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世”的叔孙通

司马迁对叔孙通的评价值得玩味：

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一方面定性叔孙通之行径为“希世”，另一方面以“儒宗”冠之，最后又以质疑的语气相讽。综合揣摩，不难看出太史公对叔孙通的为人处事是持否定态度的：虽然叔孙通帮助汉家制定了一系列的礼乐文化，但他的那一套太功利、太迎合世俗，初心就偏离大道很远了，所以司马迁不禁诘问：“道固委蛇，盖谓是乎？”

真正的“道”，从来都是直的。于人而言，当着眼于对人性予以真诚地关注，着力于促进人的提升；于国而言，着力于制度的顺通人性，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叔孙通不过是窥瞷刘邦的脸色、迎合周勃樊哙之流的好恶而行事，他为汉家所制定的那一套只是着眼于一时之功，贻大患却在日后。其后董仲舒杂阴阳家之义入儒，武帝用他开创了“外儒内法”之先河，这些恶例实际上都肇始于叔孙通。中国封建朝代治史所以逃脱不了“循环”怪圈，其始作俑者怕就是叔孙氏。太史公用“汉家儒宗”很准确：叔孙通是且仅仅是汉家的“儒宗”，其与真儒相去甚远。

其实，通观叔孙通的一生经历，就可以看出他的人品：他不是真正地知识分子，而是个投机分子。早在秦时，就因怕掉脑袋而拍二世的马屁，结果让一班坚持讲真话的读书人掉了脑袋。之后，他逃回老家，依附项梁；项梁倒了，就投奔楚怀王、项羽；看得刘邦势力大了，又跑到刘邦那里。刘邦做了皇帝，让他“荐贤”，他不推荐那些追随他的饱学之士，而是推荐那些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强盗土匪之流。刘邦初做皇帝，下面的那些大臣不知礼节，在大廷上言词粗鄙，举止粗鲁，刘邦很讨厌，叔孙通就投其所好，为他量身定制了一套礼仪规章，结果一试用，刘邦的“皇帝感”顿出，倍感舒服。叔孙通的所作所为，司马迁用“希世”二字评价，自是极为准确，而司马光更是直接指出叔孙通的恶劣：

叔孙生之为器小也！徒窃礼之糠枇，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夫大儒者，恶肯毁其规矩、准绳以趋一时之功哉！（《资治通鉴·太祖高皇帝下 (孝惠)四年）

“器”在这里可以理解为“胸怀”、“格局”，就是一个人为人做事的前瞻性。所谓高瞻远瞩，就是“器大”。叔孙通作为儒生，只是小儒。小儒谋国，只能成一时之效，无法达长久之功。叔孙通只不过窃取了礼乐中的微末无价值的部分，借以依附时俗、迎合风俗、套取宠幸罢了。他这样做，使得真正的道沉沦不振，不仅影响了有汉一代，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品质。对此，司马光深感遗憾，继而强烈地反问：真的大儒，怎么会偏离道的规则、准绳而去博一时的世俗之功呢？

司马光的思考是深刻。一个国家在草创之初，最重要的是对制度建立的理论依据的定位，是急功近利地稳固江山呢，还是为了民生的长治久安？如果是为了后者，人道的规矩、准绳就不可更改。

司马光很了不起，真正地践行儒道，他所以要呕心沥血地编纂《资治通鉴》，就是要弘扬大道，明辨真伪，指陈得失，为后代治国提供“镜子”。在这面“镜子”中。叔孙通之流不是原形毕露吗？

其实，“叔孙生之为器小也！”这句话是模仿孔子的。《论语·八佾》：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虽然孔子承认管仲的“仁”，但于道而言，孔子肯定管仲之道非真正的大道：尽管他能在短期内让国家兵器民富，但他不知礼，也不懂得教化百姓。这样治国的结果就是富强不可持续，表面的繁荣背后满是衰败的因子。齐桓公死后尸身生蛆，就是管仲治国的现世报。管仲之器岂不小哉？

比之于管仲，叔孙通“器”更小，因为管仲毕竟有治国之干才，然二人都是“希世”者。

“希世”一词，语出《庄子·让王》：子贡飞黄腾达之后，高车大马地去看隐居在草泽之中的老同学原宪。看到老同学蓬门瓮牖、敝衣粗食，问他是不是生病了？原宪回答道“无财谓之贫，学而不能行谓之病。今宪贫也，非病也。”子贡很羞愧。原宪接着说：“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学以为人，教以为己，仁义之慝，舆马之饰，宪不忍为也。” 希，望也。 所言所行常顾世誉而动，这就是希世。对此，叔孙通之流孜孜而为，而原宪、曾子、颜回之徒绝不愿为。而后者所坚持的，才是一个民族文化大厦的真正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