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那舞厅

文/钱伟明，图/视觉中国

如果我一直是个身体健康的人，我是不会注意那些歌舞厅的。

1990年7月的一天，我突然晕倒在岗位上。被送往医院检查，发现是心脏出了问题。从那时起，心肌炎后遗症伴随我走过了三个年头。我的生活轨迹也是从那个时候改变的。当第三次住院后的一天傍晚，一个发小来看望我。一改往日没心没肺的轻松样，眼里躲躲闪闪，言语吞吞吐吐，在我的威逼下，她紧张而快速地说：“他带着一个女的去舞厅，我妹妹已经好几次碰到他们了。”

舞厅，我脑海中浮现出离家不远处，本来是一单位的职工之家，不知怎么的就变成舞厅了。每晚门洞大开，音乐震天。因其正好对着街边，又因其是必经之路，所以，每每路过不由自主的就会瞄上一眼。里面黑乎乎的，忽暗忽明的灯光发出鬼魅一样的光。大概是年初吧，它们如雨后春笋般在我们这个小城里蓬勃发展起来。但进去的大多是70后，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应该是少的。所以，很快被人注意到了。

人一旦受蛊惑是很难回头的。我真诚地规劝他不要常去舞厅，对自己的名声不好等等。他用略带鄙视的目光看了看我，轻描淡写地解释是单位的接待任务，他这个办公室主任不得不去。随着接待任务越来越频繁，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甚至彻夜不归。1992年年底，我的家便解体了。带着9岁的儿子，带着未痊愈的疾病，我开始了新的生活。

一天晚饭后，领着儿子去公园散步，回来的时候，路过歌舞厅，我说：“你自己回家吧，妈进去看看。”他马上把我的手臂紧紧挽住，摆着小手连声说道：“不能进，不能进，会学坏的。”舞厅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究竟留下了怎样的印象，我至今不知道，但我却深入感受并准确地欣赏了舞厅。

1993年是小城歌舞厅最鼎盛的时期。暮春的一个周末，我被同事们硬是带进了歌舞厅。10元一张门票，我们一行5个人通过窄窄的检票口，进了舞厅。舞厅很宽敞，也是单位职工之家改装的。占据了整个二楼，舞池四周摆放着桌椅，有讲究的玻璃茶几，也有小条桌。舞厅设有小卖部，买红酒和饮料的人可以比较体面地坐下，占据有桌子的位子。不买东西的人就聚集在舞池的后部，沿墙边摆放了一排椅子。

我们进去时后面的椅子上已经坐满了人。同事马姐在人群中搜寻着，对着一个高个子男士喊着：“老叶，来这里。”随着答应声，老叶来到我们眼前。1米8的身高，身材很匀称。马姐介绍说：“这是我的同学，在学校当老师，是这里舞跳得最好的人。你们就叫他叶老师吧。”随后又对叶老师说：“老叶，这就是小钱，跟你说过的，今晚你一定要教会她跳舞哦。”

趁他们聊天的时候，我环视四周，人越来越多，音乐声很大，人的声音也很大，呼来唤去此起彼伏。除了20岁左右的年轻人外，确实有很多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还有部分40多岁的人。总体来看，男士多于女士。每个人都很兴奋，焦急地等待着。舞池是水磨石的地面，上面挂着一直转着的一闪一闪的球灯。时间到了，舞曲声起，歌者就位。我看见好几对舞者几乎和音乐同时滑进了舞池。身边的人一对一对很自然地牵着手离开了，也有几个女孩是被男孩子邀请而起的。

在舞曲平缓一些的时候，叶老师将手伸向我，略略躬了下身体说：“请”。我不知所措地随着他进入了舞池。当他把手揽在我腰上时，我瞬间屏住了呼吸，同时挺直了腰身。叶老师一定是感觉到了什么，他定定地看着我问：“你真的没有跳过舞吗？”我点点头，低下头告诉他，“这是我第一次进舞厅，你是第一个带我跳舞的人。”他将手从我的腰上拿开，拉着我靠边上人少一点的地方，对我说：“那我们从四步舞曲开始吧，你的左手搭在我的右肩上，右手搭在我的左手上，我出左脚你出右脚，收腹挺胸，不要低头看脚，肩和腿都要放松，像这样一、二、三、四。”我机械地、跌跌撞撞地跟着他的脚步走动，脑子里乱哄哄的，不时因为节奏不对而踩到他脚上。好不容易这支舞曲结束了，我连声说着：“谢谢，谢谢叶老师。”

接下来的三步舞曲我坐在椅子上观看，节奏感很强的舞曲，一圈圈转动很亢奋的舞者，让人情不自禁地就沉浸其中。叶老师和我的一位同事旋过我的眼前，像两片轻盈的羽毛。那一晚我跟着叶老师跳了四支曲子，在那支慢四步的乐曲中，我基本上管住了我的两条腿，脚不会乱踩了。这个晚上，快慢节奏的舞曲交替播放，一首接着一首。那些歌手似乎不是固定的，我看到他（她）们唱完歌后匆匆离去的身影。中间有迪斯科专场，两个穿着紧身上衣，大喇叭裤的年轻人上来领舞，随后，他们也离去了。

