各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成果，进行批判性的消化、吸收与转化，而这将是一个漫长的的过程，需要无数研究者在自己的具体研究领域默默耕耘。然而专业的研究者如果能够对自己长期浸润其中的学术传统进行及时的总结，将有助于缩短其他人探索的时间，同时扩大相关领域的学术共同体。

从2024年春开始，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公号将推出“区域国别学研究导引”系列，约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对自己长期面对的学术传统展开梳理和介绍工作，形成一些“研究导引”，其基本格式包含：一则篇幅可长可短的导言+对重要研究文献的述评。这是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真正需要的基础性工作之一，无论对于教学还是学术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将通过“有组织的科研”，持续和有序地推进“研究导引”的编写，期待更多的学界同仁支持与加入这一基础性工作。

正如刘小枫先生指出：“当今国际政治思想领域中，‘门罗主义’堪称头等问题”（《此疆尔界》封底推荐语）。中国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着的一系列所谓普遍承认的行为规则，正是国际体系在“门罗主义”影响之下的重要产物。我们也可以说，对于区域与国别研究而言，“门罗主义”同样构成一个“头等问题”。这不仅因为以地理空间划分的“美国研究”和“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研究”都无法回避“门罗主义”，更是因为，“门罗主义”的历史直接关系到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前提：作为集体认同之地理基础和对象的区域空间，其范围与边界究竟是如何被界定的。

区域空间的范围与边界，从根本上涉及到人群的集体政治认同与特定地理空间的关系，涉及到在特定空间之内接纳和排斥哪些人群这一实践问题。1823年门罗总统国情咨文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外交主张，首先赋予了“西半球”（Western Hemisphere）/“美洲”这一空间以鲜明的政治意义。这一空间被视为具有与欧洲君主制国家不同的共和制政体原则，相比于“腐败”与“专制”的老欧洲，更加健康与充满活力。而在美国以南的美洲部分，几个世纪以来存在“西属美洲”的认同。曾流亡法国的智利青年朗西斯科·毕尔巴鄂(Francisco Bilbao）于1856年提出“拉丁的美洲、萨克逊的美洲以及印第安的美洲” (la América latina, sajona e indígena)三分法，前者被视为对于原住民具有更强的包容性。毕尔巴鄂试图以“拉丁的美洲”概念来对抗美国日益显著的侵略。而在美洲拥有一系列殖民地的法国，出于加强在美洲影响力的目的，也大力传播“拉丁美洲”（Amérique latine）的概念。而美国从一开始就推广“西半球”/美洲这一整体空间想象，因而长期与欧洲列强乃至拉美本地精英存在政治空间论述上的竞争。但随着美国实力的不断增长，其精英对于“西半球”/“美洲”空间的不断论述，影响了一系列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国家，并为美国主导的泛美（Pan-American）体系建设奠定了认知和身份认同层面的基础。

美国在“西半球”/“美洲”地理空间中，界定建立同质性所依据的原则，进而排除其所界定的异质力量。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门罗主义”又与“America for the Americans”这一口号关联在一起。这一口号发源于19世纪40-50年代美国出现的反天主教移民的“一无所知”（know nothing）运动，原本是一个国内政治中的排外口号，被转用于“门罗主义”的场景，其实质诉求在于建立域内政治主体对于空间的专属控制，产生了强大的感染力。随着美国的影响力越出西半球，“美洲人的美洲”这一口号也流布于世界各地，与当地的空间政治结合在一起，于是在日本产生了亚洲主义者的“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乃至于发展为“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在一战后的欧洲，泛欧主义者一度喊出“欧洲人的欧洲”，主张打造一个“欧罗巴合众国”，而在巴黎和会遭到挫败的德国精英试图通过学习美国的区域霸权经验以及“门罗主义”论述，同时也参照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论述，在欧洲重建德国的区域霸权，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的“大空间理论”是这一努力的理论高峰，并影响了二战期间日本国际法学家的“广域国际法”理论建构。德日两国精英试图通过将美国区域霸权阶段的“门罗主义”解释树立为正统，对抗美国越出西半球之后的“全球门罗主义”姿态——当然，对于当时处于半殖民地状态的中国而言，这种对抗不过是不同类型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而已。

