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例基因编辑婴儿诞生，国际生物学、人类学、伦理学家怎么看

2018年11月26日，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据称于2018年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若该声明属实，他们将是世界上第一例对基因编辑婴儿。这对基因编辑婴儿的“缔造者”贺建奎将于2018年11月28日在中国香港参加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的“人类胚胎编辑”环节并发表演讲。在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之际，澎湃新闻记者与7位与会学者取得联系，来自生命科学、人类学、生命伦理学、生物法学等多领域的国际研究人员对首例基因编辑婴儿案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生物学领域的国际声音主要来自新南威尔士大学副校长Merlin Crossley，他认为这项研究是一个道德领域的“里程碑”，而非科学层面。如经证实，这项研究能表明没有任何不可预见的技术障碍阻碍了将对鼠类等的技术方案转移到人类。他同时强调，人们应该认识到，基因编辑婴儿没有对任何人表现出任何重大危险。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人类学家Eben Kirksey认为这项研究可能为医学不平等的新时代打开大门，并认为敲除CCR5受体的目的是复制“精英控制者”的基因——那些感染了HIV但自己控制了病毒的人。新一代精英抗病儿童可能会出现。

哥本哈根大学人类学家Ayo Wahlberg认为不应急于得出结论，必须特别注意受试夫妇知情同意的程度。他认为，当生命科学研究涉及到招募一些由于生存条件（例如不孕和艾滋病毒）而面临严重压力的志愿人类受试者时，必须始终特别注意夫妇以何种形式和程度了解并知情这个项目、在何种情况下他们决定参与研究以及在研究之前、期间和之后受到怎样的照料。

伦理学领域的纽卡斯尔大学伦理政策学者Pauline McCormack认为该案例违反了《赫尔辛基宣言》：我的病人的健康将是我的首要考虑；虽然医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新的知识，但该目的从不应优先于个体研究受试者的权利和利益；只有当目标的重要性超过研究对象的风险和负担时，才可以进行涉及人体受试者的医学研究。

爱丁堡大学生物伦理教授Sarah Chan认为，无论这里案例是否是基因优化或者增强，该行为玩弄儿童健康和家庭希望，以之作为廉价的宣传噱头，是卑鄙的。

欧洲人类遗传学协会成员Guido de Wert教授认为断然的反对没有说服力，治疗和人工增强之间伦理界限不明。鉴于强烈共识，他认为，首先，需要更基本的临床前安全性研究，“欧洲人类遗传学协会和欧洲人类生殖和胚胎学会认为临床生殖系基因组编辑为时过早，目前尚不健全”。

生物学家发声：这是一个里程碑，但更多的在道德层面，而非科学层面

新南威尔士大学副校长：人们应牢记，基因编辑婴儿没有对任何人表现出任何重大危险

新南威尔士大学教育副校长Merlin Crossley在基因调控领域工作，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Crossley用“迷人的”（Fascinating）一词评价了基因编辑婴儿的实验。但他同时表示，在看到具体细节之前，评价还太早。他认为这项研究“是一个里程碑，但更多的是在道德层面，而不在科学层面，因为我们一直认为改变人类是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的思考和讨论关注于我们是否应该这么做”。

他还提到，11月27日举行的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的讨论环节很有意思：“人们惊讶地发现了这项工作，并且可能健康地修改了胚胎。人们想知道它是否违反了法律、协议、跨越了道德界限等等，而人们普遍认为我们应该保持谨慎，不要急于走这条路。令人沮丧的是，我们还没有看到经过同行评议的文献的细节，所以很难说更多。”

澎湃新闻：这项研究对科学和社会的意义或好处是什么？

Merlin Crossley：在科学层面中，它表明了理论设想在实践中被做出来了。如经证实，这项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它表明没有任何不可预见的技术障碍阻碍了将对鼠类等的技术方案转移到人类。这是一个里程碑，但更多的是在道德层面，而不在令人惊讶的科学层面，因为我们一直认为改变人类是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的思考和讨论关注于我们是否应该这么做。

