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无国界漂流：看见世界巨大的差异，是她“最好的礼物”｜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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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胡卉

编辑 | 吴筱慧

编者按：

从大学开始，孟晨就想要找到与广阔世界深入发生联系的通道，并在这个通道里发挥她的独特价值。她开始在多个国家奔走、倾听，记录世界角落不为人知的目睹和感受，她去尼泊尔参与小山村建立项目，在澳大利亚北部港口帮船长“造船”，在乌干达与战争幸存者交谈……“一个人的无国界漂流”系列分上下两篇呈现，通过孟晨人生中大部分重要阶段的选择，讲述了一个普通女孩探索自己，在全球化的时代机遇下认真和世界建立关系的故事，本篇为上篇。

看见和碰撞

1990年孟晨出生，在舟山的祖父母和母亲身边长大。后来，做记者的父亲返回浙江，进入省政府主办的杂志社做编辑，一家三口搬到杭州定居，孟晨便在这里长到18岁。

孟晨一家的住处是杨虎城将军当年的房产，上下两层，土木结构，青砖青瓦，清代传统八旗式宅院的风格。后来，孟晨在墨尔本的电影院看许鞍华执导的《黄金时代》，里面萧红居住的房子一眼让她看见了杭州的家——布局封闭内敛，采光和通风不好，显得有些压抑。

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小孩子也不免养得谨小驯顺。这是孟晨说的。小孟晨爱看TVB电视剧，《天涯侠医》里香港医生奔赴非洲救治艾滋病患者，才华横溢的专业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崇高色彩令她心潮澎湃。她偷看电视，爸妈回来一摸电视机外壳就知道了。类似的生活细节很是妨碍她生命热情的释放。孟晨说，她成年之前是一个乖乖女，一棵标准化的盆栽，是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

电视剧《天涯侠医》剧照

事实不一定完全如她所说。

细究起来，孟晨有两个不太一样的习惯：一是每天放学后和父亲一起读报纸、看电视新闻，以此为材料，父女俩会聊上很久；二是她每年回舟山过两个月暑假，帮祖父做校对。祖父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所在部队是华东野战军七兵团二十二军。孟晨上小学时，祖父已经退休，他奔波于各地，遍访故人，做口述和记录，收集整理二十二军的资料。这是庞大、自费和孤独的工作，他唯一的助手是小孙女孟晨。祖父总是凭空消失几个月，再风尘仆仆地回到舟山，带着一大包他凌乱的速记，还有录音机里口音不同的战友们复调一般讲述历史的声音。

过了18岁，孟晨要选大学了。她继承了父辈和祖辈对大时代的兴趣，笃信记录的价值，渴望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以地球村为现场，做战地记者，或者世界和平，做国际新闻记者。父亲和他的记者朋友们虽然忧心新闻行业的走势，但纷纷表示同意。父亲说：“年轻人最重要的是思维开放。”换句话说，他们害怕下一代头脑狭隘，封闭，行动力薄弱。他建议孟晨填报一所刚兴起的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就这样，孟晨去了宁波，就读国际政治专业。

暑假，孟晨第一次出国，去日本。导游是中国台湾人，娶了日本老婆，在东京拥挤不堪的地铁站里端着扩音器管理一大帮学生，通过谈论自己的私生活来凝聚大家的注意力。有时，地铁摇摇晃晃地停下，踩着轨道刮擦出的疲惫悠长的尾音，一群西装笔挺的职场男士像蝗虫大军一般挤进车门。男士们的着装、发型、公文包、举手投足和脸上的表情几乎一模一样，一下子让人看见职场和社会对人强大的规训力量。孟晨对这样的未来感到焦虑。

印象中有一次，台湾导游狡黠顽皮地眨眨眼，压低声音，用闽南口音的国语说：“他们看上去很绅士，但晚上会对电线杆子撒尿，很分裂吧？”

后来去清水寺、金阁寺、八坂神社和平安神宫，看游人如织擦身而过，孟晨饶有兴味地看出了层次感：日本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打扮非常精致，同样标准化，身穿非黑即白的呢大衣，烫黄色卷发，依偎在伴侣身上，一听到对方讲什么，都是面露微笑，微微仰视，频频点头。孟晨想起东京地铁上吐槽妻子的导游丈夫，看上去正正经经的西装男士，再来看这些娇滴滴的都市女性，看出了一种“扮猪吃老虎”的幽默心情。

