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希腊“读点活书” | 晏绍祥：杨度《湖南少年歌》与清末湖南的希腊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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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希腊“读点活书”

1933年9月底，罗念生从美国乘船到达比雷埃夫斯码头，开启了他在希腊一年的游学生活。日后在回忆起1933-1934那一年的经历时，他提示同胞“应该有人去念一点活的书回来”。自19世纪后半叶始，古希腊的历史在考古学家的发掘下重新展现在人们面前，迈锡尼、克诺索斯、德尔菲、奥林匹克等不再只是一个个地理的名词，而是历史发生的现场。考古发掘与文献记载的结合，让历史重新具有了生命。

本栏目将围绕考古遗址发掘、文献记载传统带领读者走进历史现场，读点活书。此外，还兼及希腊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为当前的中希文明互鉴助力。

专栏主持人：张绪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英国雅典古典学院研究员

本专栏文章均为《中希时报》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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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湖南少年歌》与清末湖南的希腊传统

作者：晏绍祥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1903年10月，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上杨度发表了《湖南少年歌》。其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莫问家邦运短长，但观意气能终始。埃及波兰岂足论，慈悲印度非吾比。

该诗本作于1900年。1903年杨度因参加清朝经济特科进士考试，被指为康梁余党，被迫流亡日本，并与梁启超相遇。两人最初关系并不十分友好。在梁启超戊戌维新期间主持湖南时务学堂时，还曾爆发激烈争论。如今两人都成了流亡者，加上对时局看法颇有相通之处，于是为唱和梁启超之前发表的《少年中国说》，对他数年前创作的《湖南少年歌》加以改编后发表。在这首诗歌中，杨度不仅系统回顾了历史上湖南的名流和作为，还论及当时世界大势和中国陷入的危局，充分体现了清末民间士大夫的时局理念和希腊在当时中国学人中的一般印象。杨度所以出此言，在于他认为，“于今世界无公理，口说爱人心利己。天演开成大竞争，强权压倒诸洋水。公法何如一门炮，工商尽是图中匕。外交断在军人口，内政修成武装体”。在这样一个强盗林立、武力至上的世界上，除非像俾斯麦、拿破仑那样，养成公民勇敢的战斗精神，否则将难以在世界上立足。他对当时中国的期待，是“东看浩浩太平海，西望诸洲光陆离。欲倾亚陆江河水，一洗西方碧眼儿”。无论日本还是西方列强，都只有以武力镇服，才可以使中国真正强大起来。从这个角度去看，雅典虽然文化发达，但因败于斯巴达和马其顿，不免显得柔弱，斯巴达则相反，“欧洲古国斯巴达，强者充兵弱者杀”。这里的掌故，应该是指温泉关战役中阵亡的国王李奥尼达和那所谓的300人。在这个基础上，他给湖南少年分派的角色，是作为中国的斯巴达人，因而“若道中国国果王，除非湖南人尽死”。今天的学术界都清楚，斯巴达并没有那么神勇，斯法克特利亚的斯巴达公民就曾投降，纽科特拉战役后，斯巴达人也不是以战斗而是以协议收回阵亡者遗体的。至于雅典人，也不像杨度认为的那么柔弱，不仅曾在马拉松战役中独力击败波斯人，而且在后来的萨拉米斯、普拉提亚和米卡莱等战役中，发挥过重要作用。那么我们好奇的是，杨度对古代希腊的这种印象从哪里来的。

温泉关斯巴达三百勇士纪念碑，张绪强 摄

其中之一，恐怕是当时西方传教士编译的西方古代历史。据陈德正教授介绍，早在1885年，传教士艾约瑟就已经编译出版弗里曼的《欧洲史略》和他本人编写的《西学述略》，次年又分别编译法伊夫的《希腊志略》和克赖顿的《罗马志略》。几部著述都是当时西方比较流行的历史著述，对古希腊史都有比较全面的介绍，包括雅典、斯巴达以及马其顿等城邦和帝国的历史。当时西方专业史学已经有将近100年的发展，对古希腊史的认识也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如《欧洲史略》固然对温泉关战役中斯巴达人宁可全体战死，终不撤退大加赞赏，但对雅典在马拉松独抗波斯、在萨拉米斯和普拉提亚战役中的表现，也有精彩叙述。对罗马的扩张，尤其是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争霸战争，也有论列。有意思的是，这些著述后来都曾在湖南印刷。

