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突破中国礼制研究的瓶颈

2018年11月24日，上海师范大学汤勤福教授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国礼制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研究”（12&ZD134）结项验收评审会在上海师范大学西部外宾楼会议室举行。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李华瑞教授、华南师范大学陈长琦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张德芳教授、武汉大学杨华教授、浙江大学贾海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章义和教授组成评审专家组，王子今教授担任专家组组长。评审会主要议程包括首席专家汇报课题情况、评审组专家评议、专家独立撰写鉴定意见。

课题组首席专家汤勤福教授汇报说，“中国礼制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研究”重大项目现已按计划完成，分五个子项目，计260余万字。阶段性成果较为丰富，共出版礼制专著3部、论文集4本，在CSSCI刊物上发表论文110多篇，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文史哲》、《中国哲学史》、《学术月刊》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报刊20余篇，3篇论文由《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项目组成员对本课题的研究是在尽可能吸收学界新成果并关注新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过程中不但对学界一些著名学者如赵光贤、杨宽、金景芳、沈文倬、李学勤、晁福林、朱凤翰、常金仓、彭林、王震中、吴丽娱、陈戍国、杨志刚、杨华等人的成果予以吸收与消化，同时对年轻学者的重要成果乃至博士、硕士生的论文也予以关注与吸收。课题组成员不但注意从传世典籍中发掘资料，同时也全面关注与引证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报告与出土文献资料，如郭店、九店、清华、上博等简牍资料，其中最晚者是去年年底出版的《地湾汉简》。11月17日刚公布的清华简第八辑整理报告，包括8篇简文，其中《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虞夏殷周之治》等文当有价值，待简牍出版后亦将补充到成果中去。魏晋隋唐部分，亦注意到新出墓志等资料。本课题相较于以往之研究，有以下突破与创新之处。

第一，对中华传统礼制发展的阶段提出了新的分期方式。与以往的研究者习惯于按照王朝兴亡线索来研讨中华传统礼制的变迁不同，课题组的研究更加关注礼制演化的自身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华传统礼制变迁的四大时期，即前礼制时期（海岱大汶口——龙山文化之前）→王国礼制时期（海岱大汶口——龙山文化为代表）→王权礼制时期（夏商周到战国）→集权礼制时期（秦统一之后）。

前礼制时期自人类之初便开始了。前礼制时期只存在自发的、约定俗成的习俗或说礼俗，无需由“权威机构”认定和颁布，它是人与人交往的规范和准则。至王国礼制时期，那些各自为政的族群、邦国都形成了自己特定的比较严格及统一的礼仪规范，然而各族群之间的礼制并不统一，有所异同，并随着相互之间的交往而互相影响。

王权礼制时期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夏、商两朝是王权礼制初步形成与发展的阶段；西周是王权礼制鼎盛的阶段，其成熟形态是由周王室中央制订的礼制体系――周礼，周礼基于分封制、宗法制基础之上，强调亲亲尊尊，各诸侯国在行用周礼的基础上，可根据自己国内情况作少量调整。春秋时期王室衰弱，诸侯争霸，王权礼制亦走向衰弱，并朝着集权方向发展。战国时期是王权礼制衰变阶段，周礼难以为继，集权礼制因素进一步发展壮大。

集权礼制是从秦统一天下开始的，其成熟的形态是五礼制度。成熟的私有制小农经济是集权礼制的经济基础，封建专制主义政体是其政治基础，儒家思想是其思想指导，大一统为其目的。该时期又可细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秦汉是集权礼制初步形成时期，并向五礼制度演化；两晋南北朝是集权礼制完全形成时期，它吸收了诸多少数民族因素。唐宋是集权礼制高度发达时期，规模大、有完整体系的礼典陆续修成，诸种礼仪形式纷繁复杂，同时随着礼制下移，国家通过地方士人制订的乡约、族规、家礼等私修礼书来控制基层百姓。元明清到近代则是集权礼制逐渐走向衰亡时期，随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华传统礼制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中华传统礼制进入一个演化、转折的关键时期。

第二，中华传统礼制的理论探索。中华传统礼制蕴含着极其丰富的中华先民的生命经验和生活智慧，是中华先民修身作人的准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虽然对中华传统礼制具体问题研究兴趣盎然，但真正从学理层面加以研究则十分罕见，至于对其现代价值的判断基本处于阙如状态。课题组用了很大的篇幅，从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初步研讨。理论价值主要分析了中国古代礼学思想及其演变的过程，探讨了这些礼学思想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与价值。实践价值分为变迁论、价值论、功能论和重建礼仪之邦四大部分，着重对中华传统礼制的现代价值作了有益的探索。