澎湃新闻：从伦理角度来看，您对此案例有何看法？有些人认为这是基因优化，不应该进行。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Merlin Crossley：生物学总是涉及权衡。如果以一种方式增强基因组，则可能还会引入仅在以后才能识别的缺点。因此需要谨慎。也就是说，活着的人中存在天然存在的CCR5突变，这些突变已知显示出对HIV的显著抗性但是过着正常的生活，因此选择CCR5基因作为靶标并不奇怪。但我们不知道失去CCR5是否会使人们现在或将来更容易患其他疾病。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会。此外，这项技术仍然是新的，操作者也可能会对基因组做出其他意外的改变，其中一些可能是有害的，尚无法排除在外。而且，很显然，还有其他方法可以避免艾滋病毒。根据目前的知识，我不会寻求改变自己的CCR5基因，也不会将其强加给我的孩子。

澎湃新闻：在进行这类研究之前，科学家或医生应该做些什么？合理的程序是什么？

Merlin Crossley：幸运的是，多年来一直有关于基因治疗和所有医疗干预的长期讨论。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辩论。随着我们了解更多，流程和决策可能会不断改进。基本议题是风险/收益和知情同意。在这个案例里，风险/收益仍很难评估，婴儿显然不能给予同意，所以需要依靠父母、科学家和当地伦理委员会。

这可能是对婴儿的风险。但人们也应该认识到这可能只是对婴儿而言的风险。婴儿对任何人都没有表现出任何重大危险。这不同于引入或创造新的疾病或新的农业害虫物种。这是个人对自己的家庭做出的选择，人们应该牢记这一点。我个人认为，在这个阶段，相关的一些父母会为孩子承担这种风险，但我们不了解细节。也许他们的这一选择有我们不知道的理由。

澎湃新闻：国际上此前是否有人体基因编辑实验？有没有其他科学家或研究项目计划进行这类实验？什么阻止他们这样做？

Merlin Crossley：据我所知，没有。

人类学的声音：新一代精英抗病儿童或将出现；应特别注意受试夫妇知情同意情况

澳大利亚人类学家：可能为医学不平等的新时代打开大门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人类学家Eben Kirksey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表示，“这项研究可能为医学不平等的新时代打开大门”。“敲除CCR5受体的目的是复制‘精英控制者’的基因——那些感染了HIV但自己控制了病毒的人。新一代精英抗病儿童可能会出现。但对于中国、美国和欧洲的大多数人来说，基因编辑是负担不起的。”Kirksey认为，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许多未来的父母将完全无法接触到这种技术。

哥本哈根大学人类学家：不要急于得出结论，必须特别注意受试夫妇知情同意的程度

《良好品质——中国精子银行的日常化》一书作者、中国选择性生殖技术研究者、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人类学教授Ayo Wahlberg对澎湃新闻表示，作为人类学家，他了解夫妻生育孩子的重要性：不孕症对中国数百万夫妇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心理负担；他也了解拥有健康，良好和“优质”孩子对父母而言的重要性。但Wahlberg特别关注人类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情况，他认为，“当生命科学研究涉及到招募一些由于生存条件（例如不孕和艾滋病毒）而面临严重压力的志愿人类受试者时，必须始终特别注意夫妇以何种形式和程度了解并知情这个项目，在何种情况下他们决定参与研究以及在研究之前、期间和之后受到怎样的照料。在这个人类胚胎基因组编辑案例中，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这一点。”

他呼吁披露更多有关此案例同行评审和伦理审查的信息，他表示，目前，基因编辑双胞胎的出生声明尚未通过科学同行评审来验证，现阶段还不知道这项工作（如果已经发生）是否以及如何进行道德审查。

“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涉及人类受试者作为捐赠者或受体的任何形式的基因或细胞疗法中，必须对该研究进行科学和伦理审查。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有关科学同行评审和伦理审查过程的更多信息。

在编辑人类胚胎基因组时，已经出现了一种全球共识，即应该暂停植入经过基因编辑的人类胚胎（那些可能导致怀孕和分娩的），直到我们知道更多这种编辑的安全性和风险性。目前，对于是否允许在没有植入的情况下允许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研究尚存在不同的观点。这正是在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上将会发生的辩论，就像未来三天在香港发生的那样。”

