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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孝悌：顾起元的南京记忆

李孝悌

2024-05-20 10:23

顾起元（1565-1628），出生于南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也在南京度过，和一度活跃在明末金陵的冒襄（1611-1693）、方以智（1611-1671）、侯方域（1618-1655）、陈贞慧（1604-1656）等人相比，早了将近半个世纪。冒襄于崇祯三年（1630）始试金陵，侯方域于崇祯十二年移寓金陵，他们纵情诗酒声色时，顾起元已然谢世。虽然他们都生活在16世纪以后商品经济发达、物质生活富庶的年代，并能体认、享受生活中美好、逸乐的事物，但因为生活的时代、生涯、经历的差别，他们的南京记忆有着极大的差别。冒、方、侯、陈等“明末四公子”都是在青春年少之际抵达南京，在秦淮河畔恣情纵欲。在与阉党的斗争之外，他们对南京的回忆交织着青春与欲望，南京呈现出一幅末世繁华的景象。而这样的景象，因为国家的骤然覆亡，成为难以复制的断裂。

顾起元

这样的断裂、悼亡气息，和顾起元《客座赘语》中无所不在的历史延续感，形成强烈的对照。虽然《客座赘语》中也有许多对于时代风气移转的感慨，但和明清之际士大夫因朝代覆亡、旧日繁华一去不回而产生的创痛相比，顾起元的世界毋宁有着更强烈的历史传承意识。更有趣的是，顾起元对南京历史传承和文物、逸闻的记叙，被康熙年间编纂的《江宁县志》大量引用，成为官方和主流的南京历史。顾起元所发掘的南京历史传承，跨越了明清易帜的巨大断裂，绵延不绝地流传下去。

在讨论《客座赘语》几个明显的主题——社会组织与制度，生活、逸乐与社会批判，鬼怪、物怪与传奇，宗教，外来事物——之前，我将先针对《客座赘语》一书中所呈现的历史感作一个综合性的论述。历史感当然包括了典章、文物、制度在时间中的演变，但在这些演变之外，顾起元的论述其实还充满了历史传承与延续的意味。这些具有历史意识的文字，可以用主题与变奏或威廉·休厄尔（William Sewell）在Logics of History：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一书中所说的结构或文化图式（cultural schemas）等概念来涵摄。顾起元用以建构其强烈历史延续感的素材，繁复而多端，我试图从古礼今俗、地方视野中的中央权势、文物、细琐之物、生活/ 逸乐等角度来探讨这一系列文化图式与地方实践，历史传承与地方知识或是全国性的文化资源与地方记忆之间的辩证等类似的问题。而这种种关于中央与地方、历史传承与地方性叙事的辩证关系，又与顾起元的生平经历和《客座赘语》一书的知识来源有密切的关系，下面先从此谈起。

《客座赘语》的知识来源

《客座赘语》各种记载的一项主要来源，正如费丝言所说，是顾起元与友人、访客的交谈。关于这点，顾起元在序言中交代得很清楚：“余晚年多愁多病，客之常在座者，熟余生平好访求桑梓间故事，则争语往迹近闻以相娱，间出一二惊奇诞怪者以助欢笑，至可裨益地方与夫考订载籍者，亦往往有之。余整置于耳，不忍遽忘于心，时命侍者笔诸赫蹄，然十不能一二也。”顾起元听了访客的奇闻轶事，即令仆人记载在小纸片上，成为日后集帙成书的主要依据。“街谈巷议、道听途说”原本就是传统“小说家流”这种体裁最主要的特色，顾起元依此成书，其实也不过是在实践一种行之久远的传统。口耳之言外，顾起元长期在南京国子监任职时的亲身经历和观察，则是《客座赘语》另一项重要来源。谢国祯就认为书中所载的各种社会、制度问题，如清军勾补、漕运销耗、内官勒索、编坊厢为里甲，以及频繁的支应和苛重的力役所引发的罢市，都是顾起元的亲身见闻：“凡此种种，皆是由著者官南京国子监祭酒时目睹，说起来是有其根据的。”

但在这种赋予《客座赘语》较强的此时、此刻或当下、在地感的亲身见闻和口耳之谈外，我们更不能忽略搜集、考订文献和田野考察在《客座赘语》成书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换句话说，除了一个多愁多病，赋闲在乡，靠着传播、记录奇闻轶事来打发时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的文人士大夫，这些烦琐的记事后，其实还站着一个作为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顾起元。

