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仕忠︱畸零杂记（十）：独眼二伯

插图：潘丹

二伯是我的远房堂伯，做过生产队长。我小辰光见到他，总是怕怕的。那时他五十来岁，个子中等，本是国字脸，两边头发剃得短，却像个大枣核，让顶上的头发像是一撮小草。他肤色黧黑，为人威严，最令人害怕的是一只独眼，一眼望来，似有厉芒。我从来不敢单独和他说话。别人大多也有同感，村民喜欢用残疾给人起外号，但我从来没有听人喊二伯的绰号。

二伯家是贫农，一家人在解放前吃尽了苦头。我在“文革”开始后读小学，大约三四年级时，学校请二伯来给我们“忆苦思甜”。他讲那天头一拨日本佬来，他母亲躲在老大溪边麦地里，被日本人枪杀，抬回家里正收殓尸体，第二拨日本佬又来，往他家扔了燃烧弹，炸死了他父亲，烧毁了大草屋，又烧死了躲藏在屋里的嫂子和弟弟。待到日本佬走完后，已找不到尸体，只从灰烬中扒到一个“肚”（胃）。

讲到这里，他一个老大爷，竟然就在孩子们面前大哭了起来，我想到一句土语叫做“河罗（号啕）大哭”，应该就是这个样子。他用袖子一抹，就看见湿了一片。我们这帮小学生，其实听得半明不白的，只是发愣，宣沛良老师赶紧带头呼起了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郁尉文老师则上去搀扶二伯下来，因为他哭得实在讲不下去了。

插图：潘丹

后来我才弄清楚，日本佬来时，杀了村里好些人，二伯家是死的人最多的。那个时候他才十七八岁。房子烧了，只好借同村叔伯家的柴房来住。待到日本佬投降，内战又起来了，他路经镇上时被抓了壮丁，好在机灵，不久就逃了出来。但运气勿好，回头又被抓，如此这般，前后三次，实在是绝望了，夜夜流泪不止，结果哭瞎了一只眼睛。人家就不要他了，放了回来。以这只眼睛为代价，他摆脱了当炮灰的命运，也避免了“匪军”身份日后可能带来的灾难。

婶婶是从山里旧亲家里嫁过来的，高大结实，吃得苦，耐劳作。他们共育有四子三女，都长得高高大大。我对他家很是羡慕，因为只有他们作弄别人，村里却无人敢来欺侮。

读初中时的一个冬天，我利用假日，第一次正式到生产队下地劳动，劳动一天，得到一点八个工分。那时二伯正是生产小队长。清晨一大早，社员都聚集在我家台门外的大路边，二伯站在那块青石板上，威严无匹，先是一眼扫过，开始点人说工，三言两语，就已派完，社员一一应声，然后三三两两，分头行动。二伯派工的气势，令我十分心动。所以少年的我曾有一个梦想，就是在十八岁时做个小队长，带领大家，“把所在的社队建设成‘大寨式’的社队”（那时号召“农业学大寨”，大寨是山西昔阳县的一个生产队，大队书记陈永贵后来做过副总理）。

我这样的小不点，下地时自然是跟着大部队行动，在老大溪里挑埂，在桑园地里掘地，在畚斗湾山垦荒。只是在劳作间，有几个与二伯家“不太光洁”（不太和谐）的社员，在一边窃窃私语，隐约听得说，二伯派完工，就自顾自回家了，先去睡了个“回笼觉”，中间歇操时再出现。这让我很是惊讶，回想起来，二伯派完工，依稀嘴角有些微的翘动，似是对社员们这般听话而面露微笑。待我再长大些，发现后来接任做队长的，时不时也都这样做。于是觉得大人的世界，真有意思。

那时生产队出工统一，歇工统一，号召“变农闲为农忙”，仿佛有做不完的活。大家都是努力挣工分，尽量挣得比隔壁邻舍多，对种的庄稼到底长得如何，则漠不关心，反正又不是自家的。用心的是每人七厘的自留地，通常要在这一点地里，种出三个月的粮食及全年的菜蔬。生产队也有意思，什么时间撒谷种、做秧田，什么时间插秧，什么时间收割，都听公社广播的，上头有统一指令。要是不能依令播种，不能按令开割，不能按时割完，便要受到通报批评，影响公社对各队化肥之类物资的发放。于是大家都热热闹闹地走过场，好像是小孩子办家家。结果收成年年递减，分红越来越少。