与日本不同，尼泊尔的幽默是一种荒诞而坦荡的幽默。

半年后，孟晨上网搜到尼泊尔一家非营利性组织在加德满都谷地的小山村设立的项目，内容是调查当地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来源，欢迎外国学者申请。

孟晨穿着从博卡拉集市上买的拼色纱丽，颜色鲜艳地进了村。一位加德满都大学的博士生担当她们此行的翻译，他在这个小山村长大，懂土语，会英语。

尼泊尔妇女。视觉中国 图

来自中国长三角地区的女大学生与尼泊尔山区一位名叫“娜姆”的农村妇女的对话，记录在孟晨的笔记本上：

问：“请问，你们怎么提高教育水平？”

答：“我们建庙，供奉教育女神像。”

问：“请问，你们怎么提高经济水平？”

答（微笑）：“我们去隔壁村偷牛。”

娜姆用盐拌西瓜和传统奶茶待客。吃完下午茶，娜姆坏笑着地指出这个中国女孩的服装穿得不对劲：“你在招揽客人吗？”

孟晨说，尼泊尔妇女出奇的真诚和放松。她们的幽默不是我们熟悉的脱口秀式的幽默，不是刻意地制造笑料以饲育不开心的都市人。它是“天真的人类学家”奈吉尔·巴利在非洲喀麦隆多瓦悠人的村落里遇到的那种幽默，来源于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差异巨大的个体生命经验的看见和碰撞。孟晨有种直觉，这很可能是她活过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所能拥抱的最好的礼物。

“根本没什么造船任务”

回到宁波后，孟晨继续上课，但她对学了两年的国际政治专业越来越感到不安。她想要找到与广阔世界深入发生联系的一个通道，并在这个通道里发挥她的独特价值。就像《天涯侠医》里的张家辉，也许做无国界医生能成为那个通道的入口。

临近本科毕业，孟晨申请去澳大利亚读心理学专业。在墨尔本，她进入了揠苗助长的预备班，吴尘说，专业词汇零基础，书单永远读不完，老师的蓝眼睛好奇地盯住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你就像进入了恐怖片的现场，在智力的赛道上拼命狂跑。

在这里，心理学更像现代医学，或大脑神经学。它拆解人脑的“配件”，分析物质器官的病变，并不研究人的精神世界，甚至对人是否有心灵世界存疑。孟晨花很多时间观看落日，测试不同位置的落日引起的人脑神经细胞的细微反应，并手绘额叶、顶叶、枕叶、颞叶和岛叶。人是一个综合了社会、历史、生理和独特性的个体，而把人窄化为一个因素去分析，下定义，给答案，这是违背常识的。她有了此地不宜久留的念头。

孟晨没有在澳洲找到离开中国时想象过的新颖又深刻的生活。最糟糕的是，那种“每天都在白白浪费生命”的感受又攫住了她。

她是一个青年人。青年人渴望拥抱世界，渴望以己之力为人类做事情。世界提供的机会之少，让她甚至不好意思为此要钱：考过心理医生资质后，她在一家名人工作室兼职，咨询费和诊所对半分，因为某种说不清的惭愧，她在后来把自己的那份酬劳退还给了患者。

离开澳洲之前，孟晨想在澳洲做点什么，上网搜索“义工招募”。夏天，她飞去北部港口达尔文市，准备帮助一位六十多岁的独居老船长造一条新船。初次见面，身材魁梧的弗斯特船长踏着他那双至少45码的大皮靴，领着孟晨来到一座面朝大海的石头屋子面前。里面堆满了过时的木头家具和锅碗瓢盆。一艘破败不堪的小船沉睡在被人遗忘的一隅，桅杆从龙骨上垂直竖起，几乎穿透天花板，而风帆不知去了哪里。弗斯特船长用一种自然的指派语气对孟晨说，她今天的任务就是把这里打扫干净。

