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浙江到江西：四十年前的两次移民

这个村庄离石渡公社所在地只有一里多路，出入公社必经的马路就在村庄对面几十米处，从马路上看这个村庄，可以尽收眼底。这个完全新建的村庄被当时的公社书记杨林有意识地塑造为移民建设的示范点，因此这张照片是由公社书记指令生产队长拍摄的。县里统一安排县城照相馆的摄影师到各个移民新村拍摄照片……

照片上有几点是在公社书记要求下布置的：一是墙上醒目的标语，此前不久刚用石灰水刷好，其中一条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二是成年人被要求穿上最好的服装，看起来还比较整洁。右起第一个男子和第三个人(抱小孩的妇女)是我的大姐夫和大姐，他们结婚才两年，所以穿的是新婚时的衣服。三是有两个大人、三个小孩别上了毛主席像章，还有三个小孩胸前揣着作业本，她们是三姐妹，实际上已经在村小读书的只有最左边的那个，她是三姐妹中的老大。

公社书记虽然要求生产队拍摄这张照片，但并不承担费用。照片冲洗了七八张，除了上交公社的，还要寄给在浙江老家的亲人，以表示他们生活得很好。拍摄费用分摊给每户人家，大约每人要出1角钱。照片上第二个门洞是李洪连家，有5口人，但李洪连承担不了照相费用，所以就没有在里面；唯有他的小儿子李品良，很委屈地表示要照相，哭闹了一通之后，大家也就允许他站在中间，没有让他出钱。土堆上站着一群小孩，其中戴帽子的那个就是李品良。他的帽子、棉袄、棉裤都是祖上留下来的，帽子显得太小，裤子又显得太大，所以他只好老是提着。拍照时，他嘟着嘴巴，脸上还是刚刚哭过的样子。他的母亲一直站在门洞里看，所以也被拍进来了。

照片中右起的第二个小孩就是我，当时只有六周岁。1970年，我家还住在三十里外的渡头大队，当年我得了一场麻疹，此后身体一直虚弱，所以母亲特意给我包上一块毛巾，以代替御寒的帽子。在我两边坐着的，一个是抱着小外甥的大姐，另一个就是我母亲；母亲戴着帽子，脸带微笑，父亲站在她身后。与父亲一同站着的右起三个人，依次是我的大姐夫、大哥、二姐。大姐夫与大姐住在另外一栋房子里，但当时父亲已经为二哥、三哥出了照相费用，而他们两个上学去了，所以父亲叫大姐夫和大姐来替补，以免浪费。

第一个门洞中有一个人，她是我的外婆，当时刚从浙江来到江西，看望久别的这一家子。她不愿给我的父亲增加照相开支，顾自在灶台边忙碌；但拍照时还是忍不住探出头来张望了一下，恰好摄影师按动快门，于是系着围裙的她也出现在照片里。

照片上的这群人，三年内两次成为国家移民。一次是1969年，作为富春江移民从浙江省建德县迁移到千里之外的江西省武宁县；一次是1971年；作为柘林水库移民在武宁县范围内又迁徙了一次。

富春江水电站位于桐庐县的七里泷，1969年建成发电，水库淹没区上至兰江、新安江、富春江三江交汇处，即建德县的老县城梅城一带。但照片上的这些人原来的居住地在建德县三河公社的兰江之滨，远在三江交汇处上游20多公里处，富春江水库对他们的影响非常有限。他们的迁移，其实与新安江水库有关。

1957年，新安江水库开始兴建。从1956年到1959年，20多万淳安县、遂安县的新安江库区移民仓促迁出了故乡。草率的迁移产生了大量社会问题，1968年4月，因新安江移民问题不胜困扰的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报告国务院并水电部，要求将一半新安江移民重新迁移到江西安置。这一计划得到了批准，但在1969年实施时，很多新安江移民却不愿再迁，使10万人迁移江西的计划面临完不成的尴尬境地。此时，恰好富春江水库也开始移民，于是建德县革命委员会决定扩大富春江移民的区域，将20000多本来不需要迁移的人口与真正意义上的富春江移民连同需要重新安置的新安江移民混杂在一起外迁，统称为“新安江、富春江移民”。就因为扩大移民范围，照片上的这群人于1969年10月从建德县三河公社陈村大队迁往江西省武宁县石渡公社渡头大队，依靠人均200多元的补偿经费，在渺无人迹的荒山之间建造了一些土墙茅屋，将家小安顿下来。

