赘婿兴家：刘希仲家族群像及明初苏州的粮长制

原作者：愁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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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悠悠，渺无际涯，众生湮灭于其中，幸赖文献之留存，我们于今方能窥见冰山之一角。墓志，是指记载逝者生平事迹的石刻，这既是逝者蜉蝣一生的身后定论，又难免蕴含历史信息于字里行间，是遇见历史绝佳的文献资料。

藉此清明，恰逢慎终追远之际，通过阅读墓志来认识逝者是追怀先人的方式之一。吴文化博物馆于近日所展出的《刘希仲墓志铭》和《刘希仲妻王氏墓志铭》所讲述的即是明初苏州长洲县一对夫妻的故事，细细勾勒之下，笔者发现他们的故事其实远要比墓志铭中的寥寥数言更长（两篇墓志铭全文附于文末）。

招贤婿

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对于苏州长洲县金鹅乡的刘家来说注定是愁云密布的一年。刘家主事人刘曙在一年内连续失去了自己的双亲，哀毁骨立，但为了彰显父德母慈，使其事迹不坠于地，刘曙在悲痛之余仍精心寻人为其父母撰写了两方墓志铭，萧萧冬夜，孤灯难眠，不知刘曙伏于案前阅读这两方墓志铭时，眼前会不会闪过其父其母的一生呢？

刘希仲及其妻王氏墓志铭

刘曙之父刘希仲，号南溪。其祖父刘三甫，父亲刘彦英皆定居于常熟梅林，刘希仲幼时亦于常熟梅林长大。《刘希仲妻王氏墓志铭》中曾提及“希仲巨姓，世有哲人”，据说刘希仲自小“敏于学，习礼，尤晓音律”，可知刘希仲自幼便接受到了良好的儒家教育。因此，于孝礼之道耳熏目染之下的刘希仲从小便显露了优秀的品格，墓志铭赞誉其为“事亲，能致其晓；爱兄弟，能致其友。䖏交朋友，重信义，倜傥有志，宗族器重之”。声名远播之下，长洲县金鹅乡王家向刘希仲投来了青睐的目光。

刘曙之母，即刘希仲之妻名为王洲贞，世居长洲县金鹅乡。据明正德年间所修《姑苏志》可知，金鹅乡在长洲乡北，管都十三、十四和十五，正与常熟毗邻，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刘希仲能与王洲贞相遇的原因。但事实上，刘希仲与其妻王洲贞之间并无太多爱情故事可言，两人的相遇缘于一次招婿。王家“自曾大父以下，皆读书习礼，力耕畎亩，求禄以耀于世”，到了王洲贞之父王甫通这一代已颇有家资，王洲贞也从小便得到了良好教育，据说她“少贞静，动止恭详，剪结刺绣，织纴缝纫，不教而能”。或是出于宠爱女儿的原因，再加之王甫通并无儿子，王甫通便决定让王洲贞“长在左右”，即为王家招一位良婿。常熟梅林或与金鹅乡相去不远，刘希仲之名王甫通或也早已知晓，可待王甫通真正见到刘希仲，心中又顿生此子不凡之感，一段姻缘就此结下。

长洲县县域图

事实证明，王甫通的眼光确实独到。刘希仲虽是赘婿，但却事王氏双亲如己亲，奉孝道，行礼仪，朝夕如故，片刻不敢怠慢。此外，刘希仲来到王家后便承担起了治家置业的责任，王甫通“事无巨细，一切委之”，表现出了对刘希仲的充分信任，刘希仲亦未辜负王甫通的重托，在刘希仲的经营之下，王家家门愈隆，产业愈盛，逐渐有成为一地之望族的趋势，无怪乎王甫通会感慨道：“吾虽无子，幸得佳婿，是亦犹有子矣”。

