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沅君：才不才间度此生 | 吕家乡

人物简介

冯沅君（1900-1974），原名冯淑兰，河南唐河人，现代著名女作家，中国古典文学史家，与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和地质学家冯景兰为同胞兄妹，丈夫是著名学者陆侃如。先后在金陵女子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任教，曾任山东大学副校长。

冯沅君

作 者 | 吕家乡，1933年生于江苏沛县，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后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原 载 |《风雨人间情》，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35-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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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接到山东大学文学院解洪祥教授的电话，相互贺节之后，他问我：“二十年前，你曾提到冯沅君先生的一副对联，还记得吗？”我想了想，说：“记得，大概是‘是非是处求其道，才不才间度此生’。”解教授以他一贯的认真口气问：“你能肯定这是冯沅君先生的对联吗？”我说：“可以肯定。我曾问过袁世硕、董治安先生，他们虽没听说过，但都认为这副对联很像是冯先生的自我写照。”解教授又追问：“你是怎么知道这副对联的呢？”“我到冯先生家里去，听她说的嘛！”

我放下电话，思绪自然又回到当年师从冯先生受教的情景。

我于1949年进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后，就听到陆侃如、冯沅君这一对教授夫妇的大名，还听说他们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诗史》是学术界的扛鼎之作。开课后有“中国文学史”这门课，主讲者是陆侃如先生。他说：这门课上两个学期，第一学期由我讲到唐代以前，其余内容在第二学期由冯先生讲完。不久全系师生开联欢会，高年级同学王建自编自演快板，有两句是：“陆侃如，冯沅君，一江苏，一河南，千里姻缘一线牵。”同学们都笑着站起来看陆、冯两位教授的反应。我在联欢会上唱了一首《沂蒙山小调》。散会后，陆、冯两先生还走到我身边，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这个身穿土布衣的小乡巴佬，夸了我两句，问我是不是沂蒙山人。我说：不是，家在微山湖旁的沛县。冯先生说：那么你是刘邦的同乡呀；《三国演义》里说刘备屯兵于小沛，大概就是你的故乡了，你们那里还有什么遗迹吗？我说：不知道，我没到县城去过。他们笑了笑。

我借阅了冯先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卷葹》（笔名“淦女士”），才知道当年她的恋爱婚姻问题闹得那样曲曲折折又轰轰烈烈（我以为她的小说是纪实性的）。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有一大段赞扬了淦女士的小说，说到陆、冯婚后的幸福时，鲁迅引用了裴多菲的诗句，说作家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委婉地表示了对淦女士搁笔的惋惜。

我还打听到，冯沅君先生1900年出生于河南唐河县的望族，父亲是光绪年间的进士，有维新思想；母亲通晓诗书，是向她口授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的启蒙老师。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冯友兰是她的哥哥。冯沅君先生十七岁时毅然离开家乡，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了五年。在五四运动期间，她第一个用石头砸开铁锁敞开校门，使女师同学们能够冲上街头。为了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那时她还把汉代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改编成话剧，而且亲自登台扮演封建专制的家长焦母。

冯沅君（中排左二）与家人合影，后排右一为大哥冯友兰

陆、冯两先生在解放前都支持学生运动，被公认为进步教授。解放后，陆先生担任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后改任副校长，兼任图书馆馆长；冯先生担任省市妇联的负责人。他们政治热情都很高。1949年“一·二九运动”纪念大会在校内“大众礼堂”召开，主题报告就是由冯先生作的。那是在晚上，天气较冷，她穿着一件皮毛外翻的黑色短大衣；因为麦克风失灵，她拿着讲稿，高声大嗓地讲了一个来小时。

冯先生讲课的风格跟陆先生不同，陆先生只拿几张小小的卡片，冯先生却有详细的讲稿。我翻看过，是用毛笔写的，竖行，有不少勾勾画画的地方。陆先生讲课从容潇洒，冯先生讲课则富有感情。有一次讲到王维的诗“渭城朝雨浥轻尘……”她按照“三叠”的方式朗诵了一遍，语流很快，像绕口令一样，引得同学们大笑。还有一次讲到明代散曲家王磐的《咏喇叭》，冯先生又朗诵又表演又赏析，我至今还记得她眉飞色舞的神态。

冯沅君和陆侃如

从第二学年起，我就不再上冯先生的课了。在新到的系主任吕荧的推动下，中文系学生成立了“新文学研究会”，在校刊办了个副刊《新文学》，袁林、赵丹和我是编委，经常分头或一块找老师们约稿。有一次到冯先生家里去约稿，她很爽快地答应了。次日我们如约去取稿，对她表示感谢。她说：我整天忙忙乎乎，没有写文章的时间；你们一催，倒写出来了，应当感谢你们。冯先生还诚恳地对我们说：我自己没有孩子，很喜欢跟年轻人接触，欢迎你们常到我家来谈谈。

