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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医生:窥见青年一代的个人选择与社会角色
谢滨妍 周子群 胡元楚
晨曦微露时刻,整个城市尚未完全苏醒,沈嘉明已骑着他的电瓶车穿行在街道上,赶往医院。早交班、查房、上手术,匆匆吃过饭后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他在无影灯下忙碌,争夺时间与生命。大多数时候,他需要加班到午夜时分才能够结束一天的工作,而由于医生职业的特殊性,在一些紧急情况下,他们必须处于待命状态,甚至偶尔会出现连轴转十几个小时的情况。作为青年医生的沈嘉明便是在这样的工作节奏中度过一天,并且周而复始,于忙碌之中找寻平衡。
沈嘉明的医学之路从他填报志愿那一刻开始启程。2011年,沈嘉明成为高考中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中的一员,最终选择报读家乡省内985院校的医学院。五年本科生涯结束后,他选择在本校的肿瘤防治中心进行硕博连读,2021年毕业之后进入同省的三甲医院胸外科从事临床医生,现在正处于三年期的规范化培训之中。走过十年的求学生涯,他成为一代青年医生,从“他”窥见“他们”,得以体察青年医者背后的广阔世界以及现实的阻力。
踏上医途:现实期许的选择
回忆起报考医学院的初衷,沈嘉明坦言“并没有想太多”。高考结束后,志愿的选择仿佛人生的一道岔路口,许多人迷茫又慎重,他也如此。对于沈嘉明而言,选择医学并非是脑海中坚定的不二之选,而是源于一种朦胧的认知与现实的期许。在志愿填报指导书的众多专业中,医学那一栏最为醒目,因为相对来说的确是他认识更为清晰的一个专业,“医生嘛,在医院里治病救人”。而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是那段时间里被病魔缠身的亲人,“如果,当医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帮助到家人和亲戚朋友,能够在他们生病的时候提供到一份切实的帮助,那就最好了”。对于高考志愿的犹豫踌躇最终败给了少年质朴且真诚的考量,他按下了求医的确认键。
就这样,沈嘉明带着对医学懵懂的憧憬步入了医学殿堂,也许并未能预见到医学之路的艰辛与曲折,但原初的情感总于无形之中作为一种内在的动力,支撑他跨过近十年的医学生涯,走过本科、硕士、博士阶段,来到了又一个人生的选择之中。
在毕业找工作之初,沈嘉明仔细研究了大量的医院,想要挣得一个好前程。他坦言:“我当时毕业的时候,以为自己相对来说履历还是不错的,可以找到比较好的医院。”但求职的过程并不如他所想那样一帆风顺。他运气不太好,博士阶段就读的肿瘤医院当年没有岗位空缺,最合适的出路被斩断。对于此,他也苦笑道:“后来回想起来,可能是自己还不够优秀,争取不了什么名额。”一次失利后,沈嘉明把目光投向本科院校的附属医院,可医院的招聘要求又一次打破了他的认知——只招博士后,只有两个名额,并且需要同时从事科研工作。眼看着苛刻的条件依然吸引了一大班高材生前去竞争,沈嘉明忽然意识到自己引以为傲的博士学历随时都会湮没在人群中,即使自己投身无止境的内卷,大概率也难有一个稳定的前程。失落归失落,沈嘉明马不停蹄地奔赴下一家目标医院——S市人民医院。这是当时他最理想的选择,无论是科室主任的专业能力与人格魅力,还是所在城市的发展前景都深深地吸引了他。“但是人活着总要吃饭养家,何况当时我跟哲妍已经结婚,不得不考虑物质生活的需求。”S市人民医院开出的规范化培训补贴完全无法涵盖家庭支出,经济上的原因成为了难以忽视的阻力,他在“更高的平台”与“更安稳的生活”之间难以抉择。而就在他犹豫之时,峰回路转,完全没抱希望的省三甲医院向他抛出了橄榄枝。“有很优秀的师兄师姐之前都被拒绝过,也算是意外之喜,收到短信就确认入职了。”就这样,沈嘉明结束了他的求学生涯,正式成为了“大医院”里的一名“小医生”。
