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在美国：与赛珍珠结缘又反目，影响数代人“中国观”

文｜彭靖

1976年3月27日《纽约时报》对林语堂的报道

赛珍珠的提携与恩怨

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在上海曾经创办、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提倡“幽默”、“性灵”。办刊物、编教材、撰文等，都曾轰动一时。林语堂曾饱学中西方文化，加上他个人的天赋，令其出手不凡。他的文章如行云流水细腻，对人物描写游刃有余。这些都使他的小品文基地《论语》杂志，成为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畅销刊物。他的名气也因此吸引了美国著名作家兼出版商赛珍珠的注意。

赛珍珠（1892—1973），美国著名女作家，出生于美国传教士家庭，自幼随同来中国传教的父母定居于安徽，在中国生活了30余年，于1975年逝世，享年83岁。1931年她因出版了一本以中国农村为背景，表现农民疾苦的长篇小说《大地》，在193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33年她曾翻译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在美国出版。

获奖时的赛珍珠

赛珍珠自视中国为自己的祖国，但她毕竟是一位生长在中国的外国人，她所体验到的往往不过是一些浮在表面上的东西，对于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也只不过是略知一二，根本无法理解其中的玄妙。她自己也意识这一点，因此决定寻找一位中国作家，用英文来写一本介绍中国的书。当她得知学贯中西的林语堂，能用纯正的英文写作时，她断定所找的林语堂，是一位可以直接用英语向西方国家介绍中国文化的绝妙写手，也是她难得的摇钱树。于是她便登门拜访，希望他能以公正的态度、详实的文笔写一本阐述中国的书。

林语堂在1933年，曾于《论语》杂志上发表过《白克夫人之伟大》一文，对赛珍珠做了高度评价。对于她的这次邀请，林语堂欣然应诺，先是在上海家中，后来进避暑胜地庐山，潜心写作英文版《吾国与吾民》，一气呵成。林语堂果然不负赛珍珠的厚望，当她读完那厚厚的手稿时，忍不住拍案惊呼：这是“伟大的著作”！并亲自为该书撰写序言，对这部书给予高度的评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评语，为此书奠定了成功的基石。从《吾国与吾民》开始，林语堂的写作历史由以中文转向以英文为主。

这本书在美国的成功出版，也为赛珍珠及其丈夫华尔西的出版社带来滚滚财源。于是，赛珍珠夫妇决定邀请林氏去美国写作。在国内完成了《中国新闻舆论史》一书的创作之后，1936年8月，林语堂一家乘坐“胡佛总统号”，向辽阔而神秘的大海驶去，把“山地的孩子”送上了新的征途。

晚年的赛珍珠

到了美国之后，林语堂一家先是住在赛珍珠乡间的住宅，后来才迁居纽约。林语堂根据出版商华尔西的建议，以及《吾国与吾民》出版后，针对美国读者的心理需求，将这本书的第九章节《生活的艺术》部分，在半年时间里进行重新补充和扩写，并将其单独成书出版。《生活的艺术》一书在美国读者市场又成为一颗“重磅炸弹”。它于1937年在美国出版之后，立即被美国“每月读书会”选为1937年12月特别推荐的书；1938年在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上高居第一名达52个月之久，并在欧美国家的读者中掀起了一股“林语堂热”，他们把林氏著作当成生活指南和“枕边书”。从那时起，这本书在美国再版达40次以上，且被译成中、法、德、日等十多种文本，数十年畅销不衰。如此这般，也使林语堂成为了国际性的知名作家。究其原因，除了林语堂的天赋与个人努力之外，赛珍珠夫妇的提携与帮助也是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林语堂走向美国、走向世界的引路人。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赛珍珠，林语堂是否还会走向大西洋彼岸，成为“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与桥梁。

之后，在1938-1966年期间，他又用英文相继出版了《孔子的智慧》、《京华烟云》、《风声鹤唳》、《苏东坡传》、《武则天传》等数十本书。其中，193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让他第一次跻身于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行列。林语堂成为当年数不多的、仅用一支笔就能生存下来的中国作家。

林语堂的作品尽管也受到国内外学者的一些非议，但不可否认至今还在影响着美国人的“中国观”。1989年2月10日，美国前总统布什在国会两院联席上，谈到他访问东亚的准备工作时，说他读了林语堂的作品，内心感受良深。他说：“林语堂讲的是数十年前中国的情形，但他的话今天对于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仍受用”。

