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仕忠︱畸零杂记（七）：方生姑夫

插图：潘丹

方生姑夫，是我父亲表妹的丈夫，育有一个女儿。

娟表姐“文革”前与我大姐在同一所中学读初中，要高一级，两人犹如嫡亲姐妹。“文革”风起，学校罢课闹革命，我大姐参加“串联”去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上见到过毛主席；表姐没有去，听了她母亲的话，老老实实在家挣工分。

姑夫是高湖沿人，家境属于富裕中农，小时受父母宠爱，读过书，也在村里教过书，国共战争起，为逃壮丁，到了上海。当时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是诸暨人，很多诸暨人报考警察，他也去考了。考上后，在上海做了两年户籍警，就解放了，之后也继续做了好些年警察。1958年转业到无锡机械厂做了工人。

“四清”运动之后，姑夫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接受精简政策，带着妻女回到了家乡。但高湖沿的老家已经没有他的立足之地，妻妹郭佩芳参加了解放军，之后一直在部队（据说后来驻临安112军医院，其丈夫是院长），在土改时分有房子，就在茅草坞。所以他们一家就落脚在小姨家的房子里。书生出身的姑夫，做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做农活自非其长，但好歹坚持了下来。重体力活做不了，“双抢”（夏季抢收抢种）时挣不了翻倍的工分，但只要每天出工，总有基本的分数，加上当工人时有点积蓄，只需养一个女儿，生活也还能对付。

谁料“文革”风起，队里翻出了他在上海那段“黑历史”，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加上表姑的娘家在土改时划为地主，这顶高帽也由他这个女婿继承下来，真可谓雪上加霜。

那时农村最卑贱的是“地、富、反、坏”这“四类分子”（农村没有“右派”，所以只称“四类”），而他们家就占了两项， 日子之艰难，可想而知。大队里开“批斗大会”，姑夫经常在台前挂牌“陪斗”，主角是台上挨批的“走资派”。

大雨天、落雪天，无法下田劳动，社员不用出工，我父亲就带我和哥哥在台门槛前打麻绳、做草鞋、编畚箕。我十一二岁那年冬天，阴雨连绵，雨水从屋檐椽子口流淌而下，哥哥坐在凳子上双手转着绞盘，父亲控着绳股，我则牵起绞成的绳尾。雨声哗哗，仿佛隔绝了人世，天地间就只我们父子三人，分外宁静。忽然响起剥啄的敲门声，声音很轻，不经意还听不到。拉开门，姑夫一副笠帽簑衣闪了进来，裤脚卷得高高的，肩膀、两袖以及下半身全湿透了，花白的发梢滴着水，嘴唇哆嗦着，含糊不清地说了些话。

插图：潘丹

当时姑夫这种“四类分子”，列入强制“改造”之列，这种天气，最能让人在肉体上感受“改造”的力量，也最能显出“改造”的效果，所以他被指派去修桥铺路、疏水通畦。那田块靠近我们村，他实在顶不住了，才悄悄摸进来的。

母亲赶紧煮来一大碗姜汤水。他轻轻地嘬着热水，我便在旁边打量着。姑夫那时五十多岁，中等个子，方盘脸，有些书卷气，却布满皱纹，一道道交叉着，仿佛用刀刻入底里，看上去比七十岁还老。很多年后，我看到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觉得很是熟悉，因为与姑夫的面孔重叠在了一起。

罗立中绘《父亲》

姑夫家就在大溪对面，离我家不到两里路。只是我从来没去过。因为家庭成分不好，那时要是没有大事，大家就不作往来。母亲和姑夫轻声说着话，隐约飘来姑姑、表姐的名字，我只看到轻轻地摇头和轻声地叹息。不一会他就走了。

娟表姐长相甜美，脸上有两个酒窝，很爱笑，眼睛弯弯的，像是会说话。她小时候生活在上海，7岁那年人很仍很瘦小，老师说读书太早，脑子要糊掉的，姑妈请人给算命，说上学要单岁，所以就到9岁才上一年级，那时已经在无锡了。小学毕业回到家乡，在镇上的学勉中学（纪念革命烈士朱学勉而设）读初中，但二年级就停课了，两年后才发了毕业文凭。

她比乡下孩子见过世面，更兼口齿清晰，能歌善舞，于是成了大队“文宣队”的台柱子，台上的扮相十分出众，邻近村里小伙们都很喜欢她。父亲的黑历史，让这位人所仰视的小公主跌落尘埃，于是有人仗着父兄是队长、书记、会计这类背景，强要和她谈朋友，也有一些成分好而霸道的贫家子弟，三五不时地在她家屋前屋后转圈，希图侥幸占个便宜。

但正因为她人长得好，性格也好，又读过书，中学时就有同学追求，所以最后谈了个不错的对象，嫁去了城关镇边上的村子，夫婿是工人，结婚不久就生了儿子，长辈很满意。因为婿家有“社会地位”，村里对老两口也稍稍宽待了些。“文革”结束前，我与表姐在路上碰到过，但没说上话，只见她脸上洋溢着笑容。母亲说是她的命好。