前序中，顾起元所谓“（熟）余生平好访求桑梓间故事”“至可裨益地方与夫考订载籍者，亦往往有之”其实已经明指出田野考察和考订文献这两个面向。而且很显然，这些客座奇谈和亲身访求、考订载籍之间，是有着互相参照的功能的。《江宁县志》的传略中所说“公学问渊博，如古今成败，人物臧否，以至诸司掌故，指画历然可据。凡考订成宪者，皆折中于公焉”，更明确地凸显出学问渊博、熟悉掌故和考订成宪在顾的生平、著述中所占的位置。

顾起元对有关南京的古代文献和方志，作了详细的目录整理工作，“金陵古志”“先贤著述”“金陵人金陵诸志”“南京诸志”等条，几乎是到了罗掘俱穷的程度，既反映了顾起元“会试第一，殿试一甲三名”的不凡出身，也印证了《江宁县志》中“公学问渊博”的盖棺论定。阅读这些古代文献，摘记其中的重点，成为顾起元建构其宏大的记忆宫殿时一个主要的梁柱：“金陵前辈多有著述，今类堙灭，不恒遘见矣。暇常摘其尤著者记之。”《四库提要》的批评“至前闻纪异一百条，全录旧文取充卷帙，尤为无取矣”，其实是没有抓住全书脉络的浮泛之论。

详细胪列相关的文献外，顾起元“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功夫，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下面摘录“古志搜访”一条的全文，以便对顾起元作为学者的一面，有较明确的体认：

尝谓地方文献，士大夫宜留意搜访，至前代图籍，尤当甄录，即断编缺简，亦当以残珪碎璧视之。金陵古称都辇，乃自国朝以上，纪载何寥寥也，仅有《金陵新志》一书，南雍旧板尚在，然讹阙过半，亦复无他本可备校补者。《景定建康志》，闻礼部旧有藏本，近亦不知存亡。余念此，但见往记有关金陵者，辄纪载其名，为搜访之地，二卷中曾纪古志，近又考得数种，具疏如左：《周处风土记》三卷，梁元帝《丹阳尹传》十卷，应詹《江南故事》三卷，徐铉等《吴录》二十卷，不知名《南唐书》十五卷，不知名《江南志》二十卷，十五卷者，疑是陆务观书。王显《南唐烈祖开基志》十卷，徐铉、汤悦《江南录》十卷，陈彭年《江南别录》四卷，龙衮《江南野史》二十卷，不知名《江南余载》二卷，钱惟演《金陵遗事》三卷，不知名《金陵叛盟记》十卷，王豹《金陵枢要》一卷，曾洵《句曲山记》七卷，张情《茅山记》一卷，不知名《茅山新记》一卷，张隐龙《三茅山记》一卷，恐即张情。朱存《金陵览古诗》二卷，袁陟《金陵访古诗》一卷，吴操《蒋子文传》一卷，不知名《南朝宫苑记》一卷。其郑文宝《南唐近事》《江表志》，近已有板行者，二书所载，大概多同。

就像口耳之谈与考订载籍之间的互相参照一样，具有在地人优势的顾起元也往往以他所摘录的古籍记载，作为进一步搜访资料的凭据，“但见往记有金陵者，辄记载其名，为搜访之地”，从而一步一步地扩充他的文献知识而这样的文献基础，又可以和实地的田野考察产生互动，让看似琐细的文本，经纬交织，成为更丰厚的深描。“金陵古城”条目中的记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曩侍吾师蛟门先生，问余五城云何？仓促对以东晋所筑，今有五城渡是。后读前志，知唐韩滉又筑石头五城，自京口至土山，修坞壁，起建业抵京岘，是有二五城矣。因悉考金陵前代城郭，一古越城，一名范蠡城，蠡所筑，在长干里，俗呼为越台。一楚金陵邑城，楚威王置，在石头清凉寺，西南开二开，东一门，……吴石头城，大帝因旧城修理。……吴至六朝古都城，吴大帝所筑，周回二十里一十九步，在淮水北五里，晋过江不改其旧，宋、齐、梁、陈因之。