40年代的林语堂

从1935年出版《吾国与吾民》一书开始，林语堂就与赛氏夫妇开办的约翰·黛公司合作，他交给该公司出版的著作达13部之多，赛氏夫妇单靠出版林语堂个人的著作就获利上百万美元钞票。林语堂之所以同赛氏夫妇决裂，矛盾的焦点在版税问题上。当年在美国出书，一般来说出版社提取10%的版税，可是赛氏夫妇的约翰·黛公司居然提成50%，超过其它出版社的四倍之多。赛氏夫认为，朋友归朋友，赚钱是赚钱，朋友的钱照赚不误。为了报答赛珍珠的知遇之恩，林语堂也就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赛氏夫妇以美国人思维方式所提出的签约条件。但当林语堂研发中文打字机经费问题向她们求援时，却遭到了拒绝。面对赛氏夫妇在他患难之际的冷酷无情，回想自己过去对于钱财的“潇洒”态度，此次林语堂再也忍无可忍，决定讨回19年期间他应该得到的版税。他委托律师向赛珍珠要回所有的著作版权，并且态度十分坚决，一点也没有回旋的余地。得知这个消息之后，赛珍珠感到非常突然和吃惊，她打电话给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追问林语堂是不是疯了。但林语堂没有给赛珍珠任何情面和斡旋的空间，坚持自己的决定。

在这场官司中，林语堂虽然得到了经济上的应有补偿，但也失去了他与赛珍珠之间的多年友谊，两个曾经亲密合作的朋友最后形同路人。1954年，林语堂要到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校长，临行之前他打电报跟赛珍珠告别，也许他还珍惜这份友情，想最后挽回曾经所拥有的美好情谊，但赛珍珠却没有回复，为此，林语堂感到非常恼火，他痛心地说：“我看穿了这个美国人。”从此以后，两个有着近二十年合作关系和深厚友谊的朋友，就这样彻底分道扬镳，直到赛珍珠去世，他们都没有再联系或者见面。他们以甜蜜的友情开始，却以苦涩的结局告终。但赛珍珠在林语堂生命中留下的印痕，无论如何也无法抹去。

驰骋外国文坛

林语堂于1935年在美国出版的《吾国与吾民》出版后仅四个月，就重印了七版，在当年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上位居榜首，这在西方世界是破天荒的事。林语堂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在该书中叙述的内容纠正了以往西方人的偏见，消除了误解，也使外国人对于中国文化有了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因为那时美国读者对于中国人的认识极其肤浅，他们在美国所见到的中国人，大多数是在中国餐馆和洗衣店里工作的华人。他们只知道在遥远的东方，有许多黄脸的东亚病夫。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仅局限于孔夫子、鸦片烟、头上有辫子的男人、小脚的女人、野蛮的土匪等等。

此后，他差不多每年都有新作品出版，《生活的艺术》则是《吾国与吾民》的一个续编，前者包罗万象，后者则是深入人生理想和生活中的闲情逸致，但《生活的艺术》一书更能表现出自己关于中国文化的取向。他所提倡的明晚与清代文人的生活情调，在这本书中得到一次系统的汇集和整理。留美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曾说：“林语堂的著作之所以能为西方读者所接受、所欣赏，则是由于他对于西方文学、艺术，以至日常生活都具有丰富的知识。无论是介绍一个中国的人物或观念，他都往往能左右取臂，使西方读者就其所知，推至其所不知”。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他在《苏东坡传》中，介绍苏东坡的性格与成就时，竟一连串引用了5-6个英、法国家的文学家和画家作为说明。懂得西方但又不随西方的调子起舞，这是林语堂在西方传播中国文化获得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东坡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和“一肚皮不合时宜”的处事风格都是林语堂所认同的；东坡的旷达不羁、自然活泼和“幽默”的品质更是他特为欣赏的。在西方汉学界，这部书的生命力则是林语堂所有著作中最为旺盛的。经常去书店、关心林语堂作品的读者应该注意到，2013年出版的文学作品中，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仍有两个不同译者的翻译版本在书店销售。

林语堂《红楼梦》日文版书影

林语堂的作品不仅在西方国家产生过轰动效应，早在30年代，日本对林语堂著作的翻译工作就已经展开，这是鲜为人知的事。随着林语堂在国际文坛上的崛起，日本文学界对林语堂及其作品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热情。早在1938年即翻译、出版了林语堂的三部著作的日译本。如《生活的艺术》一书，日文译本名称为《生活的发现》，1979年再版时又更名为《人生如何度过》。30年代最初的林著日译本，主要集中在林语堂在欧美文坛上轰动一时的畅销书代表作上。

进入20世纪40年代，林著的日译本并未由于中日战争的形势变化而停止。如1939年出版的英文小说《京华烟云》，书中含有强烈的反日内容，并涉及到南京大屠杀场景的描写，但并未影响该书于一年之后在日本的翻译和出版，可见《京华烟云》一书在日本的影响力。但鉴于作品内容的敏感性，当年的两个译本都有不同程度的删节。直到1950年，才有佐藤亮一的全译本问世。这样，在《京华烟云》中文本尚未出现的时候，日本国内就已经有三个以上不同的翻译本出现了。佐藤亮一现任日本翻译家协会副会长，2012年曾应邀到厦门大学做日语翻译方法的演讲。从50年代开始，佐藤亮一就曾将林语堂的英文著作《京华烟云》（1950年）、《杜十娘》（1956年）、《朱门》（1973年），于不同年代先后翻译成日文版。

