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思颖评《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作为一种抵抗的出版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日]吉野源三郎，[日] 胁田和(绘)，史诗译，南海出版公司2019年8月出版，272页，49.50元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日]山本有三、吉野源三郎，新潮社出版，1937年

电影《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日]宫崎骏导演，2023年7月日本上映，2024年4月中国大陆上映

一、绝望年代的“痛”与“爱”：“军国少年”的另一种未来

宫崎骏新作《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的主人公牧真人在十一岁这年随父疏散至乡下旧宅，意外发现一年前因火灾去世的母亲曾在一书扉页留下熟悉的字迹：“给长大后的真人。”随后，家中老仆呼唤失踪继母夏子的声音传来，少年旋即掩卷加入了找寻行列，“苍鹭与少年”的冒险故事由此拉开帷幕。

母亲留给真人的，正是1937年8月作为新潮社“日本少年国民文库”系列（以下简称“文库”）的收官之作，由山本有三（1887-1974）与吉野源三郎（1899-1981）共同署名出版的《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题字落款“昭和十二年秋”暗示该书甫一出版便被母亲购得。小书中的主人公小哥白尼（本名本田润一，书中设定为十五岁）不仅与真人年龄相仿，还有两年前失去父亲的相似经历。然而，真人因失恃之痛变得寡言少语，父亲高调的行事作风更是激化了真人与乡下学童的矛盾，而中学二年级学生小哥白尼不仅生活在母亲无微不至的庇护下，还拥有家中浦川、北见、水谷等亲密无间的朋友。不宁唯是，法学出身的舅舅总是以审慎、客观的知识人姿态引导小哥白尼冷静思考人生与社会的问题，以期将其培养成一个“真正的人”。

在“七七事变”硝烟弥漫的时间节点上，舅甥二人超脱于敌-我框架的谈话和书信显得别有深意。在本书实际执笔者吉野源三郎的回忆中，策划这一丛书正是基于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日益增强之局势的思考。事实上，从吉野1935年初受邀加入编辑团队到起稿撰写《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1936年11月）的短短两年间，日本已在“国体明征运动”（1935夏秋）和“二·二六事件”（1936）刮起的法西斯主义风暴中越陷越深，遑论思想警察对言论和出版自由之限制。身处这一极端语境，任何人都难有破局之法。宫崎骏对此写道：

在《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中并没有写如何改变时代这类的话。然而，我认为它向读者传达了无论时代如何艰难、残酷，都要“活得像一个真正的人”的信息。我想吉野先生似乎也只能做这么多，这让人感到绝望。（『折り返し点（1997－2008）』）

吉野本人的回忆亦可为此佐证：“到了1935年，就连山本老师这样具有自由主义立场的作家也难以自由执笔。”（《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中译本，232页；下引此书仅标注页码）至此，在日渐逼仄的言论空间直接发表反军、反战作品已是力有不逮，那么藉由少年读物迂回地传播“人何以为人”的观念实属最大限度的抵抗。

促使山本和吉野坚持这一出版事业的，不外乎正是对下一代人的期望与爱。在文学创作屡遭中断时，作家山本有三苦于中学在读的儿子没有适读书籍，由己推人，向自己的门生、明治大学文艺科教授吉田甲子太郎提议编写一套“让年少的孩子变得正直”的读物，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是未来日本的领导者”（『書窓』1936年第2卷第4号），可谓为之计深远。山本旨在向少男少女“传播自由丰富的文化，让他们跨越偏狭的国粹主义与反动思想，尽早树立有关人类进步的信念”（232页）。这一编辑理念也为吉野所认同，并在《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中通过铺展小哥白尼的日常，让少年读者们离开凌空蹈虚的乌托邦，在熟悉的生活情境中与主人公一同走向通往真实、真理之路。

二、警世童言：吉野源三郎们的编舟记与播种录

电影中，宫崎骏特意在真人哀泣不已的画面间隙插入了一帧小说插画的特写镜头。原书上下文所述，是小哥白尼与小伙伴们遭遇的一场伦理困局。学校柔道社的高年级学生以整顿校风为名擅自责罚低年级的学生，而不屈的北见成为了他们的眼中钉。在自诩正义的校霸们看来，“没有爱校之心的学生进入社会，必然会成为没有爱国之心的国民，没有爱国之心的国民算不上合格的国民，因此没有爱校之心的学生正是‘非国民’的雏形”（125-126页），这让本应自由自在的中学校园变得人心惶惶。虑及学校教育是军国主义政府权力的神经末梢，我们也就不难想见，对持异见者贴上“非国民”标签之粗暴行径植根于1930年代中期现实日本的病变土壤。吉野源三郎通过刻画小哥白尼们的伦理困境，既向读者点破了眼下“人”的伦理被“国”的伦理所置换背后蕴含的深刻暴力，“人之所以经常感到不幸和痛苦，是因为人原本不应该相互憎恨或敌对，原本就该自由发挥与生俱来的才能”（190页）；又设计了小伙伴们在水谷姐姐胜子的鼓励下约定以非暴力方式共同反抗高年级学生的情节，传递了以合适姿态对抗暴行之教诲。

