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报学巨擘，以笔为枪、坚决抗战！

以下文章来源于江苏档案 ，作者征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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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不凡，致敬平凡

东台地处江苏沿海中部，是一座文昌水秀、人杰地灵的历史文化名城。在这里，涌现出无数不平凡的先进典型和模范代表。

4月28日，@幸福东台 推出第一期东台杰出乡友、悦达集团创始人——胡友林（点击红字查看详情），引发热烈反响。今天，让我们继续致敬奋斗者，一起重温那一串串永载史册的名字……

东台市兰香巷9号

坐落着一处清末明初的建筑

青砖黛瓦，穿堂三进

这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新闻学家、

新闻史学拓荒者、爱国报人——

戈公振先生的故居

门前照壁上，写着中国报学巨擘的

最后话语——“我是中国人”

短短五个字

戈公振临终前说得若断若续

但直到89年后的今天仍振聋发聩

01

因贫辍学

意外开启报业生涯

1890年，戈公振出生在东台城内的一个书香世家。他自幼聪慧敏思，勤奋好学，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南通师范学校。但因家庭经济困难，戈公振放弃了就读的机会。

为了生计，22岁的戈公振进入《东台日报》担任图画编辑，但入职仅一年，《东台日报》就停刊了。志存高远的戈公振决定去外面闯一闯，“老待在这个家乡没有出息，我要到上海找工作去。”经人介绍，他在上海拜识了报界知名人士狄楚青，并在其创办的有正书局当起了学徒。

△狄楚青

戈公振对狄楚青慕名已久，很是珍惜这个难得的工作机会。他一边勤奋工作，努力学习印刷技术，一边上夜校补习英文。

其同事曾写文回忆：“在他的抽斗中，时常可以看见面包和糖果之类，以为他爱吃这些东西，实则他竟是用以代饭的。他自恨对于外国文字的不足，在工作之余，每天必须补习英文几小时，他这种精勤刻励的精神，真正可以佩服的。”

当学徒的日子忙碌而充实，戈公振还尝试编印了一本供学生用的习字帖。没承想，这本习字帖大受欢迎，风行一时，为书局赢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戈公振出众的能力得到了狄楚青的赏识，很快被提拔为出版部主任。翌年，狄楚青又将他调入《时报》馆工作。至此，戈公振正式踏入新闻界，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报业生涯。

在《时报》馆，戈公振一干就是十五年，由校对、助理编辑、编辑一路升至总编。戈公振的文章也日益成熟，其撰写的“时评”观点犀利、语言老辣，为时人所推崇。

为了心爱的新闻事业，戈公振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和精力，不断地尝试改革和创新。那时，国内报纸多不注重体育新闻，他以《时报》为阵地，首倡体育赛事报道。

1920年，戈公振又首创《图画时报》，该报以发表时事图片为主，以对事件的深度报道和图片画面的视觉冲击力，赢得各界民众的欢迎。

《图画时报》结束了中国画报的“石印时代”，开启“铜版时代”，以中国第一份报纸摄影附刊的身份，掀开了中国画报史上崭新的一页，被誉为“中国现代摄影第一画刊”。

02

一代报人

完成多部新闻学力作

多年的新闻工作，让戈公振逐渐认识到，先进的新闻理论对指导新闻工作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当时的中国在新闻学领域的研究几乎一片空白，相关的书籍更是少之又少。

于是，戈公振编译了《新闻学撮要》一书，对报馆的各项具体业务工作作了扼要的叙述，让人们对报学有了初步的了解。

△戈公振编译了《新闻学撮要》一书

《新闻学撮要》上市后很快售罄，四个月后再版。该书如此受欢迎，实在出乎戈公振的预料，他在《再版的序》中写道：“这是编者所非常欣慰而以为荣幸的，并且得了读者的指教不少，更使我非常感谢。”

《新闻学撮要》的成功，坚定了戈公振要写一本关于中国报学书籍的决心。为此，他到图书馆查阅了大量历史著作，甚至于在报纸上刊登“求访旧报”的广告，高价征集所需要的各种中外报纸。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倾注了三年心血后，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于1927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这本书约29万字，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从汉唐到五四运动前的中国报刊产生、发展的概貌，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开山之作。

