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美文学爆炸”之前，这位评论家独具慧眼追踪了哪十位青年作家

1964年，为了寻找“最具典型性”的拉美小说家，智利文学批评家路易斯·哈斯踏上了漫长的旅程，寻访了十位代表，与他们面对面地长谈，并记录了他们的文学思考和心路历程。他并没有刻意预测未来，但随着这趟旅程，路易斯·哈斯事实上为即将改变历史的文学现象——“文学爆炸”——确立了正典、奠定了基调。

这十位作家是：卡彭铁尔、阿斯图里亚斯、博尔赫斯、吉马良斯·罗萨、奥内蒂、科塔萨尔、鲁尔福、富恩特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当时的他们几乎都没有国际性声誉，《百年孤独》尚未出版，最年轻的一位仅二十八岁。然而，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这十位作家里产生了三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五位塞万提斯奖得主、三位加列戈斯奖得主……历史终于证明了哈斯的眼光，他们可谓当之无愧的“拉美文坛十圣”。

近期，路易斯·哈斯撰写的这本《我们的作家：拉美文坛十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99读书人引进出版。这本精彩的文学评论集，诚可谓“文学爆炸”的一份重要证言。

[智利] 路易斯·哈斯 / 著

盛力 等 /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99读书人

译作选读

这位匠人与古物癖属于一个特别的星球，他已成为我国文坛上一个近乎神奇的远离尘世的人物。人们甚至怀疑他的存在（虽说都是戏言），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形象似乎已超凡脱尘，只有那淡淡的身影——一个近乎失明、犹如在黄昏时分移动的影子般细弱的身影——仍存于世上。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方面，他都是个令人生畏的、既信念坚定又随心所欲的争辩家，同时又是个羞涩得难以置信的人。他举止文雅，步履从容、谨慎，不会引起与他擦肩而过的路人的注意。即使是他那些最根深蒂固的习惯也给人一种飘忽不定的感觉。每天，他拄着手杖在市中心的街道上行走，走到人行道边上，便迟疑地停下脚步，轻敲手杖以求帮助。一个行人发现了他，扶他穿过马路，然后就会看到他消逝，被那无力的风轻轻吹走，就像吹走从一本古书上撕下的一页透明的纸，而他也许就是这透明的书页。他说：“我的生活中一直缺少生也缺少死。”——语气里或许带有他素来喜欢的故弄玄虚的味道，那无疑来自他青年时期在贵族化的北区养成的那种追求精神时髦的积习。他用他所说的两个“缺少”解释了自己对琐事的不倦的热情。他说：“我经历得很少，读得很多。”又说：“我被文学沤烂。”一些人不无道理地发问：究竟是他写了他的那些书，还是那些书写了他？在读者心中，他或许是个幽灵，就像有人认为莎士比亚是弗朗西斯·培根心中的幽灵那样。这种说法他本人一定不会拒绝。他以其惯有的灵动和幽默宣称他不太清楚自己属于哪种流派，不知“究竟是现实主义文学还是幻想文学（literaturafantástica）”。

他便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生活的那个博尔赫斯，不过这只是镜子的一面，正像他自己所说，还有“另一个”博尔赫斯，那个博尔赫斯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一个按椭圆形轨道环绕某个已消失的星球运动的行星，那星体仍以其光辉照耀着古书和被遗忘的手稿上那些看不见的文字。他怡然自得地读书、观赏。他赞美朴素的事物：面包与盐、春夏秋冬、交友的艺术、咖啡的香味、梦、习惯、差别与遗忘。其他事情则因他的羞怯和迟疑很少见诸笔端。他身边仰慕者甚众，但他始终未婚。他隐约提起过青年时期的一份失落的爱情，那朦胧的形象出现在作者早期的一首英文诗中，作者在诗中叹息：“我向你献上一个久久地凝望孤独月亮的男人的痛苦。”两人好像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匆匆一别”，然后便是“永无穷期的分离”。博尔赫斯在一首哀歌中凄楚地坦言，从那时起，不管他去了多么遥远的国度，那思念总像雾霭般处处跟随着他。实际上，他所见到的“只是——或几乎只是——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姑娘的脸”。他生命的一部分似乎被这思念焚烧。他的激情属于理智型，他像康德那样（他曾徒劳地试图阅读康德的作品），在思考和幻想中找到了慰藉与解脱。他爱地图、词源、象棋、经典作家、代数、十八世纪的印刷术、沙漏、但丁、斯维登堡、魏尔伦、惠特曼、方济各，“或许破译了宇宙”的叔本华，还有勃拉姆斯的音乐（“时间的神秘形式”）以及由“在我身上汇合的秘密的远古的河流”组成的往昔。博尔赫斯部分作品中文版书影