王家在刘希仲的经营下愈发兴盛，这从当地有司推选刘希仲为粮长即可看出端倪。粮长制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匠心之创，在中国古代，基层官府负责征收当地的税赋并押运至相应的地方，这其中便难免少不了贪官蠹吏从中鱼肉百姓。朱元璋起于布衣行伍之间，对贪官蠹吏深恶痛绝，为了防止他们鱼肉百姓，便创立了粮长制。所谓的粮长制，就是在江浙等地依照粮食产量划出不同的地区，一般以地产万石为一区（因此粮长又被称之为万石长），并于该地区中推选家境优渥，品德高尚之人担任粮长，粮长的职责即是负责向百姓催缴税粮，并组织人员押运至京城等地，这称之为“民收民解”，官府只需督促粮长而不需要与百姓直接打交道，这就避免了地方官府的过多参与，而使得百姓管理百姓，充分发挥了基层治理的作用。

刘希仲能够担任粮长，既是王家地位财富的反映，亦是对刘希仲高尚品格的肯定。事实证明，要想当好一位粮长绝非易事，对刘希仲的考验很快便来了。在刘希仲担任粮长期间的某一年里，长洲县收成欠佳，遂导致了大规模饥荒，百姓几乎无以度日，但即便如此，官府不顾百姓死活，依旧督之甚苛，百姓鬻妻卖子，破家以输者比比皆是。刘希仲身为粮长，虽有督促百姓缴纳赋粮之责，但他同样不忍看见乡里百姓家破人亡。在王洲贞的支持之下，刘希仲出家中所积余粮为百姓填补上了税粮亏空，墓志铭描述彼时“民以赖安”，但刘希仲却毫无德色。

刘希仲与王洲贞育有一子，即刘曙，字启东，号梅庄。在刘希仲和王洲贞的教导之下，刘曙不仅继承了孝道，更是掌握了生财有道的窍门。刘曙之子刘珏的墓志铭中说刘曙“弘毅有谋，善继述，辟产广业，延师教子，家日裕而声日起，遂长乡赋为邑望族”。从《刘希仲墓志铭》和《刘希仲妻王氏墓志铭》的撰写者中可以一窥刘家彼时的地位与名气，王洲贞墓志铭的撰写者陈继曾在明初担任过五经博士，与明初大臣杨士奇相善，又于宣德年间负责撰修两朝实录，可谓一方名士。刘希仲之墓的撰写者则为长洲尤安礼，官至贵州左参议，亦是一方名士。由此可见，刘氏家族在刘曙时在长洲已是举足轻重的望族，这当然与刘曙的经营谋划脱不了干系。

刘希仲之孙刘珏的墓志铭

刘曙的能干促使刘希仲早早就将家事委之，而他本人则与其妻畅游于田圃山水之间，幅巾黎杖，访友寻亲，快活无比。在乾隆年间所修《长洲县志》中就曾记载刘希仲之孙刘珏曾陪同刘希仲游玩于两京之间，可见刘希仲的晚年是比较闲适的。因为墓志铭的记载有限，要想过多勾勒出刘希仲和王洲贞的故事实属困难，读碑至此，我们只知道在宣德二年正月十二日的那天，王洲贞结束了自己祥和幸福的一生，刘希仲之于失去爱妻，刘曙之于失去慈母，肯定是悲痛至极的。为了彰显母慈，刘曙不惜派人至京城乞求陈继撰文。就在安葬完王洲贞不久，刘希仲在同年十月却突然中风倒地，遂至不起，追随其妻而去了。

刘希仲与王洲贞虽然离开了他们的亲人与故土，但是他们身上的纯良温厚却如春风化雨般浸入了子孙后代们的心中。其子孙在耳熏目染之下，皆饱读诗书，以奉行孝道礼仪为目标。祖先之德荫蔽子孙，在刘希仲、刘曙和刘珏三代人身上有了具象化的表现。

教有方

刘希仲与王洲贞只育有一子，即刘曙，刘曙娶吴氏，生有二男二女，长子名刘珏，次子名刘璧，长女名刘素，次女名刘洲清。刘曙之孝节前已多有言及，其妻吴氏据说也是有妇行孝德，在他们的四个子女之中，属刘珏事迹最详，名气也最盛，在刘珏的身上，可以清晰的看见其祖父和父亲的影子，并且刘珏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远远超越了刘希仲和刘曙。

