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读史与“心量”的扩充

研读历史有助于增加思考复杂度，以斯坦福大学Sam Wineburg和Daisy Martin教授的《像史家一般阅读》（Reading Like a Historian： Teaching Literacy in Middle and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rooms）为例，它颇能反映近来历史教育中将史事复杂化的特色。首先是极端的脉络化，用巨细靡遗的史料将历史上重要的纪念日（如哥伦布纪念日）、伟大行为（如美国独立战争在列辛顿一役，及林肯的解放黑奴），甚至是“沙尘暴”的历史，极尽可能地脉络化以培养历史性。譬如：一、林肯也可能是一个现代意义的种族主义者，但是林肯相信其《解放奴隶宣言》中所宣称的，所有人一律平等；二、“哥伦布日”不应是1492年，而是1892年，因为哈里森竞选美国总统时，为了争取美国一向被边缘化，且被想象成带有罗马教廷秘密的天主教徒等移民的选票，用哥伦布日来赋予这些天主教移民正当地位，而不是真的要纪念“伟大”的哥伦布。这些讨论所形塑的特色，是历史人物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伟大，动机那样单纯，或是能像传统史学有意无意间认为的，意志与行动是联成一线的，这当然为“师法古人”或“以史为鉴”增添了一定的困难。

《像史家一般阅读》（Reading Like a Historian： Teaching Literacy in Middle and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rooms）书封

历史是超越（beyond）人类生命限制的，人的生涯有限，但通过历史知识可以扩充心量、超越现在，从生活环境及条件的限制中解放。现代人因为历史意识不足，满眼所见都只是“现在”，很容易把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所看到的东西，当作人类自然而然的东西，也就是把现状本质化，忽略了人类历史上其实有过多元、丰富的可能性。人类的经验并不是只有这一刻才是对的，或是只有这一刻才是最进步、最有价值的，过去可能也有我们可以取法的资源，而且未来也许还会再改变。

前面所说的历史的种种作用，都有助于扩充我们的“心量”，然而“心量”是什么？“心量”的观念是从佛家来的，譬如《六祖坛经·般若品》中说的“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即是。

在佛家的观念中，“心”是一个空间，佛经中经常有“心量广大”之类的话，其中有大小之别，而得道者心量大。宋明理学承袭“心量”的概念，而且每每用来诠释先秦思想，如程子解孟子，每每以“心量”大小来讲圣人与别的圣人，或圣人与凡人之间的差别。有时他们也用“公”“私”来讲心量，“私”则心量狭小，“公”则心量宽大。朱子曾说：“人之心量本自大，缘私故小。蔽固之极，则可以丧邦矣。”宋明理学中有不少“心量”或扩充“心量”的想象。理学家设想内心的世界可以是一个很大的空间，要用格物穷理的工夫把它填满、扩充开来。

《朱子语类》中有许多这类的诠释。朱子说：“是其（周武王）心量该遍，故周流如此，是此义也。”又如：“盖他心量不及圣人之大，故于天下事有包括不尽处。”照朱子的想法，必须穷尽天地万物之理，而始到达此心之有全容量，故是穷理以尽“心量”，造成由结果来决定本源之现象。陈淳后来发挥朱子理学并编有《北溪字义》这样的观念辞典，他说：“此心之量极大，万理无所不包，万事无所不统……孔子所以学不厌者，皆所以极尽乎此心无穷之量也。孟子所谓尽心者，须是尽得个极大无穷之量，无一理一物之或遗，方是真能尽得心。”我想稍微解释“此心之量极大，万理无所不包，万事无所不统”。这句话可以从“心统万理”的思路出发去理解，所谓“扩充心量”可以理解为心中天生便具有众理，应如大厅中由千灯组成的吊灯，每穷一理，便开启其中一盏小灯，读书穷理，基本上是使得人心原有的各盏灯（众理）获得开启。

朱子说：“道理固是自家本有，如今隔一隔了。”“致知工夫，亦只是且据所已知者玩索推广将去，具于心者本身无不足也”。但又说：“天下无书不是合读底。若一个书不读，这里便阙此一书之理。”对朱子而言，求知是去隔、去蔽，开显的工夫，而我则认为人的性分中本有的道理固然很多，但以历史知识来说，更多的是扩充、积贮的工作。朱子以为所有“理”，都是人性本有的，只是因为“隔”，所以未曾开显，读书、格物就是使底片显影的显影剂。我则认为读史一方面是可以“穷理”，但同时人的内心世界也是一个潜在的或无限大的空间，里面有许多小空间，要用知识、经验去充填，它才会撑开，否则它会皱缩在一起，而这两者都是扩充心量的工作。