“文革”结束那年，我和哥哥都能挣工分了，是我家挣工分最多的一年，又是分红最少的一年，一天十个工分只得三角五分。工分挣得多，饭就吃得多，口粮便不够，黑市里一斤米得五角，所以那年也是我家最艰难的一年，都是被我和哥哥这两只“乌壳猪”给吃穷了的。

我认真思考过很久：既然七厘地就能出产那么多，为何队里人均一亩多水田，又有沙滩桑园、山湾坡地，还会没饭吃呢？要是包给各家种，像种自留地那般认真，必定种得好。这是我十分迫切地想在十八岁时做生产队长的原因之一，因为那就能按我的想法来做，一定让大家有饭吃。后来才知晓，我这种想法老早就有人尝试过了，叫做“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在“四清”运动时就受过清算，“文革”中则是走“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主要罪状。所以“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是开历史倒车，要挨批斗的。

1978年11月，我刚满十八岁，是杭州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再过一个月，召开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随后在农村推行的“联产承包”，我发现其实就是我曾想做的“包产到户”，为之兴奋，也为之黯然，要是早能如此，大家何须吃介那般苦？本以为乡亲们从此可以吃上饱饭，谁知道诸暨县委做了十几年的老书记，坚信走“集体化”是唯一正确之路，将分下的田地坚决收回。结果让村民的那种日子多延续了几年。

二伯当队长时，大的儿子十八、二十郎当岁，老大尚是沉稳，那老二老三，正是精力过剩而人嫌狗厌的年纪，到处“讨世界”（闯祸），让我想到《水浒传》里的阮小二、阮小七。据说他们作弄隔壁富裕中农的儿子，人家白天新斫了柴禾，堆垛在门外，他们夜半装车，卖给了桥亭的砖窑厂，让人无迹可寻。那时干柴一斤可卖三到五分钱，社员宁可烧稻草，也要卖柴换点油盐钱，但大队“革委会”的“造反派”头头，不许社员卖柴，严令禁止，查出重罚。他们兄弟却堂而皇之把自家的毛柴拉出村去。革委会便做黄雀在后，当即派人去窑厂追查证据，翻开收据簿，谁知签的居然都是造反派头头的名字，村人于是传作笑话。

有一次邻里龃龉，大人之间引发肢体冲突，不知是三兄弟的哪个，冲上去就给对方后脑勺重重地敲了一棒，当场昏倒。医生检查说是有脑震荡，被打那家不依不饶，坚持追究刑事责任。这时婶娘站了出来，说是她敲的，那么只能算互殴中的误伤，从而保下儿子，赔钱了事。

还有一次，几兄弟差点闯下大祸。当时公社开新江，斫翻了许多乌桕树，去了皮，截成一段一段，堆放在公社门外的大路边。乌桕子可榨油，树干带有油性，能避虫，是做箱柜的好材料，而箱柜之类，是女子嫁妆中不可或缺的物件。这几兄弟不忿于这些乌桕还不知给哪家干部占了便宜，胆大包天，半夜里悄悄拉了回来，藏在楼上。公社发现后，定性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派出基干民兵挨家挨户搜查，若是抓住了，至少定个“坏分子”，游行批斗。

这么大的木头，如何藏得住？其实公社稍稍排查一下各村的刺头，便大致有数。事发之后，二伯主动站了出来，说是他一个人去拉的，理由是没钱给女儿办嫁妆，不得已做了错事，甘愿接受任何处罚。二伯年纪这么大，身体又有残疾，成分还是贫农，公社也拿他无法，就“革”了他的队长，训斥一番了事。

与二伯上下年纪的焦毛佬，我要喊他阿爷，有两个儿子，取名一文一武。大儿阿文，却是有些熊孩子气息，不知深浅，曾私斫了大队山上的树木，被抓住了。但焦毛阿爷无法为儿子遮挡，因为他的“反革命”身份，让结局全然不同。

焦毛家是富裕中农，解放前家境颇好。貌甚魁伟，有玉树临风之姿，但从小甚少做农活，也没吃过什么苦，做事不免吊儿郎当。“大跃进”时，区里组织建征天水库，组织全区各队社员去挑大埂。槐安与他一组，两人极不用心，槐安掘土，只给畚箕里弄了一点点泥土，连底也未布满，焦毛佬就那般轻飘飘地挑着上了大埂，不料恰好被枫桥区里的头头看见，抓了“典型”，勒令这高大的块头挑一副浅浅的担子站在高台上，“示众”了半天，社员川流不息地从傍边挑过，无不指指点点，连同我们村也一起出了名。

