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生水：雨水、河流、大海如何塑造了亚洲的历史

《奔腾不息：雨、河、岸、海与亚洲历史的塑造》，[印]苏尼尔·阿姆瑞斯著，王庆奖 / 朱丽云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丨万有引力，2024年3月版，404页，98.00元

我们亚洲  山是高昂的头

我们亚洲  河像热血流

我们亚洲  树都根连根

我们亚洲  云也手握手

莽原缠玉带  田野织彩绸

亚洲风乍起  亚洲雄风震天吼

上述几句歌词，出自1990年在北京举办的第十一届亚运会宣传曲《亚洲雄风》；该曲词句貌似简单，却勾勒了亚洲丰富多样的自然风貌和山水文化。彼时，我还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二年级学生，以志愿者身份，通过捡拾亚运会场馆垃圾的方式，参与到那届亚运会的志愿服务与赛事欣赏之中。犹记得，当亚运会体育馆上空循环播放《亚洲雄风》的时候，我和同学们因其渲染的浓厚情感和鲜活意象而激动不已的情形。那时我就想过，什么时候能读到一部反映亚洲山水历史及其文化的著作呀！巧合的是，时隔33年，当又一届亚运会在我国召开的时候，我得以一边欣赏体育赛事，一边与自己的研究生们一起阅读这样一部亚洲历史专著，从而使我由来已久的阅读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满足，让我有机会真切地感受亚洲山河及其历史的壮丽与繁复。

这部著作，即是读者眼前的《奔腾不息：雨、河、岸、海与亚洲历史的塑造》（以下简称《奔腾不息》），作者是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印裔历史学家苏尼尔·阿姆瑞斯（Sunil Amrith）。该书原名为Unruly Waters: How Rains, Rivers, Coasts, and Seas Have Shaped Asia’s History，其核心主题显然是水或水域（waters），作者的问题意识则通过副书名中的“如何”（how）一词得到了反映，即他想要探究的问题是，雨水、河流、海岸和大海如何塑造了亚洲的历史。循着作者的思路，我们试图阐释的问题是：第一，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视角和主题来解读与建构亚洲历史？第二，他是如何认识和书写雨、河、岸、海对亚洲历史的塑造的？第三，我们又该如何认识他这样的解读？

一

水乃生命之源。水无处不在，雨水、河流、海岸、海洋无不与水密切相关；单单海洋，在我们生活的这颗星球上就占据了70%以上的面积，算上各种内陆水域，水在地球上的面积则更为广阔。水无远弗届，即便在包裹这个星球上空的大气层中，也同样蕴含了数不清的水分子，它们通过季风、降雨和风暴等形式深刻地塑造了人类社会。联合国2022年世界水周的主要议题即是“看不见的水”，它主张：“世界上的水不仅存在于我们身边所能看到的河流、湖泊和海洋之中，水循环还包括我们可能无法轻易看到的水，而这些看不见的水对于实现可持续未来也至关重要。”这些水就包括地下水、土壤水分和大气中的水。[1] 毋庸置疑，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人们亦用“河流”来形容历史——无论是有形的水还是无形的水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亚洲，水的角色尤为引人注目。

从地理与河流的角度来看，亚洲是众多大河的发源地，印度河、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湄公河以及我们熟知的长江、黄河皆从青藏高原发源，奔腾不息地哺育着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从海洋和海岸的角度来看，10亿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亚洲的海岸地区，他们的生产生活与海洋息息相关，更受到诸如海平面上升、热带风暴以及海啸等自然因素或海洋灾害的影响。从季风和降雨的角度来看，亚洲沿海乃至广阔的内陆腹地，都是季风势力的辐射区。季风拥有自己的生命史，每年来临的具体时间及强度皆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致使受其影响的人类社会必须通过各种方式获取稳定供应的水源，譬如推行灌溉措施、建设水利工程，或者大力发展现代气候与气象科学，等等。因此在近代亚洲历史上，水和水域成为殖民扩张与帝国竞争的重要对象。在民族国家独立之后，由水资源争夺引发的一系列地区政治和国际冲突进一步塑造了亚洲的政治地理格局。