刘珏，字廷美，生于永乐年间，长于刘希仲和刘曙左右，据乾隆《长洲县志》记载，刘珏曾经与祖父刘希仲畅游于两京之间，刘希仲难免会对刘珏产生影响。刘珏从父辈们那里继承到的，首先便是纯孝恭谨之道。据《刘完庵墓志铭》所记载的事略可知，刘曙生病时，刘珏便日夜长伴于左右，侍奉汤药，直至刘曙康复。吴氏患疮疽之病，刘珏毫不嫌弃地用口将脓水等吸出，不久吴氏便得以痊愈。对身边的兄弟姐妹，刘珏作为大哥亦是关爱有加。刘珏的妹妹刘素，嫁给了一个名为周瑛的人，但周瑛早死，只留下孤儿寡母孤苦无依，刘珏便为其置买田地以赡养之，众兄弟姐妹之中，刘珏与其弟刘璧的关系最为笃深。

刘珏像

刘希仲和刘曙饱读诗书，但却从未中过一二功名，在诗画歌赋方面亦不出名，刘珏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仅在科甲功名中小有成就，并且在诗画歌赋方面尤其出色。刘珏少时，明初著名的能吏况钟恰好就在苏州担任地方长官，况钟对刘珏的才华颇为赏识青睐，便意欲招揽刘珏为吏，但刘珏认为为吏不如走科甲征途之道，遂毅然入乡学读书，并成功于乡试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和顺利地进入了太学读书。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刘珏被任命为浙江清吏司主事，正式踏上了仕途，墓志铭中记载刘珏“以父祖取号义，扁其居曰‘清白’”，可见刘希仲和刘曙之德对刘珏的荫蔽。

清白二字，自然并非自夸之言。刘珏任官之后，以清白二字约束自己，时常三省其身，凡一切攀附不法之举，刘珏皆拒之门外。曾有莆田县丞、无锡县令皆行不法之事而被告发，为了逃避惩罚，他们二人分别携带二百金和五百金前去贿赂刘珏，但毫无意外地皆吃了刘珏的闭门羹。天顺年间，刘珏升任山西按察使佥事，奉命督察当地的屯田事宜，史载“所至振风纪，革奸弊，群卫敬惮，军民畏爱之”。但或许是出自于某些原因，刘珏此时已厌倦官场而想念起了丘壑山林，因此在这不久之后，刘珏便辞官南归，据说离任时仍有千人相送。虽然仕途短暂，但刘珏的出色表现也令他赢得了世人的称赞，王鏊就赞誉他是“操履清白，人不得以私干之”。

《清白轩图》刘珏 明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仕途上的止步促进了刘珏在文化上的精进。据说刘珏回到家乡之后，在自己的别院后面修建了名曰“小洞庭”的花园，亭圃香榭，石林流水，刘珏时而与宾客故人留连于上：“酒酣赋诗，落笔如雨。而尤工于画，颇自矜，惜得其手迹者，皆为宝玩”。此话并非过夸之语，刘珏在诗画的方面早就超越了其父亲和祖父，在诗词方面，刘珏尤善七言，风格多以唐代李邕为学习对像，风格清丽，时人以“刘八句”称之。王琦称刘珏的诗在景泰、天顺年间乃是吴中之最，徐有贞更是对刘珏赞不绝口：“刘郎诗高画亦高，当代不独称诗豪”。诗词之外，刘珏亦擅长作画写字，但传世作品不多，比较著名的有《清白轩图》《山水图》等。明代吴中画派之盛，尤以沈周等人最为著名，但其实刘珏比沈周年长，且二人相交甚好，刘珏晚年病重时，沈周就作有《有怀刘完庵》《哭刘完庵》等作。沈周亦曾受刘珏绘画风格的影响，因此也有人称刘珏为吴门画派的先驱。

