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纬六十度的幸福

一

在我看来，梭罗隐居于瓦尔登湖，是对人类群居生活的反省。远离尘嚣，避开关系，解放枷锁，修复自我——这就是梭罗隐居瓦尔登湖和创作《瓦尔登湖》之全部意义所在。在与自然的亲近中，与鸟兽的接触中，与农夫的交道中，梭罗看清了人类的生活存在的颟顸乃至愚蠢：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泛滥，人们因此而变得纵欲、攫取、贪婪。这不仅破坏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使得人和自然的关系变得紧张。梭罗的隐居和反思也因此具有先知式的意义。

然而，尽管早在十九世纪，《瓦尔登湖》已风靡全球，但梭罗的反省并没有尽入人心。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享乐至上、拜金理所当然的思想依然在全球大有市场。在此思想的冲击下，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人类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都到了如履薄冰的地步。在此思想的刺激下，科技主义畸形发展，科学的伦理界限肆意突破，科技至上主义思想弥漫于每一个人的心间，这使得稍作人文主义的反思都变得不合时宜、举步维艰。人们的家居、出行、交往都纳入机械化、电气化的工具之中，但追求幸福的初衷反而南辕北辙，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异化、冷漠、隔阂、孤独、焦虑、仇恨、撕裂乃至战争，人们从未有过地感到生活在社会的喧哗和人生的寒漠之中。

这样的境况谕示我们，《瓦尔登湖》远未过时。相反，我们还须要作更深入的反省，还需要更合时宜的《瓦尔登湖》。法国旅行家兼作家西尔万·泰松就接过梭罗的高标，身体力行，勤奋反思，创作了更多方式的作品，和我们探讨了当下人类所陷溺的困境以及追求幸福的方式和姿态。

西尔万·泰松说：“幸福在北纬六十度以北。”

西尔万·泰松说，孤独和书籍是使我们心灵安静的重要东西。

西尔万·泰松说，劳动自己的手脚，因为只有这样诚实的方式才能让我们看清被速度所掩盖的生命之诗。

二

我们常津津乐道：“生活不只是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在泰松看来，是可笑的，因为他看出红尘中人的懒散和怯懦，他看透了我们，只是“苟且”，将“诗和远方”搁置。而他努力将“诗”和“远方”结合起来，一生致力于旅行，并认为文字是“行动的最终方式”。最见卓荦的是，泰松的旅行方式绝非我们的汽车、高速、高铁、游轮和航空，而是依仗双脚，步行或单车，游历法国境内的“超级乡村”，探险于中亚的高峰和大漠，隐居于西伯利亚森林中……他的见闻和反思悉见于他的散文集《在西伯利亚森林中》、《走在幽暗的小径上》，短篇小说集《睡在外面的一生》、长篇小说《雪豹》以及多部摄影集中。

《在西伯利亚森林中》是泰松从冬季（二月）到夏季（七月）在贝加尔湖畔六个月隐居生活的日记合集。雪松北岬，近北纬六十度，在这里，他以一个地质学家废弃的三平米小木屋为轴心，没有道路，没有交通，没有通信，有的只是漫天的风雪、静默的大森林、冰冻的贝加尔湖，还有熊的足迹。“与世隔绝”这个词在这里有了最好的诠释。他如果要和人类交往，往南得步行一天才有村庄，往北得走五个小时才能抵达最近的护林员驻地。没有了退路，前进又如此艰难，泰松把自己投进了鲁滨逊式的冰雪“荒岛”。“这里具备了西伯利亚流放场景中的一切要素：广袤的空间，惨白的色调，裹尸布一般的冰雪。”意外地被投入其间的人固然生不如死，但自愿进驻其中也并非心无波澜。当安顿好行李、清理好垃圾、安装好火炉、摆放好书籍之后，友人离去，无尽的时空便由他独自承受，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刚从巴黎的软红尘中出来的人。

但好在泰松是个对现代生活有过“叛逆行径”的人，因此他能够很快就预感到这样的一个真理：“寒冷、寂静和孤独的状态将来会比黄金更加贵重”。他的目光甚至往南穿过一千五百公里，看到了拥挤、喧闹、燥热和资源匮乏，与之相比，“小木屋”就是奢侈品，是天降的吗哪。很快，他心安了。他在零下三十五摄氏度的低温中收集、劈砍木柴，或者凿冰钓鱼；闲暇时，他踏雪而行，到贝加尔湖上溜冰，带着小狗越岭登峰；累了便躺在“一片寿命达两千五百万年的液体化石上”凝视夜空，而“繁星比它更要老一百倍”。