亚洲，连同亚洲的江河湖海，一直是该书作者阿姆瑞斯关注的领域，他的写作基本围绕亚洲的区域研究展开。2019年，阿姆瑞斯受邀前来清华大学开设讲座，主要内容就是畅谈《奔腾不息》这本书。与他的上一本书《横渡孟加拉湾：自然的暴怒和移民的财富》（以下简称《横渡孟加拉湾》）类似，[2] 《奔腾不息》继续雄心勃勃地挑战着亚洲区域研究中的既定范式。然而，《奔腾不息》又是一本特征极其鲜明的著作，它更加侧重于揭示自然在人类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如果说《横渡孟加拉湾》为读者展现了近代历史上形形色色的移民群体在孟加拉湾这片位于南亚和东南亚之间的海域中穿行和离散的画面，那么《奔腾不息》则进一步从环境史的视角出发来窥探近代亚洲的人类社会如何与自然环境产生着持续而互动的交往，通过将水和水域作为主题和视角，该书澄清了近现代亚洲历史上的诸多迷思，别开生面地揭示出亚洲内部的多样性与同质性。

依该书作者所言，从水域出发来理解亚洲近现代史“并非寻常做法”（第7页），这是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的主流对象乃是“身份与自由”。然而作者提醒道，对身份议题的关注到21世纪似乎显得过时了。这是因为，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与生态危机的日益显现，越来越多的亚洲人民正成为气候风险的潜在受害者。怀着对地球现实的忧虑，作者主张亚洲史的研究也应关注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亚洲的水生态变化”（第7页），并认为这是重新理解亚洲史的关键。

当然，作者也承认，既有的亚洲研究中不乏关于水的论述，尤其是亚洲农业史或农村史的研究。在亚洲这片广袤的地区，农业发展和水利建设一直贯穿人类历史的始终，也自然成为历史学者争论不休的焦点。在1957年出版的《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一书中，德裔美国学者魏特夫（Karl Wittfogel）[3] 通过对南亚和东亚平原三角洲地区的研究，认为东方国家专制主义的形成与水利工程的修建和管理密切相关。[4] 《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问世掀起了学界的批判浪潮，也间接推动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农业史研究的兴起。在农业史学者看来，水利工程与国家集权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譬如在中国古代，国家在水利工程建设中的作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大，有时候“水利社会”比“水利国家”的说法更符合实际，甚至水利工程也可能成为地方势力抵抗政府集权统治的工具。[5] 无论如何，这些研究说明水和水域在20世纪亚洲历史的研究中并未缺席。此外，中国史与南亚史的研究专家也从各个角度考察了水在各地区历史中占据的重要地位。[6] 尽管如此，该书作者却不失惋惜地称，这种良好的农业史研究传统已然消逝。尤其在南亚研究中，“文化研究”横扫了一切，学者们置日益加剧的水危机于不顾，反而更青睐城市史、思想史、移民史等研究议题。

在批判南亚研究“文化史转向”的同时，该书作者也致力于突破原来的农业史研究。比较明显的是，在以往的农业史研究中，水通常被视为一种可供使用和管理的资源。而该书作者却突破了这种成见，他有意识地回到了水本身，看到了作为自然存在的水所具有的各种形态，也看到了在长时段的变迁中，它们在经济、科技与文化等各种意义上与人类社会形成的相互塑造的关系。显然，这样一种对水本身的认识，以及对自然与人类双向互动过程的关注，契合了环境史研究的旨趣。

一般认为，环境史作为一门新兴的研究领域，起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根据美国环境史学家J. 唐纳德·休斯（J. Donald Hughes）的定义，“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是“一门通过研究不同时代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变化来理解人类行为和思想的历史”[7]。在环境史研究中，水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自然存在，如河流、湖泊、海洋、大气、冰川等水的各种形态，都是重要的研究主题。在《奔腾不息》第一章，作者开宗明义地强调了环境史研究对他的启发，即促使他从水的角度来重新理解亚洲史。