那个年代，“成分高”的女孩儿，只要自身长得出众，大多能嫁个好人家（工人或社队干部子弟），从而摆脱“黑五类”，并且有所依靠。若是男孩子，这婚事就难了。我们大队只有一户地主，七间两弄的大楼屋，土改后只给留了一间。他唯一的儿子，一辈子打了光棍。任何人都可以呵斥他，最脏最苦的活，都是他的专项。我见到社员在拆大坟山那些坟茔里的坟砖，就是让他钻进去拆下来的。他见人便点头哈腰，无论别人说他什么，也不回嘴，只是傻傻地强笑，所以村人都叫他“独头”（傻瓜）。白居易说“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所以在那个年代，姑夫这样的成分，幸运的是养了个好女儿，嫁得个好女婿，连带意外得到了庇护，让老两口能度过最艰难的日子。

只是村里那些贫农光棍们，总觉得自家嘴边的肥肉被人抢走，嫉恨之心顿起，每当娟表姐抱着孩子、带着大包小包回家看望父母，他们眼中便禁不住要冒出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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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音壁】

娟表姐：仕忠弟，你好！我看了你写的表姑夫，字里行间描述了我爸爸受苦受难的悲惨遭遇，感慨万千。

其实我爸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在当地也算是个俊朗聪慧的后生，18岁那年逃壮丁到上海，当了两年户籍警，1949年后分配到无锡利农砖瓦厂当了三个食堂的事务长，尽心尽责，并任团支书至36岁，一直得到领导的器重和培养。

我和妈妈是61年即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赴无锡爸爸处，总算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但好景不长，约四年后吧，党发号召光荣支农，我和妈妈是势必要回乡的，而我爸爸也主动要求响应国家号召，光荣下乡支农。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爸爸的噩梦也开始了，他的两年伪警察成了历史大污点，整整吃了十年苦，只有经历了才能体会到个中滋味。那时我才15-16岁，正是梦想开始的阶段，对前途充满幻想，一心想读大学，做个有用的人，却被历史的车轮碾个粉碎。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村边路上突然有一大队人马直奔村里而来，又径直冲到我家，楼上楼下翻个遍，还拿去了我爸下乡时政府发给他的500元津贴费，在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且我母亲一直勤俭节约，舍不得用，如同挖去了我们的全部家当。

自此后，爸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哪里批斗都有他，可怜他瘦小的身板遭受着肉体与精神的折磨，每每下大雪、大雨天，都要到后山拍竹林的厚雪，卷着裤腿下田干活，都是义务的，被打被骂是常事。所以，在日后的日子里，他患有神经过敏症，无论别人一句玩笑或无意的话，他都会介意。

后来“文革”结束，得以拨乱反正，爸爸厂里派了两位同事特来我家慰问，三人抱头痛哭，他们都埋怨爸爸太积极，根本不用回乡却非要求回乡，受这无妄之苦，在厂里是个表现多好的同志啊！这情景谁看了都要落泪，也倍感欣慰，总算出了太阳见了阳光。

1981年，落实“双精简政策”，双精简职工子女有一个可顶职，经三娘舅帮忙，我进入诸暨丝织印染总厂工作，成了工人队伍的一员。

这段黑暗的日子一直封存在心里，不想去触碰，又有一种不甘，也想把它记载下来，现在也明白，在滚滚的历史车轮下，一个无名小卒谁也奈何不了。却不料仕忠弟弟先打开了这历史的大门，也让我一吐为快，不知会否对你有用。我在此要真心地谢谢你！你的真挚认真，深深地打动了我，是你使这段历史成为文字，并保存下来。

黄仕祥（家兄）：方生姑夫的事，我记得很少；在那特定年代，有“问题”的人接触都较少。后来包产单干，他家旱地自己种不动，对父亲说让我们去种。记得我和父亲去种了一季，但收成不好，就没再去了。

刘勇强（北京大学）：鲁迅说“像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物，都使我有异样的同情”，“同情”不是特别的、强烈的，而是“异样的”，周树人用词确实耐人寻味。移之当年的“表姑夫”们，也不免让人产生一种异样的同情。或许是因为祖上的成分也不好吧。唉，啥叫“成分”？何为“不好”？

吴振武（吉林大学）：我读中学时曾几次下乡劳动，看见村里（那时叫大队、小队）那些“黑五类”，真是可怜，任何人都可以去呵斥他们，完全没有做人的一点地位……

黄仕忠：本当是“黑五类”，但我们公社没有“右派”（小溪寺的国家林场有一个，是从部队发配下来的），所以大队批斗时，就只有“四类分子”。

徐大军（杭州师范大学）：这篇由一个乡亲勾连起您的当年经历，以及您对精打细算度生计的乡亲的命运思考。有大慈悲！

郑尚宪（厦门大学）：其实这篇文章最有话可回音的，除了你表姐外，就是我这个当了二十年政治贱民的“狗崽子”。只是历史伤疤结痂已久，实在不愿意再去揭开罢了。

徐永明（浙江大学）：你的记忆之闸打开后，陈年往事汩汩流出，似无衰竭之时，令人诧异。

曹家齐（中山大学）：这样的故事值得写，那个时代之恶，需要通过控诉，让人们牢记，避免再现！可以动员大家写出知道的此类故事，汇集出版。

曹天忠（中山大学）：历史美文！有人物、故事，尤其是细节（这是近世史真实的直接表现），生动有趣，令人感慨！

吴存存（香港大学）：拜读了，写得真好！我家成分不好，像表姑夫这样的亲戚很不少，读来很亲切。很佩服吾兄生花妙笔。

吴先宁（民革中央）：红颜薄命，但长得好也是一种资源，运用乎妙，全在一心。

魏小婉（中学校友）：“四类分子”常常是有学识的，我那时也不痛恨他们，反倒觉得他们蛮不幸的，觉得他们的家里还有人心都很阴郁。

我妈生于杭州，抗战时逃到枫桥，完全无产，外婆家便是雇农，太穷，老妈做童养媳到老魏家，后来解放自由恋爱了，变养女，但这个外公当过保长，搞得我们也很难受，“社会关系”中便一直不填外公外婆。我小学时还曾经为了表示恨“四类分子”，写作文捏造事情说过一个富农婆存心不良，也参加过游斗“四类分子”，其实真的是愚昧啊，什么都不懂。