书与烟斗不可或缺

林语堂早于1954年2月，在纽约创作完成了英文版的《朱门》一书的写作之后，即开始着手将《红楼梦》翻译成英文的工作，1973年度11月在香港定稿。但他考虑到《红楼梦》故事情境的巨大时空差异，会影响西方读者的兴趣和理解能力，从而影响对于书中内容的接受程度。他所采用的是方式为变译，并非全译的手法，即对于原著进行大量的增减、编缩的变通式翻译，对于《红楼梦》一书进行再创作，英译本书名为《The Red Chamber Dream》。笔者虽然目前还无缘见到这部英译本，但查见到了日译本书籍。

目前，林涉及林语堂《红楼梦》共有六个版本的书，翻译者均为佐藤亮一。在1983年的日文译本，是东京“六兴出版社”出版，共四册。1992年东京“第三书馆”又对其再版，书名为《红楼梦全一册》，曹雪芹作，林语堂编，佐藤亮一译。在此书的封面中，第三书馆称此书为“中国近世小说的金字塔”。另有一本“六兴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合订本，出版年限不详。由此可见，林语堂《红楼梦》节译本在日本是极受欢迎的。到20世纪末，林氏著作的日文翻译本已超过26种之多。《红楼梦》译本在1964年7月，还曾以希腊文版在希腊出版。

2015年7月24日，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尘封近半个世纪的林语堂英译《红楼梦》原稿由该院一名博士生在日本发现。

此次发现林译本《红楼梦》的是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2015届博士毕业生宋丹。2014年，她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从日本一家市立图书馆里找到了这份珍贵的原稿，整个过程曲折而又幸运。

宋丹的博士期间主攻《红楼梦》日译本研究。在读已故日本著名翻译家佐藤亮一的译本时她了解到，佐藤亮一曾将林语堂的许多作品译成日文出版。1973年11月，佐藤亮一曾收到林语堂耗时十余年完成的《红楼梦》英译原稿，并在几月后收到了林语堂的修改稿。林语堂曾写信希望佐藤亮一用两年左右时间，将他的英文原稿翻译成日文出版。

林语堂的英译本从未公开出版。佐藤亮一用日文转译的林语堂英译《红楼梦》于1983年在日本出版。顺着这条线索，她经过多方调查，找到了佐藤亮一的家庭住址，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宋丹没有放弃，在导师、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刘雨珍的指导下，几经辗转联系到了佐藤亮一的夫人佐藤雅子，得知她已将书籍资料赠予一家市立图书馆。

通过联系该图书馆，宋丹得知佐藤雅子在赠书时列了一份清单，其中就有“红楼梦林语堂打字原稿”一项。但由于佐藤雅子曾叮嘱图书馆在其健康时，不要对外公开这批资料，图书馆进行了封存，至今未能公开。在得到佐藤雅子监护人的书面许可后，宋丹看到了这份珍贵的原稿。由此，林语堂英译《红楼梦》的考证工作尘埃落地。

在台湾时期的林语堂

林著的日译本在日本社会产生过相当广泛的影响，日本中学教科书中就曾采用过林语堂作品的片断。根据50年代出生的日本友人回忆，在他的中学《国语》教材中，有两位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给他们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一位是鲁迅，另一位就是林语堂。由此可以推断，在60年代中期，在日本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确信采用过林著日译本的片断。

诚然，对于林语堂在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的成果，如《吾国与吾民》之类畅销书的学术文化价值，学术界很难以取得共识。这本书在国外尽管畅销，受到赞扬，但尊重事实的读者也是存有疑问的。1952年英文版《人民中国》曾收到一些外国读者来信，询问林语堂的情况。有一位印度读者写道：“耳闻目睹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我开始摒弃对中国的错误看法，这些看法很大程度上是受林语堂《吾国与吾民》一书的影响。现在我认识到林语堂所描绘的中国情景毕竟不是真实的。”作家老舍也肯定读者的这些观感，对林语堂做了评论。虽然今天看来这些评论难免有用语过重之处，但却反映了中国作者和读者对于《吾国与吾民》的不满情绪。

林语堂虽然对外国和中国古代哲学进行过广泛的择取，但他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大量的工作还是演绎，特别是用之于道德说教。他把中国古代的各种哲学、宗教思想以简单的“杂烩”方式融合到一起，然后当做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粹而推出，这显然是不妥当的。他从西方汲取的人文主义，也未结合中国的实情提出自己的创见。林语堂的文章、著作尽管妙语如珠，但未能在哲学思想上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难以同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等代表作家的小说相媲美，但他在宣扬炎黄文化的功绩应当予以肯定。作为一位卓越的语言学家，在学术界是公认的。他早年对音韵学、新闻学、英语教学的研究，早期出版的《中国新闻舆论学》，晚年出版的《当代汉英词典》都达曾到了较高的学术品位。

（本文摘选自《尘封的历史：汉学先驱邓嗣禹和他的师友们》，彭靖 著，美国壹嘉出版公司，2018年9月出版。本文有增补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