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逢祥|战后台湾“去殖民化”的中国文化回归战略及...

本文原标题：《胡逢祥|战后台湾“去殖民化”的中国文化回归战略及其实践平议》

作者|胡逢祥，浙江诸暨人，1951年2月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文史哲》2018年第6期，第91-109页。

台湾重归祖国后，当局推出了一系列“去殖民化”的社会文化与教育举措。这一过程是现代民族国家在收复的故土上行使主权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对于消除日本殖民统治的后遗症，恢复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对于巩固整个社会的民族文化之根，持续推动“中国化”，其作用自不容视而不见。

一、日据当局的殖民文化政策

台湾和澎湖列岛沦为日据殖民地的50年间，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推行的文化政策，核心战略便是千方百计磨灭中国文化印记，使之彻底同化于日本，实施步骤则经历了由前期的“渐进同化”到后期强推“皇民化”运动的过程。

与之前西方列强远离本土到美洲和东方开拓殖民地的情形不同，日本的海外殖民主要是通过不断侵占周边国家的领土来实现的，由于这些地方紧邻其本土，一旦得手，便直视为本国疆域的“自然延伸”。故其占据台湾后，首先考虑的便是如何尽快地将之完全固化为自己的永久领土，只要能达此目的，对于岛上的居民，即使杀光驱尽也在所不惜。

当杀戮和驱赶未能实现预定目标时，他们也未忘记采用一些怀柔手段，作出一点“亲善”的姿态，进行“同化教育”，逐步磨灭台胞对自己祖先、民族和文化传统的记忆，使之彻底归化日本。这一方针，虽然在实行过程中有过一些曲折和争议，后来实成为整个日据时期殖民文化政策的基调。当然，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日本当局已将殖民地人民视作“子民”，在他们的心中，台湾人终究是难以信任的被统治民族，必须严加防范。

在推进社会文化领域的“同化”方面，前期日本殖民当局也采取了相应的手段。台湾的宗教习俗，原先与大陆闽粤地区相近，主要是综合儒、释、道三家的中国传统民间宗教，以及祖先崇拜和对一些地方杂神的信奉。由于儒学向被视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象征，故尽管日本文化也受到儒学的深刻影响，却仍把“抑儒”作为一种基本的文化政策。

为了更好把握这种“渐进同化”的节奏，稳定在台的殖民统治，日本当局还于1901年成立了“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由后藤新平任会长，组织人员详细调查并核实甲午战前台湾各项通行制度与习俗。1909年其下又成立蕃族科，展开对台湾高山族的调查。这些措施加深了日本殖民当局对当地社会和民情的认识，并在制定有关宗教习俗政策与法律制度、稳定台湾的殖民统治秩序和推进“渐进同化”方面，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应当指出，日本殖民当局倡言的“渐进同化”,表面上似欲将台胞逐步提到日本国民的同等地位，实际更为看重的却是其当下具有的安抚人心和维护殖民统治秩序的策略功能。这一点，从其施政上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得很清楚。

1936年9月，小林跻造出任台湾总督，在任期间，将“皇民化、工业化和南进基地化”作为治台的三大方针。1939年以后，随着“皇民化”运动的全面铺开，把台湾社会引入了一个急速日本化的时代。

日本在教育业推行“皇民化运动”

较之日据前期的“渐进同化”政策，“皇民化”运动虽是沿着同一方向的拓展，然其规模、范围和进度都迥非前者可比。日本殖民当局的“同化”政策所以会出现如此变化，主要原因不外两点：首先是经过四十余年软硬兼施的“皇化”教育，加快推进和完成台湾归化日本进程的时机已到。其次，更重要的是，由于抗战的全面爆发和日本侵略军深入中国大陆内地，使其本土的战争承受力受到极大的考验。为此，它不仅需要加紧掠夺殖民地的资源补充之，还希望通过“皇民化”运动，从文化和精神层面将台湾人民尽快打造成心甘情愿服从日本统治的“顺民”，彻底斩断其与中国大陆的文化和社会心理血脉，以便为战争提供足够的人力支援和“炮灰”。