杨度希腊史知识的另一来源，可能是当时中国部分知识分子编写的文章或著述。梁启超为打开中国民智，在主持湖南时务学堂时，就主张学习西学，包括古代西方历史。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还曾编译一些西方和日本著述，自己也编写过《雅典小史》和《斯巴达小志》等，在多篇文章和著述中提及雅典人的自由和平等。梁氏对雅典固然推崇，但似乎仍不及斯巴达，“斯巴达主干涉，雅典主自由；斯巴达重阶级，雅典重平等；斯巴达善保守，雅典善改进；斯巴达右武，雅典右文；斯巴达贵刻苦‚雅典贵乐利”。对于中国人的柔弱，梁启超痛心疾首，号召国土面积数百倍于斯巴达、人口则数千倍于斯巴达，面对西方来的那么少的军队，却毫无还手之力。唯一的办法，是中国人如斯巴达人那样，张扬自己公民的性格，洗刷列强强加的各种屈辱。既然立国的根基在尚武精神和依法治国，斯巴达两者尽皆具备，那受到梁启超推崇就不奇怪了。

虽然我们没有具体证据证明杨度一定阅读过传教士和梁启超编译的书籍，且杨度的老师王闿运似乎对西学也不大可能感兴趣，更不用说推荐学生阅读。但作为读书人的杨度，很可能对当时这些著述有所了解，毕竟它们都曾在湖南出版。而在《湖南少年歌》中，杨度对雅典和斯巴达的历史信手拈来，表明他至少是部分了解这些著述的。基本可以肯定，杨度到日本并与梁启超相遇后，他修改自己作品过程中，很可能也阅读过梁启超的《斯巴达小志》和《雅典小史》，毕竟两文在1902年都已经发表，而且杨度写《湖南少年歌》的目的之一，就是唱和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要说杨度完全不知道《雅典小史》和《斯巴达小志》，似乎不太可能。他对斯巴达和雅典的印象，也基本与梁启超和当时西方学者的一般叙述吻合。然而这里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杨度提到了斯巴达的勇猛和视死如归、雅典的文弱和普鲁士统一德国，但偏偏忘记了罗马这个古代世界最庞大的帝国。这一“忽略”，大约也因为当时中国的形势和18-19世纪忙于海外殖民扩张、进而追求强大稳定的西方不同，主要任务是救亡图存。因此杨度要求湖南人发扬斯巴达精神，以拯救中华于水火之中。

杨度对古典希腊传统的利用，一方面证明两国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一直存在，张骞去西域带回了大夏和大宛两个称呼，据徐晓旭考证，前者应指希腊人，后者则指希腊人的遗址伊奥尼亚人，希腊的艺术，也随着犍陀罗艺术深刻影响了中国佛教艺术和建筑。后来中国的文献中，也不断记录来自希腊或拜占庭的各类物品与人员交往。这种趋势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无论是梁启超和杨度，还是后来的周作人和鲁迅，都关注过希腊人的历史和学术思想。另一方面，这种相互学习和借鉴，不免随着接受者的兴趣和需要，不断发生着变换，人们总是选择自己需要或感兴趣的内容，对其加以丰富、扩展甚至夸大。《湖南少年歌》偏爱斯巴达而鄙薄雅典、完全忽略罗马的做法，正是当时中国自身处境的反映。

作者介绍：晏绍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长，著有《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古典历史研究史》、《荷马社会研究》、《希腊史研究入门》等数十部专著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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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来希腊“读点活书” | 晏绍祥：杨度《湖南少年歌》与清末湖南的希腊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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