可以说，正是沿着环境史研究的思路，《奔腾不息》一书的作者从自然本身出发，从自然与人类历史的纠葛出发，重新发现了水。也正因此，人与水的关系不单单是一个资源利用的问题，而是充满复杂的互动过程，其中又包含气象学、水文学和海洋学等知识的生产与流动。当然，水的自然特性不仅决定了人类与水互动方式的多样化，也决定了历史学者必须从超越民族国家的视角来看待自然与人类的互动变迁，因为作为自然的水从不局限于人为划定的疆域和边界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该书作者尝试第二次突破过去以民族国家为框架的农业史乃至环境史研究，从一种“更广阔的视角”（第11页）出发，致力于凸显跨国与跨区域研究的重要性。从各种意义上而言，亚洲的水和水域不啻是该书作者用来解读亚洲这块巨大拼图的史学密钥。

二

《奔腾不息》整本书围绕亚洲的水和水域展开，重点研究对象则是近现代的南亚次大陆。其写作风格纵横捭阖，形散而神不散，引申出作者许多发散性的思考。为了更加清晰地理解作者的意图，我们着重从3个方面来阅读此书，这即是对水的认识、对水的利用，以及关于水的争斗与合作，而贯穿这3个方面的暗线则是所谓的“遥相关”（teleconnection）。“遥相关”原本就是一个大气科学的概念，它指的是地球上相距遥远地点的天气现象之间的重要关系或联系，通常包括跨越数千米的气候模式。[8] 其实“遥相关”概念的诞生就与亚洲密不可分，因为最早对这一概念作出贡献的科学家之一，乃是英国气象学家吉尔伯特·沃克（Gilbert Walker），他通过计算的方式展现了全球大气压力、温度和降雨量时间序列之间的相关性。而这些工作都是他在20世纪初担任印度气象局（Indian 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 IMD）主任的期间完成的。在人文学科研究中，“遥相关”概念在前人的讨论中也有迹可循。19世纪初，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W.F.Hegel）已经提出了类似观点：“在貌似不伦不类的事物中找出相关连的特征，从而把相隔最远的东西出人意外地结合在一起。”[9] 黑格尔的讨论并未涉及气象学，但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的笔下，“遥相关”概念体现了大气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在《维多利亚晚期的大屠杀》（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一书中，戴维斯使用该术语形容近代厄尔尼诺（El Niño）等异常天气在世界各地区引发的各类气象灾害和社会问题，例如干旱与饥荒。[10] 戴维斯的说法可能给予《奔腾不息》一书作者许多启发。

在《奔腾不息》一书中，作者首先使用“遥相关”概念来分析19世纪90年代的南亚饥荒，认为这些饥荒引发了世界性的关注，并帮助“萌生了一种新的、全球性的人道主义意识，一种英国、美国和欧洲中产阶级大众对遥远陌生人的痛苦遭遇的代入感”。（第90页）这种代入感加剧了英国殖民当局的焦虑，厉行节俭的当局不愿意提供充足的灾害救助，转而更加投入对气象科学的研究。因此，作者继续将“遥相关”概念拓展至季风和气旋两个方面，因为对季风和气旋的认识贯穿了近代南亚的气象科学发展，亦即贯穿了时人对不同形态的水的认识。