接下来，顾起元一一追溯了从晋台城、冶城、秣陵城到隋金陵府城的沿革和所在。这整段叙述，都是从“读前志”开始。另一方面，长期生活在南京的背景，则让志书中地点的记载，有了具体的着落，而不是一个个模糊、不相干的历史地理名词。“吴石头城，……在长乐桥东一里，今桐树湾处。”“台城，……在青溪西东府城”“冶城即在今之朝天宫也”“秣陵城在小长干巷内”之类的表述，让模糊、平坦或一望无际的文献记载，突然有了一个个精准的切口，进入南京的巷陌。具体而细微的地方观或当下此刻的地方知识，和历史的传承及上层、正式的记叙，因此有了联结。这种地方视野和大的历史论述间的联结乃至辩证关系，可以说是《客座赘语》一书最基本的特质。

书画文物和鬼怪传奇在《客座赘语》的记事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在这些细小或不可思议的记事中，同样也弥漫着上述特质。万历四十四年，五十二岁的顾起元在住家右边巷子的水沟中，发现了一片断碑。碑的一面有山水人物图像和文字解说，另一面则画有坐在优昙树前，手持经卷的古佛。因而引出了顾起元的下述考据文字：

余家右童子巷，丙辰五月初六日，因浚沟掘地，得断碑一片。其一面上有字，言是曹仲元画山水人物树木。有樵夫担柴，柴上悬一小笼，笼中有雀；又有担衣箧前行，而后有驾牛车者；又有岸晒渔网，小舟横于水中，最为精妙。按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人物门·妙品》有仲元，言仲元建康丰城人，少学吴生，工画佛及鬼神，仕南唐李璟为待诏。仲元凡命意搦管能夺吴生意思，时人器之。仲元后顿弃吴法，自立一格，而落墨致细，傅彩明泽。璟尝命仲元画《宝公石壁》，冠绝当时，故江介远近佛庙、神祠，尤多笔迹。今此固其一也。其一面为武洞清笔，画有优昙树，下立一峰石，前一古佛，手持经卷，止一半身，其余缺坏矣。按洞清乃武岳子，米芾《画史》称其作佛像罗汉，善战掣笔，作髭发尤工，天人画壁，发彩生动。然绢素动以粉点眼，久皆先落，使人惜之。

一幅由于“浚沟掘地”的偶然机缘，重新被挖掘出来的六七百年前的壁画，如果是被一般的居民拾获，其身世和价值未必能如此被考据出来。但学识渊博，又留心桑梓文献的顾起元能重建其辉煌的系谱，让我们从童子巷旁的方寸之地，从一片小小的断碑之中，重新建立“金陵自古帝王都”的系谱。曹仲元和韩熙载同时在南唐李璟朝中仕宦为官，顾起元在“金陵南唐画手”一条下，也曾根据文献的记载，约略提及：“江宁沙门巨然画烟岚晚景，当时称绝。……曹仲元工画佛道鬼神。竺梦松工画人物女子、宫殿楼阁。顾德谦工画人物。刘道士工画佛道鬼神。此图画《见闻志》所记，在《金陵新志摭遗》卷中。南唐又有王齐翰工画罗汉，而志之不载。”这些艺术家曾经在构建南京丰富的文化、艺术传承上，占有一席之地。顾起元在重建他的记忆的宫殿时，原本也只能根据地方文献一笔带过。但偶然得到的出土文物，让他对两位南唐金陵画家的作品，有了更具肌理和形象的描绘，兴奋之情，不难体会。原来一笔带过的记载，因为有了实物的凭据，而可以进一步发挥：

洞清亦南唐人也。二子遗迹，世无存者，今乃从地中断石得之，岂非画史中一段嘉话耶。曹画所题字，不在上，亦不在下，画脚与字脚相对刻之，今代亦无此式也。

顾起元这种对金陵事物的考据癖，可说无所不在。下面这则对金陵寺塔的记载，还在一般可以理解的范围内：

祠部郎葛公所著《金陵梵刹志》四十余卷，一时大小寺院亡不详载，大都据见在者，详其建置之始末。元、宋以前，微不能举，文献无征，固宜尔也。因考唐僧清澈著《金陵寺塔记》三十六卷。又唐僧灵偳著《摄山栖霞寺记》一卷。二书皆亡，第名载于忠志耳。此书若存，六帝之都，四百八十寺之盛，必更有可考据者。山川不改，遗迹莫稽，余尝过太冈寺，睹其凋落，为诗吊之，落句：“可怜佛土还成坏，况复人间罗绮场。”寺在昭代犹尔，又何论千百年而上者哉。

