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记忆丨北京育英学校

19世纪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的大炮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以后，西方的文化接踵而来。英、美、法等国的基督教、天主教在中国除了宣传宗教外，还设立了教会学校和医院。开始时由外国出资，逐渐改为自筹经费，由教会补助。学校管理也是这样，最初外国人主持校务，逐渐由中国人自理。以北京来说，教会学校大多是基督教会办的，天主教办的也有，但不多。北京基督教会办的学校，是由美国教会各宗派分别管辖的，如公理会、美以美会、长老会等，虽然隶属不同，办学的方法基本是一致的。

公理会设立的有育英学校和贝满学校。育英是男校，由小学逐步发展到初中、高中。贝满是女校，有初、高中，附设培元小学也是专收女生。此外还有一个博氏幼稚园。这些学校都在灯市口公理会教堂附近。公理会还在通县设立潞河中学和富育女中，也都有小学，并且还设立潞河医院。

其它像崇实中、小学（男校），崇慈中、小学（女校），是长老会办的。汇文中、小学（男校），慕贞中、小学（女校），是美以美会办的。汇文、慕贞两校都附设医院和幼儿园。

我1923年入育英学校读书，高中未读完就在本校作图书馆管理员。后来人艺专学习三年，回校担任美术教师。现在仅就我的亲身经历，介绍一下育英学校的概况。希望知情的同志补充和纠正。

校名和标帜

“育英”之名出于《四书》“君子有三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一语。

它的校旗由艺术专科学校教授严智开先生设计。旗的图案以蓝色为底，上面画上两个重叠的大“Y”字，因为育英的英文拼音字头是两个“Y”字。一个Y字是黄色宽条的，一个Y字是红色窄条的，红条叠在黄字上。组成红Y字的三条线的交点处是一个圆圈，里面写一“育”字。这样就表示来自西方的学子，集中到这个学校接受教育。育英学校还择取“致知力行”为校训，以菊花为校花，并制定了校歌，由李抱尘先生选谱并作词。

创立与发展

育英学校创始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美国出资，公理会管辖。校务由美国人梅韪良、田和瑞、费慕礼掌管。开始时，不收学生学费还借给伙食费，但学生也仅二、三十人。民国初年后，学生逐渐增多，盖了楼房两座，并把灯市口大街临街的福音堂（传教用）改为学校礼堂，将几家圣经书店如“广学会”和“郭纪云”（是个商店，主要出售文具用品）迁移，改成学校教室。学生增加到一百五、六十人。定学制为小学七年，中学二年。

1918年李如松被教会派任校长。他是顺义县人，协和大学毕业。1919年美国教会又派了一个牧师，中文名字叫邵作德，来做副校长。他们管理这学校直到解放前1948年，达30年之久。

他们两个人，也有分工，邵作德代表教会负责国外联系，李如松主持校务和联系国内各个方面。两人合作经营，使学校逐步发展起来，成为驰名国内外的学校。

又过几年，学生已有400多人，决定将中学改为四年。1923年购买近邻曾家民房。1924年——1929年间，公理会又拨给西式楼房两座。这时育英的校舍已从灯市口大街延展到了官房大院，中间只隔一条油房胡同。油房胡同南边4座楼房、操场和饭厅为第一院，是中学部和办公楼；油房胡同以北是第二院，为小学部。小学部也有一个150平方米的操场。1930年又增添高中班二年，成为四二制的完全中学。这时学生已经增到近2000人，教室等设备更感不足，1935年又将灯市口大街属于盐务署的一片旧府邸（传说是明朝严嵩的府邸）购买过来，发展高中部（即现在教工楼的地址）。为了发展体育，在东安门骑河楼购买了26亩地，做为体育活动场。这里有一片空地，原是清朝的御马圈，做为田径场是很够了。除此以外，还租了灯市口大街路南一片楼房（现冶金情报所），购买朝阳胡同和米市大街梅竹胡同等处的房子做为教职员工的宿舍。二十来年育英从小到大，逐步扩充。育英学校很注意宣传，扩大影响。远在20年代，它的招生广告就与众不同，在彩色纸张上除写明招生条件等外，还印上本校参加学生游行和体育叠罗汉表演等照片。招生简章也附印学生活动照片；后来又加印学校建筑模型图片，装订成册，外加精致的封面，以显示学校的规模和气派。自1929年起直到解放前夕，每年出版一册《育英年鉴》。年鉴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师生人手一册。后来还请当时名流为《育英年鉴》题字。此外学校还请名人担任校董。藉以扩大影响。