三年的规范化培训,沈嘉明现已度过了两年半。与正式医生不同,在这期间,他需要到除自己的科室胸外科之外例如心脏外科、普通外科、骨科、泌尿外科轮转并接受培训。他的工作形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其他科室轮岗,熟悉各个科室常见病种的诊断与治疗,查看自己负责的病人情况给出医嘱,记录病历和主任查访,以及参与配合手术的完成;另一种则是一轮换岗结束,回到自己的科室从事本职工作。对于轮转式的规范化培训制度,沈嘉明觉得给自己提供了额外的帮助。“一方面,自己能够在自己科室尽早锻炼一些本科室必备的技能和技术,帮助自己熟悉以后职业生涯中最常面对的一些病种;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熟悉医院人事、人际关系的较好的机会。”
沈嘉明谈到,不同于医学院或者实验室,只需要按部就班干自己的活,医院是一个小社会,人际关系在医院尤其是省三甲医院中是一个尖锐但也无法抛开的问题。不过不同于大多数语境下人脉代表的“走后门”、“靠关系”,医生之间发展人际关系其实是制度弊病下的无奈之举。“因为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去做,按照流程去做,很多事情办起来可能就没有那么有效率。对于病人来说,效率就是生命;对于医生来说,制度是死的,病人是活的,那肯定先争取病人的权益。”例如沈嘉明目前所在的轮班科室泌尿外科,如果要对某位患者的病情进行不同科室间会诊,根据常规的途径,必须要通过系统开医嘱、写明会诊情况,接着等待24小时之内的应答时限。在这种情况下,如若其他科室人员较忙,便很容易错过这个应答时间,忽略了会诊的需求,但在患者的病情面前,有时候也许往往只需要一通电话便可以很高效地解决问题。因此为了不耽误病人的病情,医生们默契地建立私下的联系渠道,在冰冷的规章之上搭建起一条条生命的“高速路”。
临床之路:脱不下的科研重担
在临床工作的同时,压在沈嘉明身上最大的一座山来自于科研,从他读研究生开始就一直存在,而这份压力像是无底洞,让他看不到尽头,“经常透不过气”。博士阶段时,沈嘉明钻研基础研究,一切从基础开始、从技术开始、从实验开始。在缺少具体指导的情况下,所有事情他都得靠自己不断摸索,于反复试错之中完成课题,期间不乏很多次的结果与预期不吻合。但压力并不会因其现实情况的困难而消失,反而只会越叠越高。“因为课题不知道要怎么进展下去,这时候压力就很大。一方面,导师会经常催促,出不了成果实在不知道怎么跟他交代;另一方面毕业在即,实验必须要有个大概定论,不然就写不了论文、毕不了业。” 好不容易毕业后,沈嘉明本以为逃离了实验室这个令人压抑的环境,没想到是跳入了另一个漩涡。首先,在激烈的竞争之下,近些年来国内三甲医院对于医学毕业生的要求已然越来越高,从入职的情况就可看出科研和学历是必备的“敲门砖”,不说硕士,博士学历有时都显得捉襟见肘。而入职后,沈嘉明发现科研实力居然还与升职称相绑定——想要转正、升职、加工资,必须先要发够文章、申请到研究基金。他一度为此感到郁闷,临床医生专注于治病救人,怎么还要分心做科研?何况他自认对于科研并不擅长。沈嘉明谈到,入职的第一天科室主任就意味深长地告诫他,“对于年轻医生来说,科研是考核个人能力的极为重要的方面。”这句话表面上是指个人能力一部分体现在科研成果上,实际上是在暗示沈嘉明,医院需要科研成果,如果想要获得青睐,就要兼顾临床和科研,都要做出成绩。这背后的关键在于,医院的评优也与科研息息相关,从具体的科室到整个医院,医生的科研能力、申请到的国家基金等都会作为提高科室或医院的全国排名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可奈何之下,沈嘉明只好继续投身在无止境的科研路上。从医院提供的培育基金到国家级别的国自然基金的申请,再到其他诸如省自然的基金申请,从写标书、改标书到基金投送,任何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否则便很可能导致与各种资源、职称等的失之交臂。“目前来说搞科研还是比较尴尬的,但是不得不想方设法地做。”由于国自然基金偏向于基础科研,实验与其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而矛盾也在于从事临床工作的当下并无法抽出时间进行大规模的实验,只能另辟蹊径找他人帮助自己去做实验,目前的外科工作所能提供的便利也仅有在经过病人同意后获取临床数据及标本等辅助进行科研工作。因此,沈嘉明只得委托实验室相熟的学弟妹,帮自己进行一些常规的实验,而自己只能在繁冗的临床工作中抽空写文章,科研进度缓慢难以避免。
