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名园，繁花开处②│凝留：孙中山“打卡”的《繁花》拍摄地

霓虹养眼，万花如海。一部《繁花》，让无数人以赞赏的目光“回望”这座繁华遍地的城市。

王家卫说，《繁花》一共有31章，没有连贯的故事，表面是饮食男女，里面是山河岁月、时代变迁。

金宇澄曾画过一个彩色俯瞰图，每一种颜色代表一种房型，纸上就出现了小花园那种丰富繁密感。

老式里弄、新式里弄、电梯公寓与独栋洋房的拼贴，构成了“繁花”般的城市风貌与格局。带有一脉深宅大院的遗传、一副西洋府邸的脸面、一些现代城市土地集约化的排布，是西方与东方冲撞角力又水乳交融的产物，回荡着众声喧哗、千帆竞逐城市发展史。

2020年3月，《繁花》剧组进驻上海张园置景开机，将阿宝、爷叔、夜东京的故事盛放于“海上第一名园”，盛放在上海现存种类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库门建筑群。汇集了开埠以来28种建筑风格的张园，如繁花般仪态万方，是上海故事最生动的“布景”。在王家卫的镜头下，它是玲子永远漏水的房子，是阿宝怀念贝蒂的瓦片温热的屋顶；而在历史上，这方“近代中国第一公共空间”，是孙中山发表地方自治演说之处，“孵化”了上海历史上各种时髦的第一次，推动“上海人”意识形成与上海话的定型。

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映照着灯红酒绿软红十丈，也回荡着冲决落网的生命气象。

家国情怀，上海风华的光荣底色

“上海是一座可以改命的城市。”——村松梢风

孙中山曾经四进张园。

从空中俯瞰，被称作“中华第一商业街”的南京路，百货丛聚，廛肆林立，是中华大地最繁华的一条脉络。它从黄浦江边出发，以阿宝的发迹之地和平饭店为起点，经过由孙中山同乡们创办的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经过营营扰扰颠倒昼夜的黄河路，经过张爱玲流连的凯司令蛋糕房，直抵金宇澄手绘的静安寺。在静安寺、凯司令蛋糕房和黄河路、四大公司、和平饭店之间，位于南京西路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张园，是这条繁华脉络的繁华正心。

自1885年正式向游人开放，这一集花园、茶馆、饭店、书场、剧院、会堂、照相馆、展览馆、体育场、游乐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公共场所，俨然成为“民国的海德公园（自由讲坛）”，据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城市史研究会会长熊月之统计，从1897年12月到1913年4月，张园举行的大规模集会不下39次，它是辛亥革命的思想发源地。

1911年底，孙中山经历16年的海外流亡回到上海，申城各界人士在张园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活动。1912年4月，中华实业联合会借张园开会，并推选解除临时总统职务的孙中山为中华实业联合会会长，张园主人张叔和致欢迎词，孙中山致答词，并力陈实业的重要性。同年6月，上海各界在张园集会，再次邀请孙中山、黄兴等莅临讲话。1916年7月，在上海发表了《第二次讨袁宣言》后，孙中山假张园安垲第举行政见演说会，与各界人士研讨袁世凯死后的形势和建设方针，并讲解地方自治的重要作用。

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仲富兰表示，上海是一座有着光荣传统的城市，城市空间的多样性、城市记忆的丰富性和城市文化的独特性，是它的底蕴和魅力所在。这座被称作东方巴黎的世界主义城市，并不是西方城市的翻版，在它中西合璧的城市肌理中，奔腾着革命的火种与实业求强的基因。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表示，上海近代城市有“三界四方”，即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南市和闸北），先进知识人巧妙利用三界的“缝隙作用”而集聚、活动，形成了众多的革命活动空间。

2021年，“静安百年张园城市更新主题展”现场，以“细数风云人物，回溯历史起落浮沉”为主题，展示了孙中山、黄兴、蔡元培、宋教仁、秋瑾、胡适、吴昌硕、马相伯等名人在张园的行迹过往。这些中国近代史绕不开的人物，在山河飘摇的岁月风云际会，为了心中的新天地，又匆匆转身，走向各自风雨。正如展览讲解员所述，张园不仅是海派文化的出发地，还是中国革命的重要传播地。

《繁花》原著，沪生住英商高级职员宿舍拉德公寓，姝华住有开电梯女工的南昌大楼（原阿斯特屈来特公寓），阿宝祖父住思南路独栋洋房，作者金宇澄住在和丰子恺旧居隔条马路的石库门里弄……如繁花般丰盛茂密的城市空间，身影幢幢，水声溅溅，蒸腾着排骨年糕的市井烟火，也翻涌着决断风云的力量。上海静安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孙菲告诉记者，2018年，作为上海实施保护性征收改造的首个城市更新项目，张园启动“人走房留”的全新征收模式，《繁花》剧组在此开机，正逢原住居民刚刚腾退“人走茶未凉”的状态。这个秉持“修旧如故”原真性原则的项目，生动还原了上海人日常最生动的状态，还原了上世纪90年代，那些寻常巷弄中一身烟火气的市民，如何作为中国股市的第一批弄潮儿，积极攫取改变命运的机会。