对水的认识是亚洲地区人民利用水、争夺水的基础。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季风系统，亚洲的季风系统覆盖了亚洲大部分地区，以至于在20世纪便有地理学家将其脚步所到之处称为“季风亚洲”（Monsoon Asia，第26页）。在近代，南亚次大陆为现代季风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自然的“实验室”。19世纪70年代，气象学发展为一门跨国研究，其标志事件是1873年由欧美国家牵头成立国际气象组织（International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IMO）。两年后，印度气象局应运而生。为研究季风不规律导致的降水不稳定问题，印度气象局第一任局长亨利·布兰福德（Henry Blanford）将眼光从印度拓展至更广阔的地区，包括毛里求斯、科伦坡、新加坡、巴达维亚以及澳大利亚与新西兰。19世纪80年代初，他又根据喜马拉雅山脉的降雪量来预测来年夏季风的强弱。而与季风同样获得英印气象学家关注的，则是与季风活动密切相关的热带气旋，这也是另一种水的形态。印度气象局第二任局长约翰·埃利奥特（John Eliot）正是一名热带气旋研究专家，他的著作直接影响了亚洲其他地区的气象学家，如香港天文台台长杜伯克（William Doberck）和马尼拉天文台台长何塞·阿尔盖（José Algué），后者认为孟加拉湾（Bay of Bengal）气旋的研究与菲律宾群岛的台风研究能够遥相呼应（第110页）。在中国的上海和香港，台风研究及相应预警制度的发展也都与南亚和东南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该书作者因而强调，彼时亚洲的风暴专家都在设想更为广阔的气候区域，这揭示出亚洲共同面临的气候风险。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气象学家将南亚气候置于更为广阔的时空中，譬如印度气象局第三任局长沃克将亚洲季风视为影响全球大气环流和世界气候的重要构成因素，即亚洲季风与整个世界的气象活动之间都存在“遥相关”。

通过对“遥相关”的认识，该书作者揭示出19世纪气象学家如何逐渐将亚洲诠释为一个综合的气候系统。作者也从对水的关照出发，以南亚季风和热带气旋的相关研究串联起亚洲的广泛区域，将亚洲置于世界乃至整个星球中进行讨论，这契合了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自20世纪80年代起倡导的“星球史”（planetary history）转向，[11] 它的主旨即是说我们生存的星球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

同样受气候与气象活动的影响，南亚的水资源呈现出不均衡性和极端的季节性，这种特有的生态特性困扰着印度的历代统治者，他们特别关注对水的管理和利用。“水之为利害也”，所谓的水利即兴水之利，除水之害。因此，对水的利用是该书所讨论的第二个重要主题。

水资源对于南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水为农业之利。无论是在季风区的孟加拉农业三角洲，还是在非季风区的旁遮普（Punjab）运河殖民地，水资源都是农业发展的命脉，而农业税收是支撑英帝国在印度从事军事和其他活动的物质基础。水为交通之要。运河与铁路为欧洲的商人、士兵和探险家深入亚洲内陆腹地提供了便利。虽然在交通方面，铁路比运河效率更高，但即便是铁路也不得不克服复杂的水域状况。水为解旱之道。殖民时期的印度人民频繁遭受饥荒的困扰，大多数饥荒暴发的自然原因是当年季风的失能，而大量人口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淡水不足。19世纪末，一系列干旱和饥荒事件引发了印度人对国家和经济、自然和气候的新思考，也激发了民族主义的思想和力量。印度的经济学家开始设想，在未来的世界和独立后的印度，水必将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水为发展之基。20世纪初，地下水开采发展为一股新的浪潮。在中国和印度，地下水的开采和灌溉农业的发展改变了国家内部的经济地理格局。为谋水利之便，处于现代化建设中的日本也成为印度学习的对象。在印度，人们使用发动机驱动的水泵来开辟水源，这类小型机械和日常技术的运用，与日益普及的石油发动机相结合，对南亚地区的景观、环境和自然资源都造成了不可逆的改变。而以大坝建设为基础的水力发电，则为水资源的利用提供了另一种方式。除此之外，海洋渔业的发展也涉及对水的规划和利用。简而言之，水资源问题是一个长时段的、跨地域的问题，贯穿了殖民时代和民族国家时代，也横跨了亚洲多个国家。从亚洲近代史的宏观视野看待水的问题，正是《奔腾不息》一书的题中之义。