这个晚上的一切都强烈地刺激着我的神经。陌生的舞伴，那只支撑在我腰部引导我移动的手，让我羞涩、也让我温暖；那些熟悉或者不熟悉的歌，直刺柔软内心的歌词；跳舞过程中人们忘情于舞曲、脚步默契的神情；慢曲暗淡的灯光下有情人紧紧相拥互相获得的慰藉。这里是一种禁锢被打开后的释放之地。只要有一颗炙热、躁动的年轻的心，那就不难想象在一天天暖香满怀、耳鬓厮磨中会怎样呢？

后来才知道，舞厅分大众舞厅和特色舞厅。大众舞厅就是我学舞的那种大厅式的，一般都是单位工会组织的，消费低。而特色舞厅就是个体私营的了，消费高，鱼龙混杂。

我的一位女同学赶着这股潮流将原单位一个食堂承包下来改装成了特色歌舞厅。装修豪华，灯光种类很多，效果更加迷离。不用乐队，用音响，一个调音师，一个歌手，还有三个身份特殊的服务员。舞池不大，周边有隔断式包厢，两人间、四人间居多，也有几间稍大点的包厢。包厢几乎没有灯光。进门左手就是吧台，烟、酒、饮料以及一些瓜子、花生、蚕豆、饼干一应俱全，只是价格昂贵。因为同学也是单身一个人，就经常把我叫去，帮忙照看一下吧台，其实就是想让我监督一下吧台员工而已。

那个时候，我已经会跳舞了，可在这里却极少去跳。这样的舞厅里，年轻人不多，反而是中年人多，而且，很多是基层领导层的人，什么队长啊，科长啊之类的。被开放之风吹暖了心的男人们，在这里释放身体的温度。带着自己的“马子”，那时我们这里还没有“情人”这个称呼，都是说这是谁谁的“马子”。除去周末，那些人几乎一周要在舞厅玩三到四个晚上。包一间小包间，一袋花生豆，一袋葵花籽，一瓶酒，也就在舞曲刚刚开场时跳一或者二场舞，然后就窝在包厢里再也不出来了。那些单身来的，就找一个舞厅小姐。舞厅小姐也基本上也不是很固定的，开舞厅的老板之间很默契，谁家今晚生意好了，一个电话，如果这里有多余的，就马上来接走了。

舞厅灯光都是很暗很暗的，各个舞厅都比着调暗灯光，可也不能全黑，还要有色彩的落差，红、紫、黄、绿、银灰等光线穿插交替地打在墙角和顶部。跳舞到中场时还要有10分钟的黑灯，一片漆黑。这时的音乐是很缓慢而柔情的曲调，很调情，很陶醉。真正跳舞的人不多，那些因科室活动或者朋友、同学聚会的人，就会包一间大包厢，点歌、跳舞。

歌手文静是外来打工的一个女孩，白天在打字复印店工作，晚上来舞厅唱歌，不喝酒不陪客，每天定时从几点唱到几点，结束就回家。她特别喜欢唱甘萍的歌，而且唱的很好。《大哥，你好吗》《丹顶鹤的故事》等都是她爱唱我也爱听的歌。后来我们结下了十几年的友情。如果哪天晚上实在没有人站起来跳舞，文静唱歌时，老板同学就会拉上我跳舞。

有一次，我在舞厅大门处迎面碰到了我的前夫，他带着五个人来舞厅消费。我很大方的说了声“请”，然后站到了门外。我心里很犹豫，留下来很尴尬，走呢又很没有面子。正在两难之时，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抬头一看，是林家大哥，林大哥是一个单位的总经理，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有时会带业务上有联系的人来消费。救星来了。大哥今天带的是外地一家法院的朋友，三个人，两男一女，男士个子很高，身材笔直，很有气度。我自然而然地就跟着林大哥进了舞厅，开开心心地谈笑跳舞。因为大包厢的人多，今晚舞厅的灯光调亮了很多，我可以清楚的看到我前夫的脸，在我舞过他面前时，他阴沉个脸。不一会，他就提前离开了。同学告诉我，一进来他就对她说我：“把嘴抹得那么红，像喝了鸡血一样。来这里干嘛？会跳舞吗？”

如果说当初学跳舞心里还有点狭隘的思想的话，那么现在我绝不会找一个在舞厅消磨时光的人当我的丈夫。

这种舞厅也就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退出了历史舞台，被卡拉OK替代了。

（本文选自《九十年代回忆录》，向度文化出品/团结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

【作者简介】

钱伟明，1961年生于新疆石河子市，成长于克拉玛依市。1976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1977年招工进油田。1985年考入克拉玛依卫生学校。2006年开始练笔写作，文字散见于《新疆石油文学》《中国文学》《当代文学》等报刊杂志。出版散文集《魅力准噶尔》。克拉玛依市作家协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