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历史与小说的历史批判

《“非常”事件与美国历史小说——小说再现与意识形态批判研究》，虞建华 等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

不管是口承的还是书写的，人类早期文化中对过去记录和叙述的经典作品，都以“诗史合一”为特征，最典型的是“史诗”。中国早期历史著作《春秋》和《史记》也一直被视作文学经典，“师范亿载，规模万古”。最早的小说脱胎于历史。自古以来，文学与历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学记载历史，历史赋予文学以主题和内涵。当代著名美国作家埃德加·劳伦斯·多克托罗仍然强调史、诗两者的关联，说：“历史是一种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小说，小说是一种或然历史，或者也许可称之为超历史，这个历史的书写材料远比历史学家所能涉及的更加广博浩大，更加丰富多彩。”

但这样的说法已经带上了比喻的色彩，“诗”和“史”两种叙事毕竟在近代分道扬镳了。在19世纪史学家的践行之下，历史研究逐渐演变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打起“科学”和“客观”的大旗，以此为其安身立命之本，而小说则强调其“艺术性”和“想象创造”的虚构特权。两者互相排斥、横眉冷对、彼此轻慢，成为一组二元对立。多年来，历史话语似乎占据了高点：历史是真实的，小说是编造的；历史基于严肃、科学的考证和记载，提供真理性的认知，而小说出自想象虚构，供人娱乐消遣。小说和历史的传统分野一度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不容置疑，不容混淆。

“历史上的曹操和小说中的曹操，是两个人，一个是历史人物，一个是艺术形象，历史人物是客观存在的，而艺术形象是作家和读者的长期创造。今天，一个成熟的读者的头脑中，《三国演义》中的曹操绝不会等同于《三国志》中的曹操。”这是今天所谓的“旧历史主义”的认识观，具有典型性。“旧历史主义”的说法原先并不存在，随着新历史主义的产生，传统的历史认识观被赋予了与之相对应的名称。新历史主义要强调的是，《三国志》中的曹操也不等同于真实的曹操。那么真实的曹操呢？真实的曹操死了，史书作者、小说作者和读者谁也不认识、不了解他。《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的作者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他们都是按照各自能获得的前人留存的书写材料来建构曹操这个人物形象的，而建构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自己的知识局限，不可避免地融进了自己的理解、认识、性情、喜好、偏见和想象，也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新历史主义更强调历史与小说两者的共性，而不是差异。这个共性就是历史和小说共享的语言叙事特性。

其实，从“诗”“史”分离开始，不少历史学家就意识到历史书写中想象和虚构成分难以避免，而这决定了以书写方式维持的历史知识本身的不确定性。现代史学理论开始把“叙事”视为史学之根本。当然，叙事也是文学的基底，这样，两者间就有了广阔的交集。以海登·怀特的《元历史》的出版为标记，一种与传统历史观完全不同的后现代“新历史”认识逐渐被学术界接受，确定了史学家建构历史的方式是诗性的。分久必合，历史和文学走近靠拢，“史”与“诗”的两分法不再被广泛认同。海登·怀特指出：“历史事件首先是真正发生过的，或是据信真正发生过的，但已不再可能被直接感知的事件。鉴于这种情况，为了将其作为思辨的对象来进行建构，它们必须被叙述，即用某种自然或技术语言来加以叙述。因此，后来对于事件所进行的分析或解释，无论这种分析或解释是思辨科学性的还是叙述性的，都总是对预先已被叙述了的事件的分析和解释。这种叙述是语言凝聚、替换、象征和某种贯穿着文本产生过程的二次修正的产物。”

新历史主义强调，我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涉及的其实只是由记忆和语言组成的“知识论”的历史，而非“本体论”的历史，这样的推导呼应了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呼应了怀特的新历史观。他指出，历史“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我们对历史和现实本身的接触必然要通过它的事先文本化，即对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历史书写和文学书写都是语言再现，都是文本化的重构，两类书写者都运用文学书写特有的文字手段、语言艺术和叙事策略来建构某种状况，表达某种观念。也就是说，新历史主义“承认历史学家不可能客观地、科学地复原过去，而只能从现在的视野中构造过去”。传统的“旧历史”观由此受到挑战和颠覆，历史与小说因其叙事模式大同小异而变得界限模糊。这样，历史与小说的共同特征被凸显，距离被拉近，两者之间的互文解读不仅可能，而且也变得富有意义。

小说通过虚构再现历史，但“虚构”不是“虚假”的等同概念。小说虚构往往可以凸显真相的多元性。因此，小说再现的历史不应该被看作对历史的戏弄或篡改，而是对历史的重新陈述。历史小说家以自己的方式呈现事件，重构语境，让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形成对话或碰撞。这种文学性的历史再现，可以丰富或修正历史叙事，也可以使之瓦解。在历史宏大叙事和小说家们以真实事件为蓝本的文学文本之间进行比较性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真理的多面，从而逼近事情的真相。被称作“新历史主义”的后现代史学观在认识上具有颠覆性，但如林瑛指出，“其目的并非全然否定一个不可知的大写的历史，而是给予小写的复数历史以合法的地位，从而深化关于历史性质与本质的反思与认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文学中以历史事件为素材创作的小说，是作家们参与历史建构的努力，而对这些历史小说的解析，有助于我们揭示历史沿袭过程中美国文化生态的构成要素和发展变化，也可以为我们思考、解读似曾相识的当下政治和社会情境提供借鉴。

在英国文艺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看来，“历史是文学的终极能指，也是文学的终极所指。因为只有给表意实践提供物质母体的真实社会形态才可能是表意实践的根源和目标”。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呈现出历史转向，涵容了更多的文化政治关怀，走向空间性和对话性的历史。在这样的大潮流中，将那些重写曾引起关注的“非常”事件的历史小说重新放回历史语境中细细品读，有其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们是美国种族、阶级、宗教矛盾激化的产物，而作家的再现在选材上具有针对性，在思想上具有颠覆性，在呈现方式上具有多元性，提供了“另眼”观察美国政治和民族道德体系的核心价值问题的渠道，可以引向对美国的建国理想、民族精神、政治信仰等意识形态重大方面的再思考和新认识。

历史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模式，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独特的属性，如虚构特权、多义性、话语间性来评说历史。这种评说带有意识形态批判的性质。作家们多从边缘人物的小叙事入手，透过具体和个别，放大观察历史的某些片段反映出来的更带普遍性和本质性的问题。优秀的历史小说家们总是寻找官方历史表述中省略的东西，通过对历史素材选择性的再组合、对历史事件的想象性推演、对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塑造、对历史语境的补充性铺陈，让小说的美学再现填充、修补，甚至颠覆历史的宏大陈述。“对于所有作家，而非仅仅伟大的作家而言，一旦他们拿过某个故事，写成自己的文本，他们就已经卷入了一种异质性的阐释。”正是在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因并置和交叠而生成的巨大阐释空间中，本研究试图通过互文解读，讨论作家如何参与历史的建构，并在这样的建构中凸显文学的意识形态批判功能。

（本文节选自《“非常”事件与美国历史小说——小说再现与意识形态批判研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