尽管文献不足，寺庙又多数不存，可以发挥之处不多，但只要有一些蛛丝马迹，不论是亲身目睹、乡里传闻，还是客间座谈中以供欢笑、相娱的往迹近闻，顾起元大概都不会放过。下面这三则记载，就是序言中所说“客之常在座者，……则争语往迹近闻以相娱，间出一二惊奇诞怪者以助欢笑，至可裨益地方与夫考订载籍者，亦往往有之”的典型个案：

王君履泰言：秣陵镇人曾掘地得冢，朱其棺，以铜为凳庋之，羡中多金银器。报于巡检司，官勘志石，秦桧第三女也，官亟令人掩之。《金陵琐事》载：嘉靖末，江宁镇人有掘得桧墓者，所获不赀，官因恶桧而缓其狱。案元《金陵志》，桧墓在牛首山。在江宁镇南木牛亭者，其祖茔耳。未知孰是。

故事的前半段显然是客座笑谈的友人转述的传闻，或费丝言所细致分析的街头新闻。下半段则连续引用了两种文献记载，以墓中富藏金银、秦桧墓地不明及令人嫌恶等几个简单的叙事为传闻添加了更多的故事性和悬疑性。

《金甲人》一则的叙述，同样从墓地出发，主角则换成南京诸生何应鼎。金甲人的托梦，牵扯出一段长达百年的何氏先人与鬼魂不为人知的积怨：

公葬南郊且百年矣，其孙诸生应鼎，常梦一金甲人，谓之曰：“亟改扦而祖，吾为而祖所压且百年。”奈何形家亦言地非古壤，应鼎乃改葬。既开圹，则棺木已腐，而形故不坏，面如生，目开而睛甚黄，衣红袍，色犹未变也。掘其下果有砖甃，为古冢，不知何人之墓。且当何公葬时，岂不知是前人冢而扦之！皆异事也。

何应鼎因为不堪鬼魂不断托梦的困扰，被迫采纳堪舆家的建议，开启墓室后所见的场景：“面如生，目开而睛甚黄，衣红袍，色犹未变也。”在顾起元栩栩如生的描述下，鲜明得让人有些难以置信。但故事一开头的考证文字“何工部遵，正德中疏谏南巡，廷杖死。世庙初，赠公尚宝卿，官其子一人。《南畿志言》：公赠光禄少卿，误也”为这个乡里奇谭奠定了历史考据的“史实”基础。

从《金甲人》到《猿妖》，顾起元的南京回忆中，最让人心恍神迷的城市物语，于焉登场：

张韫甫言：嘉、隆间，一部郎之妻，偶出南门梅庙烧香，为物所祟，每至辄迷眩，百计遣之不去。后部中一办事吏谙通箓符水，郎命劾治之。吏设坛行法，别以小坛摄怪，久之坛内啧啧有声，吏复以法咒米，每用一粒投坛中，其怪即畏苦号叫，似不可堪忍者。问其何所来，怪答曰：“本老猿也，自湖广将之江以北，道过金陵，偶憩于高座寺树杪，而此夫人经行其下，适有淫心，遂凭而弄之耳。”吏以符封坛口，火焚之，怪遂绝。按《宋高僧传》载，会稽释全清，工密藏禁咒法，劾治鬼神。所治市会王家之妇，草为刍灵，立坛咒之，良久妇言乞命，乃取一瓿驱刍灵入其中，呦呦有声，缄器口，以六乙泥朱书符印而瘗之，即此术也。

顾起元对妖魔鬼怪故事的偏好，我在下文中还会仔细讨论，在这里只就这一则记载中的几个重点，稍加摘述。和《秦桧女墓》一样，这则故事也以某某某言的“客谈”形式开端。故事中一位南京官员的妻子到庙里烧香时，被异物附身。有趣的是，最后帮她施法祛除鬼怪的大概不是一位真正以术数为业的道士，而是一位熟知法术的官府胥吏。对地方胥吏在各级政府中扮演的角色，从日常的文书处理到包揽钱粮、词讼等，我们已经累积了相当多的知识。这则记载中的“后部中一办事吏谙通箓符水，郎命劾治之”则提供了一个珍贵而有趣的切入点，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与地方社会有密切交涉的官府下层书吏，在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事务中，很可能和下阶层文人或和尚、道士一样，还扮演了服务桑梓的角色。

