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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志|激荡百年:外公邓嗣禹与我家族的世纪变迁

2018-12-14 12:4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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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彭靖

编辑|薛雍乐

在我刚记事的时候,家里就珍藏有一本全英文的大部头书籍,全棕红色的精装书籍,封面看上去有点刺眼,由于年代已久,书的四周已开始起毛边。母亲告诉我,这是外公邓嗣禹编译的中国历史名著,是上世纪50年代末期,她上大学时外公从美国寄来的。“文革”期间,它一直被深藏在箱底最隐蔽处,只是天气好的时候,为避免发霉才拿出来晒一下。几十年间,我们家从南到北曾多次搬家,许多东西都已经舍弃,但这本书却一直伴随我们走到了今天。

上了中学后,我借助英汉词典读懂了书名:《中国政治史,1840-1928》,原作者为30年代的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李剑农,由我的外公译成英文。当时我只知道外公是一位了不起的留美历史学家、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大学者。后来我才逐渐认识到,他与我们家族横跨中美两国的历史,也映射着汉学研究与中美关系近百年来的风雨历程。

从常宁走出的燕大学子

1943年,邓嗣禹(右)在芝加哥大学,接待第一批到美考察的著名学者:费孝通(左)、金岳霖(中)

十九世纪初,在湖南省衡阳市常宁县黄洞乡山角下的新屋场(村),有一户田园人家,它那别具一格的建筑风格,在村里也是独具匠心的。这是当地唯一拥有大砖瓦房的人家,共有六间房,都是上下二层阁楼,屋顶相联,中间为厅房,屋顶上有个四方窗口,当地人称之为“天窗”,天窗下有一水池,雨水会从天窗落入池中,等天放晴,阳光照射着水池,波光粼粼。池中常有青蛙蹦来蹦去,池水干涸时,青蛙就藏在石缝之内。

这屋子虽然有些简陋,但有南山作屏风,小溪顺着这山间小路涓涓的流淌,从远处看真像条带子。太阳和月亮、霜和雪都点缀了这江南水乡的美丽。

1905年7月25日,在这个田园人家诞生了一个独子。他出生之时,天降大雨,不一会儿雨过天晴,天边升出了一道美丽的彩虹,随后淡出了一片彩色的霞光。这个男孩子一生下来就哭声响亮,那声音听起来强劲而有力。第二天清早,在清脆的呱呱啼哭声后,屋外就响起了噼噼啪啪的爆竹声,那是向全乡人报喜的声音。

作为独生子,这孩子被父母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他的父亲杰卿公是县内童生,非常有学识。为了给儿子起名字,他请教乡里很多人,起了许多名字都不满意。一次,族长来看望这个孩子,谈起名字之事,说道:这孩子长大以后一定会很有出息,要给他起一个响亮、兴旺、祥和的名字。他们共同查阅了许多书籍,在《洪范》中查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这段话中有“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故起名叫邓嗣禹。

从邓嗣禹五岁起,他父亲就从县里请来著名的老师,教他识字写字,学习《诗经》、《尚书》、《论语》、《左传》等。邓嗣禹读起书来非常勤奋刻苦,每天都要读到午夜时分。母亲吴氏心疼自己的儿子,除了照顾好孩子的日常生活以外,每次总要看到儿子屋里的灯灭了才肯入睡。父亲则是很威严的一个人,把对儿子的好都藏在心里,对儿子既疼爱又严格。他虽有文化,却一辈子不得志,在这小山区的黄洞乡住了一生,空有理想和报复也无法实现。对于这个并不十分富裕的家庭来说,供邓嗣禹读书是很大一笔开销。这个男人在努力种田耕地、发家致富的同时,把振兴家族的希望寄托在了邓嗣禹的身上。