我们在村里直升“土高中”时，我们班跟我特别有竞争力的一个富农孩子不能继续上学，后来学木匠，后来在一次什么事故中死了，若晚两年，他定能考上大学，唉！

赵国瑛（中学校友）：表姑夫是时代的悲剧人物，善良勤劳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作为有原罪的人，甚至会代际传递。文中地主的儿子悲哀的一生便是例证。我们村也有一户坏分子的儿子，长得一表人才，也肯吃苦，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一直讨不到老婆，最后没办法娶了个丧夫的女人，带着两个女儿。时代变迁，现在农村只要肯做，能吃苦，讨个西南外省老婆还是能办到的。

杨易（诸暨同乡）：我老爹59年湘湖师范毕业分配到枫桥学堂，从小学教到高中，“文革”中被无端端当成“特务”，在萧山湘湖劳改农场关一年，后下放到山里劳动改造一年，其间每天吃了夜饭后要游村批斗，他的一些学生拿着木头枪，早夜饭一吃就到我们家来押他去游村批斗，所以我从小不入红小兵红卫兵团员，始因就是为了避免批斗老爹。

吴义雄（中山大学）：我的小村子，有个前辈也是地主成分（嫁给富户后，又回村孀居），情况和你讲的一样。因一大半村民都是同宗，我们喊她姑奶奶，在“文革”期间没有人难为过她本人。但子女却受累。一个美丽的女儿嫁了一个在当时不错的人（小学教师）。她自己一度做代课教师，是我的破蒙老师，但肯定是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就没有做下去。后来她虽然艰难度日，倒也还过得去。但姑奶奶的儿子、我们喊表叔的那位，念完小学即无机会升学，成年后也无法找到对象。他很有才气，也和同龄人正常交往，到年龄却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得到谈对象的机会。夏夜里经常可以听到他孤独的笛声，在不大的村子里回荡。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他以小学文凭参加中专考试，过了初选（这个制度现在没有了），却因成分问题再次丧失上学的机会。好在很快开始落实政策，他得到了当时令人羡慕的县城工人的工作（因原来是城镇户口，得到招工名额），娶了一位中学时代的风云人物、高中毕业生、当时的民办教师（后转正）为妻。说起来，他还算是比较幸运的。

孙启军（《羊城晚报》）：看了表姑父的故事，让我想起也是“四类分子”的四爹。在从军十年、革命即将大功告成前夕，他脱离队伍跑回家乡，也告别了前程似锦的命运、启动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不堪的人生。

他在1948年随刘邓大军挺进鄂豫皖时离开队伍跑回家，成为新富农兼坏分子。我父亲叔伯兄弟五人，父亲行五，在他跟着115师进入山东前一年，三爹四爹已参军抗日去了，属晋冀鲁豫军区，时间是1937年。

听长辈断断续续说起，上党战役后，仗越打越凶，人死得越来越多，三爹四爹两兄弟经不住考验，于是一起做了逃兵。因跑时没带武器，后来倒也没受追究，只是四爹多置了二亩地，再加上逃兵的旧账，被划为新富农。在大时代的疾风暴雨中，精干敏捷的四爹，变得猥琐怯懦，憋屈地熬了若干年，最终挨不过乡里乡亲的唾弃和斗争，在某个深夜跳进河滩地一口深井中，一了百了。

抗战8年多，三爹四爹一个做到机枪排长，一个是副连长。内战开打一年多，他们的革命意志就全崩溃了。少时懵懂，现在明白了。

云亮（智纲智库）：说到成分，想起当年，研究所里有个广东来的技术员，外号“小公鸡”，他出身贫寒，身材矮小，学业平平，却娶了地主家美丽文雅的姑娘做媳妇。

滇人禀性宽厚，不愿意为难外乡人，所以也没折腾他媳妇。只是从乡下自行过来的，没户口也就没有工资和粮票。一家四口，日子过得艰难。

于今想来，小公鸡的媳妇多半就如教授的表姐，只能放下心中的梦想，降低身段，远嫁异乡，只为混口饭，逃离饱受欺凌的日子。

今天看到无数网暴，动辄贴标签，不禁回想四十多年前那些残酷的岁月。那个时代我们虽然年纪小，但我们领教过，并记得一一标签之后，就是成分，就是边缘化和歧视和霸凌……

吴敏（东京友人） ：说到您的表姑夫，令我想起我的地主外公。土改之前是乡绅，余姚县议员。后来被戴帽，还被送去东北劳改七年。刑满回乡后，也被边缘化。因我外公、外婆过去为人极善，所以乡亲们没怎么迫害他们，但儿子娶不到老婆。好在有两个姐姐在外，答应只要有女肯嫁，彩礼必定丰厚，结婚后每月都会寄钱接济，因此得以娶了个亲戚之女，生了三个儿子。