“门罗主义”还影响到了更多的国家与区域：英帝国的统治精英们在排除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于遍布全球的英国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管辖时，就借用了“门罗主义”话语，将这种主张命名为“英国门罗主义”（British Monroe Doctrine）；意大利在巴尔干半岛主张自己的“门罗主义”，民国时期的中国报章称之为“巴尔干门罗主义”；在苏联，托洛茨基曾批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主张为“社会主义的门罗主义”；还在19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尚未成为自治领（dominium）的时候，就针对南太平洋提出了自己版本的“门罗主义”；印度的尼赫鲁总理针对南亚次大陆-印度洋提出“印度门罗主义”；而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政府对于中非和西非的法国前殖民地的外交政策，也经常被称为“法国门罗主义”（French Monroe Doctrine）;而在近代中国，不仅有诸多针对美国与日本版本的“门罗主义”的评论，更有“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广东是广东人的广东”“湖南是湖南人的湖南”这样的口号，都与源于西半球的“门罗主义”话语具有一定的家族亲缘关系。当区域的范围覆盖若干国家的时候，“XX是XX人的XX”体现的是一种超国家的区域主义；当区域的范围与民族国家边界重合的时候，“XX是XX人的XX”往往与民族主义紧密结合；而当区域的范围限于国家之下的地方单位的时候，“XX是XX人的XX”体现的是一种地方自主性的意识。在一个政治边界变动频繁、政治空间意识急剧转型的年代，这些不同空间层面的话语还会发生“交叉感染”。这一现象在东亚比在大西洋两岸表现得更为明显。

笔者的专著《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初步展开了“门罗主义”话语演变与全球传播进程研究的问题意识，并集中探讨了美国、德国、日本与中国四个国家及其所在区域的“门罗主义”话语，同时也涉及到其他一些区域与国别的“门罗主义”话语。而这一探索也明确了“门罗主义”研究的几个分析层次：

第一、狭义的“门罗主义”政策及其解释传统。

狭义的“门罗主义”政策就是1823年门罗总统所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及其延续，可以毫无障碍地被归入美国研究和拉丁美洲研究。两个世纪以来，“门罗主义”长期具有美国外交政策基石的地位，而其解释也经历了急剧的演变，不同时代、不同派别的美国政治精英通过不断重新解释“门罗主义”政策，使得“门罗主义”政策呈现出极其复杂的面相，同时也在西半球乃至全球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第二、“门罗主义”话语谱系。

“门罗主义”话语谱系的范围比狭义的“门罗主义”政策及其解释传统范围要大得多。它可以越出外交政策的领域，进入到公共舆论与大众文化想象的层面，触及集体的政治认同。比如“西半球”的想象在美国的大众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XX是XX人的XX”这一句式更是在许多区域的大众文化领域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由于“门罗主义”话语在全球的广泛传播，许多其他国家也出现了明显模仿“门罗主义”的空间政治话语，其中不少话语变体是对美国精英的直接回应，或预设了以美国精英为潜在听众。

第三、“门罗主义”话语背后的空间政治。

话语是一定的政治主体在特定的权力结构之下行动的产物。对于“门罗主义”的研究，最终需要深入到对话语背后的空间政治的探讨。比如说，泛欧运动的口号“欧洲人的欧洲”，其背后不仅是特定的欧洲精英群体对于美国与苏联的态度，也涉及到他们对于欧洲内部的贵族与平民关系的争论。而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则涉及到日本与西方列强以及亚洲邻国的关系。只有明确正在进行的空间政治斗争，我们才能够理解行动者如何“以言行事”，以“门罗主义”话语推动特定的政治议程。

由于篇幅与能力所限，《此疆尔界》分析的空间覆盖范围与颗粒度（或分辨率）均不无局限。然而自2018年以来对于“门罗主义”持续不断的研究，也使笔者熟悉了一批基础研究文献，在此略加整理与评论，与读者分享，以促进对“门罗主义”的深入研究。考虑到文献量的庞大，拟先推荐“跨大西洋部分”，“跨太平洋”部分留待下次探讨。

研究文献（1-4）

Dexter Perkins, The Monroe Doctrine, I823-I826,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27