△《中国报学史》手稿

后来，戈公振出国访问时又发现了许多国内难寻的中国报纸。他如获至宝，详细地作了笔记，完成《英京读书笔记》一书，作为对《中国报学史》的补正。

《中国报学史》一经出版，在新闻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大公报》曾这样评价：“此书搜讨之勤，网罗之富，实为近来著作中之所罕见者。”也正是因为这本《中国报学史》，奠定了戈公振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中拓荒者的地位。时至今日，要研究中国新闻学史，《中国报学史》都是必读书目。

△戈公振在中央大学讲授新闻学

除了在报学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戈公振还为新闻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他先后在上海的国民大学、南方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等高等学校的新闻系任教，春风化雨，诲人不倦。

03

一线记者

随李顿调查团赴东北

上世纪初的中国战争不断，社会动荡不安。戈公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认为“欲挽此危局，非造成强有力之舆论不可”。

随着日寇入侵的战火加剧，国家遭受的创伤深深刺痛了戈公振。他开始积极参加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与好友邹韬奋、李公朴等筹办代表民众舆论喉舌的《生活日报》，宣传抗日救国。

就在此时，听闻国际联盟将派李顿调查团来中国调查“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战争真相，戈公振为之一振，想方设法以记者的身份随行。

△戈公振参加国联调查团时在铁岭车站

当时，东北已被日军侵占，戈公振深知此行危险重重。临行前，他妥善安排好手边工作后，写下了一份遗书：“我誓死赴东北调查，一定要给广大读者有个真实的交代…”

调查工作从一开始就十分艰难，日军当局派遣了大量特务跟随调查团，明面上是为保护成员安全，实则是公开进行监视。

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戈公振不畏日本方面的恐吓，冒险三进沈阳和北大营，亲临九一八事变现场采访。他还一度被日伪宪警逮捕，幸获释放。最终，戈公振冒着生命危险搜查到日军侵华的铁证高达1600多份。

在40余天的调查中，戈公振看到了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带来的严重后果，看到了东北人民的流离失所，看到了百姓为保护家乡而与日寇进行的殊死搏斗……他愤怒，他无奈，他感叹！

△戈公振参加东北调查团有关情况的报道

回到上海后，戈公振几个昼夜不眠不休，将所见所闻写成了《到东北调查后》一文，发表在《生活周刊上》。他在文章中愤怒地指责道：“有徘徊观望的国民政府，才有傀儡国的成立，日人的地位一天天的稳固，我国的机会一天一天的错过。”

04

真挚心声

临逝遗言“我是中国人”

戈公振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把拯救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了主张坚决抗战的中国共产党身上，并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33年，戈公振辞去了在报社的一切职务，前往苏联进行为期三年的考察访问。

△戈公振在苏联考察时所写的文章

从城市到农村，从工业到农业，从文化到商业，从军事到政治，甚至儿童的“幼稚所”，戈公振都进行了详尽考察。他写下了《我对于观察庶联的态度》《第二五年计划》《苦尽甘来的庶联》等一篇篇介绍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通讯文章，热情地报道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1935年，在好友邹韬奋的几次力邀下，戈公振决定回国，以笔为枪，继续抗战工作。

不幸的是，归国不久的戈公振突然病倒，不治身亡，年仅45岁。

△戈公振逝世讣告

不胜悲痛的邹韬奋写下《悼戈公振先生》一文，回顾了戈公振弥留之际这一与他谈话的情景。

临世之前，戈公振拉着好友邹韬奋的手断断续续的说道：“在俄国有很多朋友劝我不要回来，但是国事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我是中国人”，短短五个字，是戈公振生前最真挚的心声。

△沈钧儒题写的“我是中国人”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读了邹韬奋的悼文后，为当时的情景而深深触动，挥笔写下“哀者韬奋作，壮哉戈先生。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此后竟是悲痛欲绝，难以下笔，于是连续写了四句“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为纪念戈公振，江苏省新闻学会设立了“戈公振新闻奖”，为江苏省新闻界最高奖。

“我是中国人”五个字背后，燃烧着的救国启民的信念之火，直到今天，依然热烈，并愈发热烈。

下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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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他是中国报学巨擘，以笔为枪、坚决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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