高列过（华南农业大学）：那个宁静的雨天，那碗热腾腾的姜汤，那些轻言细语的谈话………我一直很想弄明白，黄老师何以如此悲世悯人，原来是令尊令堂的言传身教呀！人生悲苦，幸好还有温情，令尊令堂给了方生姑夫慰藉，黄老师的文字传播爱众亲仁……何其有幸，能读到这样文字。

徐大军（杭州师范大学）：“成分高”“四类分子”这类词，现在可以简单地归于历史。但在当时，在一个村子里的熟人社会，可真是具有无尽碾压力的归类。冬日阴雨连绵，黄家父子三人在家打麻绳感受到生活的宁静，而表姑父被强制“改造”、实在顶不住之下，走进这份宁静的场景。这真是表姑父精神上背负的风雨交加的传神写照。

李颖瑜（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真是无限感慨，没有经历那段历史，完全无法想象多少人在其中经历的辛酸血泪。不过成分问题倒是耐人寻味，“成分差”的其实“成分高”，而成分的高低好坏，在不同性别又截然不同。表面上看成分差的女性比男性拥有更多选择权，实际上即使在革命时期，传统的婚姻观念还是占据上风，女性出嫁从夫，意味着女性可以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的阶级成分，男性却要依然继承父母的出身和成分。哎。

黄仕忠：这篇其实着眼点是表姐。但她的命运是由父亲的遭遇所决定的。所以，也是《天琴姑姑》那篇的另类补充。天琴因不愿嫁地主儿子而自杀，这篇看起来“成分高”的女孩子嫁得还不错，可是谁会去追问：如果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她可以追求与获得的又怎么可能只有这一点点呢？

李颖瑜：是啊，“唯成分论”的语境下，她的容貌、学识、性格、抱负都只沦落为被挑选时勉强的“加分项”。

蒋志毅（表侄）：中国特有历史性的悲剧，人就因为出身不同而人生完全错置。其实后来我才知我们枫桥陈家的外曾祖父，解放后也是地主成分。

说来真是荒诞的悲剧：外曾祖父祖上殷实，他们这代兄弟两人，他是兄长。三十年代末各自分家单过，各有田十来亩。为兄勤快，节俭持家，为弟懒且好赌。弟弟先输钱，后输地。我那外曾祖父省吃俭用，拼命把弟输出去的祖上田地给买回来。解放了，终于哥的努力，让他当上了地主；弟弟不幸，却幸运地成了贫农。而且外曾祖父因为田多，又雇了长工，就成了不小的地主，为此解放后还去乔司农场苦役了几年。

人呵，遇到这样的场景，只能成为时代的一个灰粒。

现在看来，我们家族里这样的故事挺多。

黄仕忠：@蒋志毅  在当年，“四类分子”的女儿嫁到工人家庭，足以令村里人嫉妒。可是，其实令尊、这位表姐以及许多这样的人，原本应该是读书上大学，走向外面的世界的。

蒋志毅：对，社会变革导致的社会价值取向变异，人生的道路完全不一样。就拿我父亲、我和我孩子来说，短短五六十年，因为社会不一样，即使同样的资质，却是完全不同的人生了。

陈佳妮（中山大学-珠海）：昨晚读完老师的文章有些晚了，恐怕打扰多有不便，于是就早上发来一些感想。这次首次看到文中人现身“回音壁”，表姐对那段历史的记忆，给了文中故事更详细的前因后果，在表姐自叙的框架中读《表姑父》雨夜中的那一幕，更觉唏嘘。故事最后的地主儿子似乎曾在某篇的“回音壁”中“遇到”过，他无法像表姐一样嫁人离开，而是不幸“继承”了成分带来的悲惨命运，“强笑”成了他卑微无奈的保护色。寥寥几笔，却让人读后怅然心酸。

杜雪（北京语言大学）：相较之下，表姑父这一篇就是人性扭曲的写照了，是一个正常的家庭生生被“畸零”、被边缘的故事。人为地将人分为三六九等，而这分法不是因为个人的品行，而是无法选择的出身。恶被放大、善被压抑，令人痛心。

赵素文（中国计量大学）：此文结构，用三重对比渲染，竟有一种自然圆融之感：以雨天普通社员父子三人编绳的平静宁和气氛反衬四类分子被迫务工的狼狈艰辛，是不同阶层分类之间的对比。再用境出同源的父与女的遭际对比，用同是四类分子的男与女命运对比，层层渲染出一幅被人为地定义命运、扭曲命运的无奈而荒诞的历史图景。

李晓红（中山大学）：长河一般的忧伤。我们乡下也有一些这样的故事，我认识的有两户人家，男主人年纪较大，孩子尚小。问过大人为什么会这样？大家回答因为出身不好，年轻时“蹲汽灯”（关小黑屋的意思？），很晚才有机会娶媳妇生子。回想起来这两户人家都很和睦，算有好老运吧。

李凌云（中山大学）：表姑夫等“四类分子”的故事，之前老师在文章中经常提到，已经在我脑海中形成了一种类型的形象。其实我有点儿难辨析：您对此类人员投射的关注目光和同情理解，有多大比例是当时的感受、有多少是回溯的视角呢？

另外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成分高”的女子，只要长得好，队长、支书、会计家的男儿都争着追求？那个年代不是成分决定一切么？ 难道青年男子对美女的爱慕，真的能够超越对政治前途和家庭利益的考量吗？还是说涉及男女性别差异时，其实成分也并不是那么紧要了？