明 刘珏 《山水图》 利弗尔博物馆藏

《山水图》后的题字，简单的记载了刘珏的诗画成就

刘珏凭着高尚的人格与精湛的诗画天赋名冠吴中，其在继承父辈遗风的基础上将刘家的名望推向了巅峰，史称“郡邑大夫已下咸敬礼之，岁行乡饮，则先书敦请，必欲得公与席，而诗坛文社，搢绅逢掖亦推让之”。这看似是刘珏一人之功，但实际上，若无刘希仲和刘曙二人的悉心教导以及经营家业，刘珏的成就或许会大打折扣。《刘希仲墓志铭》和《刘希仲妻王氏墓志铭》的出土让我们对刘珏的成长之路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

任粮长

在刘希仲众多的身份中，最值得历史学家关注的就是他的粮长身份。在明初，粮长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既是民，又与官联系紧密，处于官民之间。在洪武年间，朱元璋甚至还会召见赴京的粮长，如果该人品行纯良，能力出众，朱元璋就会当场赐予此人官职。能够担任粮长之人，大多是一地的富绅豪族，刘希仲之所以能够成为粮长，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继承了王家的家业。

在王国平先生编撰的《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和苏州博物馆编著的《苏州博物馆藏历代碑志》中，姓名可考的粮长共有十五人：陈景详、程启南、金氏、管君士、吴敏达、王孟吉、姚克承、管士能、吴敏才、管惟学、陈景祯、陈均、陈允坚、夏彦仁和翁昱。在这十五人中无一人不是富绅大户，程启南是因为其妻“素饶赀产”，管士能家中是“力勤既久，居有广室，业有恒产”，吴敏达其妻过氏治家有道，遂使“内政纷然，治之井井有条。以至纺绩丝红缝衣幂酒之事，靡不致勤，虽劳勤弗辞。自是家业日裕，甲于乡里”，姚克承的祖父擅于经商，家中收入岁累过巨，吴敏才亦是因为“有司以其家素饶裕”，才选吴敏才为粮长的。

姚克承墓志铭关于粮长的记载

之所以只有富绅豪族才能够担任粮长，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大姓人家在乡里素有名望，催征赋税徭役时既熟悉情况，又能够以身作则，一呼百应。当然，粮长虽与正式的官吏有别，但凭借着职权之便，依然享有不少特权，因此这也是不少富绅豪族愿意担任粮长的重要原因。据《明实录》记载，不少地区的粮长就有听讼甚至独揽司法的权力，如明朝监察御史张政言就在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上疏说：“（粮长）兼预有司诸务，徭役则纵富役贫，科敛则以一取十，词讼则颠倒是非，税粮则征敛无度”，可见无德粮长在地方上的危害。这些还只是法定权力之外的，粮长还享有不少法定特权，如犯死刑至流、徙等罪，皆可纳款赎罪，即交纳罚金抵罪。

另一方面，朱元璋之所以会选择富绅豪族担任粮长，岂会想不到这些地方豪族依然会与官府勾结，中饱私囊呢？但实际上，尽管粮长制依然无法杜绝腐败现象的产生，但富绅豪族担任粮长对于官府的好处就是，一旦赋税徭役的征发出现了问题，这些富绅豪族无法从百姓那里催缴到充足的赋税，那么他们就必须出家中所积填补上这些亏空。在刘希仲其妻的墓志铭中曾提及长洲县的一次饥荒，这令他们心生不忍而出家中所积替乡人支付了当年的赋税，这固然是一种美德的体现，但即使他们并无慈悲之心，在官府的严厉督促之下，他们也可能在无所奈何之下选择同样的选项。

替乡里百姓支付所欠税赋常常写入墓志铭中，借此来彰显逝者的纯良品格，但其背后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却是粮长有义务替百姓填补税粮亏空。如程启南在担任粮长后，其妻劝告说：“富有者，众之怨也，富而不能施惠于人，此致怨之由；反之，怨何自而生？”所谓“施惠于人”应当就含有替人缴纳赋税之意，又如管惟学“尝往役于公，百家之长、万石之寄，愿出已粟以助赈济，则凡几巡矣”，这些以慷慨著称的粮长事迹被立石刻碑以昭示众人，在表彰其个人的同时，又蕴含着明初乡里对粮长的道德约束与教化，它们无形之中在提醒着后来者，什么才是一名真正合格的粮长。