延伸上述的理论，在这里请容我用一段比喻来阐述“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我们的内心像是一卷可以使“万有”成像的底片（“性即理”），而读书穷理，包括读史，是在照相——在底片上曝光留下各种影像。但是一定要在暗房中用药水冲洗，才会有漂亮的照片。“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也就等于是我们努力地在“心量”（底片）上积贮古往今来的史事（照相）。最后，这些史事是否形成我们的“同时代性”、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参照架构，还是由我们自己决定（冲洗）。

读史当然也是“穷理”，在我看来读史的穷理、尽性便是扩充心量的工作。《东林书院志》中说：“学者要多读书，读书多，心量便广阔，义理便昭明。读书不多，理便不透，理不透，则心量窒塞矣。吾人心量原是广阔的，只因读书少，见识便狭窄。”

我之所以特别用历史是一种“扩充心量之学”这个表述，是为了强调“心量”中积贮的历史知识并不必然是以“律则”“定律”或“重演”的方式使我们从中获益。现实的情境有无限复杂的变化，即使古今有相似的情境，也不一定能把古代的历史照着搬到现世来用。故“心量”中的积贮是要经过大脑的吸收转化之后，再成为生命中有用的一部分。用陈寅恪的话说，这是“在史中求识”。

理学家的心量说倾向于空间上的积贮，而德国的教养学说（bildung）则倾向于人内心中时间性的历程。“教养”是德文中很重要的一个字，是德国近世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页，有很多人认为“历史”是“教养”的一部分。我觉得德国史家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 1808-1884）对这一点的阐发很透彻，他说：“历史知识有非常实际的功能。这个功能并不在于它能指示具体的行动。它的功能在于，经由扩大人们自我认识的历史视野，进而提升行为能力，以及开启更多行动的机会。”他在《历史知识理论》中有若干关于教养的段落，可以用来说明教养与扩充心量之间的关系。他说：“体会前人以及重演前人的思想，这种练习泛称为通人教育（bildung）……通人教育是训练及发展我们之所以为人的特质。”他的讨论中述及“历程”的观念，即人生有一个向上提升的精神历程，而学习历史即是扩充我们原来所不直接经历的事，即是历程中的一种形式。

赫尔德是形成“教养”观念的关键人物。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我的形象，这是它将来要成为的自己，只要觉得自己尚未成为那个自我形象，他就觉得不满足。所以，教养的起源是人内在的灵魂，是内在自我的发现，但灵魂的启悟有赖于外在事件的“引会”——包括历史的“引会”——才能发现。历史的探索是通向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与实践智慧（practical wisdom）的道路，学习历史使人们通晓过去思考事务的方式，而它们也可能复活并引导我们现在的行动。正如莱辛（Lessing）所说：“人类致于至善的那条途径，实际上每个人都该步入而且走完它。”但是，“他们欠缺以心灵经历往事而得的大伦理资本。因精神的经历而有的坚定的类型（die festen Typen）并未支配以及充满它们。记忆并未深入人心；而只有这种记忆才是一切音乐、美术、创作之母”。“人的通性中最基本的，我们已经提到过：是能借着心灵经历过去的事件，而替自己储存大量的伦理财产。”读史是以精神经历过去的事，为自己储存“大量的伦理财产”，以心灵经历往事而得到“大伦理资本”。在我看来，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借读史以“扩充心量”。

经由上述的讨论可见，教养是一种精神历程，如果用理学的说法，则是“扩充尽才而后尽性的过程”。而历史是形成“理想自我”过程中的重要资粮。

此外，“教养”也是教人“open to reality”，我的现实世界可以借由纳入别的事实而得以扩大，历史帮助我们“open to reality”，如此则不会任意主观投射自己的想法（不会像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政府那样任意投射自己的想法——坚持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后来却始终未能找到）。而且“扩充自我”——扩充自觉意识，增进认知复杂度，增加眼界、气势——或因为读史而得到一种理性能力，能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乃至相续的因果关系有深切的把握。

教养、见识是一种资产，是一种本领。譬如庚子义和团事变中，慈禧与端王载漪想利用义和团力量对付列强，准备攻打各国使馆。当时因上疏强烈反对而被慈禧斩杀的袁昶，即因读过几本1860年代与英人交涉的历史，所以能有与外交涉的开明见识。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抉择往往都是由教养或心量决定的，而在关键时刻，凭借“教养”“心量”所形成的一个小小抉择往往决定了后来重大的结局。二战美军选择轰炸日本本土的地点时，因其中的一位决策者读过有关日本历史的书，知道京都是日本的古都，有许多古迹，所以主张不能炸京都，这件事对后来形成了极为关键的影响。

美国名将李奇微即曾说，伟人自传与战史是一宗最大的资粮：“人们靠自己拥有的个人经验十分有限，所以你必须依靠外人的经验。”已经有不少人从他们的人生经历中，提出阅读历史是在心中积贮、扩大自我，使我们得到原先局限于个人生命经验所不可得的看法。

