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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的作品，都是为这本书在做练习”

2024-05-11 12:3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久安

根据《卫报》的报道，1962年，有66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之后，名单被缩小到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凯伦·布里克森（Karen Blixen）和让·阿努伊(Jean Anouilh)，最终，斯坦贝克获得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成为作家之前，在斯坦福大学上学期间，斯坦贝克做过很多工作：糖厂的维修工、在几座农场间辗转的流动工人、百货商场的营业员……1925年春天，斯坦贝克没能获得学位就离开了斯坦福，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觉得大学生涯已经结束，接下来我面临着挣钱的问题。”他的写作生涯和独特的人生经历也从这时开始。

这一年，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刚刚付印，海明威出版了第一本书《我们的时代》……斯坦贝克则在一边为一座度假山庄修理窗户、卫生间，跑腿办事，接游客谋生，一边过着“索居山野”的生活，点着煤油灯写东西。

斯坦贝克成为作家的道路没有那么顺利，但有着巨大的决心，而且他的决心来源于对“自由创作”的渴望。因此，频繁的体力劳动和写作所需要的沉静的思考，为报刊杂志撰稿或是为好莱坞写剧本和只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并获得来自写作本身的成就感，以及写作和日常生活，这些必然或可能存在的矛盾，几乎成为困扰他一生的问题，他困于对自由的求索中，也陷于这样的张力之中，而这种张力本身也构成了他的作品，成为了斯坦贝克“作者心性”的一部分。

每开启一部作品，他都是在进入这一张力的最深处，他因此而紧张，为每一处的情节安排和每一天的时间分配而精疲力竭，尤其是写作《愤怒的葡萄》和《伊甸之东》这两本厚书时，斯坦贝克甚至为它们各配了一本“写作日记”，一边创作，一边构思，一边写下每日琐事、世界局势，就这样把写作变成一种生活；也正因为如此，这种来自于求索自由的紧张感，表现在斯坦贝克的叙述语言中，竟让人觉得流畅松弛，对人与物的描写都恰到好处。

这两本书恰好代表了斯坦贝克作品谱系中的两个面向，一面来自更加外部的社会观察，除了《愤怒的葡萄》以外，还有《人鼠之间》《罐头厂街》等；一面把视线拉近到周边，关注我们称之为“父亲、母亲、孩子、朋友、爱人”并且没有受到绝对的外部环境限制的人，书写更长历史时段中他们的成长故事，在这里，外部环境与人物们一同随着时间成长。《伊甸之东》是斯坦贝克唯一一部这样的作品，正如他在“写作日记”中所说的：“每个人都有唯一的一本书。也许它就是我的唯一。”

斯坦贝克为这本书酝酿了很久。在1948年的信件中，他写道：“今年（1948年）我有一堆事情要忙活，我想在夏天结束之前做完这些事，因为过完夏天之后我打算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在稿纸上构思了好长一段时间。在过去几年间，我断断续续写了一些东西，现在我很想再写一部长篇小说。”

在1949年1月2日的信件中，他写道：“我正为一本小说搜集素材，故事发生在圣路易斯·比斯波和圣克鲁兹之间的萨利纳斯河谷，时间从1900年到现在。”

在1949年12月的信件中，他写道：“我有好多活要做。一旦萨帕塔剧本搞定，我将完成一生中的另一本大作——《萨利纳斯河谷》。就算要花很长时间我也不在乎。”

没错，《伊甸之东》最初的名字是“萨利纳斯河谷”。而“伊甸之东”的名字出自《圣经·创世纪》第4章16节的故事：

亚当和夏娃生了该隐和亚伯，该隐种地，亚伯牧羊；有一天，该隐拿出地里的产物，献给耶和华，亚伯将他羊群中的羊和羊的脂油献给耶和华。

但是耶和华只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而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供物，于是该隐发怒，把他的兄弟亚伯杀了。耶和华让该隐流离飘荡在大地上。该隐前往伊甸东边挪得之地。