“文革”始起，有调查组进村，说是查出某地档案里三青团员名单上有焦毛的名字。其实他本人并未真的加入过，是当年有点地位的亲戚长辈想为他留一步田地，白送他一场好处，谁知日后成了罪证，他就此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接受监督劳动。

大儿阿文当时在上木沉庙读小学，刚三年级，那天，队里派人去学校，说焦毛家的儿子不许再读书。文老师（郁尉文老师嫌前两个字都不好听，让我们叫她“文老师”）把阿文叫出来，说：你先回家去，我给你再想想办法。但大队并没听文老师的，阿文就失了学。

这孩子因从此不能读书，且处处低人一等，心里有了一道伤痕，为人行事也颇有些愤激。幸好焦毛阿爷再三严劝，才算没做出格的事。又因遗传，人高马大，块头格壮，臂膀肌肉如拳曲的树根，是队里最好的劳动力，做重活累活，取重若轻，所以也无多怨言。

1976年秋，小溪寺国家林场建房子，我队社员去挑石灰，每挑一斤，可得两分钱。山道弯弯，陡峭曲折，我那时肩膀尚嫩，只挑得不到100斤，就肩痛脚软，停停息息，只三里山路，就挑得半日。阿文和二伯家的三儿阿延最是厉害，过磅秤时，每担都是230斤。但半路上他们越过我而前行之时，我分明看见两人也是气喘如牛，黄豆大的汗珠，一层层地冒出来，旋抹旋生，那厚厚的藏青布衫，全都湿透了。真的是辛苦钱呵，也是拼尽老命来抵的。因为那时连这样的赚钱机会也很少。

阿文结婚时，我已离开村子。闻知用尽了全家积蓄，还欠下了一屁股债，后面则还有弟弟未娶、妹妹未嫁。

时光本已到了1980年，各地农村经过一两年的“联产承包”，生活迅速得到改善，但诸暨乡村，因为县委石书记坚信走集体化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不许分田到户，所以社员的生计仍然艰难。阿文也想着额外弄些“出产”，以供花销。先头只是独自偷偷斫柴去卖，后来更伙同几人，居然连队里山上的树也斫了去，被人赃俱获。罪名是“破坏封山育林”，罚他们出钱为大队放映一场电影。其他人是贫农，唯他家是“反革命”，所以作为反面典型，判他一人去接受拘留教育。还让他先回家吃了饭，再自己去拘留所报到。那时，他的大女儿刚刚一岁。

也不知在拘留所受到了什么耻辱与刺激，出来后心性大变，往日行事尚碍于脸面，此后则几乎肆无忌惮。其实他只比我大几岁，我那时已上了大学，回乡时听村人说起他的故事，不免有些沉重。幸好过得两年，我队也联产承包了，他身强力壮，最擅农活，家境立马得到改善。再后来他开拖拉机跑运输，是村里最早的“万元户”，成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这是后话。

自从二伯之后，生产队长换过几茬，先后有阿冲、庆云、秋子等人，都是贫农出身。我们村里有黄、何、宣三姓，队长人选就在三姓之间转换。

1976年7月，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年方十六，初秋时分，我们四个小伙子一道去耘田，田块在大坟山脚，由山地改造而来，水易干致土硬，草生稠密，极难除去，耘过后队里作检查，以为不认真，但只有我受到了批评教育。另外三人，一个是大队会计的弟弟，一个是贫农家庭，还有一位家长是工人，我很清楚，四人中只有我耘田最认真，所以很有些不服气，就找队长何庆云申诉。

我酝酿了半天，鼓起勇气说：我不能说我都耘得很好……

庆云当即截住话头：你自己也说没耘好，就不用再说了!