“皇民化”运动涉及的社会文化面极为广泛,其中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便是强制推行日语。近代以来，从语言入手消融乃至彻底磨灭殖民地人民原有的民族记忆或印记，成为殖民主义者惯用的“灭国新法”。如果说，日据前期他们在这方面采取的主要是“诱导”和逐渐推进之策，那么，在“皇民化”运动时期，已不再有这样的耐心，而是试图用全方位围逼的手段来强制人们就范。在精神生活方面，日据当局同样作了多方布局。

显见，为了达到加速同化台湾的目的，日据当局可以说使出了浑身解数。那么，“皇民”一旦“炼成”，是否立即超升到可与日人“一视同仁”的地位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把殖民地人民“炼成”可供他们任意驱使的顺民，才是“皇民化”运动的直接目的。

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推行“同化”政策50年，在他们看来，设定的目标似已得到相当程度的实现，只因战败投降才导致“功败垂成”。然而，从反殖民主义的立场看，这种强制“同化”恰恰违背了殖民地人民的意愿，是对当地文化生态的一种破坏，负面影响不容置疑。

然而，在时过境迁的今天，有人却喜欢挑出一些日据时期台湾教育普及率和卫生水准得到提升等社会文化进步现象，为日本殖民统治评功摆好，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因为当时殖民帝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层次普遍要高于殖民地，这使他们在经营殖民地的过程中，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自己的统治利益和习惯出发，或出于方便与宗主国某些制度对接的动机，把一些进步的制度或文化带入殖民地，这对于后者的发展，自然具有客观上的积极意义。但须知，殖民主义者在这方面的所有作为，都必须绝对服从于殖民统治自身利益而不是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凡有违于这一原则的制度或文化，无论如何进步，都将受到限制或摒弃。更何况，整个殖民统治的秩序是建立在人种或民族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故从总体上看，它又必然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障碍。这正是旧殖民主义遭到各殖民地人民普遍反对，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得不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的根本原因。离开了这些本质性的问题来谈日据时期的教育，便很容易陷入以偏概全的泥淖。

“皇民化运动”强迫民众穿和服，

但这一家人暗中穿着中国传统服饰合影

二、光复初期的“去殖民化”

思潮与国语运动

台湾光复后，为尽快抚平其曾经遭受的严重精神创伤，加速与祖国大陆的融合，从文化上大力消除日本殖民主义的遗毒，恢复人们的民族自信，成为整个社会面临的突出任务。这一点，可以说是当局和台湾民众的共识。

在这一时代潮流中，首当其冲的应数国语运动。对光复初期的台湾来说，它具有恢复本国通行语文在当地法定地位的特殊意义，故与当时国内其他地区，特别是闽粤等南方各区域的国语运动相比，不但推行更有力，社会普及的成效也更见显著。显见，它不仅是加强台湾与内地的沟通并真正融为一体的必要前提，也是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尊的庄严体现。

正因如此，在接收台湾前夕，当局就开始积极筹划此事。台湾正式回归后，在政府的推动和台湾民众的积极参与下，国语运动蓬勃兴起。其具体措施为：（1）设立专门机构主持其事。（2）加强师资征选和培训。（3）讲求教学方法，提高教育效率。在社会教育层面，也通过多层次的讲习班和补习班等形式，对公务员、普通民众、妇女等展开因地制宜的教学和辅导，并定期举办国语竞赛和国语运动周等活动，以提高大众的国语听说能力。

为配合国语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还发出了一些导向性意见。应当说，此类讲话和政策的制定，本身自有其理据，事实上也确对加强人们的学习紧迫感有所催进。但同时也对部分人群形成了过大压力，以致怨言四起。

一场原本深受民众拥护的国语运动在推进中所以会出现曲折，显系当时台湾当局认识和操作上的某些偏差所致。文化教育本是一项循序渐进的工作，其结果也往往会因人而异。改变一个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语言习惯，更非一朝一夕之事。想借助政令在短时期内克期奏其全功，必然会对部分有实际困难的人群形成巨大压力，甚至产生抵触情绪。更重要的是应当看到，光复初期台湾社会的语言状况，是日据五十年间殖民文化造成的恶果，台湾人民完全是无辜的受害者，但当时的某些政策和做法对此体恤不够，反使人感到要让民众直接来承担这种历史造成的后果，这是非常不公的。