在亚洲，水资源分布的数量与地域都具有极度的不均衡性，亚洲的政治版图也无法同由大自然的山脉与河流划定的地理版图兼容，所以对水的利用难以避免地牵涉有关水资源的争斗与纠纷。在殖民时代，水资源所有权的界定映射出帝国对边疆安全的管控与焦虑。近代西方殖民者对亚洲大河源头的考察，其最终目的在于地缘政治与帝国安全考量。类似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印度和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之间关于水资源的控制不断加剧。到20世纪下半叶，随着许多亚洲民族国家从殖民时代的“废墟图景”中兴起，水更是承载了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梦想，水资源的稳定供应成为新兴民族国家的核心目标。在该书作者看来，民族国家比殖民政权有着更为强烈的征服水域的野心，而修建水坝是这种野心的明确体现。大坝作为一种基础设施所具有的宏伟政治景观元素，象征着亚洲国家领导人对自然的征服，也承载着所谓的现代性和发展梦。然而，建造大坝的社会和生态成本是高昂的——这在亚洲许多地区存在共性。大坝建设固然为许多人提供了水电资源，但也摧毁了地区原有的经济—生态关系，它一方面致使当地许多人流离失所，另一方面造成不少环境问题，例如，大坝建设淹没了森林，加剧了土地盐碱化，阻碍了河水的流动以及河中生物的迁徙，也减少了河口三角洲的淤泥，导致排水阻塞、洪涝加剧等。当然，亚洲的公民社会并未对此保持沉默。20世纪末，反对大坝的声音，以及各种呼吁生态环境保护的声音，已经在亚洲很多国家出现并跨越了政治和思想的疆界而遥相呼应。这是亚洲国家内部公民社会“遥相关”的另一种体现，也说明亚洲是当代环保主义运动的发源地之一。

当然，关于水的争斗既有冲突也有合作。跨越边界的水域和共同面临的水源问题，以及更大时空范围内的气候与气象灾害，为不同国家间的合作奠定了自然基础。围绕二战后的国家建设，亚洲国家间开展了新的竞争与合作。20世纪50年代，印度派代表前往中国考察水利工程建设，水利问题成为沟通中印两国外交的桥梁。同在一个去殖民化的时代，亚洲内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共享变得越来越重要。1959—1965年进行的国际印度洋科学考察计划（International Indian Ocean Expedition），加深了南亚与广阔的印度洋的联系，也揭示了大气活动与地球表面以及海洋深处的内在关联，这无疑是一种三维的“遥相关”。由此，该书作者认为，印度洋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范围广泛、超越国界的气象体系。新的气象科学也提醒人们重视亚洲的脆弱性，随着亚洲内部日益相互关联，其遭受不稳定气候风险的危害也日益加剧。面临当代的气候危机，“遥相关”正变得清晰可见，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能够独善其身。

总而言之，水的问题将亚洲的不同区域串联起来，既给人们呈现出一个不同的亚洲，同时也凸显了其内部同质性的一面。水滋润哺育了亚洲人民，也使得亚洲人民面临相似的生存困境。因此，对水的认识、对水的利用，以及关于水的争斗与合作，无不彰显了各种形态的水在塑造亚洲历史中的重要性。正如《奔腾不息》一书所揭示的，水的问题也将不同地区的人类社会紧紧凝聚在一起，“遥相关”成为联结亚洲乃至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纽带。

三

在《奔腾不息》一书中，作者怀着对亚洲山山水水的热爱，揭示出了一个内部极具相似性同时又联系紧密的亚洲。这是“我们”的亚洲，是一个“树都根连根、云也手握手”的亚洲，也是一个水脉和命脉相连的亚洲。亚洲的雨、河、岸、海，承载着数十亿亚洲人民的喜悦与痛苦并存的历史记忆，塑造着气候变化与生态危机加剧的当下，也预示着可以通力合作改善人民生存处境、共建生态文明的未来。我们认为，作者解读和书写这样一部亚洲历史，至少有如下的意义。