黄仕忠：@李凌云 那时在农村要娶个媳妇都是如此艰难，要跳出农门更是难上之难，做一个农民，能够娶妻生子已是大幸，哪里来的你想象的这种“政治前途和家庭利益”呵！

她嫁的其实只是当时普通的工人，但这已经意味着温饱的保障，以及作为工人身份对于乡村农民的先天优势，因为他们是“领导阶级”呵。连村里的队长、会计们都是要巴结那些工人的。因为只有这些人家，抽屉里才有应急的现钱，而社员们只能等分红的钱下来，还不知是在猴年马月。

李凌云：在当时那种历史情境下，男性的婚姻选择竟然还是将传统性别观念置于政治划分之先，这点很有意思呀。显然，是政治与传统社会的性别差异、婚姻观念一起，共同造就了这种情况的啊！但是我印象中，看过的一些影视剧作品，子女或公婆还是会因为母亲/儿媳的成分因素而怀有复杂的心情。对于子女而言，家庭出身和成分还是看父系为主么？母亲的成分对子女的影响在实际上相对较小？当然，子女和家庭成员的心理感受应该还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吧？

黄仕忠：古代，也只是罪及儿子一条线，出嫁的女儿可以不受牵累。在传统的观念里，媳妇是生育工具，那些成分好又漂亮能干的女孩，谁能拿捏得住？所以这类成分情况带来的“缺陷”，让她们“降了价”，才给了别人有了“拣选”的机会。

李凌云：嗯嗯，从“拿捏”这一点来讲，确实就很好理解了。传统性别观念和婚姻观念，无论是在当时讲政治成分的社会，还是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社会中，仍然是对男女两性的婚姻选择，以及家庭生活中的关系模式和心理期待，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昨天刚好看到一篇文章，写到韩国偶像剧中男女婚恋模式的变化，感觉颇有意思。其实也可以类比于古代，去仔细分析一下明清小说戏曲中男女两性关系和婚恋模式的变化过程。只不过当代研究还可以把真人秀、大众传媒和自媒体等文本引入进行对照，而古代留存的材料有限，只能从笔记杂著里去稍微感受和揣测一下当时更为普遍的社会心理，所以更有难度。因为按道理，我们得了解当时普遍的社会心态，才能读出戏曲小说文本中的建构和扭曲成分，而不是直接把它当成当时真实社会心理的表达。

胡光明（香港理工大学）：表姑父这篇，您的描绘与表姐回应的忆述相结合，兼有您的创作与当事人的“口述历史”，不同人物对比中还是大时代下小人物无法自主的命运，悲悯的情绪萦绕全篇及“回音壁”。

由文章唤起的回忆，表姑父中的人物，“表姑父”“表姐”“地主的儿子”，都能让我忆起豫东老家村里的人们。

我们村里的“地主”，我知道的有两家：前队的“地主”有两个儿子，都是打了一辈子光棍儿，他们比我父亲稍年长，大约是50年代初生人，据说90年代曾经兄弟俩“娶过”一个“傻媳妇儿”，但后来也跑掉了。后队的地主就是我家邻居的保禄爷，他比我祖父小几岁，大约生于1920年代中期，保禄奶与我祖母同岁，属鸡的是1921年人。他们一直没有孩子，收养了一个村里贫农家实在无法养活的女儿，到了60年代中期才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叔叔结婚是在80年代，算是一种幸运吧。

蔡达丽（山东大学）：五十多岁的表姑夫，却顶着一张神似《父亲》的面孔，这张沟壑纵横的脸，与嗣后其强颜欢笑的模样叠置一处，仿佛难逃的宿命。因此，当其面容姣好、性格温和且受过教育的女儿嫁去城关镇的工人家、觅得个好夫婿之际，“母亲说是她的命好”。而这个惹人歆羡的“逃离”既定命运轨迹的方式，竟是嫁人！白居易的诗句，“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境域中，被赋予了别一种韵味，读来让人黯然神伤。

张奕琳（中山大学）：老师这两篇畸零新篇，与此前系列不同，此前的芬芳阿嬷、钦义婶婶的“畸零”是从外在行为切入的，而新篇人物行为不是那么的“前卫”，更多的是其内心的“畸零”，尤其是表姑父一篇，更令人唏嘘。

写表姑父这篇里，“成分高”的女子只要外貌性格好更好嫁，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回音壁也有老师提到了，我觉得除了因为女性归属于夫家的传统外，可能还受“高门嫁女，低门娶妇”的传统观念影响？成分不好了，变低门了，但又获得了高门培养出来的媳妇的素质，两边都赚到了。

刘青松（博士生）：杨奎松的《边缘人纪事》没有将从未被建立过个人档案的农村地富分子列入其中。老师的系列正好对照。

宋睿（本科学生）：母亲和表姑夫“轻声”对话那一段，尤其令人心生悲哀，家长里短的话语，却也不敢大声热络交谈。他“嘬”着热水，动作谨慎而小心，喉舌滚烫，内心冰冷如雨。被出身束缚的人生，时代的尘埃，落到每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啊。