我张口结舌，一时忘记了申诉的目的，为他这种截话方式所震惊，竟然记住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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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音壁】

刘蕊（上海大学）：结尾处有种鲁迅式的黑色幽默在，莫非这就是绍兴一带文士们特有的风格？

刘小磊（《南方周末》）：非有刻骨铭心的经历、写不出如此翔实的文章。

吴先宁（诸暨同乡｜民革中央）：你们的生产队长派好活就自己睡觉去了？怎么坏哈。这种事我第一次听到，那就是你们村才有呗。我们村里没这种事，我可以担保。人格担保，一天也没有。

吴存存（杭大校友｜香港大学）：观察细腻入微而时时心存厚道，我很喜欢。这篇的内涵比较复杂，用没什么感情色彩的题目包容性较强。吾兄对社会对人性都有透彻的理解，而好处在于并不愤世嫉俗，始终带着理解而包容的态度。

殷娇（中国艺术研究院）：文章选择了一个很巧妙的角度，通过小学的“我”、初中的“我”、高中毕业的“我”的视角，描述生产队长二伯起起伏伏的人生故事及其后生产队长的言行轶事。听到、看到、感受到都是真实的，小不点的“我”，书生气的“我”，以及由之引发的思考和不解，也引发了读者的深思。少不经事，点到为止。

赵国瑛（中学校友）：二伯贫且有势，其实也有点“流氓无产阶级”的做派，这一点在其儿子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这类人在昔日农村有点小职务，也算是村中人物，贪点小便宜，甚至欺男霸女都有。二伯还算可以的。

我不善叙事，其实我们赵家这个大村堂人物也很多，故事趣闻不少，只是写不好写不生动，或写不丰满。你上次提到的赵曙光，因藏枪而革了自己的命。有地主因频繁批斗跳大堰，有的坏分子三番五次吃农药寻死。有的偷了生产队一点树木，而挂着赃物游街。有的支书或光棍偷“老姆官”。不一而足。有的则是生活所逼。我也去偷过桑树，拔“草子种”田里的竹篱当柴烧。当年柴火缺，田塍上的桑树蔀头扳几个。我们为完成学校“小秋收”任务，去摘稻头。至于摘罗汉豆、挖番薯、拔萝卜吃，皆因没零食吃的缘故。加之自由时间多，主意也就多。

蔡达丽（山东大学）：这篇讲的是二伯的故事，却自然地旁述及其子、婶娘、阿冲、庆云、秋子众生相。“我”的目光始终在场，既看到了二伯在解放前遭的罪，也看到了“贫农”这一身份标签在那个特殊年代为其带来的庇护之效。文章以“我”认真耕田却遭批评教育、申诉无果收尾，意味尤长。

确如老师您所言，写文章亦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那时被抢截的申诉，在这篇文章被书写、修订、阅读的过程中，正藉此契机向我们言说着，读来引人深思。老师从小故事、小历史的回忆叙事着手，眼光独到，立意则从文化史的角度述及大历史、管窥社会之变迁。

涂秀虹（福建师范大学）：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长，我也逐渐明白，真正生活的原型，是没有单一而集中的主题的。人生况味，就是如此复合多元。就像这篇文章的结尾那段，欲说还休，竟是不知从何说起。

李颖瑜（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内容虽然在写二伯，但就像文章中的很多人都无法成为“人”本身，而是活成了一个个身份和符号。有的人弄巧成拙，因为身份罹祸，有的人因祸得福，躲过了身份的追讨。而更多人活成了集体的一份子，只管听从，不问是非。“我”在其中的认真思考，虽然符合人性和客观规律，但这种想法本身却被赋予了坏身份。而最终那个与身份有关的故事，更是戏剧性地以哑口无言结束全篇，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杜雪（北京语言大学）：每每读钱家山下的故事，都带着一种新鲜感。这一篇读来，却觉得很现实，总觉得类似的事情在身边时时上演。也许“社会”总是如此。也让人更加珍惜社会中真诚的善意了！

章丹晨（伦敦大学）：“二伯派完工，仿佛依稀嘴角有些微的翘动，似是看着社员这般听话而生微笑”，一个微妙的特写镜头，把大人的复杂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似乎也只有从“小不点”的仰望视角才能观察到。

赵春宁（厦门大学）：读到“一天十个工分只得三角五分……被我和哥哥这两只‘乌壳猪’给吃穷了的”一段，忍不住捧腹，笑泪齐飞。写二伯不仅仅限于二伯，三千字的短文中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全篇文字幽默中带着无奈，平实中透着深刻。

