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外语的翻译

作者：杨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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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调入外交部，1951年至1954年派往朝鲜，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历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随员、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讲师、外交部美大司副处长、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一秘、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参赞、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常务副代表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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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停战谈判桌上，不论大、小会，仅使用三种语言：朝语、英语和汉语。朝鲜方面发言时讲朝语，美方发言时用英语，中方一般不发言，必要时讲汉语。三个方面的人讲三种语言，又不通晓彼此的话，坐在一起开会时，翻译的安排就比较费事。一般地讲，正式会议上只用朝、英两种通用语言，并作对译。美国人或朝鲜人讲话时，由中国代表团人员低声为中国代表翻译。

杨冠群在停战谈判会议室门前留影。

谁都知道，做翻译就必须掌握两种对译的语言。我在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主要用英语，没学过朝语，是个地地道道的朝语文盲。然而，有一次执行公务时居然当起朝语翻译，而且瞒天过海地完成了任务。当然，这是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不足为训，现在只能当笑话来谈。

朝中代表团亲密合作，共同对敌。图为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秘书处部分女工作人员同朝鲜女同事在代表团驻地合影留念。（图片来源：《外交官（第3辑）》）

谈判过程中，双方代表团间不免有许多事务性的联络，遇到紧急情况还要保持联系和沟通，以免误会和冲突。谈判初期，美方曾提议在双方代表团驻地间建立直通电话，为此，中方作了技术准备。我刚到代表团即分配到参谋处，就是考虑让我们24小时值班守电话。倘若此线路当时能建立起来，恐怕便是世界上第一条“热线”了。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城内的来凤庄举行，10月25日改在板门店继续进行。（图片来源：《外交官（第3辑）》）

谈判最初在开城举行，后因美方破坏而中断。经过战场上的较量，改在板门店进行。双方在板门店共同保持了一个中立区，派有安全军负责维持秩序，一般事务性联系也在板门店进行。停战后，双方派出值班军官常驻板门店，负责联络事宜，我就是这样被派到会场区工作的。

一天，我们得到通知，要我们去会场接美方的一封急信。不巧朝方的英语翻译有事回开城了，没有翻译，朝鲜军官无法前去。如用对方翻译，还从无此例，如等朝方翻译返回，必然误事。我可以单独去接，但违反朝方为主的一贯做法。

几难之际，朝鲜同志与我商量，可否帮他做一次翻译。当然可以，问题是，朝语我一窍不通。朝鲜同志说可如此这般。我有点犹豫，但接信要紧，事已至此，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准备停当，我们就出发了。走在路上，我心里仍有点不踏实，也觉得好笑。闯一闯吧！

到了会议帐篷，双方见面。虽已停战，敌意犹在，互不握手，也不致意，说话开门见山。

美方军官先开口，称奉命递交一封美方代表致朝、中代表的急信。

朝鲜同志接过信来，用朝语说道：“我承认接到了你方代表致我方代表的一封急信。”我照译不误。

美方值班军官点了点头，表示希望及早将信送往开城。

朝方军官答道：“我承诺将此信立即送交我方代表。”话又译成英语。

美国人说了声“OK”，表示满意。

未等对方说别的，朝鲜人接着表示：“如你没有别的事，我建议本次会晤到此结束。”

美国军官听得十分明白，表示同意。于是，双方退出帐篷，连“再见”也未说。

志愿军代表参谋处的工作人员正聚精会神地整理美军俘虏的材料，务求准确无误，以便与对方交换。（左起第二人为作者）（图片来源：《外交官（第3辑）》）

朝鲜军官一共说了三句话，当然都是事先设想好的。在帐篷里，他仅是按照方案，照本宣科。我则是装模作样，把他逐句从朝语“直接”翻译成英语。美国军官没有看出破绽，可能心里还想，这个中国人本事不小，懂得三种语言，也可能稀里糊涂，什么也没想。谢天谢地，美国人没有提出任何其他问题。只要他多说一句，我们布置的机关就出故障，我也就彻底露馅了。在三年的谈判过程中，朝方发言，由中方译成英语还是第一遭。

回到我方的休息帐篷，我们都捧腹大笑。朝、中合作演出双簧获得成功。但过后想想，接信的任务是完成了，方法实在不怎么样。在当时的情况下，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法呢？应当有，但至今我还没有想出来，读者可否出个好点子？

原标题：《不懂外语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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