Dexter Perkins, The Monroe Doctrine, I826-I867,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33

Dexter Perkins, The Monroe Doctrine,1867-1907,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37

Dexter Perkins，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63

要理解狭义的“门罗主义”政策及其解释传统，德克斯特·珀金斯的四部著作是绕不过的基础文献，追溯了“门罗主义”从19世纪初的起源一直发展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的历程。作者首先撰写了对于I823-I826、1826-1867、1867-1907这三个时间段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加以提炼，于1941年出版Hands off: 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这个版本在1955年进一步修改为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珀金斯的写作信守传统外交史“家法”，从主要参与者的外交政策态度及其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评价入手来解释外交政策的演变；在重点追溯美国内部的“门罗主义”解释演变同时，珀金斯还注意叙述其他国家对于美国政策和话语的反应，以及“门罗主义”对拉丁美洲以及欧洲本身的影响。

作为一名外交史家，德克斯特·珀金斯曾在1918年6月应征入伍，并被派遣到法国战场，参加了一战最后时段的战争。1956年，他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主席。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最后一章《回顾与展望》探讨了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分析美国在西半球的反共政策为何符合1823年门罗国情咨文的初始精神。由此可见，冷战时期的珀金斯强烈认可美国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的基本精神。他陈述自己的写作目的是通过对“门罗主义”的叙述，纠正美国公众对于“门罗主义”的常见误解，从而形成“知情的意见”（informed opinion），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提供更为健康的民意基础。当然，对于引发拉美国家较强反弹的“门罗主义”的“罗斯福推论”，珀金斯持有负面评价，他对削弱“罗斯福推论”的“睦邻政策”更为肯定，并主张“门罗主义”未来应该进一步增强泛美主义的精神。但珀金斯的“门罗主义”研究与来自左翼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批判大相径庭，作为美国主流史家，他致力于维护美国自身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读者可从具体的历史叙事中体会其笔法。

德克斯特·珀金斯的儿子布拉德福德·珀金斯（Bradford Perkins）继承了乃父的外交史研究。与父子研究风格较为接近的还有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Samuel Flagg Bemis，著有John Quincy Adam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阿瑟·P·惠特克（Arthur P. Whitaker，著有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Latin America, 1800-1830）等，均对“门罗主义”的历史有重要论述。

研究文献（5）

Walter Lippmann, U.S. 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Republic, New York: H. Wolff, 1943

美国传播学巨擘李普曼以这本出版于1943年的著作参与了当时美国公共舆论界围绕着未来外交政策走向的激烈辩论，并对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的“门罗主义”论述产生了重要影响。此书最为尖锐的观点是，从1823年到1898年，美国人对于“门罗主义”何以发挥作用并没有正确的认知。尽管当时英美不是盟友，英国还在许多重要的时刻与美国发生冲突，但英国不希望欧陆列强加强对于美洲的控制，因而运用其海军，发挥了拒止欧陆列强的作用，而美国无意识地享受了这种拒止的成果。这种“不劳而获”给美国人的错觉是，他们不依靠结盟的力量，就能够达到拒斥欧洲列强的效果。1898年美西战争的胜利，使得美国成为一个太平洋大国，它的权力已经远远越出了美洲，背负着前所未有的承诺。然而在李普曼看来，美国的外交政策恰恰进入了一个紊乱期。美国的承诺范围与日俱增，然而“门罗主义”顺利运行所依靠的英美非正式盟友关系，却已经遭到了削弱，这导致美国并没有力量来兑现自己与日俱增的承诺。在李普曼看来，威尔逊总统和他的国内政敌都同样错误地认为，美国从来都没有盟友，最纯粹的美国传统是反对结盟的，这种错误的认识源于没有正视英国在“门罗主义”政策运作中起到的实质性支撑作用。