李万营（安徽师范大学）：“畸零人物”如果是以畸人观世事的话，队长二伯则是以畸事看众人。

钱茂伟（宁波大学）：如何写当代生活中的人物故事，您的钱家山下系列，是值得学习的样板。研究明清戏曲传奇出身的您，写当代人也充满了神奇色彩。村史村志，能增加此类画像，更有阅读性。我刚推荐给我本学期正在教学的群，让他们学习当代人物写法。

蒋思婷（博士生）：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队长”派完工后的微笑，简单的一笔留下了许多想象空间，笑的是“社员这般听话”或是其他，让人确实觉得“大人的世界，真有意思”。

沈珍妮（博士生）：结尾真让人忍俊不禁。十八岁少年的梦想，其实就是当时这一场荒唐的闹剧显而易见的答案。指鹿谁攻秦相诈，入林都畏阮生狂。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在老师的小队长愿望上再做些文章，这样可能视角上会更明确一些。

宋睿（本科学生）：最后一段读了很多遍，似乎咂出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滋味。四人同耕，而唯一人受罚，罚的是孩子，看的却是大人面子。记得母亲曾说过，小时候孩子看父母面，长大后父母看孩子面，想来也是这道理吧。

周菁若（本科学生）：我开头那个枣核一样的头，真的深入人心！后面伯伯因揭开最痛的伤疤，在一群孩童面前号啕大哭，孩童却一知半解，老师们还带头喊出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这种极具张力的画面，让我感觉那个时代奇奇怪怪的，孩子最终都会长大变得爱国，但在这种情况下去了解挖出一个胃这样的情况，这真的是教育吗？

二伯自己经历过那样的苦难，在后续成为队长之后，那“依稀嘴角有些微的翘动”的样子也很有深意，是在表达自己对自己站在高位，用空闲休息的得志吗？而那“每人七厘”的种地方式也实在有趣，大面积的土地没有好好耕种，每个人都只想自己家，这种劳作方式，我也感到很奇怪。

黄仕忠：所以，这是对人性的理解问题。不能指望凭借高尚的道德能自动做好，必须让每个人与自己的利益相关，才能愿意认真投入，也才能促进社会进步。否则便是吃大锅饭，最后则大家都没饭吃。在农民种田种地，却要听公社的指挥，怎么可能种得好？没饭吃，也是人祸。

林珈卉（本科学生）：写真实人物确实会面临困难。写人做得不好的事情，有时甚至是虚构人物中带有现实的人的影子都会让人不满，更别说本就是写真实人物了。这时写作真是需要斟酌如何处理了。

玛丽亚（本科学生）：身在和平年代，看到文章的描述，有来自身心的战栗。生产队和庄稼和每个家庭的生存息息相关，流淌着少年和民众们想要改善现状的积极气息。那时候的心愿是过上填饱肚子的安稳日子呢，难怪记忆中的外婆总念叨的是让我吃饱饭，苦尽甘来太不容易了。

余丽娟（表姐）：看完了，脑海里浮现的都是那个年代的人和事。有一点极其相同，当时我们村的生产队长也是如此，早早地吹哨子，从村头吹到村尾，把人集中了，很威武地分派好生产任务，待社员们都出门了，他却回家睡觉了。虽大都知晓此情，却都敢怒不敢言，生怕穿小鞋，吃苦头。

王琳（杭大同学）：大人的世界真的很难理解，连少不更事的高中生都懂得怎么让大家吃饱的办法，大人们就是不能做也不许做；明明是耘田耘得最好的人，却偏偏被批评，还不允许申辩。这是我们这代人的生活环境。这些生动真实的记录，不知我们的后代是否能够理解？

倪建平（杭大同学、同乡）：看到结尾，令人忍俊不禁。从作文技巧来说，是有点幽默，引人入胜；从人性来说，是你个性仁厚老实，连告起状来也不够狠，所以被人截头而哭笑不得。当然我喜欢与这样的兄弟为伴。

张靖龙（杭大同学）：只有真正在生产队当过农民的，才会有这样真切的感受。插队知青恐怕体会不到，因为他的根不在那里。

赵素文（杭大校友）：人物外貌描写非常典型，形象跃然纸上。二伯和焦毛两家，相似的家庭结构和人物行为，因为成分不同，得到的待遇截然不同，深谙对比反衬精髓。文末作者亲历一段，余韵袅袅，不评不议，自见荒诞。可见《诗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道。

