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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学家邓嗣禹：1946年，胡适聘我在北大任教

2018-12-25 12:1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编者按：1946年，历史学家邓嗣禹（1905-1988）受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邀请，从美国回国教书。这名毕业于燕京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学者曾师从费正清，以其对科举制度及朝贡体系的研究影响了美国汉学家对中国历史的认知。通过外孙彭靖之笔，邓嗣禹的口述为今日的读者生动展现了20世纪40年代北京大学的图景与民国学人的风貌。本文摘选自邓嗣禹、彭靖著《家国万里：邓嗣禹的学术与人生》。

口述｜邓嗣禹

整理｜彭靖

我为何选择北大

1946年邓嗣禹在北京大学。

1946年，在芝加哥大学教了6年书，例当休假一年。胡适先生约去北大讲学，将书籍带回国，想一去不复返。过去数年，为美国培育人才，总是有“奶奶抱孩子，是人家的”的感想。

船经日本，有一天停留，乃由横滨登陆，到东京联合国代表团，拜访吴文藻、谢冰心、王信忠、刘子健、徐中约等师友。吴府请客，高朋满座，稍沾酒意，即高谈阔论。在芝大替某教授教远东史，包括日本。又每日订阅《纽约时报》及其他杂志一二种，故对于历史背景、远东局势，有相当的了解。

蒙吴文藻先生推荐，想聘嗣禹任中国代表团高等顾问，月薪甚优。如记忆不错，似为美金八百元，这是联合国官员的待遇。那时被战败的日本国民，尚未能跟联合国的人员随便来往。所以住在中国代表团内，费用很有限。一年有相当的积蓄。故允许考虑。

回到上海，小住数日，候船返湘省亲，觉上海生活程度很高，乃由旅馆搬住青年会。以后去南京中央研究院，拜访傅斯年先生，告知去北大，或任中国驻日代表团高等顾问，尚在举棋不定中。他拍拍胸膛说，“听我傅斯年的，你一定要去北大，毫无犹疑的余地。外交工作，有啥意思。去北大，去北大！”

经此一番督促，即决定放弃去东京的幻想。至今回顾，引为幸事。现就记忆所及，加以追述，留存纪念。

初入北大

今天的北大。视觉中国图

大概是8月中旬，由老家去北大，拿出胡适先生的名片，上写“郑毅生秘书长，介绍我的朋友邓嗣禹先生。”郑先生少年精干，满面笑容的迎接。稍为寒暄，即领去见杨振声代理教务长（汤用彤先生在美国），及姚从吾史学系主任。

我跟杨先生曾在芝加哥认识，请他讲演过，吃过饭，领教过他所嗜好的杯中物。姚先生久仰其名，初次见面，即知为忠厚长者，讷于言，而敏于行。以后有关教授及生活事务，皆请姚先生帮助。他从不厌烦，但对于有暖气设备的房间要求，他无法以应，因当时煤电，俱感短缺。幸有一位天主教神父，他在芝大远东图书馆找材料时，曾有数面之缘。此次去找他，他欣然愿意跟我同住，费用平均负担。他的住宅，有房三四间，有煤炉，温暖之气，如登天堂，非常高兴。

我在北大当年开两门课，中国近代史与西洋史名著选读。皆预先安排课程，列出参考书，预定大小考试日期，并需要作学期论文。一年当中，我从未缺课，只有一次，晚到两三分钟，但亦不喜欢学生常缺课，有时也点名，所以学生缺课的很少。

小考欠佳者，要来跟我作个别谈话，找出背景，提出警告，以免大考不及格。不好的学生，多半是根底差，生活穷苦，要在外面打工，工资低，吃不饱，故进步迟缓。可是幸运得很，中国近代史班上有不少很好的学生，非常聪明用功。

但无论程度好坏，学生都很客气，很有礼貌，校园中见面，识与不识，冬天皆脱帽鞠躬，然后知他或她是我班上的学生，这是与美国不同的地方，使教书匠高兴，减少“沙滩”的枯燥（当时北大的校园位于北京的“沙滩”地区）。

