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晔旻评《小麦战争》｜工业时代的农业叙事

《小麦战争：谷物如何重塑世界霸权》，[美]斯科特·雷诺兹·尼尔森，黄芳萍译，中译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420页，98.00元 

所谓“民以食为天”，粮食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意义自不待言。美国学者斯科特·雷诺兹·尼尔森在其《小麦战争：谷物如何重塑世界霸权》一书的序言里，就因此写道，“获得廉价粮食被视为任何强大的国家或帝国的基础”。而作为世界三大农作物（玉米、小麦、水稻）之一，小麦也成为美国学者斯科特·雷诺兹·尼尔森在此书中研究的主题。

全书伊始，作者就从如今仍在东欧一带流行的“格瓦斯”饮料（由黑麦面包经过酵母发酵而来）引出“至少在14400年前，经过轻微发酵的面包就已经出现在世界上了”，并简要提到了小麦面包的发端。不过作者显然无意写作一本关于小麦培育演化之类的农史著作。实际上，《小麦战争》一书所关注的，是西方历史上的小麦贸易与国家兴衰之间的微妙关系。一如书中所言，“各个帝国崛起又衰弱，但是作物种植、收割、保存和烹饪的技术却代代相传，因为这些是人类生产的根基。粮食的运输路线把人类联系在一起，其历史比文字还要悠久”。

之所以要强调“西方历史”，是因为作者对东亚尤其是中国历史，似乎不太精通，以至于书中颇见谬误或误读。譬如“中国雏形的形成正是得益于汉朝时期修建的运河”，不知其所指为何？书中提到的“大清帝国，尤其是港口城市的国民，购买了大量的加州面粉及其制品，导致城市居民饮食从米饭或面条变成面包和糕点”也很容易发现并非事实，“五口通商”的城市乃至香港，直到今天还是以米食为主。至于“为了支付日益增长的基础设施建设费用，大清帝国允许国际企业接管他们的税收工作”，众所周知，晚清年间被英人把持的海关总税务司垄断了中国的关税大权，使得关税成为偿还对外赔款和外债的抵押和保证。这同书中的论述，更不啻南辕北辙了。

好在书中关于中国历史的文字委实不多，因此这些瑕疵倒是显得有些无关宏旨。就西方历史而言，作者最先关注的是“黑土带”。这是一种极度适合农业的土质，因为其天然含有大量的磷酸、腐殖质、磷、氨、镁、钙或铁等矿物质，所以在此土地上的农产品产量非常高，即使不使用化肥、不休耕也能满足自然需要。黑土地在地球上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北美，东欧南部与中国东北），书中主要提到的就是东欧的“黑钙土”。早在公元前，这块沃土上生产的小麦就从黑海北岸从海路运往各地。扼守黑海与地中海连接处的拜占庭（后来的君士坦丁堡，今名伊斯坦布尔）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城邦，进而成为“新罗马”，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贸易商将粮食从黑海和爱琴海运输至此，形成了一个储存着大量粮食的粮市，即便遭遇敌国长期围攻，城里的人民也有粮可吃”。

不过，到了中世纪，“各个帝国占领农田，扩大港口，将粮食内运以养活各个城市，外运以养活部队和海军”，把粮食当作商品贩卖已不是主流。对于近代“粮食出口商通过将过剩的粮食与稀缺的国外商品进行交易，能使帝国获利”的“始作俑者”，作者则认为是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Yekaterina II，1729-1796）。顺便提一句，关于其人名，有人也依照英文（Catherine II）译为“凯瑟琳”。但书中混用这两个称呼，虽然都加以注释，恐怕也不是最理想的处理方法。

具体而言，这位德裔的俄国女“大帝”“占领平坦且干燥的平原地区，并将所产小麦销往国外以换取外汇。稍作停顿、巩固成果之后，她会再次进行扩张”。“一个多世纪以来，俄罗斯帝国沙皇和官员延续了她以小麦为基础的扩张政策”。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这一论点与理查德·派普斯在《旧制度下的俄国》里的观点有所出入，后者认为“在19世纪中叶之前，俄国没有国外市场”。不过派普斯同样指出，虽然“俄国农业面临的困难不是无法养活其耕种者，而是从来都无法实现显著的盈余”，“尽管养活本国人民都不够，俄国在19世纪却不断出口谷类”——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小麦竟然是十九世纪俄罗斯帝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1870年，俄国外汇中有一半以上来自黑海小麦出口”，“小麦出口使俄罗斯帝国得以资助其对外战争，因此它迅速占领波兰，横扫里海，直奔中国”。

从书中的论述看，这些小麦的价值，并不限于为俄国扩张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还促进了欧洲的城市化并改善了西欧工人阶级的生活处境——一如查尔斯·金在《一座梦想之城的创造与死亡》书中所言，“19世纪60年代之前，敖德萨（在黑海沿岸）是西方世界的‘米袋子’，先是为饥饿的欧洲，继而为全球市场越来越多地提供粮食”。

作者在书中提到，“1848年以前……只有熟练工人、城市商人以及政府雇员才吃得起浅棕色面。而只有贵族、律师和乡绅才有能力让仆人为他们端上白面包、蛋糕或糕点，但极少人平日就这么奢侈”。另外，贡特尔·希施费尔德所著《欧洲饮食文化史》里干脆有一章就叫做“挨饿的产业工人”，可以说是佐证了《小麦战争》里的论点。而正是“随着粮食自由贸易的推进……白面包成为工人的快餐”，“19世纪中期，黑海麦田使工薪阶级的食物升级成了白面包”。随后“廉价食品通过水路运达，这意味着拥有最深港口的城市将繁荣发展。当周围农村地区的移民和孤儿挤满这些有码头的城市时，未来的制造商会集中并有效利用这些人”。总而言之，以作者之见，“工业化和城市化在欧洲并无根基，其动力来源于国外食物”——具体而言就是黑海地区的小麦。而英法两国之所以介入千里之外的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并直接出兵击败俄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俄国打垮奥斯曼土耳其后，掌控君士坦丁堡这一黑海锁匙，将西欧国家进口罗马尼亚小麦的生命线握在自己手中。

