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鲍庄》开始，王安忆为什么热衷写这类小说

编者按：本文为“启典阅新“2024上海市大学生阅读与写作大赛评论组一等奖作品，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2021级硕士研究生，原标题为《<神圣祭坛》与王安忆1990年代的“情理现实主义”》，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王安忆创作史上的一桩典型事件

十年前，批评家张定浩整理过对王安忆作品的批评史，指出王安忆小说常体现出一种化约式的冲动，即以“合理性”“确定性”统摄多元复杂的外在世界。张定浩着力勾勒王安忆的“确定性”美学，并将其视为社会主义文艺的风格残余，但另一方面，他又能在王安忆小说中，读出脱离尘世时间的心灵化色彩。似乎“确定性”美学的背后，还存在着“理念”与“心灵”的暧昧纠缠

张定浩文章凝练概括出王安忆的小说风格：鲜少象征与超现实的影射与变形，一切都摊在纸面，明晰易懂。王安忆常用铺叙的笔法，以类似环境描写的方法来表现人物，除叙事者的直接分析，便是对话记录和心理活动揭示的方式。人物的思维、情感与行动，在此成为环境的一部分，人物不过是小说公式里的一个变量，一件会说话、会思考的道具。这似乎是“自然主义”与“意识流”的结合或折中：既是自然的意识化，也是意识的自然化。由此，王安忆将文学写作转化为演算，即按照“小说自己的逻辑”解析日常生活，并细细写出每个步骤。

这一弃绝特殊性的小说观念，可追溯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1983年，王安忆赴美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写作计划”，这是她的写作观从经验论转向技术论的“关节口”。 到1990年底，围绕近期形成的“思想与物质的再次一元化”心得，王安忆提出著名的“四不要”宣言：“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不要材料太多；不要语言的风格化；不要独特性”。这是对戏剧性写作的警惕，与对必然性、逻辑性的推崇。由此出发，王安忆形成重视“逻辑性情节”和“抽象化语言”、贬抑“经验性情节”和“具体化语言”的情节观和语言观。 这已是对“现代派”美学的有意对立。

王安忆提倡普遍性、抽象性、合逻辑性的写作，她的小说所体现的具体性，往往是经“小说逻辑”捡选、罗织过的具体性。日常生活的具体肌理，成为被抽象逻辑统摄的材料。于是，“理性”并非来自对日常具体性的抽象，而成为日常具体性的先验本质。

《小鲍庄》，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

王晓明曾指出，王安忆从《小鲍庄》开始，热衷于创作这样一类小说：“看上去人物故事都很完整，但真正的主角却不是某一个或某一群具体的人物，而是一种抽象的生活氛围、状态、文化，或者一个承载着上述东西的地方”，《长恨歌》则为这一倾向走向膨胀的标志。 在这一类小说中，构建日常生活世界的“纪实”笔法，被用来服务小说的真正主角，一种纯然“虚构”的“抽象”存在，对抽象理念的“虚构”，其本质并非日常世界的抽象化，而是抽象世界的日常化。在物质与思想的“一元化”过程中，心灵化的“虚构”，完全覆盖和否定了对日常世界的“纪实”，小说内在的美学辩证法遭到遏制，这为王安忆的小说带来了最大危险：日常“具体性”（纪实）和理念“抽象性”（虚构）的双重破产。

沪语版《长恨歌》剧照。

对艺术家来说，缺憾有时正是其所长。当王安忆不再摭拾物象、织造生活，而径直将创作重心放在对理念的精神探讨，反倒更能发挥其美学风格，将“纪实”与“虚构”的对立关系加以辩证，到达对“心灵世界”的“纪实”。这样的作品，一方面脱落了严密精巧的世俗日常外壳，展露出强烈、纯粹的精神气质，另一方面却将日常世界与心灵世界、“纪实”与“虚构”统一起来，由物及理、以理抒情，达到我称之为“情理现实主义”的境界。她八九十年代之交集中创作的一批中篇小说（《神圣祭坛》《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伤心太平洋》等），以及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等），皆达到如此效果。只有将其视为王安忆创作史的一桩典型事件，才能更好地发掘和把握各中意蕴。陈思和较早注意到王安忆1990-1995年发生的精神转向，通过对相关作品进行细读，他就这一创作方向中的“辉煌与危机”作出了颇有深度的批评。 尽管陈思和文章未着眼于王安忆1988年完成的小说《神圣祭坛》，但或可将这篇小说视为王安忆“精神转向”的先声。