在1943年的背景下，李普曼强调从1898年开始美国外交政策陷入紊乱，正是为了在新的时势之下，重建“承诺”与“力量”之间的平衡关系。在二战尚在进行之中的背景下，李普曼认为要兑现美国的外交承诺，需要维持与苏联、英国以及中国的盟友关系，在未来的战后秩序之中，需要通过结盟，防止德国与日本等战败国重新崛起。对李普曼的常见批评是，他过度强调了英美的非正式联盟对于“门罗主义”的支撑作用，而忽略了美国运用“门罗主义”对抗英国的程度不亚于对抗其他列强。Stephen Chambers在No God But Gain: The Untold Story of Cuban Slavery, the Monroe Doctrine,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ited States甚至指出，门罗主义在起源之处就具有强烈的反英国的因素：美国许多精英通过古巴来走私黑奴，而英国海军在大西洋上游弋，打击黑奴贸易。对于当时的美国执政精英来说，英国对于美国的威胁并不亚于神圣同盟。因而，我们大致可以说，李普曼对于“门罗主义”历史的书写，具有特定的政治目的，他大力强调英国对于“门罗主义”运作的支撑作用，以驳斥“美国没有结盟传统”这一常见认识，从认知层面为美国“越出西半球”开道。

李普曼的这本著作值得与荷兰裔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于1942年出版的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对照阅读。如果说李普曼强调的是结盟的重要性，斯皮克曼强调的是在全球范围之内维持势力均衡对于保持美洲安全的重要性，并对麦金德的地缘政治论断做出重要修改。但无论是李普曼，还是斯皮克曼，都主张告别固守西半球边界的立场，积极参与欧亚大陆事务。二战之后，美国采取了积极介入欧亚大陆事务的立场，这使得“半球门罗主义”变成一种持续的“全球门罗主义”。

研究文献（6）

Jay Sexton, The Monroe Doctrine: Empire and 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11 

杰伊·塞克斯顿目前是美国密苏里大学历史学教授，长期研究美国史与全球史。他的著作以美国的国家建设与帝国建设为线索，对美国“门罗主义”在19世纪的演变进行了分期和理论思考。塞克斯顿指出，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美国的几场关键性对外关系问题辩论——19世纪40年代的扩张、南北战争期间的外交、1898年的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以及国际联盟的建立——当中，辩论的双方一次又一次地以“门罗主义”作为思考的框架。而这使得“门罗主义”最好被视为单数而非复数：有孤立主义的“门罗主义”，也有国际主义的“门罗主义”；有支持奴隶制的“门罗主义”，也有反对奴隶制的“门罗主义”；有扩张主义的“门罗主义”，也有反兼并主义的“门罗主义”；有干预主义的“门罗主义”，也有非干预主义的“门罗主义”；有“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的“门罗主义”，也有颂扬“泛美主义”的“门罗主义”。但塞克斯顿同时也指出了演变的方向：门罗总统1823年发表的国情咨文极力推崇反殖民主义原则，但这一政策声明却迅速转变为了之后几代美国政治家推行扩张主义外交政策的旗帜与口号，并在“罗斯福推论”中达到高峰。这仿佛是一个“屠龙少年”成为“恶龙”的故事。由于有更多的先行研究可供参考，该书能够运用很多德克斯特·珀金斯未曾运用过的史料，但更重要的是引入了德克斯特·珀金斯并不具备的诸多理论视角，讲述了一个更具批判性的“门罗主义”故事。当然，如果考虑1823年的西部印第安人、大西洋上的奴隶走私船，约翰·昆西·亚当斯觊觎的古巴与得克萨斯，研究者也许还可以吹毛求疵，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个故事的主角，真的曾经是一个“屠龙少年”么？

研究文献（7）

Francis Anthony Boyle, Foundations of World Order: The Legalist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898-1922),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已有中文译本【美】弗朗西斯·安东尼·博伊尔：《国际秩序：法律、武力与帝国崛起 1898-1922》，颜丽媛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24年版 ）

要理解美国在全面“越出西半球”之前，如何以西半球为“根据地”，在与欧亚两洲的互动之中，提出一系列国际秩序建设的制度方案，进而将这些制度方案运用到更为广大的空间，本书提供了一张重要的知识地图。作者是汉斯·摩根索的学生。本书聚焦于近代国际体系剧变的关键历史时段（1898—1922），总结了美国从西半球区域霸权向世界舞台中心挺进时所奉行的“法律主义”外交进路，描绘了美国法律工作者深度参与帝国事业的途径、方式与成果，为“帝国与国际法”研究提供了鲜活的范例。