两班的学生很不少，中国近代史更多，听讲者似乎感觉兴趣。可是有一次评论某要人，下课后，有一学生心平气静的说：“邓先生，您今天把我的祖父，批评得太苛刻，他并不像您所说的那样顽固。”我说：“我只根据已发表的资料立论。品评历史人物，随时代而异，如对于曹操的评价，就是一个好例子。”

普通教书的人，多能记着好学生的名字，我在北大教书期间，在我记忆中的高才生有漆侠、田余庆、吴天南、罗荣渠、潘镛、许世华、黄永荠、龙丽侠等，这些人都在小考大考得高分，算是我的幸运。西史名著选读班，比较差一点。好的学生，只能想起赵思训、向大甘、邓锐龄、周昭贤等。

最大的原因，是英文基础浅薄。在日人占领下，学生必须学日文，把英文忽略了。我介绍几本日文讲西洋史学的书，他们也不能全懂。据说日本教授早知要战败，即不认真教书，在班上唱日文歌，开开玩笑，讲点故事，给学生们一两块糖吃，下课，以买中国人的好感。

迫不得已，我采取一简单课本，将英文新字，写在黑板上，解释意思。希腊、罗马史学家之名，也照样办理，并注明音符；然后将每一史家之名著特点略加说明而已。但数月以后，学生的英文也稍有进步。因为他们很用功，求知欲大，不怕翻字典，稍加指导即可见效。可惜有的学生，买不起英文字典，又不能常去图书馆，晚上要打工，图书馆太拥挤，去晚一点，找不到座位。

北大教授的趣事

北大教授们当中，确有不少名人。所处时间太短，不能全认识，不敢作点将录。聊举一二，以概其余。

每上一堂课，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教过四五十年书的陈援老师，一进休息室，即找一犄角边的椅子坐下，闭目养神，有时打鼾，曾前后两次去请安，告知1928年，我是他班上的学生。他点头为礼，似曾相识。用广东国语，面带笑容说几个字，继续他不可缺乏的休息。时间一到，即去上课。

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视觉中国图

另一教授，适得其反。每至休息室，谈笑风生，令同事们听之，乐而忘倦。他是发现北京猿人的裴文中先生，曾记得1929年底，他穿田野工作者的衣服，脖子上围着一条毛巾，告知听众用大绳缠着他的腰，深入地窖探摸，陆续掏出了牙齿骨、头盖骨等等，我告诉他，我是当时听讲者之一，请他讲讲“北京人”的下落。

裴文中盯了我一眼，喝一口茶，很高兴的开了话匣子，几位同事们马上手端茶碗，或口含香烟，赶过来，围着他静听。他说1939年春，平津局势险恶，知难保“北京人”的安全。几经秘密商量筹划，将“北京人”慎重包装，深夜从协和医院取出，用汽车运至塘沽，打算搬上美国小军舰，运至美国保存。拂晓，汽车抵塘沽海岸，日本宪兵探知有异，派飞机追赶，并开枪惊赅。司机及押运者停车，忙将“北京人”，投至海中。适逢海潮澎湃，转瞬无踪无影。

裴文中长叹一声说：“可惜得很，恐怕我们永远找不到北京人的下落了。”我看表，已超过了休息时间。赶急去上课，已晚了一点。斐教授的口才好，一听之后，可使人毕生难忘。以后对“北京人”的下落，他虽有不同的说法，然在那一天，我闻如是。

除此以外，在北大同事当中，我得到了一位很好的朋友——政治外交专家崔书琴先生，哈佛大学博士。因为我们是先后同学，有共同的师友，一见如故。月薪领到以后，我把钱搁在手提包中，问他哪家银行利息高、稳当？他说你把钱交给我，我替你存在银行。即照办，以后每月如此，称他是我的义务财政部长。