邓嗣禹个子高高的,身材匀称,眉目清秀,喜爱穿深色的长袍和马褂。他的二个姐姐和两个妹妹都因他而骄傲,特别是小妹妹聪明伶俐,经常带领三个姐姐向邓嗣禹请教。当时,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妇女不能学文化,但邓嗣禹的父母提倡男女平等,鼓励四个女儿和儿子一起学习。

当年国内连年战火,军阀混战,湖南省在禁烟活动上,各系军阀统治意见不同,省长像走马灯一样更换,常宁也连年受灾和战乱之影响。读书人要想做出一番成绩来,可以走这几条路:一是从政,二是从军,三是从事教育,四是从事科技,五是赋闲当绅士。当时,邓家家境中等,毫无政治背景。16岁的邓嗣禹心中充满了理想,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渴望和对中国未来的向往。通过教育来唤醒中国民众之崛起,这便是邓嗣禹一生所追求的梦想。

可家中父母年岁越来越大了,他又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子,邓嗣禹知道只要走上这求学之路,父母就难以照顾。邓嗣禹暗下决心,一定要学业有成,振兴中华。父亲也根据邓嗣禹的学习情况,和同族人一道谋划着他的求学之路。

1923年,18岁的邓嗣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衡阳境内唯一的公办中学。在学校,他刻苦勤奋,尤其注重国学,善于作文,在历次考试中均名列前茅。毕业后,他如愿考上了燕京大学历史系。他第一个把消息告诉了父亲。听说儿子考上名校,父亲老泪纵横,多年的心愿终于在儿子身上事实现,同时,离别的伤感也接踵而来。消息很快传遍了黄洞乡,引起轰动,乡里乡亲的朋友都前来贺喜。邓氏家族由族长主持,大摆家宴,邓嗣禹成为邓家以及邓氏家族的骄傲。

邓嗣禹要离家上大学了,在他心中依依不舍是自己的父母和妻女。临走之时,他写下李白的一首诗《渡荆门送别》,表达对黄洞乡亲人的不舍之情,并一再嘱咐妻子,一定要替自己照顾好父母。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从燕京大学到哈佛大学

1949年4月,邓嗣禹即将离开芝加哥到哈佛大学任职

邓嗣禹就读的燕京大学始建立于1916年,其前身是美国教会办的三所教会学校。1925年初,迫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和北京教育界日益强大的压力,燕大在司徒雷登的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适应中国国情。比如争取向中国政府教育部门注册;减少神学教育,增设国学课程;增加中国教职员工比例,提高他们的地位和作用等等。这在中外教育界人士中赢得了声誉,也是邓嗣禹决心报考这所学校的重要原因。

当时的燕京大学人才济济,特别是历史系人才辈出。邓嗣禹结交的同学如房兆楹、杜联喆、朱士嘉、谭其骧、陈观胜、冯家升、翁独健、赵丰田等,日后都成为了中国乃至国际的一流学者。当时,这些爱国青年都怀着报国之志,用各种不同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邓嗣禹在燕大学习期间勤于研读和写作,在1931年完成了“周公史说演变考”,发表于女师大学术季刊,1931年4月1日又在北平晨报学园发表“儒家之社会政策”一文,该文经译成日文后,登于日本学术刊物。1932年,在竞选燕大历史学会主席的会议上,他以强劲优势获胜,荣升燕大历史学会主席。这也是他临毕业前的一年。

那段时间,邓嗣禹和他的老师邓之城一起研究论文选题。邓嗣禹对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十分感兴趣。当时在北平,科举制度曾被当作封建糟粕,受过猛烈批判。然而,西方人却认为它是一种最公正的选拔方法,影响产生了现代文官制度,赞誉它为“中国第五大发明”。

那么,根据中国国情应该如何看待科举制度呢?邓嗣禹认为这是当前中西双方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他的论文选题“中国考试制度史”得到了老师邓之诚的大力支持。在邓之诚的精心指导下,邓嗣禹勤奋苦读,成为当时燕大图书馆的常客。