首先，《奔腾不息》一书以水为媒，借水为镜，补充了人们熟知的亚洲历史叙事。整体来看，亚洲历史的发展变迁与亚洲水域状况以及各类人群对水的认识、利用，与水相关的争斗与合作纠缠在一起。可以说，亚洲是一片由水域塑造的大陆，亚洲史是一部由水域塑造的历史。该书作者使用“遥相关”的方式揭示了亚洲内部不同地区之间围绕着水和水域的联系与交流，也指出了亚洲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相似困境。可以说，这种跨地区的视野源于自然，因为水本身就是跨界的、流动的，与我们居住的星球同呼吸、共命运；另一方面，作者又为既有的亚洲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自然的分析框架。由于作者不仅仅将水视为一种资源，而且视为一种自然之物，因此他对水和水域的研究突破了二维的平面，达到了三维的空间。这样一来，《奔腾不息》将水从地表带到了天空和深海，其考察方式契合了方兴未艾的气象史和海洋史研究。从自然本身出发来思考亚洲历史，促使我们自觉地将眼光从人类世界转移到非人类世界，看到这片大陆上的自然。而在这个框架内部，学者们也能够重新审视既往历史研究的经典议题，一些以往被视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历史事件，在环境史的视野下具有了新的意蕴。例如，印巴分治的问题就因运河系统的存在而变得十分复杂。在旁遮普，分治打破了半个世纪以来精心规划的运河网；而在孟加拉，洪水的涨退和沙洲的变迁使得确定政治边界的愿望变得扑朔迷离。由是，在南亚近现代历史上，“自然的河流”变成了“帝国的河流”，如今又变成了“国家的河流”。在此过程中，尽管河流的“身份”不断变化，但人类企图控制水的抱负是一以贯之的。英属印度殖民政权搜集和学习了前殖民时代的本土气象知识，而殖民时代创造的许多现代水利制度与科技也在后殖民时代得到了传承和发扬。不仅如此，民族国家还继承了殖民时代西方人掌控自然世界的野心，并将这种野心发挥到极致。无论如何，如《奔腾不息》一书所揭示的那样，亚洲水域的激浪与柔波所“折射”出的不仅是国家形态的变迁，也是一系列相关的经济、社会、文化与科学的传承、断裂与演变。

其次，作者对亚洲水利工程史的分析，辩驳了流传甚广的亚洲历史理论，例如上文提及的魏特夫的治水社会与“东方专制主义”论。从近代亚洲历史上来看，在不同的时空范畴中，水利工程所呈现出来的复杂性远非魏特夫的理论所能阐释。在前人研究对魏特夫所进行的批判的基础上，该书作者进一步从长时段南亚史的视角出发，揭示了印度不同区域之间的降水与河流分布差异，以及基于这些差异所形成的诸如开凿运河、引水灌溉、开发地下水资源、修建水坝、筑堤、发电等各类做法。并且在这些“治水”行为中，诸如地方宗族、庙宇神职人员和地主等各个阶层的参与者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不仅如此，水利设施建设与极权主义的发展既非线性，也绝不平行。权力的集中与分散交替出现，水利建设的兴衰成败共同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历史面貌。透过水域的棱镜，《奔腾不息》一书阐释了在不同历史时空、不同政治制度以及不同社会关系之中，人类对于水和水域的认识、利用及与水相关的争斗与合作有着不尽相同的体现、过程及结果。这对我们认识水和水域在亚洲历史上的作用，进而更好地认识亚洲历史本身的复杂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再次，《奔腾不息》一书提供了认识自然力量和人类脆弱性的历史例证。从人类角度而言，“自然之力”既包括自然生产力，同时也包括自然破坏力。[12] 亚洲人民赖水为生，但也时时刻刻受到降水的不规律性、水资源分布不均、流域的跨界争端等问题的掣肘。譬如就热带气旋而言，它既能够消解酷暑、舒缓干旱并参与大气循环，也会给亚洲海域沿岸的居民带来剧烈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面对自然的不确定性和破坏力，不仅个人是渺小的，就连帝国和民族国家也是脆弱的。而越是脆弱和焦虑，统治阶级却越要彰显战胜自然的力量。随着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进一步加剧，随着人类更多地参与和改变全球地质变迁和大气循环，生活在“人新世”（Anthropocene）的我们也将面临更多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风险。在这个意义上，《奔腾不息》一书充满着对生态环境变迁的现实关怀。