澳大利亚达尔文，日落。视觉中国 图

澳大利亚土著有着大海般粗犷直接的性格，使用英语的方式和英国人、墨尔本人完全不同。一天的劳动结束后，大家伙儿聚在甲板上休息，在印度洋的凉风中，看头顶密布的星群，喝黑啤酒，烤咸水鳄鱼肉，散淡地聊着天。如果谁的讲述空洞陈旧，又不自知地占着话语权不放，达尔文人会拍拍屁股上的灰起身离开，挖苦说：“I enjoy your bullshit enough.”（“我受够了你的屁话。”）

老船长教这个中国姑娘开船，钓鱼，收网，晒鱼干。他说：“根本没什么造船任务，那是他们瞎写的。”他还说，这条旧船与他同生共死，陪他实现理想，他对它感情深厚。46岁之前，老船长还不是船长，他在达尔文市区过着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任职于铜金矿公司，薪水不错，有一栋单独的房子，一个相爱的妻子和一条狗。46岁一过，他很想卖掉房子，买一艘结实的好船环球航行。前路风云不测，他和妻子友好离婚，独自出海。花了两年时间，他一个人在海上完成了心愿。这条船就是记忆的有形物证。

23岁那年的夏天，孟晨每天身系这条“荣耀之舟”。她和它一起深入辽阔无边的东帝汶海，一起仰望更加辽阔的南半球的星空，她感到自己的生命也往外延伸，延伸，变得无边无际，变得不那么重要，变成了唯一的主角。

下一个该去的地方

从墨尔本毕业，孟晨完成了对个人选择的交代。但她难掩失望，因为没有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知识的收获和心灵的联结，一如既往地来自旁逸斜出的事物。

在墨尔本，她看见的是如修道院一般少人问津的东亚馆藏图书馆。在这里，孟晨孜孜不倦地阅读哈佛医生、人类学家凯博文的书，通过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把他变成了一个亲密的心灵伴侣。

凯博文是一个与中国关系亲近的美国学者，关注人类的苦难和地方道德世界。他曾在中国台湾做70-80年代的疾病和照护状况的田野调查，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将“忧郁症”的概念介绍给中国同行的西方学者。孟晨在墨尔本“看见”他时，他还没有出版后来深受中国读者喜欢的《照护》。这本书讲述的是他十余年照顾罹患阿尔兹海默症妻子的经历，伤痛中不乏一种亲密动人的氛围，同时也承担了医生想为大众提供专业指导的责任。

《照护》中文版封面

如同朋友之间的引荐，孟晨在字里行间徜徉，散步，顺路似的认识了凯博文的挚友、哈佛医学院的同事保罗·法默。法默是世界人道主义援助中最重要的医生之一，在海地、秘鲁、卢旺达、乌干达、利比里亚、俄罗斯等国家给穷人开诊所，亲自照护他们。法默娶了一位海地医生，夫妇俩致力于改善海地孕产妇和婴幼儿的健康，他们较量的对手有艾滋病、埃博拉、耐多药结核病、寨卡病。

孟晨感到被某种崇高的东西所吸引。一种没有人告诉她但她切身领会到的感受出现了：人性是需要崇高的。孟晨是个诚实的人。她决心放大人性的这部分需要，同时以此来雕塑自己也许能够具备的“人的性质”。

她在微博上找到一家电视台的纪实栏目的主编，想争取一个实习机会。她的表达庄重赤忱，过几年来看，简直太庄重了一些，仿佛是另一个时代的措辞，格格不入地进入微博的语境。主编回复说，编导名额已满，如果你是出于找工作的目的而实习，建议慎重考虑。孟晨表达了暂时没有定工作的想法，“实习期间一定尽心，尽性，尽力完成工作。”主编说，感谢你的信任。

就这样，她找到了下一个该去的地方，北京。

栏目组的出差周期按星期计算，一星期至少拍摄三个人物，南来北往，节奏很快。孟晨觉得她来对了地方。她欣喜地发现实习生的身份最适合自己，因为她可以睁大眼睛心无旁骛地观看来到面前的一切。她渴望看见那些人的命运，发现他们身上的人性和可能的“神性”（这是孟晨的用词）。慢慢地，她好像体会到了一种血液里流淌的东西……祖父、父亲身上那种四处奔走、倾听和记录人类生活的激情。

她参与拍摄了《南京大屠杀》的作者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母亲痛心女儿的离去，但对她心怀骄傲。孟晨说，张纯如有一个自闭症儿子，这是她世俗层面的沉重命运，但另一方面，张纯如的历史写作也承担了另外一份超越世俗生活的责任。如果说这世上有热衷于世俗生活的人，有沉浸于完成社会使命的人，孟晨认识到自己倾向于成为后一种人。