粮长在从官府手中接过了那象征权力的身份之后，相应地也面临着昔日官府所需要面对的困境，抛去荒年不论，就算是在平常年份，也需要无时无刻与所谓的刁民做斗争。如常熟金氏担任粮长时，“民有猾悍逋税者，熙远不能不激于中而怒之”，后经金氏其妻的劝解，金氏才稍稍冷静下来。也正是因为现实中有如此之多的困境，而官府又常常督之甚苛，因此粮长对于某些富绅来说无疑是一种负担。如陈均在担任粮长时“由是忧形于色，夙夜助勤靡宁。岁终，仅得先众以完，乃跃然喜曰：‘今幸脱督饷者之笞辱，且吾年日就衰，纵死无憾耳。’其谨身类如此。”可见粮长一职对陈均身心的摧残，再如吴敏才自担任粮长后：“持心公恕，夙夜孜孜，上不亏于国赋，下不至于侵”。

也正是因为粮长拥有诸多职务利之便和面临着诸多挑战，能够做到上不负国家，下不侵百姓的人则多为有司乡人所敬重，如陈景详在担任粮长时，乡里的情况就是“末民安其业，而税赋无后期，役无滥烦，理人之是非情无枉抑，人多贤之”，其余如夏彦仁、姚克承、陈景祯、管士能在乡里皆有名声。但粮长制度的实质是将部分政府职能转嫁到了基层百姓身上，这的确可以发挥部分“民治”的作用，但所谓“民治”的权力来源依然与传统无疑，久而久之，所谓的“民治”就会愈发与传统合流，沾染上传统官吏的不良习气。此外，尽管权力与义务皆转让给了基层百姓，但相应的配套设施却没有建立起来，职责划分更是不明，担任粮长所要付出的成本逐渐大于获得，粮长制因此而日渐崩坏。在明初的洪武、永乐和宣德年间，粮长制尚能运行，此后日渐崩坏，直到万历年间张居正实行改革，“民收民解”改为“官收官解”，粮长制便名存实亡了。

夏彦仁墓志铭中关于粮长的记载

结 语

历史无情也有情，在前仆后继地湮灭在历史中的众生来说，刘希仲及其妻子无疑是幸运的，至少这个世上留下了他们于此于斯的痕迹，但这也并非是无缘无故的。刘家优良的家风荫蔽刘曙、刘珏等后人，并在刘珏身上大放异彩，刘珏的成功又使得祖先之德得到彰显，所谓的家风，从来都不是不可捉摸、可有可无之物，它蕴含于言传身教之中。

碑刻的一个重要属性就是阅读性，从它立碑那一刻起，就意味着随时都会为人所观赏与阅读，因此在立碑前，碑文的撰写也会经过多道工序、多人之眼，直至确保被挑选进碑文中的每一件事都能反映逝者之德。因此，墓志铭所反映的有选择的人生，是被建构的历史。刘希仲的纯良品性使他成为了粮长制的设计者，他的功绩被勒石以记，其替乡人输粮纳税的事迹被从他的一生中挑选出来而加以赞誉，背后所隐含着的即对后世粮长的教化。刘曙之意起初可能并不包括于此，但刘曙等人在按照彼时主流价值观塑造刘希仲形象时，又在无意之间成为了彼时价值观的宣传工具，这自然更加有利于后世粮长制的维持。