在生动地叙述了办事吏降伏猿妖的故事后，顾起元循例展现会试第一的学问家本色，用《宋高僧传》中一段有关释全清降魔之术的类似文字，为友人传述的惊奇诞怪之事，找到历史和经典的传承与系谱。全清驯服附身乌鸦的故事，载于《宋高僧传》第三十卷，原记载中还有一段同样精彩的窖中乌鸦在被收束于瓦罐五年后，重见天日的后续发展。大体而言，顾起元的摘叙正确无误。我们无法确知顾起元在吩咐仆人以纸片记下座客的传述后，是在自己的藏书中或国子监或其他所在，检索了《高僧传》的原文；还是在听到传述前，早已经在多年的阅读中留下记忆；或是经历了阅读、耳闻、再查证的过程。但不论何者，都同样反映了《客座赘语》琐细的记事后，其实有着一个庞大的历史传承与资源，为其叙事张本。

古礼今俗

《客座赘语》中对古礼今俗的讨论，反映了岸本美绪教授所说的：“16到18世纪士大夫对风俗这个课题，有着非比寻常的强烈关注。”顾起元的相关记载，除了一如寻常反映出他的博学和对城市生活细节的敏锐观察，其实还有着社会批判，以古正今的用心。同时，这些叙述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一些习之久远的礼仪，如何像文化结构、图式一样，深植于中国传统社会中；一方面也提供了一个个具体的案例，让我们了解到这些图式如何在社会中被不断地实践、重演。地方性的实践使得载之典籍的礼仪，不只是徒托空言的具文，而往往在因革损益之后，被有意或不经察觉地保留下来。

在《客座赘语》的礼俗记载中，《女饰》一条最详尽地显示出作者“多识于虫鱼鸟兽之名”的考证兴趣。但从南京当时妇女流行穿戴的饰物、帽子、假发或真人遗发及发饰、耳环等微小之物切入，让典籍、经学家原本流于枯琐的考证，有了现实的意义。街头上招摇过市的南京仕女，看似穿戴了争奇斗艳的流行饰品，在顾起元的考掘下，却好像背负了沉重的千古历史和文明：

今留都妇女之饰，在首者翟冠七品命妇服之，古谓之副，又曰“步摇”。其常服戴于发者，或以金银丝，或马尾，或以纱帽之。有冠，有丫髻，有云髻，俗或曰“假髻”。制始于汉晋之大手髻，郑玄之所谓“假”，唐人之所谓“义髻”也。以铁丝织为圜，外编以发，高视髻之半，罩于髻，而以簪绾之，名曰“鼓”，在汉曰“剪牦蔮”，疑类于《周礼》之所谓“编”也。摘遗发之美者缕束之，杂发中助绾为髻，名曰“头发”，诗之所谓“髢”也。长摘而首圜式方，杂爵华为饰，金银、玉、玳瑁、玛瑙、琥珀皆可为之，曰“簪”。其端垂珠若华者，曰“结子”，皆古之所谓“笄”也。掩鬓或作云形，或作团花形，插于两鬓，古之所谓“两博鬓”也。花钿戴于发鼓之下，古之所谓“镆蔽髻”也。耳饰在妇人，大曰“环”，小曰“耳塞”，在女曰“坠”，古之所谓“耳珰”也。

除了妇女服饰，南京人在节庆时实行的一些祭仪和风俗，顾起元也为之一一追本溯源：

留都人家以腊月二十四日夜祀灶，饧饼果酒，自士大夫至庶人家皆然，此古五祀之一也。商制五祀，一曰户，二曰灶，三曰中溜，四曰门，五曰行，天子与诸侯大夫同。门、户主出入，灶主饮食，中溜主堂室、居处，行主道路也。周制，王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灶。诸侯立五祀，曰司命，……庶人立一祀，或立溜、灶，或立户。汉立五祀，《白虎通》云：户以春祭，灶以夏祭，门以秋祭，井以冬祭，中溜以六月祭。其后人家祀山神、门户，山即厉也。然则今以士大夫止祀灶一，不及其他，与祭以冬尽，皆与礼异。