在斯坦贝克的小说中，这个故事的变体是这样的：

亚当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查尔斯。他们的父亲是一位南北战争中的退伍军人。有一年，父亲生日时，查尔斯为父亲买了一把德国造的小刀，亚当送了父亲一只从树林里捡来的小狗，希望这只狗能长成一只优秀的捕鸟猎狗。

父亲更爱亚当的礼物，对查尔斯的礼物毫不在意。查尔斯因此心生妒意。在亚当遵从父命去参军之前的岁月里，查尔斯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妒意里，直到有一天，他在树林里狠狠打了亚当一顿，差点杀死他。

后来，查尔斯留在家中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亚当参军，成了他不想成为的士兵。几年后，经过几次逃脱，亚当回到家乡，他们的父亲去世，这对成年后的兄弟和谐生活了一段时间，直到凯茜出现，亚当与之成婚，两人离开这里，前往萨利纳斯河谷，开始新的生活。

到这里为止，故事中生活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第一代人的家庭——亚当、查尔斯和他们的父亲、母亲的故事就结束了，而所有迷人的关系都已在这里呈现。在这个相对完整的家庭里，爱慕、憎恨、嫉妒、暴力、宽恕、信任、失望……几乎所有人类必经的情感经验都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而亚当这代人就这样带着儿时以来经历的一切，度过日后生活中的无数个危机，包括由他这代人开始的逐渐残缺的家庭。他们要重新陷于那些迷人的关系里，也要重新经验那些情感，但每一次都是新的。

“在所有小地方发生的悲剧中，时间就像水彩画上蘸了水的笔触，让清晰的边缘变得模糊，让伤痛消失。”斯坦贝克这样写道。

但在这个长达半个世纪的故事里，斯坦贝克恰恰是进入了伤痛的深处，描摹出它的形状，让它变得愈加清晰，也借此陪伴他的人物们真正地走出它。他以叙事对抗了时间的流逝，创造了另一种形式的时间，它在循环，但又如此不同。

正是因为如此，在阅读这个故事时，每走进一代人，我们都是在进入新的个体的生命。亚当与他的父亲如此不同，亚当的妻子凯茜的命运与亚当母亲如此不同，亚当的两个孩子之间的关系也与亚当和查尔斯的关系如此不同。斯坦贝克当然不会不知道几代人无法逃脱共同的命运，但他更在意的是，每一代人自己的选择与坚持，每一种个性自由发展的后果，而每一个人都在勇敢地承担这一切。

“我之前的作品，都是为这本书在做练习。”这是斯坦贝克关于这本书的自述。《伊甸之东》从1950年开始落笔，这时斯坦贝克已离开家乡，定居纽约，而小说中的故事却发生在他的故乡萨利纳斯。因此，这部小说正是他对各种意义上的“故乡”的回望。

那么，这本书就不仅是他之前的小说经验的集大成之作，其中还有他全部的人生经验——晚年的斯坦贝克对自己一生经历的回忆，对长达半个世纪的美国社会的思考，以及外部社会加诸个人身上的每一点细微的痕迹，都被写进了这部小说里。他写下了小说里的每一个人在时间中的形状：他们来自哪里、要去哪里，他们是怎样的人，他们相信什么、争取什么、反对什么，他们如何应对他们的时代……

在写作《伊甸之东》期间的日记中，斯坦贝克写道：“我不想让自己太疲惫。我想有充足的时间，以免出现写《愤怒的葡萄》时那种精疲力竭的可怕状态。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虽然这本书和《葡萄》比起来，明显更加微妙，也许还不那么情绪化，但它的人物更多。我们会认识一大帮人——并试着去了解他们、超越他们。”

他的写作，其实就像他早年辗转各处的职业生涯一样，体力的辗转在此变成了思想的辗转：叙述者的目光充满爱地流转在每一个人身上。在一部杰出的作品中，伟大的作家回应了自己最初的人生，也包容了无限的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