他提出，谈到人类基因组编辑的伦理监管时，区分这些是很重要的：

1）国际生命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伦理学家和律师的全球审议——这可以产生全球道德准则；

2）中国的国家审议（我注意到今天有100多位科学家在中国发表联合谴责）——这可以产生国家道德准则和全国共识；

3）国家生命科学研究的法律法规，在中国，例如，2003年《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科技部和卫生部），2007年《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科技部）和2007年《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卫生部）；

4）道德审查程序——这可以是以本地特定诊所或实验室的机构审查委员会（IRB）的形式，或者可以是国家、地区或省级的道德审查委员会（ERC）的形式；

5）研究人员和志愿人类受试者之间的日常互动——正在接受生育治疗的艾滋病病毒感染家庭和与之一起工作的研究人员之间的互动——夫妇以何种形式和程度了解并知情这个项目，在何种情况下他们决定参与研究以及他们在研究之前，期间和之后怎样被照料？

“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急于得出结论，相反，我们需要了解这一特定案例如何与道德治理的五个领域相关联，以及遵循了哪些具体的道德审查程序。”

作为人类学家，他特别关注第五点，尤其是夫妇处于困境的情况下，使用生育治疗来生育健康的孩子，同时应对着日常的耻辱感和艾滋病毒携带者身份所带来的的挑战。“我们从人类学研究中了解到携带HIV生活是多么困难，因为污名化和耻辱感。”他认为，当生命科学研究涉及到招募一些由于生存条件（例如不孕和艾滋病毒）而面临严重压力的志愿人类受试者时，必须始终特别注意夫妇以何种形式和程度了解并知情这个项目，在何种情况下他们决定参与研究以及在研究之前、期间和之后受到怎样的照料。在这个人类胚胎基因组编辑案例中，需要更多地了解这一点。

伦理学关切：用医学方法应对“艾滋病污名化”社会问题，不道德

纽卡斯尔大学伦理政策学者：该案例违反了《赫尔辛基宣言》，不道德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政策、伦理与生命科学高级讲师Pauline McCormack对澎湃新闻表示，他认为这个首例基因编辑婴儿是以增强为目的基因组编辑，他解释了理由。首先，他认为，在许多国家，艾滋病毒携带者的寿命接近正常，药物治疗的效果很好。“研究人员（在Youtube上的视频中）用‘发展中国家’对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歧视作为这项研究的理由，称父母‘无法忍受把孩子带入充满恐惧的世界’。因此，这里的问题是歧视，而不是HIV。”他认为，主张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权利和反歧视法案是解决这一困境的答案。“用马丁·路德·金的话来说，你不能阻止某人想要歧视，但是你可以制定法律阻止他们这样做，这对于那些可能再次受到歧视的人来说是关键。”

在这个案例中，研究人员遇到了一个社会问题，但提供了一个医学答案。由此，我认为这一实验是不道德的。

在我看来，这一案例似乎违反了《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中涉及人类受试者的医学研究伦理的若干原则，例如：我的病人的健康将是我的首要考虑；虽然医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新的知识，但该目的从不应优先于个体研究受试者的权利和利益；只有当目标的重要性超过研究对象的风险和负担时，才可以进行涉及人体受试者的医学研究。

爱丁堡大学生物伦理教授：玩弄儿童健康和家庭希望，以作为廉价的宣传噱头是卑鄙的

澎湃新闻邮件采访了与会学者、爱丁堡大学Mason医学研究所主任、跨学科生物伦理学教授Sarah Chan博士。为答复澎湃新闻记者的提问，Chan给出了一份个人声明。

她认为，不管基因编辑婴儿的真实性最终是否得到证实，以似乎故意的、意在引起最大争议和震撼的方式提出这样的主张是不负责任和不道德的。

人类基因组编辑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新兴技术。虽然它具有巨大的利益潜力，但它的发展必须通过所有有关各方之间全球性讨论的过程来认真管理。相反，隐蔽地应用人类基因组编辑技术，然后作为既成事实毫不客气地宣布这项工作，将危及这项关键技术的整个未来。它可能危及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并损害中国的国际科学声誉，并可能使全球宝贵疗法的发展倒退多年。好的科学不只是在真空中产生知识，背景和后果是至关重要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的后果可能确实是可怕的。