我的太爷爷，早年参与过抗美援朝（家里还留着旧帽子），后因“成分不好”，被安排去挑粪，不堪受辱，自缢身亡。去年过年在老家，按例小辈要“表演节目”，我就唱了一段“清早起来去拾粪”的小调，爷爷回忆说，很久以前你老爷爷就是大清早儿背着桶去挑粪，肩膀瘦，担子沉，没个人愿意和他搭话。苦也苦了太奶奶，后来她嫁给了太爷爷的亲弟，听奶奶讲，村里人一直说闲话，闹得很不愉快。

吴俣（本科学生）：表姑夫本是依靠着自己的努力，在社会中摸爬滚打，为自己的生活奋斗。这本身应该值得肯定的，但却因成分划分的问题，他努力的结果仿佛在一瞬间烟消云散。一刀切的标准之下，人情的温暖被冰冷的叹息取代。“成分”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而它却成为了决定一切的标准，令人痛惜……

林珈卉（本科学生）：这一篇读来感慨万千，尤其是最后讲那位地主的儿子的故事，描写细腻、很有画面感，我读来感觉心头一酸。其实每次读老师写的故事，在开头发现背景是“文革”时，我都是提着一口气往下读，因为那个时代实在是太多悲剧和哀伤了！我从未谋面过的阿太（爸爸的爷爷），据我爸爸说在当时是县里有名的画家，也是“文革”期间用镰刀自杀了。我奶奶从来不提起这件事情，我们问起她就说阿太是喝酒喝多了死的，大概亲历者更是不愿回想那段黑暗的时光。

玛丽亚（本科学生）：大脚阿爷和表姑父乃至表姐姐的故事，都是强烈的时代阴影浓缩，小人物在大时代下的命运，真的令人惋惜。如是今日，命运该会有很大变化吧。若不是阅读了老师的文章，着实无法想象那个时代的艰辛。您的文章太有意义了，年轻人得以了解和记住他们的身影！

张宏生（香港浸会大学）：现在的孩子完全不知道什么是“成分”。

贺仲明（暨南大学）：很沉重！让人难以忘怀的一段历史。这种个人实录非常有意义！

林少阳（澳门大学）：拜读大作了。写得真好。到底是知识分子的文学，有更高的伦理关怀。这也算是微观史的一种。希望这一类历史，能让更多新的一代知道。

商伟（哥伦比亚大学）：人物画廊，折射半个多世纪历史。

刘明厚（上海戏剧学院）：小人物在时代的洪流中，谁能驾驭自己的命运？幸亏有一个怀有悲悯之心的你，记录下已经远去的一粒尘埃，方生姑夫及那个荒诞岁月。

罗书华（复旦大学）：想不到你手里有这么多材料。当代文学史中必有一席之地。越写越宽，越写越畅。出乎自己的意料了吧？

陈立胜（中山大学）：恍如隔世，又近在眼前。凡是经历过的时代的苦难，都不应冰封在个人的记忆中，而应该得到忠实的记载。这样，当滚滚的历史车轮碾来之际，无名小卒起码知道如何躲开——如果无法合力阻挡的话。

岑宝康（杭大同学）：过往的人物事件，有些被描述成壮阔的波澜，有些被形容为激荡的浪花，又有几人曾去关注那些细碎的泡沫？其实正是在这些转瞬即逝的泡沫中，跳动着几多升沉起伏的人间脉象。

吴存存（杭大同学）：平民女性通常容易被视为最受压迫的，其实在历史上，好像下层社会女性比起男性，更容易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阶层移动。吾兄大作就是个好例子。

洪朝辉（杭大同学）：黄教授是用一种春秋笔法书写了那段辛酸历史，娓娓道来、似真似实，在优美、平实的文字海洋中，记述了本来可以有血、有泪、有痛、有恨的家族史。此处不仅需要超人的智商和情商，更需要非同寻常的敏感、胆识、平衡、适度！必须大赞！

由此想起我的姑父，复旦新闻系教授、东南日报主编，……流落美国。我家自1949年以来，一直受他连累，故事可以写书。我1986年1月留学美国马里兰，就是为了投靠我姑妈姑父。以前讲起这段历史，俺内心都是泪、全是恨，但读了黄教授大作，觉得不能做祥林嫂，应该在苦难中，学会洒脱、幽默…… 

想起小时候受尽同学惨不忍睹的欺负bully 和姑父在美国临终前的泣血呼喊，不寒而栗、刻骨铭心！

朱谨怡（杭大系友）：说起宣铁吾，他还是我妈妈家族在抗战时期的求命恩人，我舅公蒋伯潜曾做过他的老师，抗战初期得益于他特发通行证，才使我妈一大家族逃往江西避难。

何桥（高考同学）：写得真实感满满，接地气！“四类分子”害伤一个时代、害死一批人！

刘洪辉（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如果对荒诞的过往能“感同身受”，或许可避免成为“平庸之恶”者……

姚小鸥（中国传媒大学）：读了，写的好。一个亲戚的命运。构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何诗海（浙江大学）：时代风云，落在每个个体身上，都是难以承受之重。

钟东（中山大学）：古人说“天地不仁”啊，那个时代，人成何物！历史教育，岂能不真。真实地回忆与记录，诚望社会真的能够进步，愿那吊诡的时代一去不返。

题目也好。古书说“方死方生”，以作春和之祝。

延保全（山西师范大学）：您文中所写都是许多过来人似曾相识的人和事，读来不由让人唏嘘和感慨！

庄清华（集美大学）：太难过了……善良本分的人，却要受着这样的磨难……文后的回音壁是很好的和弦。

莫晓春（中大系友）：钱家山下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的缩影，看似平静的叙述却记录了一段沉重的史实，有份量、有意义。