在毕业论文通过后,他又查阅了众多中国历代考试制度的资料,进行扩充和修改,在1936年由国民政府考试院出版了他的成名作《中国考试制度史》。1936年到2011年,该书共在大陆、台湾再版过七次以上,被国内外研究科举制度的学者广泛引用。2018年11月,商务印书馆将其列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系列,预计将在2019年第一季度出版。

1932年,邓嗣禹考上了燕京大学历史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师从燕大教务长洪业先生。他的两个好朋友分别是翁独健和吴世昌二位先生。翁先生跛一足,吴先生眇一目,二人同住一室,在燕园成为趣闻。一天,邓嗣禹看见他俩突发灵感,戏作对联云:“只眼观天下,独脚跳龙门”,横批为“盲跛相助”,堪称巧思绝对,在燕园广为传诵。

后来,翁独健与邓嗣禹一同作为燕大第二批选派的留学生,到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历任燕大史学系主任、最后一任燕大代校长,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吴世昌后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红学”的著名学者。两人各有专攻,在学界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已在燕京大学留任讲师的邓嗣禹突然接到同学房兆楹由美国发来的电报,邀请他立即前往华盛顿,协助时任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的美国著名汉学家桓募义博士编写《清代名人传略》。桓募义应该是比费正清资格更老的美国汉学家,早在1936年,他就为《中国考试制度史》撰写过长篇推荐文章,这一次可以说是再次合作。

当时,华北对外的交通已经断绝,无法前往上海乘船,为赶任期,邓嗣禹绕道东北,经韩国至日本横滨搭船,再乘船到美国。他那时是个年仅32岁的热血青年,乘船途中,非但不接受日军的侵华宣传,有时还加以驳斥,因此备受日本特务、警察的骚扰。他曾多次面临被拘的危险,因同行的美国朋友紧随不舍,才幸免于难。

外公在美国编写《清代名人传略》时,负责洪秀全、曾国藩等33位人物生平事迹的撰写,费正清协助他编写过其中3位人物的事迹。1938年,外公获得燕京学社第二批奖学金,在哈佛师从费正清,于1942年获得博士学位。

毕业后,他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北京大学、印第安纳大学任教。1950年,他在执教中国近代史时,由于缺乏教学资料,便将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的部分内容译成英文,用作研究生教学参考教材。

在之后的几年中,他以1948年商务印书馆的版本为基础,对全书进行编译,并增补内容,于1956年首次在斯坦福大学出版。从1962年到2011年,美国至少有3家出版社将此书再版,使其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生教学中非常流行的参考书。1964年,它的印度版本还在新德里出版。

邓嗣禹不仅仅是一位知名学者,而且积极推动中美两国的文化交流。1972年5月,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邓嗣禹随同费正清一行六人(邓是代表团中惟一的华人学者)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美国历史学家,应邀到中国进行两个月的访问和演讲,受到了时任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热情接待。

1978年10月,邓嗣禹再次回国考察,到北京大学、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拜访了顾颉刚、顾廷龙、谭其骧等校友。对这一段时间回国的所见所闻,他在1979年出版的 《重访中国:一位海外历史学家对中国的评论》一书中有详细记载。在此书的封面上,他用中文题字“故乡明月”,以寄托自己对祖国的深切眷念之情。

1976年4月,年满70周岁的邓嗣禹作为大学讲座教授在印第安纳大学退休。校方特别为他举办了盛大的退休庆宴,费正清还发来热情的贺信,由校长芮安在会上宣读。

在退休后的10多年中,邓嗣禹仍然每天早晨九点准时到办公室从事研究。尽管年过80,但他始终精神矍铄,腰杆笔直。不幸的是,1988年4月,邓嗣禹在去印第安纳大学的路上,因下雨视线不清,被车撞伤,又因撞伤而引发严重肺炎,一个月后去世,时年83岁。