此外，撇开更广泛的科学和社会后果不谈，这项研究本身就存在严重的伦理问题。迄今为止发表的每一份科学声明都强调，在基因组编辑准备用于人类胚胎的临床应用之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这个过早应用的实验过程包含了使儿童暴露于尚未被特征化的、未被充分理解的风险之中。在可以获得巨大益处的地方，这可能是合理的，例如，如果儿童将遭受威胁生命的、无法治愈的疾病。然而，负责这项研究的人声称这些婴儿的基因组编辑是为了使他们免疫HIV。首先，在人的一生中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是极低的；还有其他的一些预防HIV手段；并且HIV已不再是不可治愈的、不可避免的终极疾病。让这些孩子冒着如此巨大的风险来获得如此微薄的利益是不合理的。玩弄儿童的健康和家庭的希望，以便利用他们作为廉价的宣传噱头的手段是卑鄙的。

除了以上声明，Sarah Chan教授也针对性地回答了澎湃新闻记者的提问：

澎湃新闻：从伦理的角度，你如何看待这项基因编辑婴儿的实验？有人认为这是基因优化和基因增强实验，你觉得是这样吗？

Sarah Chan：无论我们是否认为赋予疾病免疫力是“基因优化”（或者通常所说的“增强”）还是某种形式的预防或治疗，这些都与此案的伦理基本无关。无论是为了增强还是为了治疗，应用基因组编辑来生产转基因儿童（genetically modified children）都为时过早，这是不必要的冒险且在科学上不负责任。

欧洲人类遗传学协会成员：断然的反对没有说服力，治疗和人工增强之间伦理界限不明

欧洲人类遗传学协会（ESHG）的专业和公共政策委员会（PPPC）以及欧洲人类生殖和胚胎学会（ESHRE）伦理委员会的成员Guido de Wert教授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采访时，Guido de Wert表示，对任何人类生殖系基因组编辑的断然的、有原则的反对是没有说服力的。但鉴于强烈共识，他认为，首先，我们需要更基本的临床前安全性研究，“欧洲人类遗传学协会和欧洲人类生殖和胚胎学会认为临床生殖系基因组编辑为时过早，目前尚不健全”。

他认为，“一个清晰的程序来讨论和评估基因组编辑的第一个临床应用的可能比例是必要的”。他还表示，事实上有更合适的案例可以作为临床应用的开始，例如严重的先天性孟德尔疾病。

针对2018年11月26日宣布的这例基因编辑婴儿案例，De Wert指出，该案例反映了用于治疗和用于人工增强的基因编辑实验之间的伦理界限不明：“这一基因编辑婴儿的案例表明，潜在的、可接受的预防及治疗应用与有问题的人工基因增强应用之间的界限不清，需要进一步辩论”。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需审视人体基因编辑实验的9大关键条件

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AT）、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雇员、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生物法学和生物伦理学教授R. Alta Charo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采访。她表示，首次人体实验总是需要特别高度的谨慎，因为需要从实验室和动物研究中获得的数据进行归纳推广，这不仅增加了风险和可能获益的不确定性，也增加了预测风险的范围以及评估潜在影响的难度。这再加上种系编辑可能产生的多代效应，使得在实验开始之前满足关键条件变得更加重要。对于种系编辑，需满足的关键条件是：

迫切需要预防、治疗一种严重的疾病或病症；缺乏现有的、可用的干预措施作为合理替代方案；对规程进行严格、独立的分析（包括招募参与者）；一套识别和评估脱靶效应和其他风险的标准；长期跟踪计划和管理该过程的方法；遵守任何相关的管理机构或政府要求；执行干预任务所需人员应具备专业知识；开放临床前和临床数据的同行评审；这一过程的每个步骤对科学界和公众的透明度。

任何阅读过有关中国基因编辑双胞胎出生的文章的人都应牢记这些标准，用以评估这个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