当小哥白尼受到胜子的影响视拿破仑为偶像，舅舅就此启发他去思考何谓伟人。人们在为此公恢弘、悲壮的一生感动之时常常忘记，拿破仑在称帝后下令禁止海外通商、领军征战俄国，终为自己和臣民带来了恶果。舅舅提醒道，“拿破仑的权力致使这么多人陷入痛苦，已经开始阻碍社会进步”（143页）。周作人曾提出理解一个民族、国家的两个向度——英雄与贤哲，“此二者原来都是人生活动的一面，但趋向并不相同，有时常背道而驰，所以我们只能分而观之，不可轻易根据其一以抹杀其二”（《谈日本文化书（其二）》）。反之，一个民族不同时代的贤哲观、英雄观也折射出其价值观念的底色变迁。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已在少年读物中被赞为英雄”（232页）时，以拿破仑作喻，通过对其功过的再评价，反照出的正是作者吉野对于以血腥、冲突为底色的草莽“英雄观”之纠偏意图。在同为“文库”系列的《为人类进步鞠躬尽瘁的人们》（署名山本有三，吉野分担其中林肯传的撰写工作）一书中，山本有三与吉野源三郎则将林肯、居里夫人母女与贝多芬分别作为“伸张正义”“追寻真理”与“苦中作乐”的代表，为少男少女提供了另一种阐释“如何活成一个真正的人”的答案。1949年，吉野趁着“文库”重版之机缘（新版题为《人類の進歩につくした人》），道出林肯非但是“政治军事方面的英雄”，更重要的是尽管“有些伟人是可怕、冰冷的，但是林肯的伟大是温暖的，离我们普通人并不遥远”。在“平庸之恶”泛滥的时期重申“常人之善”，向每个普通人发出做个温暖之人的吁请，这便是对原子化个人的反抗、是为法西斯主义釜底抽薪。而在战后美国对日民主主义改造之际吉野源三郎选择再版此书，更是因“林肯的人品、事业和言论比艰深的理论都更清晰、更直接地展示了民主”之故，点明了一位政治领袖身上所具有的超越时空、国家和民族的普遍意义。

在吉野源三郎提笔创作《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时，柏林-罗马轴线已然建立（1936年10月），日德两国又秘密签订了“防共协定”（1936年11月），后来自绝于世界的“轴心国”集团至此已初现端倪。如此看来，在1935年11月业已确定的丛书格局中，编辑团队将《日本人完成了何等伟业》《日本名作选》与《人类完成了何等伟业》《世界名作选》并置的构想，与日本的政局拉开了微妙的距离。具体到吉野的作品，作者以兼具东西方色彩的犍陀罗佛像为例提示少男少女，“我们的祖先虽然对世界历史和地理一无所知，却仍然无法独立于世界历史之外”，不仅如此，“即使是遥远异国的文物，（日本人）也会发自内心敬佩其中的杰作，并取其精华，使日本文明不断进步。于是在人类进步的历史中，日本人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发展”（221页）。将被提纯、极化的日本还原到世界坐标中予以重新定位和审视的工作在今人看来似乎卑之无甚高论，但若置于国粹主义席卷一切的战时日本（尤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与西方世界全面对峙）之历史情境中，其意义和价值便不难想见了。

“日本少年国民文库”不但“以文载道”，还在各册扉页插入世界各国绘画、雕塑照片。当我们翻开《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法国画家米勒的名作《播种者》。熟悉日本图书市场的读者或已发现，这幅表现农民劳作于田间的画作即是老牌出版社岩波书店之标识。事实上，在“文库”全十六卷出版完结翌月，吉野源三郎便受岩波茂雄（1881-1946）之邀加入岩波书店，担任后者的私人顾问。而“七七事变”的爆发倒逼着仅有七名成员的编辑部以英国非虚构图书品牌“鹈鹕丛书”的现实对话意识为参照，策划了在内容和装帧设计上更贴近大众读者的新书系“岩波新书”（『惜櫟荘主人：一つの岩波茂雄伝』）。忆及这段往事，吉野表示，这套丛书旨在“抵抗可疑的国粹主义、蔑视中国等意欲支配当下日本的帝国主义思想，在国民中传播科学的思考和观察世界的方法，为反省和批判日本军队对华行为提供素材”（『職業としての編集者』）。在极端的年代，常识和理性却常常沦为知识人不得不全力捍卫的底线，这一状况似乎并未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往事如烟”，这是值得今人深思之所在。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日]山本有三、吉野源三郎，新潮社出版，1937年