最后，《奔腾不息》一书展示了亚洲国家超越政治边界而开展合作的自然基础。如该书所呈现的，亚洲的自然山水将亚洲国家和地区塑造成一个命运共同体。例如，作为全球气候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亚洲季风（包括东亚季风和南亚季风）环流在有形和无形中塑造了亚洲广大地区的水源分布、生物群落、农业发展乃至工业生产格局等。又如从喜马拉雅山脉发源的河流，它们在流经数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哺育10亿乃至数十亿人口的同时，也如巨大的绳结一般，将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命运紧紧地系在一体。虽然亚洲的水和水域不断地引发国家、民族和宗教群体之间的争端，却也为亚洲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广泛的自然支撑，因为关于水的问题不仅仅是民族国家的内部问题，也是跨越国境的、洲际的乃至星球的问题。至少在亚洲内部，人类命运的“遥相关”得到了明确的体现。通过对亚洲水域历史的挖掘，《奔腾不息》一书的作者呼吁当代亚洲国家和地区能够联手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新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是对自然的认识为作者思考亚洲的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方法，帮助作者用一种新的眼光看待亚洲历史，这体现了环境史作为“根史”（root history）的深层意蕴。

《奔腾不息》一书纵横捭阖、包罗万象，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憾。最明显的是，由于作者是近现代南亚区域研究专家，其论述重心不可避免地向近现代南亚史尤其是印度史倾斜，因而对亚洲其他地区的分析稍显不足。显然，东北亚、东南亚、西亚都未能在该书中占据多少篇幅。尽管作者主要着眼于亚洲内部的同质性而非差异性，但南亚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亚洲？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

此外，作者在讨论亚洲水域的时候，也似乎忘记了考察水与其周围环境的联系。我们在思考，能否借用生态学或“多物种民族志”（Multispecies Ethnography）的方法，将生活在水域内外的各种生物囊括进来，置于同一个自然之中？譬如在水边生活的牛、水中游动的鱼，以及随季节迁徙的鸟？它们的行为能否展现全球气候的变化？水与周边动物的关系无须赘言，而水与植物及其生长的土壤之间的关系，似乎也有丰富的研究价值，正如前文所述，“土壤水”“大气水”和“地下水”都是构成全球水循环的重要环节。当我们将视野转向“仰望天空”（look to the skies）的同时，似乎也不应忘记环境史“亲抚大地”（down to earth）的初衷。[13]

最后，作者倾向于认为殖民政权和民族国家都拥有征服自然的野心，且后者更甚于前者。这种说法或许对历史的复杂性估计不足。一方面，在不同时代与不同的政权形式下，水域治理背后的动力机制可能并不一致；另一方面，自然有其能动性（nature’s agency），它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是一个相互形塑的过程。无论在殖民史还是在民族国家的历史上，水域的变化都曾经引发统治者的环境焦虑（environmental anxiety）[14], 进而可能引发更深层次的合法性焦虑。由是，与水域变迁和水源污染相关的一系列“社会-生态”问题推动了国家层面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进程。随着生态、环境与自然愈发成为亚洲公民社会的重要议题，我们相信，在未来生态文明建设也将成为全体亚洲国家的共识。