离开栏目组之前，孟晨去青岛见了某期节目的主人公魏世杰。这位老人投身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晚年照顾患精神分裂症的妻女和先天智力低下的儿子，同时著书立说，是小说家和科普作家。出乎意料的是，孟晨见到的命运坎坷的魏世杰却是一个平和喜乐的老人，对时代大势和个人命运深入思考，但也安之若素。那天的拍摄结束了，孟晨和魏世杰在黄海边散步，沙滩柔软，晚风舒适，远处栈桥的灯光在潮来潮退的海面上起伏隐退。

孟晨问：“您会怎么写自己的墓志铭呢？”

老人笑笑说：“倒霉生活到此结束。”

这一幕成为孟晨永久的记忆。

七年后，我认识了八十多岁的魏世杰，他相信我会和孟晨聊得来，介绍我们认识。我对孟晨看见的老人身上的纯粹大为吃惊，特别是她的讲述方式，语气，天真坚定的眼神，充满力量的手势，让我一瞥孟晨的心灵世界是多么澎湃辽阔，如同远古年轻的深海。我是孟晨的同龄人，生日只相隔几天，我和同一位老人聊天，眺望同一片海域。

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如此亲密复杂，像爱人，像敌手，不是一场电视节目能够讲清楚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孟晨说，如果没有遇见魏世杰，她不会申请到美国读口述历史专业。

孟晨申请的这所大学是口述历史专业的开先河者，之前还没有招收过中国大陆的学生。孟晨在网上看到系主任玛丽·马歇尔·克拉克的一个讲座视频，分享她创建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口述历史项目。玛丽带领一群人，使用录音、文字和视频捕捉包括中东移民、墨西哥跨国移民和唐人街社区在内的广大纽约市民的记忆。项目已经持续了十多年，五六百人参与，如今还在继续。

孟晨给玛丽写邮件，表达了希望来学习的意愿。第二天，她收到玛丽的回复，玛丽用那种格外惊喜的语气赞赏她，说是激赏也不为过——那种典型的美国人的热情，不顾修辞地使用了太多的惊叹号。玛丽把负责招生的里奥推荐给孟晨，直爽地说，里奥会帮你搞定一切。事实差不多就是如此。

夏天结束时，孟晨从北京飞回杭州看望父母，一个星期后，她在上海转机，飞往纽约。

“打捞沉默的声音”

纽约啊，孟晨长叹一口气说，纽约引人入胜，纽约无孔不入。

美国纽约。视觉中国 图

孟晨租住在哈雷姆社区，很多留学生都租住在这里。哈雷姆是个黑人区，有几家剧院，不少街头音乐家，也有巡逻的警察。优点是离学校近，租金实惠。孟晨在一套老公寓的客厅里租了一个床位。其中一位室友是墨西哥人，身材结实的小个子，走路像跳舞，晚上不睡觉，白天活力四射。大家叫他圣地亚哥。

一天，圣地亚哥邀请孟晨参加他举办的聚会，地点就在这套老公寓。孟晨答应了，她想打破外国人对中国女性的刻板印象。他们的取笑真是毫不掩饰呀，古板，冷淡，封闭，哦，不要请她，她们只在中国人的圈子里活动。中国男性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在他们看来，中国人的人生路径高度重合，认识了这个中国人，就没有必要认识那一个。孟晨有次邀请一位56岁的美国同学做互访作业——他在匿名戒酒协会认识了这所大学的教授，于是来这里求学。匿名戒酒协会是个有意思的地方，这位同学说，那是上层社会背阴的缓缓坡面，你可以见到名流们灰扑扑往下滑的样子，这让他们显得可爱又亲切。至于互访作业，他拒绝孟晨说：“算了吧，我对中国人不感兴趣。”

那天晚上，圣地亚哥的聚会来了很多墨西哥人，玛莎、玛丽亚、克里斯蒂娜、皮塞罗、卡洛斯、门多萨、安东尼奥、费尔南多，名字好像从拉丁美洲的魔幻主义小说中跳到你面前。漂亮的男男女女随意歪躺在地毯和沙发上，喝酒，举杯，吞云吐雾。音乐声开很大，西班牙语听不明白，有人想跳一支舞的时候，必定有另一个人随之摇摆。一股呛鼻突兀的陌生气味混在酒精、香烟和体味之中，显山露水，不容忽视。一个混血女孩用中文回答孟晨：“这是大麻的气味。”