“煌煌大时代，人人争上游”，百年之间，一代代奋勇向上的人们汇聚于斯，改变的，是整个国家的命运。

追风逐浪，通往现代中国的钥匙

“上海确凿在工业生产和市场消费的有机关系上，已形成系统颇见气候，加之各地涌来数以百万计的人口中，不乏挟巨资以争长雄的俊杰。”——木心

作为近代上海最大的公共空间，张园不仅是新思想的沃土，也“孵化”了上海历史上各种时髦的第一次——第一盏电灯、第一场自行车比赛、第一个室外照相馆，代表现代化与文明程度的设施与服务，都在张园完成在上海乃至在中国的首次亮相。

美国学者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将上海看作现代中国的钥匙。新文化新思潮迅速传播，来自于发达的交通、便捷的银行、畅通的通信，来自于一个个民族工商业领袖，来自在杨树浦兴建德大纱厂的穆藕初、在苏州河畔创办福新面粉厂的荣氏兄弟、在龙华镇创建华商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的刘鸿生。

在《繁花》之前，海派文化的输出往往流于偏狭，仲富兰告诉记者，“小资”、“风花雪月”等海派标签是对上海气质的误读。他表示，即便资产阶级情调也不应该以“小”作为前缀，上海近代诞生了一批企业家，但他们的前缀是“民族”，民族企业家，民族资本，民族工商业。

为什么早期的资产阶级会被冠以“民族”二字？仲富兰解释，1895年甲午战争战败后，《马关条约》允许日本在华开设工厂，为了增加税源，清政府放宽了对民间办厂的限制。可以说，最早的民间工厂是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诞生的，“设厂自救”、“实业救国”，是工厂创办者们的一腔赤情。

工业的崛起，以广厦周延、“柜台、玻璃橱、货架的排列星罗棋布”的景象投射在“中华第一商业街”——南京路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宋钻友将南京路发展的历史分为五个阶段，其中，中国近代史绕不开的甲午战争，成为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分隔的节点。

“开埠至1894年，这是南京路露出雏形到初步发展的早期阶段，自英商霍尔开设上海第一家百货公司福利公司之后，泰兴公司（今连卡佛）、汇司公司、惠罗公司相继落成，四大外资公司在南京路同台竞技，被称作南京路‘前四大公司’或‘老四大公司’。”

1917年，就在孙中山第四次造访张园的次年，由他的同乡广东中山的马应彪创办，先施公司在南京路落成，开创了上海大型商场开办娱乐业的先例，以及商品标价和不二价制度；1918年，由广东中山的郭乐、郭泉兄弟创办，6层高的永安公司开业，开创上海百货业大玻璃橱窗及商场内大型时装表演的先例；1926年，由广东中山的李敏周创办，6层高的新新公司落成迎客，首创夏季冷气开放的先例与第一个商场电台——新新电台；1936年，由广东中山的蔡昌创办，十层高的大新公司落成，为上海奉上远东第一部自动扶梯。几乎与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年)》同时，伴随民族工业的崛起，华商创立的四大公司在南京路叱咤风云，与“老四大公司”为代表的外资企业分庭抗礼。

上海著名地方史研究专家薛理勇告诉记者，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原本要从哈同花园门口走，哈同和当局谈定铺设南京路路面作为电车改道的条件。南京路超过三分之一的地产皆为哈同所有，红木铺路后南京路地价飞涨，提高了在南京路开设店铺的难度，宋钻友告诉记者，群雄逐鹿，只有那些最具企业家精神的商人才能在南京路占有一席之地，“它本质是一种面对挑战、冲决罗网的强悍生命气象”。

《繁花》电视剧中，阿宝对范总说，南京路不是一般的马路，只要三羊牌在这里站稳脚跟，就有可能在上海乃至全国取得长远发展。阿宝和强总决战的“服饰公司”，原型是上海时装股份有限公司，这个1993年上市的全国首家专营服装鞋帽的上市公司（今上海时装公司，人称“中国时装第一股”），正是开在上海第一家由华人经营的环球大型百货商店——南京路先施公司旧址。

《繁花》的动人，是它在虚构的剧情里，时时回应着真实的历史、真实的空间、真实的上海市民。从和平饭店、上海时装公司到张园，那个城开不夜的十里洋场，像是对物质文明的一场盛大歌颂，表面是软红十丈灯红酒绿，里面是一代代上海人骏业日新的智慧与杀伐果决的强悍——在万商云集的煌煌都会杀出一条血路，于一团锦绣中勇猛攫取，冲决罗网，迎难而上。

2022年底，历经多年保护性修缮，张园西区焕新归来，携手路威酩轩、历峰、开云三大奢侈品集团，这个《繁花》初绽之地，重新绽放为承载着商业、办公、酒店、剧场、美术馆等多重功能的公共空间。上海静安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时筠仑告诉记者，张园将“我们的地方，我们的荣耀”作为回归“宣言”，经过一百多年的岁月变迁，城市文化元空间得以保护、修缮、存续，并重新以最开放的怀抱迎接每一个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