附录：

附录一：

刘希仲墓志铭

刘希仲，以宣德二年十二月七日卒，以今年三月□□葬于金鹅乡业字圩之原。其孤曙以未能昭扬先德，日夜疚心，于是以沛郡朱初之状拜而请铭。按状，希仲讳寔，姓刘。氏世居苏之琴川人，大父讳三甫，父讳彦英，母张氏习有善□。希仲幼聪，敏于学，习礼，尤晓音律。事亲，能致其晓；爱兄弟，能致其友，䖏交朋友，重信义，倜傥有志，宗族器重之。长洲县著姓王通甫氏，见其举止不凡，遂馆于甥室，通甫喜曰：“吾得佳婿也”。家事无巨细，一切委之。希仲事外舅外姑如事父母甘□之奉，恭敬之礼，朝夕唯谨，既殁。衣虔葬祭皆合乎礼。永乐癸未，有司以希仲为粮长，遇荒歉，民无以输租，徵科稍缓，郡县皆责之。谓其妻女曰：“民□□甚，又何思加箠椘以逼迫乎？盍斥吾之所有以代输之”。于是乡里皆赖之以安，而希仲无德色也。居乡䣊间恂□，谨厚治家，严而有恩，内外斩□，人无间色。晚年家事付之于子，幅巾黎杖，盘桓亲旧间以自适。一旦中风□作，遂至不起，卒于丙午十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二。娶王氏先卒，子男一，即曙也，娶吴氏。孙男二，曰珏，娶高氏，曰璧，女二曰素，适周瑛，曰洲清，在室。曾孙女一，贞奴，尚幼。呜呼！有济人利物之心，特患䖏旦而所施，不慱耳然，随其所䖏而□以顺乎天。其不谓之在人，君子也哉！曙有学，有守克继父志者也，铭曰：

□积厥躬亲延子嗣，我作斯铭以昭后世。

前朝□大夫贵州承宣布政使司左参议尤安礼撰。

附录二：

刘希仲妻王氏墓志铭：

翰林院五经博士庐山陈继撰文

赐同进士出身翰林庶吉士东鲁孔友谅篆并书

宣德二年正月十二日长洲刘希仲之妻王氏殁，其子曙以武陵顾易先生所著行状，遣人走千里之外至京师，乞铭其母之墓吁。曙可谓能子矣，为子而欲显其亲，扬声于永久者，君子当成其志也，铭可以靳乎？按状主，氏讳洲贞，父讳通甫，母秦氏，世居苏之长洲金鹅乡也，自曾大父以下，皆读书习礼，力耕畎亩，求禄以耀于世。王氏少贞静，动止恭详，剪结刺绣织纴缝纫，不教而能。既长，父母爱之，欲其长在左右，遂婿于名门，得琴川刘希仲，即辟甥馆以延之。希仲巨姓，世有哲人，目染耳濡，洽乎礼义，而其志崇行洁，不偶常流，蔚然有故家风度，通甫喜曰：“吾虽无子，幸得佳婿，是亦犹有子矣”。及通甫殁，希仲治业益昌，门第益大，惠于人，义于乡。永乐癸未，岁涝凶荒，民苦饥馑，粮赋莫□所出，有司督贡之。希仲适为粮长，曰：“视民之若是鸟，忍加□□□督责哉”。王氏辅之，即出箧笥所积以振，民赖而安。奉母□□□□老，不衰于宗，省甘旨之奉，未尝使人为之，虽䖏富饶，不以□□□，即惟□勤，自将相夫，余四十年而未见有暴戾怠惰之气，见从□色于于□，其可谓有常矣。生子男一人，即曙，犹秀拔伟杰，聪敏好学，年二十余，即可代父理家，□官□养亲志，故希仲得与王氏偕乐于田圃而不知，年之駸駸，入□高□也。曙娶吴氏，有妇行，孙男二，一曰珏，曰璧，珏娶高氏；女二，□素，适周瑛，洲清，在室。洪武戊申二月三十日，其生之岁也，寿□六十，其享之年也。殁后六十二日，壬寅其葬之日也，业字之原。其□之斯也，铭曰：

事其亲敬且诚，相其夫柔长且贞。于□硕人庶用昭于铭。

参考文献：

1. 唐力行、徐茂明：《明清以来徽州与苏州基层社会控制方式的比较研究》，《江海学刊》2006年第1期

2. 胡铁球：《粮长权力体系构建及其与地方官吏的权力冲突》，《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3. 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4. 王国平：《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5. 明（钱榖）编：《吴都文粹续集》，清钞本

李光祚修，顾诒禄等撰：《乾隆长洲县志》

6. 时鹏飞：《明代碑志文本的形成、流变与传播》，《文献》2024年第1期

原标题：《赘婿兴家：刘希仲家族群像及明初苏州的粮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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