对于《奔腾不息》这样一部立意深刻的书，一些小的问题是瑕不掩瑜的。关键在于，我们读者从这本书中能够获得什么助益？毋庸置疑，这本书呈现了亚洲水域的方方面面，有助于我们更广阔而深入地了解亚洲的自然及其历史变迁。它同时也揭示了亚洲国家内部关于水源的争斗、交流与合作的复杂画卷。“溯洄从之，道阻且长”，亚洲的历史实实在在地为我们应对当下的危机提供了经验，但如何汲取历史的经验来指导我们当下的行动却殊为不易。在亚洲内部民族主义情绪加剧的“后疫情时代”，我们还能像1990年北京亚运会歌曲《亚洲雄风》所歌唱的那样心纳寰宇、胸怀天下吗？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能够撰写这样一部亚洲的历史确实有着非凡的价值。

总而言之，《奔腾不息》一书展现了地域广袤而波澜壮阔的亚洲，它以水和水域作为媒介，既为我们重读亚洲的历史提供了一扇独特的窗口，也为我们想象亚洲的未来提供了一种新颖的方式，更促使我们以“星球居民”的身份思考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由此，《奔腾不息》一书值得每一位对亚洲历史感兴趣的读者阅读和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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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2022年世界水周：揭示看不见的水的重要性”，https://www.un.org/zh/189107。登录日期：2023年11月9日。

[2] 　［印度］苏尼尔·阿姆瑞斯著：《横渡孟加拉湾：自然的暴怒和移民的财富》，尧嘉宁译，朱明校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3] 德裔美国历史学家，曾任共产国际教育宣传委员。著有《东方专制主义》。——编者注

[4] Karl 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5] 参见Pierre-Étienne Will,“State Intervention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a Hydraulic Infrastructure: The Example of Hubei Province in Late Imperial Times,”in S. R. Schram ed., The Scope of State Power in Chin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5), 295-347; Peter C. Perdue,“Official Goals and Local Interests: Water Control in the Dongting Lake Regio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1 (No. 4, 1982): 747-765;

Peter C. Perdue, Exhausting the Earth: State and Peasant in Hunan, 1550-185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6] 参见［英］伊懋可（Mark Elvin）著：《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梅雪芹、毛利霞、王玉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Sugata Bose, Agrarian Bengal: Economy, Social Structure and Politics, 1919-194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7] ［美］J. 唐纳德·休斯著：《什么是环境史》（修订版），梅雪芹译，光启书局2022年版，第3页。

[8] Breanna Zavadoff and Marybeth Arcodia,“What are teleconnections? Connecting Earth’s climate patterns via global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s,”December 22,2022,https://www.climate.gov/news-features/blogs/enso/what-are-teleconnections-connecting-earths-climate-patterns-global.

[9] ［德］弗里德里希·黑格尔著：《美学》（第2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32页。

[10] 　参见Mike Davis,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El Niñ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London: Verso, 2001)。

[11] 　Donald Worster,“The Vulnerable Earth: Toward A Planetary History,”Environmental Review, Vol. 11 (No. 2, 1987): 87-103.

[12] 有关“自然之力”的论述，参见梅雪芹：《从关注“一条鱼”谈环境史的创新》，《史学月刊》2018年第3期，第27—33页。

[13] 这两个短语分别来自气候史学家詹姆斯·弗莱明（James Fleming）的文章和环境史学家泰德·斯坦因伯格（Ted Steinberg）的论著。参见James R. Fleming, “Climate, Change, History,”Environment and History, Vol. 20 (No. 4, 2014): 577-586; Ted Steinberg, Down to Earth: Nature’s Role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Ted Steinberg,“Down to Earth: Nature, Agency, and Power in Histor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7 (Iss. 3, 2002): 798-820。

[14] 根据新西兰环境史家毕以迪（James Beattie）的说法：“环境焦虑指的是当环境不符合欧洲人对其自然生产力的预想，或者当殖民化引发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环境后果，威胁到欧洲人的健康、军事力量、农业发展和社会关系等各个方面时，令欧洲人所产生的担忧。”参见James Beattie, Empire and Environmental Anxiety: Health, Science, Art and Conservation in South Asia and Australasia, 1800-1920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1。

本文为《奔腾不息：雨、河、岸、海与亚洲历史的塑造》一书的推荐序，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出，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