《神圣祭坛》：昂扬理性下，对爱的隐微崇拜

古典之学总为爱涂抹一层神性光辉，或径说“神就是爱”。属人之爱主要表现为一种索求之爱，它因与神之所是的爱（赠予之爱）肖似而分有神性。现代理性为人自身立法，在“去神化”的同时将“神即爱”翻转为“爱即神”，推进属人之爱的神圣化。 它既是对现代理性的补充，又是现代理性体制的产物。爱的“神圣祭坛”，正体现了“情”与“理”的纠缠难解。在《神圣祭坛》昂扬的理性主旋律之下，读者可以辨出对爱的隐微崇拜。《神圣祭坛》的主人公是对世事一无所知的诗人项五一，和“看人看事都很透彻”的中学女教师战卡佳，小说围绕战卡佳对项五一的“解谜”展开。读完项五一的诗集后，叙事者描述战卡佳的心理活动：

战卡佳心里涌起一股怜悯的感情，她不由陷入了沉思：他为什么要不顾所以地说？是什么逼迫他说？确是有一股可怕的力量威胁着他，使他无法不说，她已经看出来了，可是这力量是什么呢？多么激动人心的秘密啊，战卡佳兴奋得红了脸。她三十出头的年纪，原以为已经破译了世界上的一切谜底，不承想陡地从天而降一个大秘密。战卡佳断定这是一个大秘密。她以她超群的智慧领会到了其中颇不寻常的意味。你必须认识项五一，她对自己说道。

二人的重要区别正体现于此。欲望的不满足，在项五一处体现为不断写作与言说，在战卡佳这里则体现为探究与解释“秘密”的一再冲动。当战卡佳认为项五一“说得太多”时，她所担忧的其实并非言说的密度，而是言说的方式。叙事者/战卡佳有意表明，向内的“沉思”相比于向外“陈词”更安全，于是她将言说的激情转为思索的欲望，用“观想”替代“言说”。诗人项五一何以孩子般滔滔不绝、“不顾所以”的言说和书写，这对战卡佳而言便成了有待探究的谜题。战卡佳的世界因过于明晰而显得平庸，由项五一这道非凡的谜题所带来的陌异与眩晕感，也就类乎幸福和希望了。

《神圣祭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书写与聆听在形式上的适配，是项五一和战卡佳发生心灵交互的前提。战卡佳想剖析项五一的“谜题”，项五一也需要战卡佳的“追随”。诗人以“抉心自食”的方式独自言说与书写，由于无人跟随和见证，这一生命的自我耗费将在沉默和遗忘中变得虚无，并反讽地给项五一造成“诗为何物”的深切困惑。言说的快感逐渐扭曲为枷锁，不得不言说的“末日”深埋在言说的生命激情当中，书桌上洁白的厚稿纸，如躺倒的石碑和漫长的台阶，预示死亡与孤寂将彻底吞没诗人，他由此感到一阵“悲哀的宿命感”。惟有他者的聆听能给项五一带来摆脱孤寂末日的希望。叙事者征用战卡佳与项五一的他者，即项五一妻子的视角，点明战卡佳的中介作用：“战卡佳很像一座桥梁，通向丈夫，又通向她。有战卡佳在场的时候，她会觉得丈夫离自己近了一些，容易为她了解了一些。” 然而，二人始终存在思维与情感的巨大差异，项五一叙说着他的奇遇时，战卡佳只是“微笑着听这个大孩子撒谎”，以理性击穿这些幻想故事。二人对“诗”感受更是南辕北辙，项五一和战卡佳谈论诗，并非带来沟通的深入，而是其终结。

对中学教师战卡佳来说，谜一样的项五一是个大孩子，解谜与抚育在此同步进行。但在战卡佳着手“教育”项五一之前，叙事者已经代行其职。意图挑战天命的诗人，写下第一行诗后便陷在无比的痛苦惶惑里。作诗的激情敲响了“命里的丧钟”，自我的堡垒从内部被攻陷，诗人似乎已躺入叙事者罗织的命运经纬当中。由此，小说以沉稳笃定的叙事声音，将战卡佳和项五一的“遭遇事件”删削为合乎逻辑链条的“逻辑性情节”，事件所蕴含的丰富差异性被排斥在叙事之外。与理性的步步紧逼相应的，是诗句的缺席。过于茁壮的理性压抑了诗的激情，万行长诗的生成与展布，只能隐藏在项五一那散文化的“男孩-侏儒”显性梦境中。这一排除和压抑，由叙事者与叙事人物战卡佳合谋完成，战卡佳对于项五一的特殊性，被叙事者规定为具有“使人平静安宁的力量”，这力量导源于文明社会规范的“正畸”教化，并与叙事者的声音同构。战卡佳向诗人施予抵抗“侏儒”——跳跃在他童年回忆与诗篇中的“它我”（es/Id）——的稳定性，叙事者则在更高层面加以配合。然而，理性带来的平静与安宁，终非小说“神圣”之所在，使项五一激动的毕竟是诗，使战卡佳感到兴奋的，则是在诗国不可自拔的项五一。第九节以冗长的篇幅，铺叙战卡佳靠近项五一时的激动心情，叙事者稳定持重的口吻，与人物显豁的爱欲心绪之间，形成别有意味的文本张力。

