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其章︱听施蛰存讲那过去《现代》的故事

施蛰存（1905-2003）晚年的回忆，对了解《现代》杂志的内情太有用了。听听施蛰存讲讲，那过去《现代》的故事，好像那首老歌的如泣如诉：“月亮在白莲花般地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当年我对影印刊物看之不起，总是妄图收集齐全原版刊物，这种一念之差，使得我的《现代》收集至今仍缺少一期。又是因为只少一期，所以仍旧顽固地不买《现代》影印本。说起影印老旧期刊，《现代》《太白》《新潮》那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产品，质量真高。原版《现代》的好处在于图片，随文的几张漂亮书影，风姿绰约，三十年代的文艺气息，扑面而来，您不觉得么？

二十年前有过一次“二十四小时泉城买书记”，所购刊物里即有二十几期《现代》，含创刊号，但非全套。施蛰存在《〈现代〉杂忆》里讲过：

第三卷第一期是“五月特大号”，文字只有一七六页，并无“特大”之处。于是我选印了一册《现代中国木刻选》，收夏朋、陈烟桥、何一川等木刻八版，作为别册附赠品，这也是从日本刊物学来的办法。这一本木刻选，当时也颇受欢迎，因为木刻正是一种新兴艺术。由于它是夹在本期《现代》中的单行本，读者买去就另外收藏，近年来我看到几套全份的《现代》，都不见有这一本附赠品，可知它极容易散失。

从济南买回的这套《现代》里有“第三卷第一期”，我翻过几遍，也没有附赠品《现代中国木刻选》，颇感失望。既然施蛰存经眼的“几套全份的《现代》”均无附赠品，我偶得《现代》，哪里会有这么好的运气？

过了几年，在潘家园旧书摊，出现了一套《现代》杂志，差几期就全了。与摊主还了还价，我买了。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翻“第三卷第一期”，找的就是附赠品。当期目录写有“本期别册特辑：现代中国木刻选”，还有原书主的一行字“别册在第76页”。我赶到76页，空空如也。费了这么大劲儿，不计重复花钱地买了两套《现代》，就这下场，心实不甘。

接着整理新购入的《现代》，登记造册，忽然间在第三卷第二期里翻出了《现代中国木刻选》，惊喜得心都跳了。淘买旧书几十载，怦然心动者，区指可数的只有几回，购得张爱玲《流言》初版本，打开邮包的一瞬，心跳了，算一回。《现代中国木刻选》，薄薄八页，开本比杂志小一半，夹在厚厚的《现代》里，隐藏很深呀。我判断是原书主拿出来观赏之后，搁到一边，一个月后随手夹在第二期里。

这个发生在《现代》上的奇遇，更早的年代也发生过。1944年6月9日，纪果庵（1909-1965）于《风雨谈》杂志上发表《篁轩记》，写了许多买书的故事，其中一则云：

大约是去年，看见一个极熟的书店收来许多本《东方杂志》，说是要论斤出售了，因为零卖不合算，我心中有不少珍惜之意，顺手取四十余册，有的是二十六年八月出版，亦是在北京不曾看到的，而且有一册里竟夹着一小本《文学》的战时版，这都使人有意外的高兴。

《文学》杂志（1933年7月创刊）比之《现代》（1932年5月）晚了一年多，同样强大的作者阵容，同样的庞然大物。逢战争爆发，《文学》停刊，最后两期篇幅大为缩减，开本也小了一半，全失《文学》伟岸之雄姿。最后两期《文学》俗称“战时版”，存世甚罕（私人收藏里，据我所知，范用存有），我的《文学》经过多年苦苦寻觅，终于得到一册“战时版”，尚差另一册“战时版”，鄙藏《文学》即可完璧。有了施蛰存和纪果庵讲的故事，也许您能理解我们淘书客略嫌怪癖的愉悦。

施蛰存于回忆中大倒苦水：“大作家不容易侍候呀！”这是怎么回事呢，施蛰存称：“我创办《现代》，得到许多前辈作家的支持，惟有郭沫若远在日本，我没有机会登门求助。”施蛰存通过叶灵凤向郭沫若约稿，未果；亲自给郭沫若写信约稿，未果；施蛰存求贤若渴，又和杜衡联名给郭沫若写信，这回郭沫若答应了——答应将“预备让现代书局印行单行本的《离沪之前》先在《现代》上发表”。虽然不会给你施蛰存新稿，但总算给了你面子，现代书局的新书先在《现代》杂志上预热，看似双赢的事情。

施蛰存想得挺好，将《离沪之前》做连载，第一部分先发在四卷一期。没料到四卷一期正在排印中，“《离沪之前》是散文，恰巧这一期的《现代》另有一篇周作人的散文，我就在目录上把郭沫若的名字排在周作人之后，大约是叶灵凤看见了，写信去报告郭沫若。……大约是十月中旬，郭沫若有信给灵凤，通知他把《离沪之前》马上就印单行本，不要在《现代》上继续发表”。

成也灵凤，败也灵凤。慌急无措的施蛰存只好求叶灵凤去信给郭沫若解释这个“无心之失”。之后，“我和杜衡（《现代》主编之一）给郭沫若去了一封信。这封信大概写得非常宛转，非常恭敬，使郭先生的不愉快涣然冰释”。郭沫若的复信写得非常之棒，可入现代名翰：

大札奉悉，前致灵凤函，所争非纸面上之地位，仆虽庸鲁，尚不致陋劣至此。我志在破坏偶像，无端得与偶像并列，亦非所安耳。大致如此，请笑笑可也。专复，即颂 撰安

杜衡 施蛰存二先生

郭沫若 一月十日

就此，一场现代版《争座位帖》大戏，圆满剧终。

郭沫若的脾气，《离沪之前》已露端倪，如：“下午曾跳读了些《中国文学研究》，也真是狗吃牛屎图多。资本家的印刷事业就是这个样子。可惜了印刷工人的劳力，可惜了有用的纸张，可惜了读者的精神。编的人也真是罪过，罪过！”郭沫若斥为“狗吃牛屎图多”的《中国文学研究》，我以为指的是1927年6月《小说月报》以“号外”形式出版的《中国文学研究》（上下册）。所谓“狗吃牛屎图多”，可全是吴道子、梁楷、夏珪、黄公望、徐渭、傅山这些名家呀。

郭沫若所言“志在破坏偶像”，真是“笑笑可也”。几年之后，还是这位郭沫若，却写出了真挚极了的《国难声中怀知堂》，内云：“近年来能够在文化界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并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知堂是这没有好几个中的特出一头地者，虽然年青一代的人不见得尽能了解。‘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每读此文，我都会感动得不能自已。并将之与胡适1938年8月4日寄给知堂的八行诗，列为双璧。总比艾青的《忏悔吧，xxx》，来得温蕴，来得人性。

惹出“争座位帖”麻烦的《现代》第四卷，实为《现代》中最耀眼夺目的一卷。施蛰存说：“一般月刊，都以一年十二期为一卷，我把《现代》改作以半年六期为一卷。”关于第四卷六期，他说：

第四卷开始风格大变，我请庞薰琴、张光宇、雷圭元、郭建英、叶灵凤、周多，这些当时都深受西方结构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影响的美术界新锐、名家轮流设计每期的封面画稿，颇具现代艺术趣味。

如今把这六幅封面画，展现给大家，为的是永远铭记施蛰存等老一辈作家，为了文学的人生，为了艺术的人生，付出了多么不寻常的才华和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