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接连出现校园欺凌事件，留守儿童困境亟需重视

文丨唐凯兰

近日，未成年人残杀同学以及多起校园霸凌事件，引发高度关注。

比如，“百姓关注”报道，3月18日，济南莱芜实验中学一初中生遭同学殴打，大量同学围观，无人制止。同日，大象新闻视频报道，山东临沂兰山区多名男子对一男孩拳打脚踢，嘴里被塞垃圾，派出所人员回应，打人者已经被抓，被打男孩身体无大碍。

每一次霸凌案件发生后，人们都愤恨于未成年作案的手段凶残，对于他们可能因年龄小而逃脱刑责感到焦虑。在这种集体讨论的气氛下，校园欺凌事件格外受到关注。但社会关注带来的不一定全是聚焦，也可能是失焦。

我们已经明显看到一个趋向，面对未成年制造的血案，多数是呼吁严刑伺候，比如恶意补足年龄以适应重判重罚，甚至有人赞成对家长实施“连坐”。对于残忍的加害者，法律是有必要严惩，不能轻轻放过。但让人遗憾的是，对于惨案和校园欺凌背后的成因，讨论得很少，可以说非常不够。尤其是对校园霸凌案件中闪现的留守儿童问题，缺乏舆论上的分析与重视。

当然，在山东这两起校园欺凌中，是不是存在留守儿童问题，尚有待进一步的信息揭示。可对校园欺凌事件的成因归纳，总该分得清主要问题和次要问题。而大量研究证实，留守儿童是校园欺凌事件的“主角”，他们不仅是受害者，很多时候也是施暴者。

据官方曾经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显示，留守儿童在校园霸凌方面，面临较高风险。在七种常见的校园欺凌行为中，留守儿童偶尔遭受过至少一种欺凌的比例为49.2%，经常遭受过至少一种欺凌的比例为8.4%，这一比例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此外，留守儿童在学校打架的比例和平均次数也比非留守儿童更高，初中一年级学生中，打过架的留守儿童比例达到27.8%，比非留守儿童高出6.5%。

这组数据明确无误地揭示，留守儿童问题在校园这个场景下，会培养出加害者与受害者两个细分的群体。

很多人也许会以为留守儿童问题只限制在初中、小学校园，或者说只局限在农村，但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学者张丹丹将其研究延伸到服刑人员群体。她曾在南方沿海某城的一所男子监狱，做“留守儿童与犯罪”调研项目。在男子监狱服刑的大多是20多岁的年轻人，其中有17%的服刑人员有留守儿童的背景。

张丹丹对后者的研究结果显示，对犯人的暴力倾向、情绪不稳定性和感受不公平等方面，留守儿童的成长经历有着重要影响。这些人得不到父母的温暖、家庭的支持，由于缺乏父母的言传身教，社会价值观的培养有所缺乏，道德底线可能偏低，成年后容易从社会脱序滑向犯罪。无论是在潦草的义务教育阶段，还是在服刑时期，留守儿童的创伤和暴力阴影都会长久地跟随他们。

而根本的解决办法是，“需要让父母跟孩子一起生活”。

换句话说，如果不重视校园欺凌背后的留守儿童问题，不在教育政策、流动人口子女上学、户籍机制上作出必要的调整，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孩子可以跟父母到城里生活，不仅很多儿童会继续遭受欺凌，少数的欺凌者也有一定的比率演化为犯罪分子，成为社会的公害。相比从重从严的惩罚，在源头上处置留守儿童问题，不要再自欺欺人地将校园欺凌视作校园问题，其实更重要也更迫切。

有人从未成年杀人事件中激发了高昂的严刑苛法之心，可经过上一次刑法修订，未成年入刑年龄的司法努力差不多已经用完了。舆论试图以凶残个案再来推动调整，至少短期内可能性并不大。不是说司法打击不重要，但在减少和惩罚校园霸凌上，根源性的问题没有被提到像样的高度，对此难道真的失去办法了吗？

在过去这些年，留守儿童问题受到的重视还不够，对流动人口的扶持政策，社会讨论也不多。但人们看到许多打工子弟学校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被关闭，兴许在这些微小的城市变动中，被父母留在乡村的儿童少年也在“变异”。在留守儿童问题映照下，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刻裂痕不应该一直被漠视，因为校园霸凌的动静是那么大、那么惨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