刘勇强（北京大学）：看了《独眼二伯》，很好奇最后所写的事既然记了一辈子，不知老兄有没有想过，为了防范庆云队长的截话方式，该如何申诉才能把话说得截也截不住？

忆苦思甜也是共同经历，老师带头呼起了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情景，如在眼前。

另外，配图中男生顶上的头发仿佛都像是一撮小草，无以显出独眼二伯与众不同的大枣核头型发式。

张宏生（香港浸会大学）：你二伯的发型超前，现在常见。

我记得我们那里的黑市高价米是三毛多一斤，你们那里的贵了些。结尾好，强势者常有此招。

刘明厚（上海戏剧学院）：小小村落里的酸甜苦辣，时代烙印在小人物身上上演着一幕幕人间悲喜剧。

李霖（北京大学）：真有沧海桑田之感，然而很多东西只是换了一层外衣，又好像并没有变。

傅谨（中国戏曲学院）：记忆是对历史最好的尊重，写得精彩。

杨早（中国社科院）：记性佳，文笔好，如滔滔江水。

孙立（中山大学）：人事皆佳，活灵活现，有趣味！

纪德君（广州大学）：畸零人物，真实、生动地反映了畸形乡村社会的历史变迁，承载着畸形乡村社会的诸多文化记忆，很有认识价值和文化价值。

黄老师的这个乡土系列，以第一人称见证人的身份和视角，相当真实、鲜活地书写了自己经历过的那一段难忘的乡土生活记忆，为我们今天回顾过去的乡村社会历史、品味乡村社会的风土人情，寄托难以割舍的乡愁，提供了非常难得的艺术载体。

杨易（诸暨同乡）：我没挣过工分。当时我们家四兄弟主要是拨草，用来养鸭、养羊、养猪，然后有“猪圈草”“羊圈草”“鸭粪”给生产队作肥料，有“肥料分”，能分点粮。我妈是民办老师，我们四兄弟原来随妈，全是农村户口，生产队里没劳力，是倒欠户。好在79年后我们陆续考上了大学。

我记得我大学毕业之后三四年，我妈还要我拿“全国粮票”回家（我们地质队每人每月口粮是48斤，我每年有二三百斤多出来），证明起码86、87年时，我们那时粮食还不是很足。我记得那时学校里的“贫管组”很有权，可决定读高中的推荐名额和名单，七七年还推荐，七八年就取消“贫管组”了，全凭考试成绩上高中了。

曹天忠（中山大学）：文章以在场者身分，以微知著，写出人之利益本性。而“点人说工”等句，得古人小说用词真传，尤惹人欢喜，读完，苦涩而又快乐！

顾克勇（浙江理工大学）：文章虽名为“独眼二伯”，但实际上涉及了像二伯一样具有点小权力的一类人，包括文尾的生产队长“庆云”，诸暨县委书记等。将独眼二伯这类人归属为“畸零”人，最为名副其实，不仅因其身体残疾，更因他们的心理扭曲，当然这种心理扭曲的过错，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们个人。

文章中二伯的忆苦思甜时的“哭”和发号施令时的“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家破人亡，痛不欲生，哭是真情，不忘记阶级斗争口号是发自内心；当了生产队长，玩弄权力，压榨别人，感受到权力给他带来的好处，他笑得分外得意，这不由得让人感慨人性的复杂莫过于此。文中的“我”起到了穿插材料的作用，从开头年少时仰慕想当队长，到结尾时队长“庆云”势利地粗暴伤害，心灵伤痕终身难忘。

“我”的对承包责任制看法与诸暨县委书记形成了对比，让人深思：一个农村少年都能看穿的问题，承包到户才能释放生产力，为何县委书记看不透，死活坚持集体合作社。读者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当畸零人手中有了权力，真的不舍得主动把它丢弃，集权确实满足了他们难以言说的快乐。

孙启军（羊城晚报）：最是难得，40年后，这些家长里短是是非非仍记得如此清楚。多好的小队长！

提个小建议，文章应将那位坚持“集体化”的县委石书记的大名留下，为史存证。早于在安徽小岗村20年，几乎与人民公社运动同时，浙江省永嘉县就开始“包产到户”了，代价是县委书记及一众干部（名字都忘了）均被免职被整成右派。永嘉的书记和贵县这位石书记，都不应被后人忘记。