作者笔下的故事具有地理空间上的分殊：在美国对自身控制力缺乏信心的东半球，美国大力运用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法律主义”新机制，防止欧洲列强间的冲突升级危及美国安全；而在西半球的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美国则试图通过国际法与国际组织来，对其帝国主义武力干涉进行正当化。作者的分析触及了美国“门罗主义”外交政策的解释问题，并指出，西奥多·罗斯福提出的“罗斯福推论”，得到了当时美国大多数国际法学家的赞同。但美国在两个半球的行为差异，统一于其国家利益：在其建立了霸权的区域，以“法律主义”继续巩固自身的霸权，而在自身缺乏控制力的其他区域，需要防止自己被拖入战争，同时保护自身的商业与资本的利益。从1898年到1922年，美国的国际法学家群体对于美国的区域秩序与全球秩序战略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力。如果要研究美国的法律工作者与“门罗主义”之间的关系而言，本书具有显著的参考价值。

研究文献（8）

Stephen Wertheim，Tomorrow, the World: The Birth of U.S. Global Supremacy，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20

美国的“半球门罗主义”，究竟是如何最终变成“全球门罗主义”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精英都宣称避免陷入欧洲式的权力政治，直到二战爆发后，他们才最终达成前人没有达成的共识：必须成为全球超级军事大国。史蒂芬·韦特海姆在这本出版不久的著作中指出，以往的研究文献对此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将美国描绘成一个“不情愿的大国”，在其他列强都倒下之后，才摆脱“孤立主义”，不请愿地承担起领导权；另一种解释认为美国从一开始就觊觎全球霸权，只不过到二战时才找到机会，实现自己的野心。作者认为两种观点都有偏颇之处。直到1940年，组成美国外交政策阶层的一小群官员和专家要么希望英国在全球事务中继续保持主导地位，要么希望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然而，战争冲击了他们的预期。法国投降之后，美国外交精英曾设想与英国建立一个白种人主导的同盟。在此基础之上，罗斯福与丘吉尔发表了《大西洋宪章》，然而在美国国内并没有获得良好反响。英美联盟的设想，逐渐被一种通过国际组织实现全球主导地位的“工具性国际主义”（instrumental internationalism）思路所取代，在其中，“国际主义”与“帝国主义”经常难以区分。而英国在战争中遭受重创，两国实力的差距，也使得一种平等的英美联盟变得日益不可能发生。

从新旧霸主的关系来看，“半球门罗主义”意味着一种划界而治：在西半球消除旧霸主的霸权，但不挑战其在另一个半球的霸权。但“全球门罗主义”，意味着在东半球对旧霸主进行重新定位。威尔逊曾经想用国联秩序对英国进行重新定位，但遭遇了失败。纳粹对于英国的沉重打击，使得美国有可能在自己设想的国际秩序之中，重新界定旧霸主的地位。这种能够界定旧霸主地位的权力，当然也就能够在全球范围之内，界定异质性的力量，并予以遏制、打击和清除。作者在最后谈到了小布什的全球反恐战争，并将其根源追溯到二战期间美国塑造新共识的历史过程。而对本书的批评，往往采取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为英帝国辩护的口吻：帝国的秩序并不完美，但它避免了更为糟糕的秩序的发生。

研究文献（9）

Juan Pablo Scarfi, The Hidden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Americas: Empire and Legal Networks,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本书作者胡安·斯卡菲在剑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具有意大利与阿根廷双重国籍，是近年来区域国际法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侧重探讨“美洲国际法”的历史。作者认为，对“美洲国际法”的理解，既要放在美国树立西半球霸权的背景下，也要看到拉丁美洲国家的主体性，认识到拉丁美洲学者的思想贡献。本书讲述了西半球“美洲国际法”的独特思想与方法的思想史，侧重考察美国政府和政治精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半球经营区域霸权的国际法策略以及与拉丁美洲政治——法律精英的互动关系，主要关注美洲国际法学会（AIIL）的兴起与演变。该组织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助，由詹姆斯·斯科特（James Brown Scott）和阿尔瓦雷兹（Alejandro Alvarez）在华盛顿创建，旨在构建、发展并编纂整个西半球的国际法。胡安·斯卡菲研究了美洲国际法学会引发的关于美洲国际法、干涉与不干涉、泛美主义、国际公法与私法的编纂、“门罗主义”的性质与范围等问题的争论，以及斯科特、阿尔瓦雷斯和西半球其他法学家、外交家、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国际法思想。