育英自设广播电台，本校课外活动是其节目的主要来源。无线电在30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播音影响所及也给育英带来了声誉。

教师与学生

这个学校学费很高，一学期每个学生要交二十六、七元大洋，如果住宿，再交宿、膳费，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担负不起的。因此这个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当时的社会名流、显贵、资本家和地主的子弟，至少也得是中产之家的子弟。所以时人称育英为“贵族学校”。每天放学，学校大门口放满了锃光瓦亮接送“少爷”的“包月”人力车。小学部将三间过厅辟为“家长休息室”实际是接“少爷”的女佣人休息的。学生上课，她们谈天做针线活；下课铃响，一个个捧着小瓷茶壶到教室门前，伺候“少爷”喝茶。象汉奸市长余晋和的儿子不但有个女佣人来伺候，还有一个身穿长衫、腰藏武器的彪形大汉为“少爷”保镖，放学以后坐小汽车回家。到家以后，又有学校代为选聘的优秀老师来到“公馆”给学生辅导、复习。

也有一部分学生，是当时北平市学习、体育方面的尖子，由学校罗致给予特殊照顾，学校用以装门面，争声誉。

育英学校延聘的教师，大都是有丰富的教学经验的。外校教学有方的教师，也要设法重金延聘过来。如从汇文中学延聘来一位名叫杨仲兰的教师，他教出的学生能灵活运用所学知识，不用死记硬背却能对考试应付裕如。解放后学校要总结杨仲兰的教学经验，可惜他已年高病重，没来得及总结出来就去世了。此外象语文教师罗慕华、杨萃一，是五四运动后积极研究新文学的人；教古典文学请的是一位清末秀才；英语专请美国人教；体育教师是留美归来的崔峙如。课外活动中的口琴指导，也请中华口琴总会会长担任。书法指导是当时名书法家吴兰弟先生。所以当时育英学校拥有一大批第一流的优秀教师，是学生取得优良成绩的重要条件。

课程设置与教学

育英学校的课程设置，最初有国文、格物致知（数学），并有宗教课和英文。到了1923年时小学部还有宗教课，课本是《天路历程》，讲基督教圣经故事。后来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基本是按照教育部的规定设置课程，但由于教会学校的特殊地位，课程仍有宗教内容。

教材选用当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出版的版本。为了提高英文程度，从小学四年级起就用美国出版的《英文津逮》原文课本，从美国直接寄来，全书无一汉字。到了中学阶段，连数学、化学、地理都逐步用英文本，就连《三民主义》课本也是用英文的。

这个学校的教育思想，是按照美国模式，发挥自由竞争，发展个人才能。学校除了基础课，还开设选科，并开展多项课外活动，使学生根据爱好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学生毕业后，有知识，有专长，能适应升学或工作的需要。

在教学上，不少教师都有自己的独特方法，除了前面介绍过的杨仲兰，还有黄子彦、张肃庵等。在30年代初进步文学刚刚兴起的时候，语文课的学习就注意介绍新的作品，如鲁迅的著作、谢冰心的《寄小读者》、叶绍钧的《稻草人》和爱罗先珂的童话等等，使学生接触优秀读物，吸取新文学的营养。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着重实验，使学生通过实践，加深对理论的理解。由于教师教学方法得当，许多学生都能独立钻研思考，勇于创新。如学生袁随善在数学演算中总能在教师教授的方法之外，再提出不同的解题方法。他很喜欢搜集难题练习演算，在1934年的全市会考中，他取得了数学冠军。30年代中国刚刚兴起的无线电学，引起了学生们很大兴趣。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们积极学习、探索，还建立了育英广播电台，这是师生们在物理学上共同取得的成果。

1934年北平举行全市会考，育英学校获得语文、数学两科第一名，市教育局颁发“双元”匾一方，高悬校门之内。1936年的全市会考，初中毕业生225人全部及格。

学校每学期提出1000元经费，作为奖学金，发给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各班的品学兼优的前五名学生。另外还设有“知行奖学金”和“从曾奖学金”（一个名叫顾从曾的学生，因病死亡，家长向学校捐赠一笔钱设立了奖学金）。对于学习成绩好而家境困难的学生，学校予以参加图书馆、实验室等服务工作，免收学费或发给补助。