三、托底与托举：岩波书店的“嗅觉”与温情

在成为“文库”编辑主任之前，吉野源三郎曾辗转于三省堂和东京帝大图书馆谋生，后于1931年夏因向日本共产党员提供藏匿之所被捕。吉野出狱后因哲学专业所限失业三年有半，幸得“伯乐”山本施以援手，才有了日后得到岩波茂雄赏识、创办“岩波新书”的因缘际会。

“七七事变”以降，在军国主义政治权力的引导下，日本言论界为制造“膺惩暴支”（亦即“讨伐暴戾中国”）的舆论氛围可谓用力甚巨。据与吉野曾一同供职于岩波书店的小林勇回忆，“原本由内务省警保局图书课执行出版审查工作，不知不觉间连陆军报道部、海军情报部也可擅自进行审查。不仅如此，许多言论出版界人士比军部预想的还要早一步走向了协助战争的方向”（『惜櫟荘主人：一つの岩波茂雄伝』）。如果说捍卫常识与理性意味着一种暗默的不合作，那么，在侵略战争被以“事变”之名正当化的当口，来自本国内部的反军、反战便等同于公开的反叛。试举一例，评论家久野收（1910-1999）曾忆及，自己作为思想犯出狱后从友人处得到了由史学家羽仁五郎（1901-1983）撰写的《米开朗基罗》（1939年3月由“岩波新书”出版），读来“不免为羽仁先生和岩波书店捏一把汗”（朝日新闻1977年6月27日11版）。曾因参与撰写《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1932年由岩波书店出版）而在大学校园内声名鹊起的羽仁教授，这次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向大众读者宣告，“米开朗基罗如今还活着，怀疑者不妨去看看《大卫》”。在暴戾、激越的时代空气中，历史学者流连于欧洲文艺复兴，表彰雕刻家的人文主义精神，显然这是致力于将个人异化为战争零件、垄断历史解释的当局所不容许的，久野收对作者与出版方的忧心是不难窥知的。幸运的是，岩波书店编辑部“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来信，他们表达了阅读此书的兴奋心情，书评栏目刊载的文章亦展现出不同寻常的热度”，这让吉野源三郎相信，“羽仁先生寄解放人民之热情于文艺复兴，给那些在日甚一日的压迫下喘息的人们带来了一线光明”（『図書』2008年第11号）。

在“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咏史》）的战时言论出版界，“岩波新书”编辑部则通过与坚持底线与良知的知识人约稿，向后者提供了不必屈于势利的选项。1938年11月，由矢内原忠雄（1893-1961）翻译的《奉天三十年》作为丛书首册问世。这位在战后出任东京大学第二位校长的经济学者，因在刊于《中央公论》1937年9月号的论文《国家的理想》中委婉批判对外发动战争的日本当局，遭到来自国家主义者的猛烈攻击。雪上加霜的是，同年12月他又因此遭遇了双重打击——东京帝大的教职遭到褫夺，论著《民族与国家》又受到来自内务省禁止发行的处分。得知近况而前来拜访的岩波茂雄则为他“悄悄留下一个装钱的信封”，又托其为新创立的“岩波新书”供稿（『私の歩んできた道』）。在万马齐喑的历史语境中，以体面的方式向落难之人施以援手，使为人抱薪者免于冻毙于风雪，颇有呵护理想主义之火不灭的意味。

1981年8月，经济学家都留重人（1912-2006）在为吉野源三郎撰写的悼文中记下了一个生动的细节。在日本战败不久后的1945年夏末，刚就任《世界》杂志主编的吉野突然造访了都留所在的外务省办公室，向素未谋面的后者邀稿。都留回忆道：

吉野先生是循着怎样的线索，找到了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外务官员的呢？可能是我在战时以东大讲义为基础出版的《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有斐阁）引起了大内兵卫老师的注意之故吧。大内老师对吉野先生说：“在对美战争期间，能写出这般著作者是非常少见的。”（『世界』1981年8月第429号）