接着我要依序从“志量”“整存零付”“深度”等角度进一步讨论读史以“扩充心量”这个宗旨。

“志量”不是天生的，“志量”也是由各种知识、见闻、典型人物、时代刺激等而形成，所以“心量”可以造成“志量”。正如章太炎所说：“大抵人之志量，不皆天成，率由见闻戟刺，情不自已，然后发为志愿，见诸施行。”章氏举民初的军阀、政客为例，认为这些人“志量”不足，所以旋起旋灭，他说：“察其病因，皆由近人不习历史，小智自私，小器自满，背逆形便，而不知违反人情而不顾，故一国无长可倚赖之人也。”章太炎观察民初许许多多乍起乍落的政治人物，认为他们就像是只凭天生聪明在下围棋的人，“心量”不足、纵深不够，没有古今成败在胸中，也没有古今许许多多的史事来到心上，所以心量太浅，志量亦不深。加上革命太快成功，没有机会磨炼其心志，他说如果清末革命能晚两三年成功，则革命人物心量更深，对国家发展更好。历史是培养“志量”很重要的资本，譬如明太祖崇拜汉高祖，喜读《汉书》，所以志量广大，故能接受“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

前面已经提到，人是有限的存在，历史提供人们扩充其视野的各种资粮，并借着心量中的积贮点发生命中的各种可能性，带我们经历我们所不可能经历的事。从形形色色的历史现象中，去发现人的本质并发掘自己已觉知的潜力。

“扩充心量”也是一个“整存零付”的工作，心量中的积贮在遇到某些情境时会流溢出来，使得历史知识与个人的环境相合，并与我们的意识滚成一个雪球发挥作用。我个人认为，古人对“整存零付”的观念已经有相当的认识。《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要求学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大致是十五岁之前读诵经书，此后终生可以从这笔储蓄中生“利息”。用今天的话说，便是“整存零付”的思维——是尽量在一定时间内将心量扩充到一个程度，然后一生玩味、涵泳，不断地领取“利息”。也就是说知识不只是可以应付手头上的支用，同时也是要积贮于心中，不断反思，组合许多面向形成一个纵深，然后如涓流般不断靠它的利息来生活。

这也好像一个高明的棋手不只靠着天生的聪明，同时也不停地揣度记诵有名的“棋谱”，从中学到许多好的手筋和定式，学习一流棋士是如何判读局势的。“打谱”则是尽可能去理解高手在对弈时的用意。一个人若只凭聪明下棋，当然也行，但若能熟读古往今来著名的棋谱，不停“扩充心量”，这就成了他在遇到困难时可运用的资源。曹操夸说因为自己经历的事很多，故能预知应变，但“人事万变，岂能悉经？读史则事变纷纭，比例昭著”。熟读历史则可以经历许多自己所不可能亲历之事，就犹如棋士熟记棋谱，有了这些“积贮”，像是熟悉或背诵许多棋谱后，可以有机会活用到棋局之中，培养自己能适当地回应往复出现的棋局，此外也帮助掌握未可预见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棋局，用清初学者方中履（1634-1698）的话说，这便是“坐集千古之学，折中其间”。

最后我要谈“心量”与“深度”的关系。在这里我要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谈“深度”的观念来阐发扩充“心量”之重要。威廉·詹姆斯说，所谓“深度”是“一把能抓住多少的东西”。在今天，所谓的“深度”，有各种表现形式，在川流不息的数位讯息世界中，所谓“深度”显得更成问题。当面对难以计数的讯息、知识、材料时，我们能一把抓住、吸收多少，决定于我们的“心量”深浅。譬如有些科学家发现了某一重要现象，可是因为他内心的“心量”准备不足，所以对他而言，这只是一个新的现象；但对“心量”足的人而言，可以从这个新的现象进而发掘出一整个新的世界。

以史学研究为例。在这个史料反掌可得的时代，有了可检索的历史文献电子资料库，只要输入任何词语、概念，即可以在瞬间检索到几万卷书中的相关讯息，爬梳史料变得不再旷日费时，这个时候“深度”变得更为关键，有“深度”的知识积贮才能做出适当的判断与掌握。“心量”宽、积贮多的人，在“看到相关的蛛丝马迹，则一把抓住的东西”，比没有深度的人能抓住更多。譬如我读傅斯年的眉批，可以从中抓取许多具有学术意义的讯息，这是因为我长期注意傅斯年个人及其著作，有了一定的蓄积及深度。对许多没有这种旧积贮的人，即使非常聪明、灵敏，在面对一条条零散的眉批时，也可能茫茫然不知所措。

没有“深度”的生活是怎样呢？

1970年代，Oscar Lewis在《贫穷的文化》中提到：所谓“贫穷文化”是“from moment to moment”。我的理解是因其内心中没有生命的深度、心量不足，只能从“某刻”到“某刻”，在那一刻之外没有任何时空之关联与想象。这包括过去、现在、未来的联系感。

（本文摘自王汎森著《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5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