此后每礼拜六，差不多总在崔家打牙祭。下午三四时许，北大、清华、燕京的教授们，其中有大名鼎鼎的科学家、文学家，以及政治新闻学家等，去他家打麻将或桥牌，共十余位，打得非常认真，几乎不谈别的事情。有一次我参加打麻将的桌子，忽然大叫一声“碰！”别人奇惊：“你为什么不早说?”“我早未看见。”

约七时许，崔太太说：“饭得了，请您们用饭。”她是前东南大学教授徐养秋的女公子，中英文并茂。确是大家闺秀，家中有一老厨子，做菜的手艺很好。饭后，崔太太宣布饭菜用费，平均分配负担，价廉物美，人人欢颜。跟饭馆比较，有天壤之别，再喝茶吃水果，即散会。

清华、燕京同人返校，必须赶上晚班汽车。住在北京城内的人，玩了一下午，吃了一顿好饭，也要回去休息，虽然来宾的政治背景不同，而能在一块吃喝玩笑，这是崔书琴的外交手段。他是国际公法专家，是非正式的国民外交部长，平津政学商各界人士，他认识得很多，联络得很好。去平津作研究工作的外国学者，他跟北平图书馆长袁同礼等，尽量帮助，使他们居之安，研究工作进行顺利。

其他的朋友，有沈从文夫妇，因为夏云博士是我们的老朋友，我常去沈家聊天。曾昭抡、俞大绂等教授，因为俞大纲的关系，他们待我很客气。去俞家闲谈，古今中外，皆可接触。谈洪杨事，如数家珍，他们是曾国藩的亲戚，从小就听惯了。夏志仁（济安）、志清兄弟，少年英俊，平易近人，一望而知为天才文学家。清华大学的金岳霖先生，每见面必举双手作揖为礼。经济系教授陈振汉、崔书香夫妇，我们在哈佛时同学、同游玩。燕大师友顾颉刚、邓之诚、齐思和、聂崇岐、翁独健、吴世昌、周一良、王钟翰等等，不胜备举。

回燕大，如不去翁家吃住，他们夫妇不痛快。宿舍中老斋夫，图书馆中的老职员，一见面，皆很欢喜。总说一句，我的朋友们，使我在北京的生活，过得很愉快。超初朋友请客，马上接受，以后回敬。有一位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严群教授请客，福建菜，很好吃。后来传闻严家孩子说，“爸爸，给我一点猪油抹在窝窝头上吧，减少它刮我喉咙的痛苦。”我听了感觉不安，不敢接受饭局了。

同天主教神父住到春暖时，我请求搬出去，同他谈西洋政治哲学，很有意思。他一贯的理论，是中国从古就受了印度、希腊、罗马的影响。可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与饮食口味不同，每日坐三轮车往返，也有相当的麻烦。故请姚从吾系主任在北大找房间。

北大红楼。视觉中国图

他派我住红楼一间课堂，其中粉笔尘土，相当的污脏。他叫工人将黑板取出去，加以打扫，又见西洋史教授杨人夫妇住在一间较小的教室，黑板仍在，也就随遇而安。吃饭又成问题，遇刮大风、下大雨的时候，出外找饭馆，很不方便。经郑天挺先生设法，将松公府的厨房厨子，最高行政人员吃中餐的地方，让给我们使用，其中包含季羡林、苗剑秋等。

季先生久留德，精梵文与印度哲学。苗先生久留法，云南人，很会说笑话，增加吃饭的兴趣。我们吃得很不错。有一天适逢假期，我们让厨子休息一天。胡先生请我去他家吃便饭，有胡太太、毛子水图书馆长，共四人，一盘红烧猪肉、一半荤半素，及一素菜、一汤，共四味，老实说，他们所吃的不见得比我们好。我们饭团的人多半是光棍，或家室在别处，故讲究吃。