博尔赫斯对瓦雷里所下的结语也可用在他自己身上，他说：“在一个崇拜暴力、土地、疯狂这些乱七八糟的偶像的世纪里，瓦雷里却总是偏爱思考的清醒的乐趣以及秩序的隐秘的意外。”博尔赫斯的作品是一种毕生的哲学的安慰。他在谈到赫德森时曾清楚地指出，“一生中他多次着手形而上学的研究”，但这种研究“总被幸福所打断”。这些话或许隐藏着一种自供和一种内心的渴望。也许正是因为他摒弃了自怨自艾的暴露癖，才致力于对时间和永恒的研究。我们觉得，他的抽象的思考是谨慎的产物，包含着一个对自己的不足过于清醒的孤独心灵的全部痛苦。有人说博尔赫斯冷静、理智，其实不如说他谨慎、有修养更为合适。同时他又十分机灵、精明，他善于在作品中掩饰感情，作品对日常生活的描绘总是轻轻带过，世俗的忧虑很少流露，偶尔提及，也都是间接表现，人物的心理以及故事、情节全都十分简洁。他的这种轻描淡写很可以被视为缺点，他的全部作品也因此显得不够厚实，同时却又非常明澈。实际上，他从不像看上去那样离我们很远，在那不动声色的表面下，显露出来的是一张极富人情味的智者的脸。

无知与恶意一直在歪曲着博尔赫斯。他是个好开玩笑的人，他的调笑却常使人不快。他喜欢显得天真和自相矛盾，时而，在接受某些不合时宜的采访时，还会突如其来地说出一个惊世骇俗的看法，使对方感到冒犯。他是制造事端的大师，四五年前，他嘲弄了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作家会议，宣称他不会出席，因为他认为大会让濒于破产的政府花费了太多的钱。又有一回，他加入了保守党，据他自己解释，那是因为他抱有“怀疑主义”。在此之前他就说过：“政治是烦闷的一种形式。”然而，他在反卡斯特罗的宣言上签名，在多种场合宣称自己反纳粹、反共产主义、反基督教。最近，他又在委内瑞拉把公众搞得狼狈不堪：在一次演说中，他面对等着他称颂地方色彩的文化爱国者们大谈惠特曼。他对“土著”文学派作家丝毫不感兴趣，说是在拉普拉塔河流域没有印第安人。他是一个漫不经心的讲演者（文学俱乐部和文学社团的人日夜追着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任何地方都会用出租车把他劫去演讲），常常一句话说到一半，便扯起某个难解词源的奥妙或大谈高乔诗是文学家的人为创造，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切口或所谓的地痞流氓的黑话只存在于探戈曲中，足球运动是来自英国的舶来品，或者说那位被当成偶像崇拜的卡利托斯·加德尔原是法国人，如此等等，使听众深受伤害。除了在一个小小的知识圈内，博尔赫斯在他自己的国家迟迟得不到承认。

博尔赫斯漫画像

是法国人首先发现了他。近十年以来，法国出现了博尔赫斯作品的大量译本，而只有在其作品传遍全世界的今天，他才真正地引起其同胞的兴趣，即便如此，本国人对他仍是毁誉参半。有些可疑的仰慕者赞赏他的诗，其实诗歌并非他的主要创作；民族主义者则指责他是崇洋派。一位左翼批评家判定他仇视劳动阶级，另一位敌对者斥责他支持出版侦探小说，助长阿根廷的青年犯罪。实际上，博尔赫斯致力于除长篇小说和戏剧之外的一切文学体裁。他写过侦探故事、电影剧本、文章、随笔、引言、序文；主持过丛书、文集的编辑；注释过古籍；凭自己的习性偏好翻译过从福克纳到纪德等十几位作家的大量作品。在上述创作活动中，他着意挖掘最深奥、最意想不到的角落——盎格鲁—撒克逊古代文学、北欧中世纪传统——并确立了自己的准则，醉心于令读者深感疑惑的玄妙主题。关于阿根廷作家的处境，他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这儿曾有一种看上去不利、实则很有利的情况，那就是大部分阿根廷人对文学的冷漠。这种情况当然有不好的一面，因为作家会感到孤独；但也有好的一面，因为谁也不是为公众而写作。在别的国家，人们会说：作家出卖自己。可在我们这儿，即使有人想卖身，也找不到买主。”

博尔赫斯还记得在他刚刚开始写作的年代，连当时阿根廷最杰出的诗人卢贡内斯的诗集，每版也只印五百册左右，而且两三年之内不会告罄。“我记得当我得知我的一本名叫《永恒史》的书——书名狂妄且自相矛盾——在一年的时间里就卖了好像有三十七本时，我真是大吃一惊，觉得那简直难以置信。我当时很想找到那三十七个人，向他们表示感谢，并为那本书的拙劣向他们表示歉意。”博尔赫斯还补充说，那不仅是因为谦虚。实际上，他不但没有因只有三十七名读者而感到不快，反而相当高兴，因为“三十七个人还可以想象，还不算太多”。也许现在，当他已拥有成千上万不知姓名的遍布世界的读者时，心底里仍怀念着那个过去的时代，那时他可以不用顾及公众，相信自己仅仅是为了自娱或是为了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和同行而写作。这是他的阶级和他那一代人的态度，对他们而言，文化并非来自一种独特的环境，而是一种抽象并带有普遍性的遗产，是一种精神贵族的特权，是没有国界的。始终有人指责博尔赫斯的欧洲主义，不过在阿根廷的大背景下，把它当成指责没有任何意义。欧洲主义与潘帕斯草原一样，都属于阿根廷。阿根廷的城市大部分是欧式的——阿根廷本是新移民组成的国家，是这些新移民创造了她的文化。所以博尔赫斯说：“我以为我们的传统是整个西方文化，我还认为我们有权具有此种传统。”