本书以“半球”（Hemisphere）为视野研究美洲国际法的思想史，同时专注于国际法学家与思想史学者过去较少关注的美洲国际法学会组织，展示了拉丁美洲精英与美国精英在“美洲国际法”观念发展过程中的合作与斗争。长期以来，阿根廷的法律精英在对“门罗主义”解释权的争夺中相当积极有为，作为一名阿根廷学者，作者对于本国与本地区的史料的运用，填补了前人研究的一些重要的空白。自2017年出版本书以来，作者继续在研究美洲国际法史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值得读者持续关注。

研究文献（10）

Christopher Rossi，Whiggish International Law: Elihu Root, the Monroe Doctrine,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Americas, Leiden ; Boston : Brill Nijhoff, 2019.

克里斯托弗·罗西将剑桥学派“语境主义”的历史研究主张应用于美洲的国际法史问题研究之中。这本书的切入点在于20世纪初美国政治家埃利胡·鲁特（Elihu Root）和其他美国精英对“门罗主义”的重述。卡尔·施米特曾评论过美国精英从主张“门罗主义”是一项国际法原则转向主张“门罗主义”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里的关键在于谁来掌握“门罗主义”的解释权，而鲁特无疑是这个关于“门罗主义”解释权的故事之中的关键人物之一。罗西的探讨可以丰富我们对于这一时段美国精英如何探讨“门罗主义”与国际法关系的认识。作者运用了巴特菲尔德的“历史的辉格党解释”概念，以伊莱胡·鲁特等精英的“门罗主义”的解释所发生的戏剧性的变化作为核心史料，将其建构为“国际法史的辉格党解释”的典型案例，进而转向对于国际法史领域更为晚近的方法论争论的回应。

作者对于巴特菲尔德的批评视角的运用，算不上特别让人印象深刻，毕竟，作为美国的政治家与法律工作者，鲁特的首要关注点在于实践与行动，并没有义务遵循作者所界定的历史学家的学术规范；而历史叙事的主体性，本身也是史学理论长期争论的问题，并无定论可言。但作者所讲述的鲁特等精英如何在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不断变化的背景之下重新解释“门罗主义”的故事，对于我们理解20世纪初“门罗主义”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研究文献（11）

Gretchen Murphy，Hemispheric Imaginings: The Monroe Doctrine and Narratives of U.S. Empire，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对于研究“门罗主义”的外交史学者而言，这本著作仿佛是来自文学学者的“挑衅”。格兰钦·墨菲是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英语系教授，与外交史学者的视角不同，墨菲会将约翰·昆西·亚当斯的1821年独立日演讲作为文学文本来阅读，揭示其与当时的流行文学之间的联系。作者将小说与非虚构文本并列起来进行细读与分析，强调了作家在塑造美利坚帝国观念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本书从揭示“门罗主义”本身的诞生如何从文学方面获得的灵感，到追溯莉迪亚·玛丽亚·柴尔德（Lydia Maria Child）、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玛丽亚·安帕罗·鲁伊斯·德·伯顿（María Amparo Ruiz de Burton）、卢·华莱士（Lew Wallace）和理查德·哈丁·戴维斯（Richard Harding Davis）的小说中对半球的统一以及新旧世界分裂的想象，讲述了“门罗主义”的文化史。墨菲认为在推广“门罗主义”的过程中，小说和新闻一样，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共同塑造了一种“将美帝国主义隐藏在西半球的想象之中”的灵活的意识形态，而后来的“罗斯福推论”只是将一直以来隐含的内容加以彰显。

在研究进路上，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Amy Kaplan的The Anarchy of Empire in the Making of U.S. Culture的启发，读者亦可将两本书放在一起阅读，有助于深化对于美利坚帝国构建背景之下的美国身份认同的理解。