当时的北平通货膨胀甚速，月薪所入，仅能糊口半月或十天甚至一周之用。穷教书匠，既无地皮可刮，又无竹杠可敲，迫不得已，只好卖文弥补。第一篇写的是“西沙群岛的主权问题”（后来以“南中国海诸岛的主权问题”为题，1974年5月发表在《明报月刊》第9卷，第5期），先去清华、燕京两校图书馆找材料，时值严冬，坐敞蓬汽车来回，颠簸不堪，寒风刺骨。再去北大、北平图书馆及南池子欧美同学会找资料。而在各处所获，并不如所原来想象的好，也许不优于哈佛燕京学社的汉和图书馆。是否在日据时代书籍有损失，或名人把书借出未还，抑或书多而未编号供学者使用，则不得其详。

写一篇学术文章，费时多而稿费少，不合算。转而写半学术性文章，如“中国学术世界化”（发表在天津《大公报》，1947年3月17日，第3版）。那时有不少老先生，觉得中国学问，精深奥妙，绝非外国人所能窥测。所谓“桐阳子苦读四十年，始略窥墨学门径。”到现在，中国学术的确已世界化了，汉学中心森立，所发表的研究作品，不能说全没有贡献，这是我作中国学术世界化的微旨。今后各国的文化，无法闭关自守。但所得稿费有限。

崔书琴建议写时评文章（那时他创办“独立时论社”，专发教授们写的时论稿子到全国各报社)，他可以帮助，在平津各报发表一次，宁沪又一次，广东、香港第三次。由某通讯社代为分发。第一篇文章：“什么是中国的病根?”（发表在《世界日报》，1947年6月29日，专论）我认为自私自利，是最大的病根之一。其中例证，不免有伤时贤。自由成性，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不管左右派，随便批评，书琴说：“你的批评是对的，可是太过火。”卖出几篇文章，某通讯社不乐意再帮助发稿，只限于平津报纸，由新闻记者直接到红楼来取稿。有时文章尚未写完，请他抽烟喝茶，稍为等候。粗阅一过，拿出发表。

文章是否有价值是次要问题，糊口第一，好像从前胡也频、沈从文合刊《红黑》杂志，解题云：“我们红黑是要吃饭的。”我觉得惭愧，长此以往，不是好办法。对于教书工作，一点不肯放松。所以写短文的时间也很有限。带回去几管自来水笔，两个瑞士手表，陆续卖出，维持比一般人高的生活水准。

与胡适校长的交往

北大有民主作风：全校教职员的月薪，上自校长，下至工人，完全公开。各人的收入，大家皆知道，院系会议，不管等级高低，凡能与会的人，皆当仁不让，有发言权，有表决权。全校一律以“先生”称呼，不冠以校长、学长等头衔。不像有些外国大学，每一学系只有一正教授。正教授说：“我的意见是如此。”别人再不敢置一词，今略述亲身观感，作为证明，以前是否如此，以后是否有改变，则不得而知。

刚来北大时，适之先生恐我孤单，遇美国学者来访，非请客不可时，常请嗣禹及其他一二久住美国的人作陪。在南池子欧美同学会吃西餐，饭后他说：“敝校长月薪美金34元，邓正教授29元。其他一二位不言而喻。来来来，我们大家掏腰包，把钞票拿出来，付饭费。”

1946年出任北大校长时的胡适

在芝大教书数年，那时见校长难如登天，教育部长蒋梦麟想见他，我请美国一参议员帮助，才能约好一次见面的时间，可是北大校长的办公室，等于教职员的俱乐部，全校教授，皆可进见校长，毋庸预先约定时间。

有一次我去造访，见接待室有一玻璃柜，其中陈列一些蔡元培、鲁迅等人的历史文物。一进室内，工友照例倒茶，其中已有数人在坐，彼此随便谈天，开玩笑，胡适亦参加闲谈，并略言及徐志摩跟陆小曼的恋爱故事。我莫明其妙，好像香港广东饮茶的地方。

忽然谈笑沉寂下来，向达先生说：“胡先生，您把北大所有的图书经费，用去买《水经注》。我们教书的几天新材料作研究工作，学生无新教科书可读，请问这是正当的办法吗?”他面孔表情，相当的严厉。