腊月二十四日祀灶原是从商代即设立的五祀之一，周制益为繁复，汉代又明定了五祀之礼，分不同的季节祭拜负责居家环境内门户、饮食、堂室、通路的不同神祇。到明末时，则简化成祀灶一礼，季节也从夏天改成岁末。与清初李光地对于俗之悖谬越礼的强烈批评、欲依古礼恢复五祀制度的企图相比，顾起元此处的语气显得相当平缓，只是单纯地指出古礼与今俗的不同之处。

对于南京新年时在家门上所作的装饰，顾起元则是一一溯其源流、演变：“岁除岁旦，秣陵人家门上插松柏枝、芝麻楷、冬青树叶，大门换新桃符，贵家房门左右贴画雄鸡。此亦有所自起。按魏、晋制，每岁朝设苇茭、桃梗、磔鸡于宫及白寺之门，以辟恶气。自夏后以苇茭，商人以螺首，周人以桃为梗。”当代金陵人混用树叶和雄鸡图的仪式，看起来与六朝使用磔鸡、桃梗的习俗有着一脉相承之处，但事实较此更为复杂。魏晋的习俗其实是将三代元旦和汉人端午的礼俗混杂在一起，“汉兼用三代之仪，以苇茭、桃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傩止恶气。后汉又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虫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魏、晋乃杂用于岁旦”。明末南京人则又将元旦和五月五日分开，岁除岁旦时门庭前的装饰沿用了魏晋所承续的制度。五月五日，“庭悬道士朱符”，人佩五色线符牌，门上饰以蒜头串及草制五毒虫，“虎、蛇、蝎、鼅鼄、蜈蚣蟠缀于大艾叶上，悬于门”，“又以桃核刻作人物佩之”。种种烦琐的辟邪仪式，“盖用汉五月五日之遗法也”。在这些家家户户奉行不断的仪式和鸡毛蒜皮之类的微小细节中，明末金陵和遥远的三代，建立了千丝万缕、绵延不绝的联系。

对金陵人聘娶之时所用的各种纳采之礼的记述，所谓“按此则今俗相沿之仪物，固有所自来矣！”同样让我们看到古代礼俗作为文化资源与文化图式所衍生出的意义和影响。

顾起元的相关记叙中，对于与女性有关的仪礼、风俗，有不少着墨，而且在客观的描述、轻重不等的批评外，也不时站在女性角度，作出较同情的诠释。下面这则关于当时南京街头，道士登坛、妇人祈祷、儿童扛着香亭沿街呼喊龙王的祈雨场景的描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都中祈雨，小儿扛香亭，沿街市吁呼龙王，见路人持伞者，击而碎之。或曰：“此何始也？”予曰：“魏孝成定雩祭仪，自断屠诸旧典外，有百官断伞扇一条。开元礼因着断扇之文，此其繇也。”又道人登坛，祈祷用妇人。或曰：“毋乃为渎与？”予曰：“以阴求阴，董广川有是言矣。罗泌《路史》论雩祭宜用女巫，意盖本此。汉武帝祈雨仪用女子、女巫，丈夫遂至不许入市。道士之用妇人，亦自有义，未可尽非之也。”

将这则记载与明清两代对于祈雨的礼制和法术所作的种种复杂的讨论相比，顾起元用董仲舒“以阴求阴”的言论和汉武帝“祈雨仪用女子、女巫”的前例，为“道士用妇人”的南京今俗作辩解的立场，毋宁是突出而少见的。

相较于对热闹喧哗、妇孺术士共同参与的祈雨之俗的同情，顾起元对于士冠礼的不行，似乎多了一份惋惜，但同时对烦琐的古礼之后所蕴含的人力、物力的消耗，知之甚明。就此点而言，顾起元对南京当代通行的礼俗，不论是祭雨还是冠礼，其实有其一贯的同情、了解和务实的一面：

冠礼之不行久矣。耿恭简公在南台为其犹子行冠礼，议三加之服，一加用幅巾、深衣、履鞋，二加用头巾、蓝衫、绦靴，三加用进士冠服、角带、靴笏。然冠礼文繁，所用宾赞执事，人数甚众，自非家有大厅事、与力能办治者，未易举行。故留都士大夫家，亦多沿俗行礼，草草而已。