研究文献（12）

Alton Frye，Nazi Germany and the American Hemisphere, 1933-1941，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作者奥尔顿·弗莱是智库学者，曾担任美国参议员 Edward W. Brooke的幕僚。该书的问题意识是，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上台之后，对拉美转向“睦邻政策”，这一转向的背景是德国、日本与意大利在拉美影响力的增长。作者分析了从1933年到1941年底德美两国开战这一时段之中纳粹对西半球的政策，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门罗主义”在这一阶段的变化。

作者指出，纳粹德国的崛起事实上确实危及到了美国及其邻国的安全。20世纪30年代德国与美国之间的对抗主要是在经济领域里发展起来的。两国的决策者都强调外贸对国内经济复苏的重要性，德美两国都在拉丁美洲市场为工业产品寻找销路。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将拉美视为自己的经济扩张领域，但德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渗透使美国面临挑战。德国的贸易方法成功地帮助扩大了德国与中美洲和南美洲国家的贸易，并不断危及美国国务卿科戴尔·赫尔（Cordell Hull）的贸易计划。拉丁美洲发展成为两个大国之间冲突的重要地区。德国的宣传虽然没有在美国取得成功，但却在拉丁美洲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西半球获取军事和政治优势构成了纳粹主义外交政策与希特勒全球野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富兰克林·罗斯福主导的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尤其是“门罗主义”解释的转向。

研究文献（13）

Lothar Gruchmann，Nationalsozialistische Großraumordnung. Die Konstruktion einer "Deutschen Monroe-Doktrin"，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62

如果要知道战后德国学者对于卡尔·施米特的“门罗主义”论述是如何进行系统性批判的，本书是相当值得推荐的一本。洛塔尔·格鲁克曼出生于1929年，长期研究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司法史。本书的研究基础是作者的博士论文，其立论尤其体现二战之后联邦德国知识界的主流政治立场。作者指出，引用“门罗主义”来为自身在欧洲的侵略政策以及“大德意志帝国”方案做辩护是纳粹的外交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然而美国“门罗主义”和纳粹的“大德意志帝国”政策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作者以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 ）的“大空间秩序”理论为关键的论辩对象，认为施米特对于1823年门罗总统所阐发的外交政策的解释本身就是错误的，门罗总统试图回应一种迫在眉睫的外部威胁，并非试图确立一种一般意义上的排斥西半球空间之外的列强干涉的基本原则。施米特批判20世纪以来美国的帝国主义与普遍干涉主义，作者则努力论证，美国的许多行为符合国际法以及被德国攻击的国家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作者认为美国的“门罗主义”是防卫性的，而纳粹的“门罗主义”是进攻性的，试图全面重置欧洲的区域秩序。

事实上，在二战期间，美国精英就对德日两国对于“门罗主义”话语的运用做过一些回应，论证后者是对美国“原版”的歪曲。但如果我们考虑美国的“原版”形象即便在美国内部也处于不断流变之中，类似的辩驳总是存在自身无法覆盖的历史场景。概念史的方法将有助于我们建立更为完整的概念与话语谱系。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理解类似洛塔尔·格鲁克曼这样的执着于界定孰为正统的“判教”论述的实践动力：一位西德学者在1962年对施米特做出这样的回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没有任何值得意外之处。

研究文献（14）

Wilhelm Grewe，Epochen der Völkerrechtsgeschichte (2nd ed.)，Baden-Baden: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 1988 （英译本标题为：The Epochs of International Law）

作者威廉·格雷韦（1911-2000）是德国外交家、国际法教授，在战后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哈尔斯坦主义”的主要推手。曾任联邦德国驻美、日与北约大使，并曾任海牙国际仲裁法院成员，也曾在弗莱堡大学担任国际法教授。本书是视野宏大的国际法史作品,首版于1984年，被广泛认为是20世纪国际法的经典著作之一，并长期作为欧美国际法学生的必读书目，其中有一定篇幅探讨了“门罗主义”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