第三，开拓研究新领域，提出新的观点。长期以来，学界对少数民族礼制研究颇为薄弱，课题组从传统典籍中发掘出点滴资料，加以深入分析，对南北朝、辽、金、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的礼制都作了研讨。礼制与宗教的关系方面，课题组在分析前礼制时期到王国礼制时期，再向王权礼制时期演变过程，指出中原地区以世俗政治秩序为核心的文明起源模式最终战胜周边以宗教巫术为核心的文明起源模式，使中华礼制没有陷溺在宗教秩序的泥淖中；对唐宋礼制与宗教关系也进行了深入研讨，分析了佛教、道教礼仪进入国家礼典的问题。本课题还对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礼养官、五礼制度与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的关系，五礼制度之下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都进行了开拓研究，探讨其作用、意义。对唐代庙学体制与社会教化问题、礼制与古代政治斗争有关系等等，也有相关篇幅的研讨。唐宋礼制下移与乡约、族规、家礼类文献研究已有不少成果，课题组则对唐宋元明清这类文献作了系统研讨，尤其对明清两朝私家礼书的新动向、新变化作了探索，并指出唐宋以降的民间士人的私修礼书活动，既将道德教化与礼仪规范传播到乡间百姓之中，同时也说明国家对民间的控制获得了空前发展。

评审组专家对项目组成员完成的这一时间跨度长、难度系数大且十分复杂的国家重大课题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充分肯定了项目首席专家汤勤福教授的个人科研能力和组织领导能力。指出该项目结项成果的优势和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其一，公开发表了相当数量的、高级别的前期成果，并完成了相当厚重的结项成果。其二，结项成果结构完整、系统性非常强，将先秦至近现代的礼制变迁做了系统梳理，能够整体把握中国礼制发展的基本脉络，归纳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同时又能突出重点、难点问题。其三，课题研究运用了文献、考古等非常丰富的资料，基础扎实。其四，课题组成员知识结构多元化，研究方法上能运用考古学、文献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哲学等多学科理论，提出了很多具有创新性的观点；其五，课题组提出的中华传统礼制变迁四大分期说，是礼制史研究上的重大进步。最后，前所未有地注意到了中华传统礼制的现代转化问题，这一部分的论述很见撰写者的哲学思辨能力及理论思考能力。

针对结项成果中存在的一些纰漏与疏忽之处，评审组专家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如聂崇义《三礼图》的评价问题，李华瑞教授指出，《三礼图》之编撰主要出于聂崇义自己的想象，书中所绘图象其实“未必尽如古昔”，北宋仁宗至徽宗时期古器物研究热潮兴起，欧阳修等人曾指出了《三礼图》中的大量错误，并予以考订，然而到了南宋时期，学者既赞同欧阳修等人的考订，又肯定《三礼图》，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说，南宋其实是一种退步。陈长琦教授指出，结项成果在史料运用上，个别地方还需要斟酌。如《汉官六种》散佚严重，可用于校勘的版本又有限，故点校本存在一些谬误、漏点、错点的问题，结项成果引用点校本《汉官六种》中“丞相刺史”实为一个词，并非指丞相与刺史，故中间不应加顿号断开。

张德芳教授指出：两汉卷对跪拜礼进行了非常细致深入的研究，但其他研究相对薄弱。若只用跪拜礼作为两汉礼制变迁的代表，似乎有所欠缺，因此需要加强两汉礼制其它方面的研究，特别是王莽复古改制，其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应予以充实。杨华教授指出该成果无论是课题组织形式、前期成果及最终成果，都有示范意义。他建议结项成果前面应该做一个总序，首先对“礼制”这一概念做一界定；秦汉部分应将最近新出秦简、汉简等丰富的材料补充进去；另外，传统礼制的现代价值方面不能做过多批判，也应当多突出一些正面价值。对于先秦部分，贾海生教授认为，除了中原地区的礼制，还应尽可能多阐述沅湘等其它区域的礼制，发掘闪光点，如此可体现出中华礼制变迁的丰富性。章义和教授同意杨华教授看法，并建议增加英文摘要、索引及参考书目部分，以提升研究成果的世界影响力。

最后，评审专家组组长王子今教授总结说，汤勤福教授主持的这一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是非常优秀的结项成果，其结论可自成一说，具有创新意义，并开启了今后礼制研究的新路径，能给将来的研究者以重大启示。结项成果体现出了课题组成员宏大的格局，宽广的学术视野，以及坚持实证的原则。同时，王子今教授指出，比较而言，秦汉部分的研究确实相对薄弱，应注意秦汉大一统国家内部各民族礼的差异，注意秦汉民族融合、社会动荡对礼的冲击和影响，注意儒学成为正统之后对礼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