随着叙事者的稳步推进，小说高潮以大段对白的形式到来。这场对白，可以看作一次精神分析的“谈话治疗”，战卡佳对项五一的解谜兴趣，归根结底出自对一个病态灵魂的探究欲望和治疗冲动。通过观察和分析项五一“非正常”的灵魂，战卡佳得以更深入地理解人类“正常”的灵魂机制，一旦在项五一不倦的言说中参透了病灶，之后谈话的攻守易势，精神分析师运用理性进攻和“治愈”病人，也就是“合乎逻辑”的情节发展了。爱欲与理知本可以在对话中互相辉映，但颇为讽刺的是，小说高潮的对话反而成了独白的此起彼伏，爱欲被大段的理性言说所抑制。到此，叙事者搭建起一座并不神圣的“理性”祭坛。

颇有意味的是，尽管战卡佳释然地将诗人的痛苦诊断为“违拗自然”的“躲避人群”，和对孤独的“叶公好龙”，她却依旧对诗歌的魅力无解：“根源全是因为你的自私和个人主义。可是奇怪的是，在这卑劣的品质之间，却诞生了诗歌这一桩美丽的存在。” 战卡佳的“精神分析”无疑出了问题，她的解答反造成“抚育”或“治疗”的失败。项五一最终逃入诗国——他的症状当中 ，向诗的“神圣祭坛”奉献隐私和“丑陋的心史”，战卡佳/叙事者则止步于诗国的门扉前，以带着怜悯和寂寞的情调承认，天才与诗歌的魅力，离不开“非正常”与不平凡的自毁，而这离她的世界如此遥远。

王安忆

在小说的尾声部分，战卡佳试图将“神圣”爱欲的落空合理化：“她不应将他了解得太透。人格中有一些秘密，犹如隐私一般不能为第二人所了解，一旦被人了解，亲家就会变成仇家。她不慎走入了他的禁地，窥破了他的隐秘，从此他再不能与她在一个世界里共存。” 这番全然理性的说辞，压抑了战卡佳对项五一的情感，也掩盖了失败的根因。这原因，我以为在于移情作用（Übertragung）的失效甚至颠倒。弗洛伊德认为，分析师对患者的理解与治疗离不开移情作用。通过移情而非推理和辩论，分析师与患者产生亲密的人际关联，使患者得以建立对分析师判断的信任感，从而将自身的力比多引向分析师。“信任的产生都在重复同一个过程，它起源于爱，最初并不需要任何理由。……对于某些自恋到一定程度的患者，再好的分析技法也无法奏效。” 无论是战卡佳的理性化祛魅，还是项五一的艺术化结晶，本质都是对爱欲的压抑与升华，它指向爱欲的自我转向。以此观之，战卡佳与项五一同为自恋者，相比于项五一显见的疏离，她代表一种“人群中的自恋”。“不会爱任何人”的项五一仅移情于他的诗，而非一厢情愿去“治疗”他的战卡佳。爱欲在战卡佳那里涌动着它的暗流，却为理性堤坝所拦截，找不到一条向外的路，最终化为一声难抑的叹息：“项五一，你使你周围的女人都那么的寂寞。”

以古典主义样貌出场的另一种现代性症候

历史理性，或形而上学的神圣真理，保证着意义的恒定、感受的恒温，使人们能够反高潮地、最低限度地存活下来。然而对整体、逻辑、理性的再三申说，对设计、推进、节奏等全局意识的不断强调，岂不有陷入另一种癫狂之虞？在此，我们嗅到了颓废主义的气息。这颓废实乃深藏不露的疯狂，它是以古典主义样貌（“理解的欲求”）出场的另一种现代性症候。

当叙事者努力通过叙事将世界理性化，通过讲述一个理性版本的故事来认知世界，故事便成了质料，逻辑才是真正的、自然的形式。形式依托实在的审美感知经验（“物情”）显示自身，但审美经验只是暂时的，在其中抽绎出的概念或普遍经验（“至理”）更为真实，因为它切近于普遍真理的整体。作家不厌其烦地描摹细节，只是为了创造形式与质料的复合物，使形式在摹写叙事过程中加诸质料之上，以获得其充分实现。普遍真理的整体先在地蕴于个别事物，并通过个别事物展示其自身，个别事物也必通过其形式才能被理解。由此，在王安忆的情理现实主义当中，扎实细密的“纪实”，不过是质料意义上的“美丽的局限”，理念性、能动性的“形式”成为叙事的本质、目的与内驱力。宏观的形式表现在微观的、可感知的质料中，却不能通过质料的微观结构加以记述，因而由“物情”及“至理”、由“纪实”而“虚构”，便成为情理现实主义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