也许是中国的普法教育做得到位，刹那间，孟晨仿佛隔着重重烟雾看见了杭州街头红色条幅的禁毒宣传标语。她脑子里的险象环环相扣，吸毒、被拐卖、在墨西哥乡下生一大堆混血孩子，了此残生。她拨开人群拔腿就跑，跳上自己的床位，拉上不透光的床帘，抱着双膝一动不动地待在小小的洞穴里。二手大麻吸进去了会上瘾吗？他们吸了大麻后会对她产生性冲动吗？真是失策，怎么没有备好防狼喷雾呢？他们到底什么时候走啊？

墨西哥人像敲门一样敲她的床帘。她惊恐地盯紧他们。奇怪的是，他们像膜拜东方神婆一般，恭敬地拜倒在她身边，想从她这里讨得几个问题的答案：

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你到来之前，离开以后，时光久远，你短暂存活的意义是什么？

口述历史专业，并不局限于口述历史，也包容光怪陆离的当代和稍纵即逝的此刻。要解放思想，这是同学安迪告诉孟晨的。安迪是做纽约人的开放性关系研究的，类似盖伊·特立斯写作《邻人之妻》，不过时代中人不同了。安迪的住处孟晨聚会时去过，从门廊入，经客厅，厨房，餐厅，卧室，淋浴间，墙壁上到处贴满了安迪钻研的性开放课题的采访资料。在并不私密的空间，在说说笑笑的人群中，读那些特别私密的讲述，孟晨觉得错愕，羞涩，但也佩服同学的新锐。

也许和安迪本人的研究有关，那天的聚会来了一个叫玛琳娜的女人，三十多岁，披散着咖啡色的长发，说要给朋友们做一场“灵修”。玛琳娜是个非常自信的女人，她想做的其实是一场赌博，赌在场的人，无论男女，都会被她的性感所诱惑。大家不信，孟晨也不信。灯光调暗，音乐更换，所有人围成一圈席地而坐，闭目等待玛琳娜的召唤。玛琳娜身材娇小，唱诵悠扬，步子灵巧地游走在人群的外围。她的指尖捻着一种气味独特的固体香薰，轻轻拂拭每个人的耳廓，然后涂抹在每个人的耳垂上。玛琳娜有她特别的手法和节奏。孟晨的确感受到了玛琳娜的手指游走在皮肤上引发的微微的战栗。等她睁开眼睛，再看玛琳娜，感受已经不同。她第一次与人肌肤相亲的体验，竟来自这样一个场合，这样一个女人。

人是如此神秘。玛琳娜赌赢了所有人。

有段时间，孟晨频繁地登录沙发客网站，想认识当地人，上门或者约到咖啡馆做口述记录。她结识了流亡到美国的犹太老人阿廖沙。第一次拜访后，这位独居老人高兴地说，好久没有这样敞开心扉了，中国来的姑娘是多么善解人意呀。为了表示感谢，在下次的约访到来之际，他邀请孟晨看一场舞蹈表演。Postmodern style，后现代风格的，犹太老人说。表演在一个小型剧场，观众满座，票是靠前排的。幕布放下，鼓点响起，圆形舞台灯火通明，观众席陷入黑暗。突然，一大群一丝不挂的女孩冲出来，受惊似的怪叫着绕舞台跑圈，如果她们举着火把，那简直就是一群被狼群袭击的原始人。阿廖沙瘦小的身子微微趋前，观看这场集体的裸奔。孟晨心虚又认真地琢磨，这是在表达什么？高更的画？还是小行星的运行轨迹？她尽力想感受其中的美感，要么深意，但是只能在迷失和厌恶的心绪下提前离场。阿廖沙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不高兴，他再也不愿讲述犹太家族的流亡史，也不愿再见这位善解人意的中国姑娘。