又过了几天，在报纸上看到她和陆先生联名发表的文章，大意是：自己年纪大了，不能上前线参加抗美援朝，只能在后方表示支援，除了做好工作，还要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洗脸水留下洗衣服，洗衣服以后刷地板、冲厕所。这篇文章在校内外反响很大。有一天我们去她家，果然看到有一个大水桶盛着用过的“乏水”。这次我们看到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从内屋里走出来，穿过客厅到外面去玩了。冯先生说：这是亲戚家的孩子，打算过继给她做养子。她无可奈何地苦笑着说：“养子就是养子，跟自己生的孩子就是不一样的味！”老师连这样的体己话也说给我们，我们感到像面对慈母一样亲切。

1951年，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相继展开。有一天在校园里召开全校揭发批判大会，各院系代表登台发言，想不到陆侃如先生竟成了被揭批的对象之一。有的发言人指名道姓地说他和图书馆一位女同志“关系不正常”。当时陆先生就坐在主席台上，冯先生就坐在主席台下的前排。我们学生听了，既感到有些意外，又觉得这种发言很正常，因为我们都竭诚拥护“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过了两天，我们几个同学去看望冯先生，她又遗憾地说到自己不能生孩子，接着说：“我早就提出来让陆先生另找一个，他就是不肯。陆先生这个人，真是……”我们不好说什么。我扭头看屋里的书架，似乎外文书比中文书还多，于是问起冯先生和陆先生到法国留学的事来。冯先生说：“人啊，一时有一时的想法。那时候就想去留学，如果有现在的觉悟就不会去留学，就会闹革命去了。”

1952年暑假毕业前夕，我们又去看望冯先生，她向我们谈经历，谈治学，谈写作。她告诉我们，她小时候缠过足，后来才放开，因此现在穿皮鞋还要塞一些棉絮，走路很不得劲儿。我这才想到，平时冯先生走路的确有点“扭搭扭搭”的样子。冯先生很有感慨地说：一个人要违抗社会风气，违抗潮流，是很难很难的，只有极少数杰出者才能做到。谈到写作，我们问她是不是还打算写小说？她叹了一口气，说：淦女士写小说简直是三代以前的事了，早就提不起笔来了。辜负了鲁迅先生的期望，没有办法！

大概就是这一次（记不确切），她说她给自己拟了一副对联：是非是处求其道，才不才间度此生。我还记得她对下联的解释：自认为是个平平常常的人。说我有多大才能，那是瞎吹；说我一点才能也没有，那也不是实事求是，就处在有才和无才之间吧。至于上一联，我不记得她的解释了。按我自己的理解，是说要在“是”与“非是”之间分清界限，探求真理。

1952年我从山东大学毕业以后，就和冯沅君先生断了联系。我听说，1953年在毕业生分配时，冯先生领衔的古典文学教研室要留一个助教，在留甲还是留乙的问题上，冯先生和某一位头头儿发生了争执，这次她出人意料地坚持己见，表现了出奇的倔强和执拗，一趟又一趟地找有关部门和领导申述理由。为了听到领导层开会研究的最后决议，她焦灼而耐心地守候在会议室旁，直到听到了令她满意的结果才离开。此事一时传为佳话。又听说1954年在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运动中，她在《文史哲》发表过文章，因为跟主流不谐，受到了批评。1957年陆侃如先生被定为右派分子，撤去一切职务，冯沅君先生承蒙“保护过关”，仍然担任省妇联副主席。我从教养所出来后，1962年到趵突泉公园去游览，在李清照祠堂里看到冯先生写的一副对联，像见到冯先生本人一样涌起恭敬之心，随即抄了下来。我又到图书馆翻阅了近几年的报刊，发现有几篇批判右派分子陆侃如的文章也捎带上冯先生，不过界限是分得清楚的，基本调子是：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右派分子陆侃如之间的矛盾属于敌我矛盾性质，至于冯沅君先生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在性质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也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含糊过去。批判者之中就有冯先生的学生。（必须承认，那时如果我能写，大概也要写这种文章。）我没有看到冯先生的检讨。

后来听说冯先生被任命为山东大学副校长。我想象不出冯先生怎样扮演副校长的角色，因为她留在我记忆中的是慈祥得几乎天真的母亲的形象。1974年冯先生因结肠癌辞世，我尚在另册中，虽然近在咫尺（山东大学已于1958年迁到济南），却没有去送行。

现在回想五十年前这位大学者向学生坦露“隐私”的情景，真像是遥望天边的一朵彩云了。

2001年4月

《风雨人间情》书影

原标题：《冯沅君：才不才间度此生 | 吕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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