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边外交的杰出带头人——马隆德

李鹿野 走近外交作者：李鹿野

（1913-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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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1925年，曾用名李宝生，北京通县人；1946年入华北联合大学英语系学习，后任解放区救济总会英文秘书，北平市人民政府外侨事务处干事；1949年后，任湖北省武汉市军管会外事秘书、代副科长，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处科长、办公室主任；1956年至1973年任外交部第一亚洲司科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锡兰大使馆二秘，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处长；1973年至1983年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司长；1983年至1990年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衔），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大使；1990年起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党组书记，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会长，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协会顾问，政协全国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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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隆德同志离开我们已多年，但回忆起来，似乎仍在我们的面前。他的为人、他的性格、他的忠诚、他的业绩、他的音容笑貌，都历历在目，一位外交老战士的光辉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马隆德的青年时代是在异国他乡度过的，他很早就参加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回到了祖国。外交部成立不久，他奉调来京，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

我是1956年回到外交部的，在亚洲司同马隆德相遇，先后共同工作了几十年。那时，司里有一批青年是从海外归来的学子，他们热爱祖国、思想进步、勤奋工作、成绩显著，马隆德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那时，外交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在亚洲，亚洲司工作特别繁忙。同志们以司为家、忘我劳动、互相关怀、团结友爱，是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

马隆德任处长多年，主管东南亚国家事务，在业务上是熟练的，在政治上是成熟的，是这个集体中的重要成员。我同马隆德同志回忆起这段生活时，都十分留恋我们外交生涯中那个火热的年代。

“文化大革命”给亚洲司带来一场空前灾难。初期极“左”思潮泛滥，后期反击极“左”也走向了极端，先后都伤害了一大批同志。马隆德反对打倒一切的极“左”行动，也不赞成后来清查的无限扩大化。他在大风大浪中头脑清醒，立场坚定，不向权势人物低头，也为此得罪了人，付出了“代价”，一直无怨无悔，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联合国欧洲办事处

1983年，我从外交部国际司调到日内瓦任常驻联合国驻欧洲办事处代表，马隆德也到国际司任副司长，我们在我国多边外交工作中又共同战斗了多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我们调整了外交政策，放弃了一条线战略，不以美苏画线，谁搞霸权就反对谁。为参加第39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马隆德从国内来到日内瓦，和我们一起参加了这场同苏美两霸的严重较量。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现场

在人权委员会上，我们一方面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和越南侵略柬埔寨，争取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和美国、西方国家一起，通过了谴责苏联在阿富汗和越南在柬埔寨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决议。

同时，我们又同中东和阿拉伯国家一起，反对美国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侵占，并和非洲国家一起反对美国和西方某些国家怂恿南非当局的种族隔离政策，通过了谴责以色列和南非当局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决议，苏联集团也投票支持这个决议。对此，美国对我十分不满。

美国出席大会的代表约见我和马隆德，指责我们和苏联一起投票反对美国。老马当场予以严词驳斥，表明了我国不以美苏画线，而是按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决策的严正立场。美代表哑口无言。

马隆德在这次人权会上很好地贯彻了我国同美国既联合又斗争，而不做大国附庸的政策，展现了他的外交才华，为我国赢得了大多数国家的广泛尊重。

1986年12月2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总部签署《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1985年，我奉调纽约任常驻联合国代表，马隆德这时已在代表团任公使、党委委员，对内主管联合国五委范围的工作，对外任联合国行政预算咨询委员会委员，负责审议联合国的财政预算和人事有关事项，并提供咨询意见。这项工作不仅专业性很强，而且有一定权威，各国代表团都很重视，并力争施加影响、维护自身的利益。

马隆德在这个岗位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精益求精、勇于开拓，出色地维护了我国的利益，并且为发展中国家争取了应得的权益。他对内赢得了同志们的尊敬，对外获得了高度的好评，为国家增添了荣誉。

联合国会员国的会费问题是联合国改革的一个热门问题，美国力图减少自己的会费，还提出应按会员国会费的多少来分配各国应享受的权利。日本也以自己交的会费多，提出应担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他们还提出中国的会费太少，而却在安理会享受常任理事国的权力，很不公平，要提高中国的会费份额。

对此，马隆德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并根据联合国宪章和有关规定，据理力争，打掉了西方某些国家的方案，实现了我国适当增加会费，而仍保留发展中国家地位的预案。

在这场斗争中，马隆德熟练地运用了联合国的规章和议事程序，斗智斗勇，力争多数，孤立对手，很好地贯彻了我们的既定政策和策略原则。

在联合国任职的工作人员，被称为“国际职员”。他们是按各国交纳会费的多少决定份额，由会员国推荐人选，经联合国人事部门严格考试录取的。

我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我国有一定的照顾。按惯例，我国可推荐一位官员担任联合国的副秘书长，但我国在联合国任职的司以上的高级官员则为数不多。而且，由于我国主动争取不力，有些职位还被别的国家的职员占去了。

马隆德接手五委的工作后，大力维护我国在联合国人事方面的权益。由于他曾在联合国秘书处任司级官员多年，结交了不少朋友，深知其内部的情况，工作起来得心应手、颇有建树，因此使我国在联合国职员的职位和人数得到了基本的保证。他也十分关心我国国际职员的利益，是他们的知心朋友，在他们当中享有威望，为做好我国联合国职员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开拓中文在联合国范围内新的工作领域、提高中文处的工作效率，使中文获得同其他工作语言的同等地位，他和我国在联合国中文处工作的同志一起，大力推动建立中文逐字记录和编辑组的工作。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得到五委大多数委员的赞同，列入议程，并获得了顺利通过，改变了过去只有中文没有逐字记录和编辑工作的不公正现象。

联合国总部大楼外景

马隆德主持五委工作以来，表现了他精通业务，善于运用联合国的特殊条件，勇于开拓、不断进取的才干和智慧。他不仅是一位无私无畏的战士，还是位足智多谋的智多星！但他从不张扬，不居功自傲，不向组织伸手，甘做孺子牛，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最高信条。

马隆德对同志热情诚恳，对组织忠诚老实，为人耿直、快人快语，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是个胸怀坦荡并心地透明的人。在对外斗争中，他足智多谋，但对内却从不玩弄心计、搞小动作。他的高尚品德对某些不正之风是一种无言的谴责，至今仍唤起人们对他的深深思念。

马隆德因长期忘我地工作，积劳成疾，肾脏受到损伤。联合国代表团的吴大夫向我报告了这个情况，并建议组织上安排他回国治疗休养。代表团党委研究后也认为，如继续在岗位上医治，很难控制他不加班加点，遂决定让他离任回国。他愉快地接受了领导的安排。

1990年，我回国后不久，他也离休，我们仍时常见面。看上去，他身体和精神都很好，我还以为他已恢复健康。谁知，1993年他的病情恶化，需要透析维持肾功能，住进了医院。我曾多次去看望，他仍谈笑如常，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革命乐观主义伴随他走完了光辉的人生路程，虽一生未得高官厚禄，但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却是值得我们分外珍惜的。让我们永远学习他！

原标题：《多边外交的杰出带头人——马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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