教学设备

育英学校很重视教学设备，购置了很多仪器设备、标本等，建设了理化实验室。1931年设置了生物实验室，还建立了进行植物试验的温室。

育英自1924年开始每年为图书馆拨出固定经费800元，次年又有增加。1929年学校为扩充图书馆举行募捐，受到各方面的支持，得书4000余卷，现款2000多元。当时已有图书8000余册。这时学校又将年图书经费增加到1200多元。1933年又将小礼堂改为阅览室，可容400人同时阅读。这时图书也增至2万多册，又订阅报纸杂志200余种，年经费增加到5000元。

1931年在小学部也建筑图书馆一座，面积约50多平方米，可容80多人。为适应小学儿童特点，图书馆定名为“儿童生活园”。园内有适合儿童阅读的图书杂志，还有大型积木、沙盘等。学生在自习时间集体轮流到园内看书、游戏。课余时间可自由入园借书回家。

当时无线电收音机在社会上还是新的科学设备，这里就购买了四个灯无线电收音机，并在园门上和玩具室安装喇叭。课间十分钟，播放音乐、歌曲，乐声充满校园。1934年，“儿童生活园”共有图书3016册、儿童杂志23种、中西玩具80多种。家长积极支持，纷纷捐赠图书。如华侨学生家长陈舜岩先生一次就捐赠一部《小学生文库》，共500册。这个儿童图书馆和师大一附小图书馆、艺文中学（现二十八中前身）图书馆共同举办了儿童读物展览会，引起社会重视，博得好评。此外还举行过儿童画展，儿童玩具展览等。

1934年上海全国基督教教会调查全国250个教会中学，认为育英的图书馆是全国中学图书馆中最好的一个，可称模范；并将育英与燕京大学图书馆联合组成委员会，进行《中学图书馆标准管理法》的编辑工作。

1935年育英高中部扩充第四院时，把具有回廊和饮宴台廊的中院大厅辟为图书馆，增添图书和管理人员，并请名人题写匾额。原有旧馆改为初中学生图书馆和阅览室。当时北京图书馆调查了全国中学图书馆情况，认为育英学校图书馆是全国中学图书馆之冠。

课外活动

育英学校的课外活动很丰富，设置了天文、地理、音乐、美术、体育、文艺、戏剧、技能、科学研究，以及社会问题等多种项目。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打破班级界限，选择参加。学校在课表内定出统一的课外活动时间，聘请本校教师或校外有专长的人士担任辅导教师。这样就使学生的才能得到发展，获得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同时也训练了技能。毕业后如不能升学，也可以一技之长服务于社会。这项设施，当时在中学中间育英是首创，现在仍有参考价值。

育英学校设有“育英学校生活指导部”，组织开展课外活动。这个指导部的工作，首先进行校会的安排。由于学生人数多，礼堂小，分年级安排校会，以教育需要并结合学生兴趣安排内容。每月年级校会请社会专家讲演一次，举行音乐会一次；再由卫生、体育等部门各进行一次活动。

其次，组织开展课外各种选科和研究团组活动。每周一、二、四下午第三节安排中学二、三、四、五年级选科研究团组活动，不授正课，学生分年级自由选择参加。选科小组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如：

二年级有：算术、摄影、西乐、口琴、围棋、话剧、家庭工艺等组。三年级有：汽车驾驶、口琴、算术、摄影、话剧、印刷、田径、法律、学生问题研究等组。四年级有：汽车驾驶、音乐、口琴、算术、书法、图案、图书管理学、两性问题研究等组。五年级有：书法、簿记、音乐等组。

就是小学也有课外组织：音乐、读书、作文、英文、话剧、书法、园艺、艺术、体育、武术等。

课外活动的研究会和团体有：机械科、工业指导、卫生训练班、中西药学、家庭问题、旅行团（古迹文物考察）、社会调查团、国剧（即京剧）团、话剧团、歌咏团等。1931年起又添设了电业机械组等。在研究活动中，尽量购置实物来进行研究。如研究汽车，特购买废旧汽车一辆，结合原理，拆卸实习。为了研究印刷，就购置石印机一架，研究平版印刷的原理和实际操作。至于国乐队、西乐队，则大量购置乐器，京剧团置备锣鼓场面和行头，还组织演出。话剧团除在家长会上演出外，还在校外售票演出。当时话剧团排练了曹禺名著《雷雨》，在东四社交堂（即现在的东四电影院前身）公开演出三天，场场满座。所售票款，悉数捐赈水灾。因为育英是男校，繁漪、四凤都由男生扮演。现在话剧界名人郑天健那时正在育英读书，在剧中扮演二少爷周冲。歌咏团曾到天津、济南、杭州、上海、武汉等地巡回演出，历时两月。这个团的指导是音乐家李抱尘先生。他后来去美国，在大学任教。其他象小学乐队，也多次去广播电台演播，在音乐上培养了不少人才。如小学生池元又就在百代唱片公司灌制过独唱唱片；中学毕业的曹岑在武汉音乐学院做了声乐教授，等等。电业机械组研究无线电学，建立了育英广播电台，中学歌咏队、小学乐队和琴队、京剧团表演的节目，都在电台经常播放。