沈嘉明的妻子魏哲妍是医学院的博士后,目前也在省三甲医院工作。她坦言,“可能大家觉得比较痛苦,还是因为有理想有追求,想做点稍微靠近一点”real science”的东西,看能不能做一些真的对病的发展治疗或者是对病人有用的研究。这可能作为某种情结存在。但每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已经百分之五十、七十的时间已经花到临床上了,不可能还有那么多的思考余地,去想你科研课题怎么设计会更容易接近你想达到的目标。”于是,“两头不到岸”成为了这群困在制度里的医生的真实写照。
对于这样的困境,沈嘉明经历了两年规培后,选择了坦然和释怀。“就这样,放过自己。”对沈嘉明来讲,当时填志愿想做医生,完完全全没有想过要做科研,在铺天盖地且持续不断的压力面前,老老实实地去做临床的工作似乎才更贴近他对于医生这个职业最原初的认知。“以前总想着什么都要拔尖、做到最好,现在认识到精力有限,现阶段也没有拒绝的能力,做好本分就行。”魏哲妍与他的观点稍有分歧,她认为科研制度是国情所至和公平所需的结果。“要追赶国际上医学先进水平,不能不发展医院科研能力和医学科技水平,三甲医院又兼具着科研与教学的双重任务,因此科研压力落到临床医生的头上便不是空穴来风。科研这件事情虽然带来了很多压力,但是也带来了相对公平的筛选指标。比起以前可能靠刷脸、跟主任关系好就能升职的情况,以科研作为指标至少有一个相对公开透明的标准。”而他们一致认同的是,选择临床医生这条道路,几乎必然意味着,理想与现实不由分说的鸿沟难以弥合,需要从矛盾与焦虑之中寻找平衡与自洽。
理想与现实:难以重叠的二者
1、“如果求学路上有人指引,大概会少走弯路吧”
“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与刀。”在沈嘉明这里,这把刀是手中的手术刀,他期盼着自己能够通过这把刀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光明。然而,现实总是不如人意,少年有志却无人指引。妻子魏哲妍开玩笑道,“沈嘉明求学期间‘很可怜’。”科研上保守被动的沈嘉明很不巧遇上了习惯放养的导师,没有合适的引路人导致他博士阶段的第一个课题最终以失败告终。而给予沈嘉明最大帮助的大师兄,也不过是将一些文章的初稿交给他写,最终却没在发表后挂上沈嘉明的名字。但同在求学阶段,在香港深造的妻子的经历却与沈嘉明相差甚远。魏哲妍坦言自己一路上遇到的导师都很好,硕士阶段的导师会陪着她一起做实验,手把手教学。博士阶段的导师也是如此,魏哲妍在博士阶段怀孕生子时,给予了她很大的支持。这种成长环境的差异也许来自于地区间的不同氛围,在国内人才竞争压力较大,要求以效率为先,更看重科研的成果;在港台可能相对来说环境较宽松,毕业没有强制的量化成果要求。沈嘉明直言,对于自己帮助最大的是妻子哲妍,如果不是二人合作发表了一篇临床文章,单靠自己做基础课题可能就没法毕业了。“不幸中的万幸吧,还好有她拉了我一把,不然我这弯路还得一路走下去。”沈嘉明开玩笑道。
2、“如果我们不都是医生,或许能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
在沈嘉明和魏哲妍的小家中,还有一位可爱的存在——他们两岁半的女儿小云。医生工作忙是社会对于这个职业的共识,一般有医生的家庭,其伴侣会承担更多照顾家庭的责任。但嘉明与哲妍夫妻俩都是医生,这使得二人对孩子的陪伴存在较大的缺失。在沈嘉明的理想中,每天准时下班,吃完饭后花一两个小时陪孩子看书、散步,再哄她睡觉是相对理想的家庭生活。然而现实中,这样的日常一个星期内能有一到两天已经属于很幸运了——“我们忙起来的时候,会很少陪到孩子,有时甚至一两天都见不到一面。”两人坦言,目前正是事业的上升期,对于家庭难免有所缺失。
刚开始哲妍有产假,基本都自己照料。但孩子一岁时碰上疫情放开,夫妻俩商量着将孩子送到外婆家,避开疫情的大爆发。“在疫情下,医院的环境确实比较危险,医生染疫的概率也比普通人高很多,我们不敢让小孩子冒这个险。”于是年幼的小云跟随外婆离开父母身边长达半年时间,期间虽然嘉明夫妻俩每两周会驾车五小时前去看望女儿,但终究是长期相隔两地。感激老人家带孙女的辛勤付出的同时,两代人之间的育儿观念差异有时候也让沈嘉明头疼,“我们是学医的比较讲究科学、证据,老一辈要讲经验、传统。”这一时期正好是小孩开始对外探索学习的时期,等女儿回到广州后,沈嘉明发现孩子出现了很多骄纵的习惯,比如吃饭需要跑着追着喂才肯吃。两位新手爸妈希望尽力纠正女儿的习惯培养,但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时间也很少,大多数时间都要在医院加班。对此,嘉明只能无奈表示“慢慢来吧”。虽然陪伴较少,但作为医生父母,沈嘉明和魏哲妍对于女儿的健康还是呵护得很好。哺乳期时,二人尽量延长母乳喂养的时间,给宝宝的良好抵抗力打下基础。若平时小孩生病不舒服,夫妻俩也知道第一时间如何处理。