刚查了一下资料：1956年，浙江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副书记李云河、试点工作组组长戴洁天等人，在全县试点“包产到户”遭整肃，划为右派，后被判刑。

全县八个区有5个区委书记被划为右派，全县干部中有97人打成了右派，66人被划为中右；更多的的人则被清除回农村管制劳动。后任县委书记吸取了“教训”，大搞浮夸风，于1958年9月放出水稻亩产13万斤的最大卫星。

刘洪辉（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如果今天的黄教授碰到庆云式的话术，又该如何应对？——青葱少年面对“领导”的强理——可以想见当时的场景。结尾出人意表，绝妙。

这是一个想当“小队长”的少年，向一个当小队长的领导申诉而不能辩白的场景……文中“鼓足勇气”，其实也是想足了申诉理由，是自以为理由充分的。

戚世隽（中山大学）：“截话”那一段，忍不住笑出来，黄老师越来越冷幽默了。

章雪晴（绍兴文理学院）：这个煞尾写得真好！截住了话头，却意蕴无穷。

陈恬（南京大学）：结尾真是出其不意，太妙了，哈哈哈哈。

黄丽群（丽水学院）：文末的“我”很震惊，当时应该“五味杂陈”“目瞪口呆”了。惊叹大人的世界太复杂啊！

姚小鸥（中国传媒大学）：黄兄记忆力好，笔力健，白描中有感情流露，有价值判断。我看留言中有不少是年轻人，这是最好的思政课了。

不仅仅是对年轻人，对我等来说，老兄此类文章也是有意义的。我认为，文章的艺术价值也是很高的。《典论·论文》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无穷。从保存民族记忆，教育青年人了解真实的历史和现实来说，老兄此类文章真的是“不朽之盛事”啊。

莫晓春（中大系友）：又一篇精彩的乡土文学作品。钦佩师兄敏锐的观察力和极强的文字表现力，人物形象凸显时代特征。

杨哲（广东高教出版社）：相信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熟悉这些人物和场景，甚至有过体验，现在黄老师准确地表达出来，很精彩，正所谓“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

李莉薇（暨南大学）：老师的畸零杂记写到“十”了，就是在大时代里钱家山下的人物剪影。仕忠老师笔下的每个人的际遇都也其独特之处。虽说是有点“畸形”，但也不尽然。如果没有这样的时代也大概没有这样的人生吧。哎，不得不深深感叹：我们每个人都是大时代的一朵小小的浪花。

李铭建（中大系友）：为什么贪吃的孩子叫“乌壳猪”？

黄仕忠：我们乡下的俗语。因为这种猪特别能吃，却难长膘。

刘晓军（华东师大）：《独眼二伯》有个比较独特的背景：农村包产到户。我家是半边户，父亲是铁路工人，妈妈是农民。我在农村长大，对集体经济这段历史没有印象，包产到户后的情景还略有记忆。

其实包产到户后，很多农民也吃不饱饭。我印象中1980年代我们村有很多人要靠红薯接济才能度过饥荒。我一个邻居是本家爷爷（还没有出五服），子女多，女儿出嫁后又把几个小孩送回娘家来，家里经常十多张嘴巴要吃饭，大米根本不够吃，要掺杂红薯米（就是把红薯剁碎晒干，煮饭时跟大米掺和着煮）。我家因为父亲有工作，工资还不低；母亲是裁缝，也有些收入，经济状况在当地算比较好的，没饿过肚子。我有段时间特别羡慕邻居吃红薯米饭，总觉得那比纯粹的白米饭好吃，还好看。有一次偷偷地跟邻居的小儿子（比我大一岁，按辈分叫叔）换了一碗红薯米饭吃，发现没有想象中好吃，就再也没想过要吃红薯米饭的事了。我印象中他们家直到八十年代末才不再吃红薯米。

您比我年长十五岁，很多经历我都缺失，但也有一些共同的记忆。关于农村生活，包括地方风物，民俗民情，人心人性等，我们有许多共鸣。我父亲1947年出生，我爷爷1958年去世，奶奶1959年去世，他们都是特殊年代的牺牲品。我对1950到1980年代的中国农村比较有兴趣，也许以后会写一些文字，纪念那个遥远的时代，也纪念我去世不久的父亲。