育英学校是教会学校，自然有宗教活动，而且活动是较多的。

星期日在公理会礼拜堂做礼拜，号召老师学生自愿参加。做礼拜时都坐在椅子上，摘读《圣经》，唱圣诗歌，然后由主持人演讲。

利用课外活动的形式，组织“圣诗团”、“圣歌咏队”、“查经班”、“五进团”等组织。这些组织有时还举行音乐、歌咏的演出会，在公理会正堂旁边的副堂举行。有时还组织冬赈或救灾活动，参加社会救济工作。

在小学，星期日办“主日学”，摘读《圣经》，讲圣经故事，并发给彩色小画片——圣经故事的画片。还与培元小学（女校）合办幼童进德社，除讲宗教故事、唱歌外，还组织到公园等地短途旅游等。

这些活动都由“生活指导部”计划、领导，主要负责的是美国人副校长邵作德牧师。

体育与卫生

教会多以传教、施医、办学校为主要工作，育英学校在教会“施医”的基础上，逐渐建立了卫生室。最先由美国人盈亨利大夫担任校医，后来改与协和医院挂钩，在协和医院直属的东城卫生事务所具体指导下，建立起一套卫生保健制度。每天由大夫护士来校诊查，掌握学生体质增长的科学资料。还建立淋浴室和学生专用饮水室。在饮水室里，安放茶杯柜。柜是特制的，有很多方格，每格放一个茶杯，茶杯上烧有学生编号。各人使用自己的茶杯，避免疾病传染。

体育工作是这个学校比较突出的一项教育措施。除聘请有丰富经验的体育教师上好体育课外，还开展多种体育运动，成立许多运动组织。如：田径、球类、武术等。各类球队有几十个，班有班队，校有校队，经常举行班际或校际比赛。当时育英“火车头”篮球队，所向无敌，誉满全城。

学校每年春秋两季举行全校运动会，800多人参加比赛。历年北京市联合运动会，育英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育英校友中的著名人士

育英学校培育出不少人才。今天活跃在各个工作岗位上的著名人士有不少是育英出来的学生。如原外交部副部长韩叙；原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宋汝棼，北京市委秘书长张大中，医务界脑系专家张天民，积水潭医院院长王澍寰，国家体委球类司司长牟作云，国家体委训练局副局长年维泗，著名电影演员孙道临，歌唱家温可铮，诗人邵燕祥，话剧界的郑天健、夏淳、刁光覃、邵冲飞、王铁成，雕塑家刘焕章，抗美援朝战斗英雄廖贻训，还有许多从美国留学归来，成为哲学、建筑业和造船业博士、学者的人。育英学校可称是桃李满天下。

校内的政治斗争

育英学校虽是个教会学校，政治空气较为沉闷、保守，但也存在各种斗争，既有领导层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有进步师生们进行的革命斗争。

校长李如松统治着这个学校历有年所，很有手段。“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北平，由于育英学校属美国教会，起初日本人还没有插手，等到太平洋战争一起，日美成了交战国，日本统治当局就派人占领了学校。那个美国副校长邵作德和其他美侨被送往河北易县集中。李如松也就不得不听从日本人的指挥。李如松为保存自己，暗中通过关系，结识了更有权势的日本官员，所以当一部分亲日的教师企图夺他的权时，却被他倚仗更硬的后台击败了。但是一个小学高年级语文教师却夺了李如松在小学的统治权。此人叫常石如，旧文学较好，曾被李如松介绍给伪北京市长余晋和的儿子余益民当家庭教师。常石如曾当过河北省教育厅的官员，很熟悉官场上的一套，于是吹、拍、捧并用，借着余晋和的力量，就把李如松在小学的统治权夺过去了。常石如把小学改名为“灯市口小学”，还出过一本三十二开、名为《肇始的灯小》的小册子，为日伪统治歌功颂德。常石如与日本教官山下狼狈为奸，压迫教师。教师们就以无声的行动——怠工来抵抗。常常是上课铃已响过，教师们还在预备室里嘻嘻哈哈，喧哗说笑，气得“常白毛”（常石如外号）既不肯表示自己威信不灵而求助于镇压，就只得低声下气赔笑脸去预备室请教师们上课，以表示自己治学有方。非得三请，教师们才懒洋洋地缓缓踱入课堂。日本投降后，邵作德回来，常石如就悄悄地溜了。