在经济方面,沈嘉明和魏哲妍都为了更好的平台离开家乡寻求工作,不是现居一线城市的原住民。对于像他们这样的青年医生,要想要在一线城市安家,大部分都只能靠父母承担首付,自己供房贷;如果原生家庭无法承担首付,则只能将买房的计划延迟,直到自己有能力攒够首付。好在沈嘉明所在的胸外科室属于收入相对较高的科室,妻子魏哲妍每月也有博士后的固定补贴,夫妻俩经济状况上相对还算宽裕。但考虑到孩子以后的升学情况,二人又不得不考虑攒钱购置一套学区房,经济压力是他们面临的一大难题。对此,沈嘉明乐观地表示,“走一步算一步吧,努力赚钱,好好生活。”
3、“如果可以,希望医生的伟大不止在于‘辛苦’”
中国人口数量基数过大,导致病患人数较多,而医疗资源有限;再加上患者病情随时可能出现新的状况,这使得医生们往往需要担负较高的工作量。上班时,胸外科科室日常手术量本身已经不小,再加上手术时间的浮动,加班早已成为普遍的状态。另外,沈嘉明作为住院医师,每天都需要去查房,而当一个医疗组里只有一位住院医师的时候,则每天都得担起查房、留医嘱的任务。若遇上病人有突发情况,也必须第一时间赶回医院处理。
对于短期内改善陪伴家庭时间不足的现状,沈嘉明也并没有抱多大的期待:要想稍微轻松一些则需要升职,而在传统三甲医院里,要想成为主治医生首先要经历三年规培生、一年住院总医师和一年左右的急诊培训,才能有机会参与职称的评选,这就已经过去了五年时间。而现实情况下更为残酷的是,由于名额竞争激烈,有时即使你达到了年限,也轮不到评选。由于职业的特殊性,资历的积累必不可少,然而在现在科研压力之下,医院的晋升机制变得更加困难与费时,青年医生的境遇雪上加霜,面临的客观压力和主观压力都接近临界。
除却个人职业生涯的辛劳与焦虑外,社会似乎也并没有给予医生应有的待遇和尊重。沈嘉明所在的省三甲医院门口,有着两道安检关卡,分别有带着安保头盔的保安把守。新闻上出现的医闹事件早已屡见不鲜,而在媒体镜头之外,大大小小的摩擦时常在科室里上演。人们总是怀疑医院想要骗取他们的钱财,并将这种疑虑施加在医生的身上。“可能是因为人多吧,医院里总是很拥挤吵闹,但这是一个温情和冷酷并存的地方。”沈嘉明坦言母亲曾经劝说自己去海外工作,那里的医生有更轻松的工作环境和更高的社会地位。他不后悔现在的选择,但也真切地希望医生的待遇和工作环境能得到改善。“支持我们走下去的还是初心和道德感吧。可能别的工作并不直接对应到一个个体的生命状况,如果是对着一件事情,一时马虎也无所谓。但是医生的工作是对待一个人的生命,你有没有认真做这件事情,你自己内心是清楚的。”
结语
一直以来,医生这一职业在人们心目中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它是生命的守护者,也是健康所系。但同时,人们对医生的认识也经常陷入极端化的想象之中。一方面,医生被视为能够使濒临死亡的患者起死回生的,超越人的所在;另一方面,他们又被误解为享有优越待遇、收入丰厚、态度傲慢的社会精英。然而,事实上,成为一名医生的道路远比人们想象的要艰辛得多。他们的成长,不仅要经历那漫长而艰涩的求学生涯,还需面对和解决许多两难困境。比如在科研与临床之间找到平衡,或者是妥善处理家庭与工作的关系等。尤其是对于90后这一代人来说,他们生活在资源分配已经固化的社会环境中,社会流动性相对较弱,上升路径也较为固定。虽然社会上常有“90后一代是垮掉的一代”等经典论调,但实际上,正如沈嘉明、魏哲妍这样的青年医生,他们不仅面对着个人成长的挑战,还需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和期望。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之下,他们选择了携手同行。
90后并非垮掉的世代,而是正要成为社会中流砥柱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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