台湾光复

从整个国语运动的推行看，除维持原先的基本工作外，在某些方面也作了拓展，这主要表现在：（1）发行注音《国语日报》。（2）对失学民众进行全覆盖国语教育。（3）开展山地国语教育。国语运动在台湾的实际成效，不久就开始有所显现。

台湾国语运动所以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首先在于这场运动自始就得到了台湾民众发自内心的拥护。其次，整个国语运动目标清晰，落实各项措施持之以恒，无疑也是其成功的重要保证。第三，坚持采用严格的标准注音方法，以及运用当时比较先进的电台广播等教学手段，则是整个国语运动得以规范高效运作的基础。

当然，在肯定国语运动大方向及其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对其不足作一反思。实际上，从1980年代后期起，台湾地区对之的批评就开始日趋增多，最为集中的意见是：政府为推行国语运动，对当地方言往往采取轻视和压制政策，一些小学还对在校内讲方言的学生采用体罚等不当手段，致使方言不断遭到削弱，相关文化资源日益流失。有的甚至认为1949年以后当局“利用《国语日报》与注音符号来推行国语，除了继续禁绝日语、日文之外，也开始转变成以压抑、禁绝方言为目标”。是假借“推行国语”之名，行“消灭地方艺术”之实，以推行国语为借口来“消灭台语”。

恢复和推广国语，对光复后的台湾，无论就政治还是社会文化的转型看，当时确具特殊的历史迫切性。但要说其推行国语的目标是“禁绝方言”和“消灭台语”，则缺乏证据。国语会的相关文件曾一再提到应发挥方言的作用，并且也确实在这方面做出了一定努力。1950年，据时任教育厅专门委员的龚宝善的文章可见，国语运动的理论与官方实际操作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差距。不过，官方操作中所出现的这些偏颇，更多的乃是认识上的偏差所造成，而非有意“消灭方言”。客观地看，几十年来台湾方言的削弱，虽与官方不重视而任其流失，乃至在某些场合对其实施不当限制有关，但在城市化进程中，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人们不得不使用通行面更广的语言进行社会沟通，以致潜移默化地改变语言习惯，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总结其中的教训，应认识到，在提倡和推广国语或普通话的同时，也不应忘了保护方言这一地方文化的可贵资源。

国语运动

三、回归中华文化的战略：

注重教育的路径及其实效

伴随国语运动的开展，整个台湾教育也开始了“去殖民化”和回归中华文化的转折。

国民党当局接管台湾后，立即对整个旧殖民主义教育体制展开了改造，主要包括：（1）废除殖民时期的日式学制，一律采取与大陆内地通行的“6—3—3—4”制。（2）调整教育布局。（3）加强中等师范学校建设。这些措施的推出，对稳定和推进台湾光复初期的教育，起到了相当作用。

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新的不平衡，即相比小学教育而言，“初级中学数量不足，致国民学校毕业生投考初中时，发生剧烈之竞争，因而国民学校高年级相率从事于恶性补习，其戕害儿童身心健康至堪忧虑”。为改善此状，政府一面发展乡镇初中，试行中学分区入学制等措施，平衡教育布局，提高中学容量；一面开展小学毕业免试直升初中的试点，给愈演愈烈的升学竞争降温。进入1960年代后，随着各项扩充中等教育的设施逐渐推进，小学毕业的升学率得到了明显提高。据此，台湾教育部门决定适时全面实施国校毕业生免试升学制。

在社会教育领域，除开展扫盲等国语教育外，还对各类民众补习教育进行了相应的制度设计，将其分为初、中、高三级。此外，还推出“自学进修学力鉴定考试办法”，分初级民教班、高级民教班、国民小学、国民中学、高级中学等五种结业程度，由教育行政机关组织专门的“鉴定考试委员会”负责办理。从而把原先较为分散的社会教育资源和人力，纳入到某种规范性运作体系。这些措施的成功实施，标志着台湾地区基础教育架构已趋成熟。