抗战胜利后，李如松一变过去兢兢业业办教育的态度，到处奔走，结交权贵。在北平市选举参议员时，他大肆活动，各处拉票，企图进入政界。在国民党经济日趋崩溃的时候，他把所收学费当做资本，大做投机倒把生意。买一批面粉存起来，做为教师每月的实物工资，以稳定教师的工作情绪；又买黄金、美钞，在体育用品商店投资入股，充当股东。还借扩展学校的名义，在灯市口大街筹建“十万大楼”。画了大楼设计图，印了“捐启”，广泛向达官贵人募捐，同时也要全校教职工捐献，每人每月扣薪金百分之五。募捐结果，音讯杳茫，大楼和现金，连影子也没有了。

1948年冬天，李如松看大势已去，抛下三子一女带着老婆，登上东单临时机场的飞机去了南京。后又随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最后死在那里。

北京市大中学生的历次革命运动，育英当局总是以“多读点书，少谈点主义”、“学生要安心读书，不必过问国家大事”来阻挡育英同学参加。每当校外学生的游行队伍路经育英时，学校当局必定命令紧锁校门，学生一律“安心上课”，“不得外出”。五四运动中，帝国主义教会办的育英，当然不会支持反帝行动，但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洪流却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育英的学生和全国的爱国青年一道，积极上街游行、集会，汇入爱国主义的巨流中。

“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国民党反动派坚持不抵抗的投降政策，节节败退。学生们更加愤激，进步的学生纷纷和校外革命组织取得联系，参加政治斗争。“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就有育英同学参加。

北平沦陷时期，进步师生们秘密地进行抗日活动。一个叫郑国梁的教师从宿舍里被抓走，很长时间下落不明，后来证实是被日寇杀害了。还有一个在体育界比较知名的体育老师崔峙如，被日寇宪兵队抓去（据说崔与解放区已取得联系），最后被残忍的日寇用狼狗活活咬死。30年代与我同班的一个同学李信亭，秘密参加了革命工作，不幸被捕，关押在德胜门外河北第二监狱。被捕时他身上有一张“袁成龙”名字的毕业证书，因此敌人只知他叫袁成龙，而不知他的真名实姓。1937年8月22日平西游击队夜袭监狱，他被营救出来。解放后，袁成龙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现有病休养。

1941年左右，育英成立了地下党支部。最先的负责人是张大中，后来继任的有潘泳蔚（刘青华）、韩玉珠（韩叙）、田义勤、张万奇、胥伯勤、年景和、仓孝和等同志。地下党支部利用育英公开合法的宗教团体——团契为掩护，联系进步同学，组织读书会和小社团，如“铁流社”、“前进社”等。表面上读《圣经》、唱圣歌，暗中传阅进步书刊，如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邹韬奋的《萍踪寄语》以及苏联的政治、文艺作品等。在1946年国共美三方和谈的军调部时期，育英地下党支部帮助翻印我党的公开刊物《解放》（三日刊），并代售党领导下书店发行的书籍，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宣传进步思想，团结了一批进步力量。

1948年解放前夕，学校中的三青团职业特务肆无忌惮，狰狞面目毕露。一次考试，一个三青团学生作弊，被一位监考教师发现，对他提出警告。这个“学生”公然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啪”地一声放在桌上，表示“我是干这个的，不是来念书的！”三青团的猖狂表演在学生中并没有多大的市场。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力量一天天扩大。到解放前夕，育英地下党支部已发展到15个党员，党领导的民主青年联盟也发展到63人。从初二到高三，每班都有几个人，形成了一支革命的骨干力量。

就在校长李如松和副校长美国人邵作德眼皮底下，地下党支部开展了许多革命活动。如组织参观解放区，向解放区输送进步青年等等。在解放前夕，为了迎接解放做了大量工作，如派同学打入敌人内部，了解敌情，绘制军事地图；通过同学做家长的策反工作……；临近解放，又组织200人的护校大队，在校日夜待命，迎接解放军入城。

解放后，仓孝和同志代表党，组织起校务委员会，接收了育英学校，使这所带有殖民地色彩的学校回到了人民的手中。1952年底，育英学校中学部改为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1956年原育英小学部正式改为灯市口小学。30多年来，学校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欣欣向荣，为新中国哺育了一批批建设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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