胡先生笑着说，“我用北大图书馆经费买几部善本水经注，是确实的。要说我把所有的图书经费，全用在买《水经注》上，以致学生无新书可读，那是不确实的，哈哈。”我看形势，不免有一番舌战，起立告辞，他照例送出接待室，拿出一小笔记本，问我有什么事，他要记下来办理，我说无要事，以后再来请安。

文学院开会，后来汤用彤先生为主席。他不多说话，让别人说，颇有佛道家的风格。史学系开会，姚从吾先生为主席，与会者皆可自由发表意见。那时候，杨翼骧先生是学系助理，他不断说话，郑天挺先生提到李田意，南开大学老校友，希望他回国教书，姚先生常劝青年学者不要随便发表文章，总之，会议场中，有声有色，亦庄亦谐，不亚于甚至优于美国的民主作风，美国人中间有年轻的系主任，威风十足，有不可一世之雄的态度，助教不对他鞠躬唯谨，以后饭碗有关，正副教授对他不客气，也许可以使他们难升级与加薪。

当时北大的规矩，大学毕业生，要作一篇毕业论文，派我指导十几个学生，他们的程度参差不齐，很难当作“填鸭”式的，在短期内培养起来，作出一篇够学术水准的论文。好在他们都乐意埋头苦干，有的写出来也斐然成章。有的从前未作过学术论文，无法一步登天。结果一半及格，一半要继续修改，即算不及格。

胡适在校长办公室办公

1948年五六月，物价越涨越高，钞票一天一天的不值钱，局势愈后愈紧张。左思右想，再去看胡先生，一进办公室，不管别人说什么，马上开门见山。“胡先生，抱歉得很，一年例假已到期，我想回美国教书，请您原谅。”

他表示惊异，他说：“去年我请马祖圣、蒋硕杰跟你邓嗣禹三人来北大教书，希望你们三位青年教授，把在美国教书的经验，施之于北大，提高理科、经济跟历史的标准，采严格主义，盼在三五年之后，能使北大与世界名大学并驾齐驱，为什么你刚来了一年就要离开，请打消此念头。”

我再说：“我已考虑了很久，跟同学同事们相处得非常之好，实在舍不得离开北大。然人是要吃饭的，而且我要吃得相当的好，再三思维，别无办法，只好辞别心爱的北京，再去给别人抱孩子。”

胡先生了解情景，他看看其他的同事说：“各位在座已很久了，此事一言难尽，我请你取消辞意，以后再谈，如何?”

消息很快的传满校园，邓某将要离开北大，已买好飞机票。傅乐素、严倚云两位讲师请客，我所指导作论文的学生，皆来参加，有好几盘菜，皆不离鸡蛋，炒鸡蛋、炸鸡蛋、蒸鸡蛋加虾米，木须肉，西红柿鸡蛋汤。严倚云等会做菜，皆很可口。我问为何有这么多鸡蛋？他们说：“每人每周有三个鸡子儿，作为营养料。全拿出来，为先生送行，以报答您的辛苦教育之恩。”我听了，很受感动，觉得不安。

去买飞机票，三次未成功。有人提议，送点礼物，可以生效，我不愿意。书琴说，我叫你的小同乡周教授同你去买。一到机场柜台，我说：“我已经来过三次了，未买到票。此次若不成功，我要告诉交通部长俞大维。”售票员生气：“你最好请俞部长到这儿来，看看此处拥挤的情形。”说罢，跟别人打招呼了。周先生请我去旁边坐一坐，休息休息，让他去办，他客客气气，说几句好话，不到十分钟，把票买好了。我要对他永远表示感谢。

去飞机场以前，未告诉任何人。不知何故，去送行的，有我所指导作论文的全体同学，不管及格与否，皆来送行。我们合照一片相片。他们齐声说，邓教授，祝您一路平安，一路福星。使我感激得流泪，说不出话来，匆匆登机而别，若在美国，绝无此幸运。约半月以后，接到北大寄来的一大信封，内容是一张继任聘书以示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