彻底改变西欧列强对东欧“黑钙土”所产小麦的过度依赖困境的，是另一个小麦供应商——美国的介入。《小麦战争》的书名，在英文原版里写作Oceans of Grain: How American Wheat Remade the World，直译过来就是《谷物的海洋：美国小麦如何重塑世界》，也就是这个道理。“到了19世纪60年代，美国开始出口世界上最廉价的商品粮”。接下来，随着科技的进步，“硝化甘油（即炸药）、大西洋电报、苏伊士运河和期货市场重组了世界粮食港口的等级制度”，“美国堪萨斯州的麦田变得比克拉科夫和赫尔松的农村更靠近伦敦”，“1873年，44%的英国小麦来自美国，而来自俄国的小麦仅占了21%”。于是，仅仅在1868-1872年之间，欧洲的粮价就下降了将近百分之五十，“欧洲工人开始消费以前只有富人才能吃到的食物”。小麦磨成面粉后的残渣称为糠或麦麸，是猪和牛的饲料。换言之，“来自美国的粮食经过分解，养活了欧洲的牲畜，数百万欧洲工人在不知不觉中食用了这些牲畜的肉”。

在奥古斯都统治下，罗马官员正在向缺粮户分发免费的小麦。

不光是平民的饮食条件大为改善，这一时期，欧洲的战略格局也因美俄廉价小麦的涌入而改变，“由于廉价粮食分别于19世纪40年代从黑海和19世纪60年代从大西洋运抵，（奥匈与奥斯曼土耳其）这两个农业帝国都经历了直接和间接的竞争，随着这两个帝国从本国粮食贸易中获取资源的能力的下降，曾经强大的帝国实力也随之减弱”。在作者看来，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与小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场战争其实是由每年春夏飘洋过海养活欧洲工人阶级的廉价粮食引起的”，“（黑海-地中海）博斯普鲁斯海峡是粮食咽喉，能阻断俄国的粮食出口，德国U型潜艇堪称轮船杀手”，“土耳其和德国联手则可以导致欧洲发生饥荒”。某种意义上，这也就是《小麦战争》里的核心观点：“没有比粮食更强大的力量，也没有比控制粮食贸易路线更具决定性的力量。”

问题在于，书中的这些论点，固然新颖并让人有所启发，可有没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呢？譬如，关于地中海世界的古代粮食贸易传统在中世纪的中断，作者将其归咎于公元300-1762年的鼠疫不断暴发：“人类的贸易路线纷纷沦陷”，“商旅因鼠疫耶尔森菌而死，各个帝国不得不实施隔离检疫，并想方设法来轮耕作物，碾磨粮食，争取多活一个季度”。这番论述自然有其道理，毕竟著名的十四世纪黑死病很可能就是从黑海北岸贸易据点卡法从海路传入意大利进而扩散到全欧洲，但作者似乎忽视了中世纪欧洲庄园经济自给自足的特性。既然能够自给自足，自然无需粮食贸易。更何况，在很长时期内，黑海北岸为游牧民族（如波洛韦茨人、钦察人）占据，甚至“在金帐汗国整个存在时期，亚洲是从基辅城的南郊开始的”（这是格鲁塞在《草原帝国》里说的）。在当地尚是草原而非农田的情况下，遑论粮食生产。至于将“八国联军”之一的奥匈帝国与沙皇尼古拉一世口中的“欧洲病夫”奥斯曼土耳其等量齐观为衰弱中的“农业帝国”的做法，似乎也不太合适。因为按照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里的统计，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奥匈帝国的人均工业化水平（32）始终高于意大利（26）与俄国（20），更不用说后起的日本（20）了。

至于小麦与欧洲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在书中也多次出现了类似的论述：“列强的深水港口吸收了大西洋和黑海海域的食物（指小麦），解放了工人，使他们涌入城市，并使欧洲粮食集散地周围的河流和运河的工业化成为可能”，“突然涌入的廉价‘卡路里’在运输走廊流转，其结果就是机械化普及”。这似乎也是过于单一化的叙事。近代历史上的工业化，总不离煤与铁。譬如十九世纪上半叶，德国的鲁尔区就开始大规模开采煤矿和生产钢铁，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重工业区和最大的传统工业地域。这里也出现了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城镇集聚区，形成了多特蒙德、埃森、杜伊斯堡等著名的工业城市。但纵观全书，俄国及美国小麦的大规模输入西欧乃是十九世纪中叶之后的事情，既然如此，作为欧洲早期“工业化”典型地区的鲁尔区岂不是变成了“无根之水”？另一方面，若是粮食集散地就能催生工业化，那历史肯定不是现在所见的样子了。以明清时期的苏州为例，其府城居大运河之上，向来是南北水运商道的枢纽，而其郊区枫桥在明代就为米粮船舶云集之地，到了清代，更有“枫桥米艘日以百数”的记载。既然如此，为何交通便利又作为粮食集散地的苏州没有水到渠成地实现“工业化”呢？推而言之，秉承“重农主义”明清王朝为何不曾成为“大分流”的赢家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套用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政客所谓“棉花是王”的妄语，在斯科特·雷诺兹·尼尔森心目中，大约就是“小麦是王”（虽然如今世界三大谷物产量最高的已经是玉米），对其历史作用有拔高之嫌。而《小麦战争》一书，也因此可以称为一部工业时代的农业叙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