渡头大队位于修河边上，修河是江西省五大河流之一。1958年，柘林水库开始建设，大坝位于永修县柘林公社境内的修河段，在渡头大队下游50多公里处。1962年，柘林水库停建，1970年又开始复建，1972年蓄水。由于工程质量存在严重问题，一直限制在低水位运行。1974年以后采取了加固措施，1983年完工。这个水库共迁移人口9.98万人，第二次移民始于1970年冬，1972年春结束，移民按照“就地消化”原则进行，都安置在本县、本公社范围内。

1970年冬，照片上的这群人刚在渡头大队生活了一年，又被列入柘林水库移民的范围，即将再次搬迁。第一次搬迁时，土地山林还有一定的选择余地，但第二次是“就地消化”，移民只能得到贫瘠的土地和几乎没有什么树林的荒山，人均补偿建房费也降至160元。

消息传开后，尚未恢复元气的移民震惊了。他们认为，柘林水库即将淹没武宁县的绝大部分良田，此时再向本县的深山老林后靠，不如向上饶等地区转迁。于是他们开始不断向大队、公社、县里、省里以及建德县、浙江省、水利电力部、国务院写信，呈送报告，要求将他们迁移到武宁县、永修县之外的区域。但这些上访及请示并未得到及时回复，移民们就决定组织一次大的行动：集体赴省城上访。

1971年1月9日，武宁县内的浙江移民背着行李，带着干粮，三五成群，从四面八方汇集起来，沿公路向300多里外的省城南昌徒步行进。他们之中年龄最小的只有十六七岁，最大的有六七十岁。到了下午，已经有800多人走到永修县的白槎公社。因为得到消息有早有晚，出发地点有远有近，所以更多的人还在后面追赶，看起来就像络绎不绝的散兵游勇。武宁县革命委员会闻讯后，立即派出100多人进行劝阻，九江地区革命委员会随后也派人拦阻，最终在永修县境内成功地将上访队伍驱遣回去。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一九事件”。当时主持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工作的程世清将其定性为“有坏人挑动、有幕后指挥、有组织领导的严重政治事件”，严令彻查。

武宁县革命委员会遂将“一九事件”定性为武宁县历史上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并布置了六项任务：“一、‘一九事件’总指挥要抓到；二、罪证要搞到手；三、深挖反革命分子；四、深挖特务分子；五、全面清查五类分子；六、要清理混进班子内的坏人。”兼任武宁县公安局长的县革命委员会领导则指出建德、长兴、资溪、武宁四县很可能存在一个反革命集团，因为光靠几个干部挑动几千人闹事是不可能的，一定有高级特务在里面指挥。之后参与“一九事件”的人或锒铛入狱，或遭反复刑讯，很多移民被抄家，整理的黑材料不计其数。

40年以后，一个事件亲历者以“山士”的笔名在其博客上发表了《移民江西40周年的回忆》，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作了详细描述。

1971年9月，林彪集团倒台，紧跟林彪的程世清也被革职查办，在移民的强烈呼吁下，“一九事件”得到平反。但照片上的这群人与其他移民一样，早已在响亮的口号与批斗声中顺从了组织安排。参与“一九事件”的生产队长(我大姐夫的父亲)受到严厉批判并被撤职，我的父亲吴银生(右起第四个站立者)当时是副队长，也参与了这一事件，但他在“一边打一边扶”的情况下得到公社扶持，担任了生产队长，就在当年冬天带领大家迁往三十多里外的石渡大队，将家园安顿在一片荒坡上。父亲带领全村人在一里多外的公路边建造了砖瓦窑，有专门负责制造砖坯和烧窑的人，同时所有劳力都要去四五里外的山上砍伐木料，在两年里先后建造了七栋这种样式的房子。有一些浙江的泥水匠和木匠尾随浙江移民而来，为生产队建造房子，他们是流动人口，经常面临被强行驱逐的危险。在当时的条件下，人均160元的移民经费显然不足以建造照片中这样的房子，只够支付烧窑匠、泥水匠、木匠的工资而已。

1998年，我在杭州读书，特地到建德的叔父家探亲，偶然发现26年前的这张照片还完好无损地夹在叔父家的镜框里，于是把它取走，一直保存在身边。

节选自《民间影像》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