很少有人像博尔赫斯那样全身心地沉浸在那种传统里，他把天堂想象成一个能够解读并概括悠久历史的包容一切的图书馆，那是他呼吸的空气，是一种像光环般处处伴随着他的永远的存在。忙碌了一天之后（除了讲座，下午还要向家庭教师学习古英语），博尔赫斯就在他的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家中休息，那是一套距离历史性的圣马丁广场不远的体面的公寓，四壁摆满珍本、善本，那些书籍似乎“自从有时间起”就始终陪伴着他。然后是喝茶的时间，也是他亲切而又断断续续地与母亲闲聊的时间。他母亲是个柔弱、机敏的妇人，看上去与儿子的年纪相仿，直到不久以前，博尔赫斯每次外出都携母同行。母亲叫他乔治，为他烤面包，责备他衣服穿得太少。夜晚来临时，他的合作者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及其妻子西尔维娜·奥坎波便会出现在他那个帘幔低垂的客厅，比奥伊伉俪是与他志趣相投的、十分健谈的老朋友。博尔赫斯总是懒洋洋地坐在一把软椅里，一条腿架在椅子的扶手上（这是他习惯的坐姿），不时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来。他已经连书名都看不清了，朋友们必须读给他听（写作时他也只是打腹稿，把要写的短文记在心中，然后口授），却能凭很少犯错的直觉，在想要哪本书时便十分有把握地抓起那本书来。他清楚每本书放置的地方，而他的书像士兵一般听从他的指挥。他真不愧为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图书馆是他的圣堂和神殿，那是一座仿文艺复兴时代的富丽堂皇的宏大建筑，居于中心的巨大穹隆屋顶俯瞰着深渊般的楼层，每层都有一排排摆得满满的书架，耸立在围着高高栏杆的通道上，一个个大厅从中轴线向各个方向延伸，宛如卡片箱组成的一个望不到边的硕大的卡片柜。

某个下午（时间线的某个褶皱），我们迈进了这座建筑。我们的上方是镶有层层厚饰板的高高的天花板，脚下是纵横交错的消失在无数玻璃门之间的铺有瓷砖的过道。大窗户连成了长串，上方是扇形的挑檐。我们来到走廊尽头，无边的静谧告诉我们已进入了“某一秩序的宁静领域”，四周是“被神奇地制成标本加以保存的时间”。在登上宽大楼梯的第一个平台时，那种博尔赫斯在其作品中多次提及的“书的引力”就像一种带有磁性的力量把我们牢牢吸引。一向守时的博尔赫斯于约定的时间在二层的一间整洁的会议室里接见我们，他身穿浅色的西装和背心，坐在一张椅子边上等着我们的到来，在那张把我们远远隔开的椭圆形的桌子后面，他显得那么遥远和瘦小。他看不清我们的脸，坐在椅子里，身体使劲往前倾，就像聋子为了让人听见自己的说话声而提高嗓门那样，以为只有身子前倾才能让别人看清。或许他宁愿不为人注意，但仍无奈地把自己置于我们的目光之下。

他习惯被人提问，每天都有学者、文学和精神观光者前来拜访。他缩着手坐在那里，似乎要把它们藏进袖子里。他说话低声细语，仿佛是在书中与读者亲切谈心。他的英语和法语无可挑剔，德语也讲得相当好，并且总能使他的广征博引切合不同语言、不同国籍的来访者。对他来讲，说话就是出声地思想，他可以展开任何能引起他联想的话题。他生性羞怯，所以刚开始谈话时显得很是犹疑，还有点口吃，但一旦开了头就笑容满面，还露出假牙，清澈的双目有时并不落在同一个点上（左眼球时而滑向一边）。他像吐出一个个烟圈似的在空中织出思想的纬线。其实他喜欢讲话，说着说着便会兴奋起来，并且不愿意中断。他的声音和表情好像趋于恒定，似乎每一刻都会永远凝固在那种声音和表情之中。他的生活想必是一连串无边的痛苦和无奈的别离。他曾称生活为“逃逸”，抱怨不是他，而是“另一个博尔赫斯遭遇了这一切”。他倒愿意是这样。那另一个博尔赫斯一直是他必须摆脱的障碍。他让他存在只是为了能够勾销他（就像一个只是为了被其影像所取代而存在的实体那样）。博尔赫斯为消灭它已奋战多年。他说形而上学和神学一直是他对付“另一个”的武器，那“另一个”正在这两种武器面前逐渐消失，不留痕迹。他那篇有关莎士比亚的著名的沉思录实际上是他的自供状，在文章中他称那位诗人为世界舞台上的一种演员，一个执意回避自己、“显示人的种种表象”、“善于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人物，为的是不让别人发现自己真实面目”的人。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历史资料

原标题：《在“拉美文学爆炸”之前，这位评论家独具慧眼追踪了哪十位青年作家丨夜读·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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