在珍珠港事变之前取得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教职的都留重人，于1942年8月无奈乘坐日美交换船回国，翌年2月至3月在高木八尺（时任东京帝大法学部教授）的课堂上进行了五次特别讲演。借着有斐阁于1944年6月出版的讲稿，我们得以窥见一个知美派学人如何在太平洋战争白热化、日本败象已现的情势下，以缜密的言辞向法学部学生们介绍时任敌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又如都留重人的忘年交鹤见俊辅所述，日俄战争以降，外语好的人在外务省会受到国粹派的排挤，很难被提拔（《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由此不难想象，方才得到外务省政治事务局嘱托工作的都留以此讲题开展讲座可能冒着何种风险，而讲稿行文又是怎样的克制和谨慎。在言论统制挤压自由表达空间的极端年代，在不知何时会被告密的严酷语境中，嘤鸣求友的风险很大，关于信赖感的“嗅觉”极为关键。如此想来，能让“劳农派”重镇大内兵卫（1888-1980）青眼相加的，必是不因仕路蹉跎而为虎作伥、也不惧民意滔天而投机趋时者，而是立足于知识素养理性观察、分析现实之人。

而这，亦是吉野源三郎与后来的《世界》杂志、乃至战后初期日本重建秩序所需要的。在都留重人的回忆中，戴着平顶草帽的吉野以“郑重、谦虚与真挚兼备”的态度恳请道，“岩波书店计划要发行一本新的综合杂志，希望您能助一臂之力，开辟专栏，尽可能以长远的眼光准确地厘清和解读世界形势”。不难想见，大内与吉野的眼光穿透了《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政策》，读出纸面背后的都留不随波逐流的学术理路与旨趣，做出了在盟军占领期此人能堪大用的判断。在一个人微言轻的外务省嘱托看来，这份稿约不可谓不恳切。很快，在1946年1月的《世界》创刊号上，便出现了由吉野、都留、胁村义太郎和近藤晋一共同执笔的常设栏目“世界之潮”，在混乱的战后初期力求“向读者提供新闻未必能进行充分报道的海外动向”（『平和への意志』）。而当时还是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青年教师的丸山真男在战后影响巨大的论文《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也同样是吉野源三郎的约稿，那次亦是二人的初次见面。投稿后，二人的中间人塙作乐转述了吉野对丸山的激赏之辞，“吉野先生说，他对你的论文感到非常佩服，要把此文作为杂志卷首论文”（『丸山真男集』第15巻）。

四、“晚了一步”的思想：出版作为抵抗的限度与向度

前文述及，在《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中，小伙伴们约定联手抵抗校霸对北见的欺辱，惟独小哥白尼最终因恐惧而裹足不前，只能眼睁睁看着好朋友们离去，由此大病一场。听闻此事，舅舅严厉要求小哥白尼直面错误，因为“我们拥有决定自己言行的力量，因此会犯错。但是——我们拥有决定自己言行的力量，因此能从错误中重新站起来”（192页）。

著名战后思想家鹤见俊辅（1922-2015）读到此书时仅比小哥白尼年长一岁，他正是“文库”的目标读者。时过境迁，鹤见忆及这一情节时坦言，“它教会了我‘晚了一步’这一重要问题。在你本应立即介入时却因卑怯而错失机会，那么事后的悔恨将如何发展为一种思想？”（『図書』2000年第6号）若以鹤见本人的战后言论与行动轨迹为参照，无论是1946年提议创办《思想之科学》杂志，抑或是于1950年代中期以“转向”研究介入“知识人的战争责任”之公共议题，都与其战时“晚了一步”的悔恨体验有关。珍珠港事变半年后回国的鹤见，意外发现羽仁五郎曾在《历史与学生》中（河合荣治郎编，评论社1940年出版）婉转提示学生可借基督教研究来思考天皇制，而自己却未能在其被捕前与他取得联系；在被帝国海军征召后，担心自己在相信战争的年轻水兵们面前流露出“日本才是敌人”“日本肯定会战败”的“非国民”思想而遭殴打，转而选择埋头于翻译工作，“有能力干活，却没能做出任何反战的努力”（《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

毋庸赘言，在日益膨胀的法西斯军国主义面前，无人能一举扭转局面，“日本少年国民文库”与“岩波新书”充其量只是“晚了一步”后的补阙拾遗。尽管如此，若非吉野源三郎、矢内原忠雄、羽仁五郎和都留重人恪守理性之姿，以开阔的世界视野、温暖的人文精神、不激不随的知性判断以供读者辨析敌我，于晦暗中点亮微光；倘若没有山本有三、岩波茂雄、大内兵卫凭借严酷环境中训练出的敏锐嗅觉识人、护人、用人，于无声处结网为无力者托底；假使与吉野相隔二十三载的鹤见俊辅沉湎于“不做功”的懊悔，无意于赓续战争记忆、追问历史责任，那么“战后思想”又何以可能呢？有意识和有觉知的参与方能使社会回归理性、温情的一般常态，这一切取决于我们每个人、每一次的判断和抉择。至此，让我们再次重申舅舅的诫勉：“我们拥有决定自己言行的力量，因此能从错误中重新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