杨早（中国社会科学院）：故事中人现身说法真是帅。

戚世隽（中山大学）：难得故事的正主出来回应，且表达清楚有致，如果不是时代原因，必有另一番人生，至少更得其所。一叹。

徐大军（杭州师范大学）：难能可贵！看到了娟表姐的回应与自述，文字简约，但想来令人心酸落泪！

蓝岚（丽水学院）：又是一个苦命人的故事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无奈而又动人。后面还有彩蛋，故事中的人物居然还出来回应了。

章丹晨（伦敦大学）：感谢黄老师分享，文中的姑父是个沉默的第三人称形象，但娟表姐的亲自叙述平衡了这种遥远感，姑夫的雨中现身，娟表姐的文末现身，一远一近中讲述了那个费解的年代。

沈珍妮（中山大学）：不意能在回音壁里看到“娟表姐”的文字，也有一种打破了第四面墙的奇异感。于当事人而言，这段故事变成文字，写定成为一段历史，应该也是一种有力的疏解。看到郑老师的回音，更觉得这样的文字是很有价值的。

孙晓苏（南京师范大学）：哈哈，最后一段真解气。在舞台上表演和在省亲路上遭遇嫉恨的光棍都是属于娟表姐的高光时刻！

林明（中山大学）：对于“四类分子”的歧视，我有点印象。记得小时候公社电影队来村里放电影，可能是电影内容有点特殊，放映前大喇叭里说四类分子不能看这个电影，要它们离开。我父亲也有工作后被下放的经历。他是 1961 年南京林业学校毕业，分配到江苏省丰县大沙河果园工作。后因三年自然灾害，为了减轻国家负担，被下放回农村老家劳动。不过，后来过了一年多时间，被召回重新分配工作，全部支援边疆，到了内蒙古清水河县林业局。

您的这个系列文章很有意思，大历史中的小人物，使得历史更鲜活，更真实。

范常喜（中山大学）：听老人家讲，我们家当时也是“四类分子”，早晨要很早起来扫大街，家里的男孩也是不容易找媳妇。跟黄老师文中所讲一致，看来全国情况差不多。

曹天忠（中山大学）：我们老家成分不好者，娶不到老婆，竟然创新出兑换女儿之法，解决此难题。即甲家女儿嫁给乙方兄弟，乙方家女儿交换给甲方家兄弟，以防止绝后，充满智慧，令人叫绝。这些成分不好者，今日仍然是当地有影响乡绅！

张均（中山大学）：特殊年代的事。不过今日农村找不到老婆、被人歧视的人更多了。

曾南逸（中山大学）：总觉得最后一段特别点睛——农村的邻居往往同时也是“同事”、亲戚，于是在这种“逼仄”的人际环境中，形成了“恨人有，笑人无”的精神格局。

其实任何时代的变迁，最受吃亏的往往是老实人，而“聪明人”则不然，譬如我们村1960年前后烧牌位、捣神像的急先锋，在80年代后摇身一变，变成了最虔诚的传统信仰者，反过来利用宗族和迷信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后来发现不止村里如此，城里亦然，如果不看合订本，从来不会意识到，不同时期，作恶最多的都是那几个人。

我观察了他们的后半生，发现他们其实是时代的“弄潮儿”。或者说很有意思的是，我是先知道他们的后半生，才了解他们的前半生的，所以就意识到，他们确实是变色龙，而不是幡然醒悟。所以像“方生姑父”其实恰恰是属于老实人。

董诗琪（南昌大学）：我外公是40年代生人，他说他小的时候想当飞行员，但是他们家前几代是当地的地主大族，有个亲戚是国民党的军官，后来国民党败退后飞去了台湾，所以他自然与飞行员无缘，日子也过得很艰难。好在“文革”前读完了书，找了个工人的工作，一辈子谨慎小心，也没有受到太严重的批斗。有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思维太保守了，而且太谨慎了，他对所有的人都客客气气的，就算被外人欺负了，被人骂了，也要笑着鞠躬，说不好意思，对不起。现在想想可能也和时代有关。在时代的洪流中很多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真的让人唏嘘。

裴雪莱（浙江传媒学院）：读完之后，脑海里还在想着文中的那句话“雨声哗哗，仿佛隔绝了人世，天地间就只我们父子三人”。随后展现的漫画插图，更是营造出一个看得见的旧时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或者说宿命，无数个宿命在一定的时空里面交汇。虽然我们80后没有经历过“四类分子”“黑五类”，但从小听爷爷辈、父亲辈都说过，对于那段风雨如晦的记忆，总是想读到一丝丝温暖，很欣慰还是读到了。

高华平（暨南大学）：“四类分子”是农村贫下中农中的积极分子耍威风的对象。

李莉薇（暨南大学）：今天把两篇畸零杂记都看了。黄老师的回忆录真的是在记录一个离我们越来越远的时代呀！虽然这些人和事也有一些年月了，但老师记忆清晰，娓娓道来，读来让人久久回味。“文革”期间所谓的“黑五类”，是以前我妈妈给我们讲得最多的故事。因为我外公在解放前是个教书先生，“文革”期间也受到冲击。我妈妈大概就算是个“黑五类”的子女了。外公的那种艰难，我们现在是难以想象的，但我想应该和方生姑夫的处境差不多吧。

