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的重量：“人文”到底有什么用？

有一部电影，叫《末日哲学家》。电影看起来像一场“思想实验”，它设定了一个极端化的场景：再有几分钟，地球上将发生一场毁灭性的核爆炸，绝大多数人都会丧命，只有一个“安全屋”，可以容纳几个人在里面避难，以保持人类的繁衍。

虽然这种“设定”几乎不可能发生，但问题在于，在这个设定中，如何从几十个人中产生这几位幸运者？

电影给出了一个选择参数，就是职业角色。根据职业角色重要性的价值排序，来决定哪些职业是最重要的，然后决定哪些人可以活着。

复旦大学的郁喆隽老师曾以此在课堂上进行了另一种“思想实验”，让学生现场投票，大致结果是：按外科医生、农夫、天体物理学家、木匠、纺织者、桥梁工程师、猎人、铁匠、神职人员、渔民等排序。

这个“思想实验”连续做了几年，结果大同小异，总体上看，这是一个“没有文化”“没有艺术”“没有人文”的选择。

这也间接印证了社会上的某些印象或者认知：“文化”没什么用，或者说，在安全面前，在生存面前，在基本需求层面，“文化”都是被挑剩下的。

再进一步说，这里的“文化”，也可以被替换为“文学”“文科”“人文”“社会科学”等。

这种窘境一直都存在，不管是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还是在“新闻学值不值得报考”成为社会热点议题的当下。就我个人而言，曾在不同场合说过，虽然大学期间学的是中文，但毕业后一直都有一个主动或被动的“去文科化思维”的成长脉络，其间，既有个人成长的困惑，又有社会发展的波折。这也是重提“人文”的缘故。

那么“人文”是什么？

若干年前看到的演讲《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文史哲？》提出，“文学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从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迷宫的可能，那么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

简单说，以“文史哲”打底的人文与文化，构成了一个价值坐标，置身其中，人也得以打量自己和打量世界。

“人文”如何才能有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在悄悄发生变化。在过去的几年中，苏东坡、王阳明等人成为朋友圈的“红人”，甚至有人戏称“中年好友苏东坡”。

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长期研究苏东坡，他的理解是，“苏东坡是一位在风雨人生中淡然前行的逐客。逐客就是被放逐的人。苏东坡一生中坎坷很多，有很长时间处在逆境中。一个人在坎坷的处境中如何淡定地生活下去，苏东坡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这也是苏东坡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在过去的三年中，受制于疫情各种管控，无法更自由地出行，身体活动半径大幅压缩，于是，就想到以“茶座”的方式来让精神更自由地出行，并因此了解更多的人在疫情背景下如何阅读、如何写作、如何思考、如何生活。

何为“新主张”？很多时候，“人文”需要的不是改头换面的“新”，不是脱胎换骨的“新”，更不是改旗易帜的“新”，需要的是革故鼎新的“新”，需要的是温故知新的“新”，需要的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新”。

思想层面的“人文新主张”，是从“思想对谈”到“思想操练”，通过独有的话语体系与表达策略，来折射这个时代的精神面貌、观念水位、生活方式与思想境界。

方法层面的“人文新主张”，是从“生活人文化”到“人文生活化”，在生活中提升人文的分量与人文的重量，再用人文来照亮生活，得以修身，得以齐家。

本文为《人文的重量》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