这就是纽约，纽约带来的挫败和活力一样多。

孟晨在纽约变得更自省，也更坦荡，朋友圈成段的文字记录频繁发布，对所有人可见，回复每一个人的欣赏或贬损。同时，她扬长避短，发挥性格中行动力强的优势，即使有些行动不产生及时反馈，也没有可估量的意义。我想，如果我那时候认识孟晨，一定会从她的行动中受到感染，在那种乔伊斯所描述的《都柏林人》的“精神瘫痪的时刻”，找到一些站立和行走的生命力。

美国的人文学科与所在城市、社区、居民之间关系紧密，这是孟晨求学比对的体验。有一天，老师给学生们群发了一封邮件，下周日，1994年纽约地铁爆炸中幸存下来的人将在“汤姆的快餐店”举行聚会。二十多年前，圣诞节之前的那个星期三，纽约地铁遭受恐怖袭击，四十多人受伤，大部分是母亲和未成年人，她们正在去往为家人准备圣诞礼物的路上。这是幸存者们劫后余生的第一次聚会。

孟晨也去了。

那天过后，孟晨一一登门拜访，倾听记录幸存者们不为人知的目睹和感受。第二年春天，孟晨在大学一座古老的哥特式尖顶建筑里面，举办了“打捞沉默的声音”的展览。展厅装潢像贵族家庭的客厅，枝形水晶吊灯，弧形红木拱门，通红燃烧的壁炉，铺着菱格花纹的深色地毯，墙上悬着几幅人像油画，仰视的时候孟晨有印象，仔细想想，这印象是从中国中小学历史课本里来的。布展和前期准备的过程中，孟晨独立承担了大部分工作，她剪辑讲述的声音并配乐，来访的人使用她租来的讲解器，佩戴耳机聆听。这是音像展，另一部分是文字展。她从每一位受访者身上选取一段讲述，分行成现代叙事诗或叙事民谣一般的形式，打印出来，棕底白字的中英文，用小木板挂在墙上。她的同学和朋友罗斯给每一块小木板画了插图，她们想用艺术的审美平衡真实的沉重和伤痛。

我在十四大道上的地铁。地铁在富尔顿大街停下来，我听见“嘭”的一声。接着，我看见火势蔓延，到处是人们的尖叫和冲撞。我的下半身烧起来了。我的身体滚雪球似的滚上了站台。最终，我停下来。我感到脸上的皮肤在高温中融化，脱落。一个绅士出现了。如果说我在人生中能拥抱点什么，我非常高兴能遇见他。二十年了，我依然记得他的声音。他陪着我待在站台这里。他一点也不恐慌，他稳稳地待在这里。我问他一些问题：“我看上去怎样？我的脸？”他回答说：“你看上去不错。你可能会有一些伤疤，但是你肯定会好起来！”他和我待在这里，和我说话，直到警察到来。几个月后，也许过了一年，两年，三年，我记不清了，那天是一个感恩节。我在家里翻找城市居民电话簿，拨通了他的电话。“打扰一下，请约翰·威尔逊听电话。”他说：“请讲。”我说：“威尔逊先生，这是布兰达。”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他问：“是谁？”我说：“布兰达！”“我的天啊！”他喊叫起来，“你还好吗？”我们俩都非常兴奋。

展览来了很多人，特别是幸存者和亲友团。因为共同的经历，他们敞开心门，几乎迫不及待地交谈。孟晨在小圆桌上准备了纸笔，人们自发形成一个讨论的空间，试图理解和回应陌生的人。

“谢谢你走出门分享。”“谢谢你没有放弃。”“这是人类精神的胜利，谢谢你启示我更珍惜生活。”当然还有，“谢谢你收集和展出这些故事。”

展览结束后，孟晨把留言簿拆页，邮寄给了幸存和讲述的人们。像在邮寄奖杯，她感受到其中的荣耀，用来访者的话说，是一种生而为人的归属在人类精神领域的荣耀。

孟晨在展览期间度过了她的26岁生日。她从中收获了认识自己的机会，从专业上说，她应该放弃那种与犹太老人一对一的口述方式，而是应该做“集体创伤”的见证和干预，就像她之前在墨尔本东亚馆藏读到的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所做的那样。就是说，通过她，聚集有过共同的精神创伤的人，在真实的空间或者文字、影像的世界创造机会，让他们彼此看见，交流讨论，这比她本人去建立一对一的交流效果更好。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孟晨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