家族、父母和我

我的母亲出生在1934年,她是邓家的长女。由于外公长年在北京燕大、美国哈佛读书,所以她懂事后就协助外婆,承担起家务重任,在1954年中学毕业后考入湖南师范大学生物系。

1956年,她上大学二年级时,外公从美国到达香港时曾发来电报,希望她能到香港会面。50年代初期,正值经济建设步入正轨,国家急需引进海外专家、学者回国开展经济建设。学校领导从政治角度考虑,特批她带任务前往香港、澳门,力争说服外公回国,并出资为她购买了衣物、皮鞋等行装。我的母亲于是成为在“文革”之前极少数到过香港、澳门的内地居民之一。毕业后,她开始在衡阳的一所中学教书。

1956年,外公(左)与母亲(中)在香港合影

我的父亲和我母亲是衡阳的同乡,我的爷爷曾经是当地拥有百亩庄园的地主。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父亲中学毕业之后即报名参军。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在18岁那年跟随所在的工程兵部队奔赴朝鲜前线,负责抢修被美军飞机炸毁的桥梁与公路,以及排除南朝鲜军队埋设的地雷。在战斗中,他机智英勇,多次受奖。

1953年底,“抗美援朝”结束后,他以团参谋长的身份,作为立功受奖、可重点培养的年青军官,被选派到刚成立不久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兵学院(简称“哈军工”),成为工程兵系(简称为二系)第二期的一名学员。

1953年,刚刚成立的“哈军工”第一任院长,由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的陈赓大将兼任。学院的教师大多数都由苏联教官担任,课程设计与学员的作息时间,也基本参照苏联的教学模式。我上小学时,父亲曾给我看过他们上学时的教案。由于年代久远,具体课程名称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在每本教案的右上角,都有用红色体标注的四个字“陈赓批示”,对此我记忆犹新。

我还记得,父亲对我讲过一件有趣的事。当年苏联对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援建时期,中国各行各业的许多行为模式都是采用苏联的体制,军事院校当然也是重点照搬。作为军人,“哈军工”的男女学员们每天早上都要出早操,穿统一的短裤和背心,在六点钟起床号吹响后围绕学校操场跑步半小时。这一景色曾被许多市民围观,成为哈尔滨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但是好景不长。到了1957年,中国开始“反右派”扩大化运动,“哈军工”也开始在内部清理阶级队伍,父亲成为了被清理的对象。1957年,他尚未毕业就回到了湖南原来入伍的部队。

对父亲来说,回到家乡也并不完全是件坏事。随着抗美援朝的胜利,回国的军人自然成为那个时期女大学生崇拜的偶像。著名军旅记者、作家魏巍发表的长篇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曾经影响了一代人的择偶观念,我的母亲也不例外。1957年底,当我父亲回到衡阳原部队时,经家人撮合,父母愉快地办理了结婚手续。

当时还曾流行一句话:“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时刻听从党的召唤。”1958年,曾作为359旅旅长具有“南泥湾开荒”领袖传奇色彩的王震将军,被中央指定为东北农垦总局的第一任局长兼党委书记。他在抗美援朝时期的老部队与老部下,都成为开垦“北大荒”的第一选择。成军、成师建制的军人开赴黑龙江,我的父母也成为“十万官兵”迁徙大军中的一员。父亲先后历任农垦总局宣传部的科长、子弟学校的副校长、总局教育中心主任。母亲则安排在佳木斯市医学院教书,80年代初期跻身为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

1962年,我父母到达东北的第四年,我出生在农垦总局总部所在的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受到外公的影响,我从中学时期开始就对历史课程有着浓厚兴趣。

我上大学的1979年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当时的历史课老师步平是位多才多艺的学者。每次历史课上,他对中国历史各个朝代人物旁征博引的阐述,使我更坚定今后要从事历史学研究的信心。步老师对我也格外关照,在他任职期间,我一直担任历史课代表。语文课上的作文也曾多次被老师作为范文在全班宣读。