该书的历史分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文德尔班（Wolfgang Windelband）的影响，探讨了从中世纪到地理大发现、三十年战争、拿破仑、《凡尔赛和约》、冷战、再到单一超级大国时代的国际法历史，将现代国际法史划分为西班牙、法兰西、不列颠和盎格鲁-美利坚“时代”。该书的根本目标在于明确 “法学理论与国家实践之间的密切联系”，强调法学理论和国家实践“都是同一个权力的表达形式”。作者对于国际体系及其霸权力量与国际法之关系的认识，与卡尔·施米特以及摩根索等战间年代的活跃学者有着强烈的呼应关系。也正因如此，有一些评论家试图从格雷韦身上寻找纳粹的踪迹。作为中国的阅读者，更值得我们关心的是，一战之后美国对于德国所造成的压力，究竟在哪些方面激发了德国学者对于“门罗主义”的思考。格雷韦对于“门罗主义”与美国倡导的国际法之特征的评论，究竟在哪些方面接近施米特，在哪些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是我们阅读本书时可以尝试的路径。

研究文献（15）

Wei Li, Deutsche Plaene zur europaeischen wirtschaftlichen Neuordnung 1939-1945: Weltwirtschaft, kontinentaleuropaeische Autarkie und mitteleuropaeische Wirtschaftsintegration, Hamburg: Verlag Dr. Kovac, 2007

本书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维教授留德期间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之一，集中探讨了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关经济政策的计划和战后欧洲经济组织的规划。该书研究的中心在于纳粹思想中有关全球经济、欧洲大陆自给自足和中欧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尤其探讨其中是否构思了有关“统一欧洲经济区”的内容。著作考察了纳粹党内各派人士对欧洲的意识形态构想、纳粹当局的纲领性计划（其中设想了经济一体化的具体措施），以及工业组织对欧洲的实际计划（这些计划更多地受到实际情况的影响，而较少受到长期愿景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以经济效益为导向）。

尽管本书并非对于德式“门罗主义”话语的直接研究，但对于我们理解德式“门罗主义”话语背后的空间政治实践逻辑，有非常直接的启发。作者更为晚近的作品《欧洲合众国——库登霍夫-卡莱基“泛欧”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也有助于理解一战后的“欧洲门罗主义”，值得推荐。

研究文献（16）

Peo Hansen，Stefán Jónsson, Eurafrica: The Untold Hist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Colonialism，Bloomsbury Academic，2014

两位瑞典林雪平大学研究者的合著，可以被视为对于某种版本的“欧洲门罗主义”的历史研究。这种版本的“门罗主义”将欧洲一体化组织成员的非洲殖民地视为欧洲当然的势力范围，力图以“欧非”的概念加以整合。在今天，欧盟官方将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表述为一个以和平与合作超越民族主义对抗和帝国主义抱负的故事。然而，两位作者指出，这个故事是非常片面的。一战后兴起的泛欧运动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欧非”（Eurafrica）这一概念；二战之后，1957年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不仅包括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与西德，也包括了他们的海外殖民地，尤其是非洲殖民地。参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的成员国领导人，尤其是法国领导人，有清晰的“欧非”概念和计划。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的时候，有报章欢呼这是一项“对这个黑暗大陆的新协议”。而非洲的许多民族独立运动的精英也正是通过回应“欧非”的概念，与前殖民宗主国达成某种妥协，从而以大众为代价，继续背负许多殖民时代的遗产。“欧非”概念也对于非洲自身的一体化观念，产生了阻击效果。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欧非”的概念基本上从欧洲精英的正式政治议程上消失，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其他欧洲国际组织找到了更有效、更俭省的手段对非洲进行干预。虽然“欧非”作为一项政治议程看起来是一个过渡性的现象，但这个现象本身可以对许多既有的认知框架起到冲击作用。与日本思想家竹内好提出“以亚洲为方法”相似，两位作者主张“以欧非为方法”，深入认识欧盟在全球化时代的自我定位，尤其是认识当下欧盟的非洲政策的历史根源。对于经常持有道德优越感的当代欧盟精英而言，本书所讲述的故事可以带来这样一种警醒：正如近代欧洲的现代化道路与殖民主义密不可分，欧盟的一体化进程也并未真正脱离殖民主义的阴影。 

（作者：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区域整合与地缘关系”方向学科协调人。长期从事问题导向的法学、政治学、历史学跨学科研究，在“门罗主义”这一具体研究主题上，专著《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英文版Shifting Boundaries: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 Brill出版社即出）在第九届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首次设立的“区域国别学”学科类别中获得二等奖，并发表“门罗主义”研究论文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