其时台湾“去殖民化”和“中国化”进程，在教育内容的设置上有更鲜明的反映。光复伊始，台省教育处就宣布了阐发三民主义，培养民族文化，适合国家和本省的需要，奖励学术研究，实施教育机会均等五大教育方针。并下令学校清除“神社”、偶像及“教育敕语”等殖民文化标志物，“将各级学校原有之修身、公民、国语（日语）、历史、地理等课程，一律禁止，改授三民主义、本国史、国语、国文、本国地理等课，并依照部定各级学校课程，参照本省光复后实际情形，分别订定各级学校教学科目及教学时间表，将国语、国文、公民、本国史、本国地理等科时间略予增多，以适应本省学生迫切需要”，目的是尽快“培养学生‘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及了解中国固有道德，暨本国之历史、地理、文化等”。

蒋介石集团退至台湾后，在教育方针上，依然十分强调民族精神的培养。在具体做法上，除加强三民主义等政治教育外，在民族文化的教育熏陶上，大体为：（1）提倡研读儒家传统经典。（2）编印民族精神教育教材。（3）积极营造促进民族精神教育之氛围。（4）举办全省国民学校学生祖籍调查活动。

1966年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后，台湾教育部门为响应此事，自1969年起，还在每一年度开始之前，“制定‘加强民族精神教育计划’，通函有关机关及所属机关学校，一致推行”。

至于高等教育，作为引领现代社会文化和科技发展的孵化器之一，在其建设过程中，自然也十分注意贯注上述理念。高校的人文学术研究，同样表现出这一发展趋势。战后初期，由于当地人文学术的研究力量有限，开始尚难在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方面有大的作为。直到1949年傅斯年主校政，多方延揽大陆来台学者，终于形成以中国文史见长的人文学术研究风格，并对此后数十年的全台治学风气产生了深远影响。就1950至60年代前期台湾人文学术研究的重镇台大和台师大看，其对中国文史的研究，显然偏重于古代文史，而台湾史作为中国区域或地方史（不仅仅是史前考古和高山族史）之一部，亦渐受学术界重视与研究。而考察大陆和台湾间的历史文化关系尤为此期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

日据时期的台湾大学

由于日据时殖民当局的严格防范，台湾本地人极少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文史教育。光复后，此种人为限制虽不复存在，但最初几年，台大和师院的招生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直到1950年代中期后，随着政治大学、新竹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私立东吴大学、辅仁大学等复校，以及私立东海大学、淡江文理学院、中国文化大学、静宜女子文理学院等一批新建高校的出现，情况才得以大为改观。

台湾地区1945年至1970年间所建大学

人文学科专业设置表

（注：上表主要参考第三至五次“中华民国教育年鉴”、台湾各大学校史等资料制成）

纵观两蒋主政时期台湾人文教育的主导理念，强调“中国化”和“民族精神教育”可说是其始终不变的基调。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不同时期应对的时局主题其实并不相同。大致光复初期（1945-1949），主要目标是消除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1950年之后，在失去大陆的情势下，虽也有在前期“去殖民化”的基础上，巩固和继续深入推进“中国化”的用意，但公开的口号则明显转向了“反共抗俄”，认为中共领导下的大陆已成为外来苏俄文化的附庸，必须倡导民族文化以抵制之；1966年发起的“中华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则是对当时大陆“文革”破坏传统文化极端行为作出的反应，同时也有借此标榜自己为中华文化“正统”所在的用意。当然，其中贯穿始终的，还有其试图利用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所倡导的“忠顺”等德目，制约人心，巩固蒋氏集权统治的用心。因此，这一以加强传统人文教育为主的政策，也时常遭到台湾地区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公开质疑、批评和抵制，有的还在光复初就提出过另一种更具现代意义的“中国化”方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许寿裳、龙瑛宗、蓝明谷、杨云萍等。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否认七十年前在台湾开启的去“殖民化”和“中国化”进程的深刻历史意义。至于两蒋主政时极力倡导的传统文化和儒家伦理，我们固然应揭示其欲借以维护自身集权统治的用心，同时也应看到其中确有注重民族文化传承的一面。更何况，传统文化作为几千年中华文明的结晶，其内涵之广博，岂是“专制集权”几字所能牢笼，它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包括某些领域所具的积极作用其实并未消失。故全面而理性地看，在战后几十年台湾地区的建设中，这一文化政策对于加固整个社会的民族文化之根，持续推动“中国化”方面所起的正面作用，自不容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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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刘京希

微信制作|雷作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