任荣（南京师范大学）：最传神的一段就是二伯站在青石板上派工的那段。那股威严让小小的“我”也点燃了当小队长的梦想。新时代的年轻人已经对“生产队小队长”这个名称非常陌生了。但是出生于八十年代初期，经历一点集体制残余的我，对这样的身份依稀有着感触。

小时候农家子弟最畏惧的就是大队书记、生产队队长等村干部家的子女，因为他们身上的那股高傲感，常常在霸凌时显露出来。所以那时的农村人教育孩子，要想有出息就得当两类人。第一类就是做官，只要当官，全家鸡犬升天。刘强东后来说他考人民大学社会学专业的原因，就是以为这个专业将来可以当官，听者哄然，但是年岁稍长的农家子弟对此却是会心一笑。第二类就是当老师，因为师范生读书有补助，而且将来是铁饭碗。

而今，想当小队长的黄老师成了大学教授。而被灌输去当官或者当镇上小学老师的我也成了大学老师。不得不说，个体的命运在时代的汤汤大潮中总是会显得那么渺小，就像文中二伯失去那只眼睛一样，福兮祸兮？

田语（浙江大学）：独眼二伯、焦毛阿爷，以及之前的畸零人们，共同构筑出中国农村在社会转型期的复杂面貌和个体在其中的挣扎。本篇从战争创伤着笔，后面又写到一锤定音的身份、不断变迁的政策，与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投机取巧”的生活经验。笔调幽默，又带着忧伤。人们在这片土地上吃饭、劳作、努力生活，悲剧却悄悄发生着。

陈佳妮（中山大学）：独眼二伯也是个同样复杂的人物，他讲述抗战家庭悲剧的痛哭和他当了队长在台上派工的得意形成鲜明的对比，受苦的青少年时期并未让他变成一个能体贴他人苦痛的人，果然人性非经教育而得到改变是难之又难的，老师文章中的实人实事也许并不完美理想，但却是真正引人深思的。

卢晶晶（湖北大学）：二伯全家罹难那段，让人鼻酸。可经历过苦难的二伯，却也在派完工后睡回笼觉，人性真是说不清的东西。以二伯串起乡间人事诸相，举重若轻，非大手笔不能为之。结尾让人意外而忍俊不禁，颇替黄老师委屈。

顾年（苏州大学）：此篇虽以二伯为主要人物，但实可称生产队众生相。黄老师的写法散得开也能收得回，所以读来感到既轻松又深刻。

胡鸿保（中国人民大学）：透过二伯这个脚色，写了许多熟人和家乡往事。回音壁里大家读后也有这样的感觉。可见这“杂记”下足了构思功夫。

蔡华燕（中大校友）：生产队和自留地以及各种“讨世界”的故事，仿佛村人艰辛劳作还难温饱的画面就在眼前。我想，吾辈和新世纪少年也当忆苦思甜。二伯家和焦毛爷家在解放前后各自生活发生的变化，以及生产队干部身份带来的好处，人性也在关系亲疏等不同环境中闪出不同的光。

曾南逸（中山大学）：因为瞎了一只眼，不用当兵躲过一劫，这种情况好像古代挺常见的，隋唐时期，所谓福手福足。

陈雅新（深圳大学）：读来十分生动，文字如画。时代的潮流变化莫测，善与恶、好与坏的标准也总在骤变，而人都是一般的活着，似乎很善于思想，又似乎什么都不会想。

金子淳（浙江省委党校）：读您的文章，有一种中学时期读鲁迅先生文章的熟悉感，不过那个时候需要绞尽脑汁思考出题者的意图，现在看文章反倒是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当不能保证人的基本生存权时，很难对“私自砍柴”之类的行为做出苛责。

董诗琪（南昌大学）：老师的散文总是既幽默又意味深长。看了老师的文章，才知道庄稼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有那么重要，忽然能够理解为什么疫情时候，很多年纪大一点的人忽然开始囤粮囤盐，能理解他们为什么水果蔬菜坏了也不舍得丢，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能吃饱饭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这都是属于他们那个年代沉重的记忆。

吴俣（本科学生）：读了二伯痛失亲人的那段，不禁掩卷。家为人之本，这份痛苦实在是太深重了……

宋睿（本科学生）：在制度的框架下，我们大多数人其实都只是按照既定好的模式生活——如果没有后来的改变，“我”很有可能就会努力成为小队长。现在很多年轻人总说想要“逃离生活”，实际上也是对现有价值判断标准的“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