解决了生活的必需，还得抵御独居所带来的的孤独和寂寞。他有经验，他带来了书籍、雪茄和伏特加。他行走，凝视，遐思，劳作，阅读，思考，写作——这隐居者的训练让他看清了人类生活的困境：五味、五音、五色已让人舌麻、耳聩、目盲，感觉器官的衰退必然导致大脑的失灵、心灵的迟钝，人就这样溺入其中而不自知。现在好了，人的生活原来可以很简单，心灵的丰盈才是幸福的必要。如何让心灵丰盈起来？那就需要劳动自己的双手和双脚，因为这是“诚实的方式”，只有它带来的“缓慢”会揭开浸溺我们的物质，“会揭示被速度掩盖的东西”，会触及另一个“更厚”“更浓”的时间维度。

偶尔也出访或有人来访，护林员，渔民，探险者，甚至偷猎者，但他们都不能动摇泰松隐居的意志，拉回他独居的心。可以风雪同行，可以大快朵颐，可以大杯尽欢，但“朋友”走后，他的心随即安宁，重归宁静。即便在六月中旬他收到情人与之决裂的信息，他也没有让自己过分地沉溺于痛苦之中。朋友，情人，甚至亲人，对于他来说，都没有“小木屋”重要——因为这是他心灵的庇护所。

以“小木屋”为轴心，泰松构筑了他值得一生回忆的梦。这个梦，就是“远方的诗”。所谓远方，首先是地理上的。一个人长久地生活在他所熟悉的世界，就会渐渐地让他的诗心蒙尘，甚至失却诗心。他必须出走。所谓“生活在别处”，应该把昆德拉的讽刺看成是善意的。其次，远方更是指生命的真谛。这个真谛深藏于我们身体身处，心灵不能轻易感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也是远方。找寻它的方式也是出走——在行走中感悟，在孤独中共振，在闭目中的洞悉。这种境界就是歌德在《漫游者的夜歌》中所塑造的：

一切峰顶的上空

静寂

一切的树梢中

你几乎觉察不到

一些生气；

鸟儿们静默在林里

且等候，你也快要

去休息

（冯至 译）

在这里，歌德的视角是俯视的。是的，生命只有在我们的俯视下才能见出真实的模样；而我们仰视或陷溺其中都只是“身在庐山”。当我们孤独漫游时，渐渐地就会获得俯视的权利：既心无挂碍又神游八极；既有体察细微之处的敏锐，又有感知天地苍茫的浑然……诗，就在此刻出现。

对于这一点，兰波找到了他的知音。

三

一般以为，兰波是“浪荡子”，但又是“通灵者。他是如何通灵的？很多人并不能回答，泰松则做出了别具慧眼的解说。

首先，兰波是厌世的。他天才早慧，本可以在大诗人魏尔伦的帮助下，在巴黎的尘海中尽获利禄声名，但是他选择切断道路，割裂语言，浪迹法国、布鲁塞尔、伦敦、爪哇、非洲，以疯狂的行走获取了语言秘钥，获取到自己生命未曾体悟到的幸福，争取到以文字改造世界权利。

诗人是盗火者。他对全人类，乃至动物负责：他须使人们感受到、触摸到、倾听到他的创造；倘若他从彼岸地狱里带回的事物有形，那便呈现其形式；倘若无形，那便以无形面试。需要找到一种语言。

（兰波：《致保罗·德梅尼的信》，王以培译译）

以如此的雄心，兰波行走在阿登省的小径上：

宫殿前的一切依然静寂，流水止息。

绿荫尚未在林路中消失，我走过，唤醒一阵阵生动而温馨的气息，宝石般的睛瞳睁开，羽翅无声地飞起。

第一个相遇，在晨曦洒落的幽径上，一朵花告诉了我它的名字。

（兰波：《黎明》，诗阳译）

再者，兰波清楚为何行走，他懂得如何去看：这是最高级的行走和感知，因此兰波的诗是真正的诗；通过诗，兰波也抵达了生命的秘境——“远方”：“只需要真正地看着它们，待万物道出自己的名字。”

这里的万物，也包括兰波他自己。

通过解密兰波诗歌之钥，泰松总结了行走和诗歌的契合原理：

行走和童年相契合，因为孩子相信，生活将是一场历险，而行走兑现诺言。

林中漫步成了幼年的入教仪式和成人的静礼。

若想要透彻地思考，则须远离想象世界里的哀叹与憎厌，则须杜绝静居不动——行走和思考，像查拉图斯特拉那样。

就这样，对抗生活倦怠的两剂良药就是：诗歌与旅行，道路和写作。当然，它们同时也是获得幸福的两件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