宋睿（本科学生）：再看了一遍回音壁，李凌云同学的问题颇具代表性，今人常以当下之观念看待前人，殊不知错位的“以己度人”会造成“想当然”的弊病。当然，那些旧时代里“将就”搭伴儿过日子的小两口儿，未必就过得不如意；反之，精打细算、谋划周全的伴侣，亦免不了常生嫌隙——归根结底，“婚姻”是氏族性的社会概念，但“爱情”，却是人性最直观的欲望。

田语（浙江大学）：“打麻绳、做草鞋、编畚箕”这段画面感极强，几乎能看到那位倾盆大雨中的立翁。前半段看来心酸，后半段娟表姐的境遇略抚人心，再看到回音壁中娟表姐的留言，更觉文学与现实、个人与时代交织在一起，令人长叹一声。

任荣（南京师范大学）：看了黄老师的文章，最先想到的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我爷爷是革命军人出身，所以我父亲也被定为革命家庭，自然出身好。而我外公因为家里有几块地，被定为上中农。虽然没有被拉出去游街，但是也挨过小范围的批斗。好在上中农属于团结的对象，批斗一阵就开始进行团结，所以没有遭受太多的罪。虽然这个出身并没有对子女产生什么大的影响，但是母亲后来结婚晚也是受了出身的影响。

母亲在那个特殊年代读到了高中，成为少有的知识女性。因为有学历，自然不愿意找不识字的文盲，又因为上中农出身，一般的贫农也不愿意考虑。所以父亲和母亲在毕业多年后才发觉双方都是单身，于是同学之间自然就组成了家庭。这大概是特殊年代成分论对我家的唯一影响。

不过村里的另一位老太就是特殊年代的悲剧。老太年轻的时候是货真价实的地主小姐，家里有炮楼，有私人武装。老太太出门都是有两个仆人伺候的。熟料，老太太的父亲没有认清形势，偏偏要同新四军和含支队开战，还杀了几个新四军。解放后，自然全家都被镇反了，只留下老太太一人没有被杀掉。老太太年轻时穿金戴银，到了晚年只能依附一个亲戚生活。亲戚也不善良，将老太太偷偷私藏的金银首饰骗取一空后就不再过问。老太太最终孤独一人终老乡间。

虽然遭受时代磨难，但是老太太依然保持了地主家小姐的那份自尊，尽管没有任何高档衣物，但是穿着和梳洗都非常的整洁，而且说话也十分和气。我没有和老太聊过，但是多年后我隐约觉得这位老太应该受过高等教育，因为她的身上始终有着一股高贵之气。

赵维江（暨南大学）：今天抽空，拜读了两篇大作，很是享受越写越精彩，接地气，有韵味，可做社会学文献。姑父这一篇感触更深。

我生活在工矿，那些出身不好的孩子，同样也是贱民，我的邻居、同学，只要家庭成分不好，就没人把他们当人看，谁都可以骂上几句，甚至拳打脚踢。当时，我也曾参加过欺负他们的行列，曾经和班里一个成分为地主的同学吵架，一把将他推倒，他躺在地上不敢还手也不敢还嘴，多少年后想起来心里还是非常懊悔内疚，总想有一天见到他真诚地说一声对不起。

陈佳妮（中山大学）：第一次看这篇文章的时候就去搜了《父亲》的油画，感觉真的是好形象呀。

杨绪容（上海大学）：令人特别感动的是那碗姜汤！幸福不限于有好女，还得到亲情。

祈志锐（中国艺术研究院）：感动至深！有如我身边发生过的事，只要出身不好只要父辈有所谓历史问题，在那个年代永远是被打压的对象。

张紫阳（中山大学）：读完老师这篇文章，我想起作家野夫的《乡关何处》。野夫说过：“类似的故事很多，但是却少有记录。今天的很多青年，不太清晰这个国家的来历。没有过去，就没有当下；不深刻认识当下，民族也难有美丽未来。”搜集整理这些宝贵的记忆，这既是对历史的缅怀，也是为了从中汲取教训。老师的工作很有意义！

金子淳（浙江省委党校）：很庆幸能够活在当今的时代。方生姑父的遭遇实际上是一整个群体所受对待折射，社会变革使得人性的恶进一步放大，曾经的弱势群体反过来如此对待现在的弱势群体，应当思考背后所在的原因。

实行变革，是否必须矫枉过正？或者说必然会矫枉过正？也是我之前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思考的问题。

公蒗蒗（山西师范大学）：望着窗外春光，感慨“换了人间”。在这段故事里，父辈的不幸并没有延续到子女身上，令人宽慰。

胡鸿保（中国人民大学）：好。看近期回音壁里多有人提及网络暴力或其他，认为表述宜注意慎言。小说家也有披露，批评不堪往事的，只好逃遁入虚构故事。

杜雪（北京语言大学）：这篇正式刊出前读到，现在似又有增改。尤其看了回音壁第一条娟表姐所补充的材料，更令人无限唏嘘。

林珈卉（本科学生）：新加的配图更让文字刻画的场景如在目前。

吴俣（本科学生）：第二次读老师的这篇文章，我注意到，成分分类不仅在这一代人的心灵中留下难以抹去的伤痕，而且还会传给下一代。对于他们的子女而言，此种延续深刻影响着他们的成长历程，在心中留下阴影，实在是令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