2007年,时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作为中方首席代表受到日本外相麻生太郎接见。

然而,“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是当时广大家长为子女选择职业的准则。大家都认为,成绩好的学生要报考理工科院校,相对较差的才选择学文科,报考历史系更不被家长认可。

对我的家庭而言,不能选择学历史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文革”期间,由于有外公的“海外关系”,再加上我父母的家庭成份属于地主,我曾被划为“黑五类”和“狗崽子”一类,经常要受到同学的欺辱,在入团问题上也多次受阻。那些年,填写各种表格中都有“家庭成份”一栏,每当这时我都非常为难,直到“文革”后期,我才被允许在这一栏中填写上“革干”(革命干部)一词。出于自我保护、和外公划清界线的原由,父母则坚决反对我学历史。

但“海外关系”也对我们家的生活也有帮助的一面,例如当年绝大多数家庭是以吃粗粮为主,大米、白面等细粮仅占10%,买各种副食品都需要凭票供应。作为华侨家属,我家由于有外公定期汇来的美元,用配额的“侨眷券”可购买为数可观的细粮。在记忆中,我在童年时期还曾享受过外公寄来铁桶包装的美国奶粉,这也是许多人所羡慕的事。

1983年,在我大学毕业前夕,外公曾来信要我转学到南开大学历史系,然后去美国读历史学博士,从而继承他的事业。但中国的教育体制与美国有很大不同,理工科的学生不能转学到文科院校。后来我相继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获得了科技管理硕士和工商管理博士,并先后在哈尔滨、大连与上海的研究所与集团化公司,从事科研与企业管理工作。

我的历史启蒙老师步平作为优秀的中青年学者,也先后被破格升任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2003年,我们同学毕业十周年聚会时,曾和步老师谈起这些年的变化。大家都由衷地感谢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在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的英明举措,以及后来出台文件选拔中青年干部担任领导职务的方针,我们大家都是不同程度的受益者。

2013年,作者在“天一讲堂”演讲时的场景

2018年9月,我的历史随笔文集《尘封的历史:汉学先驱邓嗣禹与他的师友们》在美国出版。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的杨继东馆长听说后,决定举办一场专题讲座,让我为从事汉学研究的师生以及文史爱好者讲一讲邓嗣禹与费正清的交往经历,论述一下中国留美学者对于世界汉学研究的贡献。

讲座嘉宾中还有前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吴文津,他在哈佛曾与费正清、邓嗣禹先生有过直接接触。如今,96岁的他依然像常人一样听力良好,谈笑自如,说起与故人交往的情境时,仍能如数家珍。此次有机会与吴文津先生近距离接触并同台演讲、得到他的教诲,这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一段经历。

我的家族百年历史,是一个历史的轮回。从外公1937年首次登陆美国,去哈佛大学求学;到近几年,我再次登陆美国,到斯坦福大学做讲座,这中间经历了80年的历程。

我的家族百年历史,也是一部浓缩的华人奋斗史。它彰显了华人在世界史学舞台上贡献与成就,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2018年10月,吴文津(左起)和作者、陈毓贤(《洪业传》作者)在斯坦福大学讲座现场

作者简介:彭靖,教授级高工、管理学博士,在国内多家上市公司、集团公司担任过总裁助理、常务副总裁,曾任北大EBMA总裁班、香港国际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传记文学协会会员、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政府专项资金评审专家、采购评审专家。荣获“第十届丁玲文学奖”,“2014年不应该错过的108本好书”等荣誉。发表传记文学、散文、学术论文、评论文章逾140万字。

本文中部分内容此前曾由作者发表,由北美文学家园(公众号:AACW2016)协助征集,经“镜相”栏目与作者修订补充。

“镜相”栏目首发独家稿件,任何媒体及个人不得未经授权转载。欢迎记录真实世界的个人命运、世情百态、时代群像。转载及投稿都请联系邮箱reflections@thepaper.cn。一经采用,稿费从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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