对于婚礼中的迎娶场面，顾起元同样作了生动的描述，虽然基本的命意是要陈述古今礼俗的异同，并对婚制中某一两个不按古礼行事的做法有所议论，但在“仿佛旧事”的简约文字后，清楚地传递了鼓乐喧天的欢乐气息。即便是在“婚礼古以不亲迎为讥，留都则婿之亲迎者绝少。惟姑自往迎之”的“差与古异”的叙事前提下，迎娶之礼，仍然按照留都自有的节拍热闹地展开：

古俗，亲迎有弄女婿、弄新妇、障车、婿坐鞍、青庐、下婿、却扇等礼，今并无之。唯妇下舆以马鞍令步，曰跨鞍，花烛前导曰迎花烛，仿佛旧事。婚礼古以不亲迎为讥，留都则婿之亲迎者绝少。惟姑自往迎之，女家稍款以茶果。妇登舆，则女之母随送至婿家，舅姑设宴款女之母。富贵家歌吹彻夜，至天明始归，婿随往谢妇之父母，亦款以酒。而妇之庙见与见舅姑，多在三日。按家礼，妇于第三日庙见见舅姑，第四日婿乃往谒妇之父母。盖谓妇未庙见与见舅姑，而婿无先见女父母之礼也。此礼宜复，但俗沿已久，四日往谢，众论骇然。议于第二日晨起，子率妇先庙见拜父母舅姑，而后婿往妇家拜其父母，庶几得礼俗之中矣。

顾起元对南京流俗最强烈的批判，在丧礼这个部分：“近代丧礼中有二事循俗，而与古反者，沿流既久，遽难变之。”接下来，长篇大论地对“服”与“奠”的礼制与今俗，作了非常全面的描述和指摘，基本的论点是“从礼从俭”，希望丧礼回归古制中借着制度来表达对死者的真实哀悼之情的传统，而不是用奢靡的外在形式与馈赠，将丧礼变成一个杀猪宰羊、“崇饰果蓏”、“填塞于庭”的喧闹社交场合。

顾起元在这段文字中的论点和语调，和《客座赘语》中牵涉社会批判的部分内容的精神一致，即对于晚明奢靡之风的不满，这个基调也与16-18世纪间“风俗论”的基本关切相吻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顾起元在其关于生活与逸乐的记事中，透露出他对声音之道与戏曲、歌谣的重视与爱好，但另一方面，他对丧礼和南京当时风俗最强烈的批评，除了华丽的服饰，刚好也集中在丝竹、鼓吹的部分：

丧礼之不讲甚矣。前辈士大夫如张宪副祥，有期之丧，犹着齐衰见客；其后或有期功服者，鲜衣盛饰，无异平时，世俗安之，恬不为怪。间有守礼者，恐矫俗招尤，不敢行也。昔晋人放旷礼法之外，为儒者所诟。乃其时，陈寿居丧病，使婢丸药，坐废不仕。谢安石期功不废丝竹，人犹非之。视今日当何如哉？余谓士大夫在官有公制，固所不论，至里居遭丧，即期功亦宜示稍与常异。如非公事谒有司，不变服，不赴筵会，即赴亦不听声乐，不躬行贺庆礼，不先谒宾客，庶古礼犹几存什一于千百也。军中鼓吹，在隋、唐以前，即大臣非恩赐不敢用。旧时吾乡凡有婚丧，自宗勋缙绅外，人家虽富厚，无有用鼓吹与教坊大乐者，所有惟市间鼓手与教坊之细乐而已。近日则不论贵贱，一概混用，浸淫之久，体统荡然。恐亦不可不加裁抑，以止流竞也。

小结

《客座赘语》一书，如前所示，包含了丰富的主题。在这篇文章中，我仅就历史传承这个层面，说明在沙龙客谈、琐事赘语的表面形式外，顾起元在写作各项条目时，其实有着强烈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传承和延续感同样可以从书中各项关于地方知识、文物、草木、微物与生活逸乐的叙事中看出。由于篇幅限制，我无法在文中对这些课题作更多的讨论。但有一点是要特别强调的：顾起元这种强烈的历史延续感，一方面让他和晚明文人的断裂感形成强烈的对比，一方面也让《客座赘语》一书刊行之后，成为日后方志编纂者和甘熙一类有志于乡邦文献的士大夫的重要参考文献。《客座赘语》一书因此亦成为形塑明清南京地方历史记忆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