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位原住民研究者的2018：这个世界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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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受访者提供、资料

2018年依旧世事纷扰，对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土著人民来说，这一年又发生了什么？他们跟现代社会的关系是否有了新的变化？【他者Others】邀请15位与原住民社会有深切联系的人士，跟我们的读者分享他们在这一年里对原住民传统、处境和未来的新发现，以期在年终之际，给我们一个新的思考点，以再次领悟部落价值观对主流社会的意义。

哈米德·萨达尔

Hamid Sardar

族志学家、哈佛中亚语言学博士，摄影师、纪录片导演。研究喜马拉雅山区跨度近20年，如今在蒙古研究图克哈人的传统、习俗、灵性文化，也在缅甸、中国寻访原住民。

我今年两次回到蒙古和图瓦边境，一共和原住民生活了两个半月，拍摄一部关于马贼的纪录长片《小偷的价值》（The Value of Thiefs）。

说实在的，在那里每个人都是小偷，就算是我，作为纪录片导演，也加入了小偷的行列。一开始是有人偷了我的马，但警察没法管这种事，所以我不得不去偷几匹这个小偷的马回来。其实我进入强盗世界也是想了解关于“蒙古罗宾汉”的故事，在过去，他们从有钱人那里偷马，然后接济穷人。

我通过一个叫Tumur的图瓦图克哈人（Dukha）探索“强盗文化”。他在图瓦迫害萨满时期跑到相对宽松一些的蒙古。他是个出色的骑手，会骑马飞奔数日到另一个省到处偷马，然后再回来送给穷人。他在KGB的搜捕名单上长达十年，就躲在泰加森林，和驯鹿部族一起生活。苏联不希望这样的罗宾汉故事到处流传，他代表的是苏联政府的谎言，这就让偷马不再仅仅只是刑事案件，而是意识形态的严重问题。而且Tumur也惹毛了他们，苏联官员当时会带着妓女坐直升机四处撒欢，他就趁这些人喝醉后偷他们的衣服和枪，这对苏联军队来说就是耻辱。

值得一提的是，在拍摄过程中许多老人都找我“认罪”，说自己就是曾经的强盗。他们都做过“罗宾汉”，从山谷外偷马，然后带给族人。

今天，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工业社会快速改变了当地的“偷马文化”，罗宾汉真的消失了。年轻小偷没有尊重之心，毫无荣誉可言，他们偷邻居的东西，甚至偷无望穷人的东西——资本主义不就是这样吗，偷那些无力反抗的人。而且现在的偷马贼大多是为了卖掉马肉赚快钱。当地还有偷马团伙。

不过，就我所看到的，尽管人们恶劣地偷马卖肉换钱，但马在原住民心中依然有很重要的地位，仍然代表自由。他们的现状中就充斥着这种对立。我希望明年可以开始在那里做些保护马的事，启动一个配种计划，买一些图克哈人优质、罕见的图克哈白马培育一些，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吧。

麦克·艾许

Michael Asher

与塞西格爵士同被誉为英国当代最伟大的沙漠探险家。他和太太是有记录以来第一批仅靠骆驼自西向东横穿撒哈拉的人。现居肯尼亚，从事写作和环保事业。已译成中文的著作包括《阿拉伯的劳伦斯》和《最后的贝都人》，皆由台湾出版。

卡舒吉因指责沙特政府不公、腐败、贪婪——这些工业权力社会的典型，而被残忍杀害。《阿拉伯沙地》中的贝都因人跟现在这些人几乎就不是一个星球的人了。当时的贝都因人没有唯物主义，因此也就没有阶层，每个人都能平等发声；一个人的名声不取决于他拥有多少财产，而是他有多慷慨。塞西格曾惊奇地描写他的同伴穷得叮当响，因为他把自己所有的骆驼都赠与他人了——他们不存在财富上的嫉妒；贝都因部落里的权威建立在尊重之上，而不是压迫。游牧部族没有警察或军队，谢赫（Sheikh，对“部落长老”、“智者”等的尊称）无法强迫任何人做他不愿意的事，领袖给予人们建议而不是命令：人们之所以听从他们是因为他们的智慧。

塞西格笔下的贝都因人最高贵的地方还包括他们对工业文明的看法和现在这些人不同。他们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而不是支离破碎的，也就是说他们不认为自己和自然分离、和其他人分离，遑论认为自己是“最重要的”。他们生活在一个分享的社会里，正是这些价值观让他们得以在艰苦的环境中生存千百年。

直到1990年代都没有任何一户贝都因人家离开空白之地（Empty Quarter）。他们不得不迁入城镇后，就被机器、电子产品、摩托车、医院、监狱、法院、学校、警察、军队、社会阶级等同化了。支撑他们度过那么悠长岁月的沙漠价值观渐渐消失，他们的孩子去学校、读大学、被灌输“发展”的概念和新的享受、唯物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等级、权威等等。

2018年，由“发展”导致的毁灭性局面越发明显，举个例子，亚马逊雨林有大概14%的树木被砍，创了新高。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表现出离开工业社会的兴趣，今年2月去世的美国作家Daniel Quinn把倾向于狩猎-采集、游牧部族等分享型社会的人称为“出离者”。他把文明人称为“索取者”，这些人向地球索取，且不给予回报——这样的情况显然不能再继续了。他们糟蹋自然的同时也强迫原住民进入城市，现在世界上有一半人生活在城市里，是历史上最高的。

贝都因人进了城，许多其他原住民也对现代工业社会很向往，但也有不同的。美国语言学家丹尼尔·艾弗利特（Daniel Everett）和亚马逊雨林中的狩猎-采集部族皮拉哈人一同生活、工作长达30年的时间。他学会了他们的语言，发现他们没有表达颜色、亲族关系或是性别的词，也没有宗教、创世神话等抽象概念，连代表数字的词都没有，甚至不知道如何数数，时态上也只有现在时。皮拉哈人已经和现代社会接触有两个世纪之久，但他们对后者从不感兴趣，保持了自己的文化完整。

深层生态保护运动（Deep Ecology）的人一直相信正是现代社会和它的价值观使人类和自然分离。工业文明是不永续、无法被保存的。今年，英国的Jem  Bendell教授写了一篇《深层适应》（Deep Adaptation）的文章，提出适应没有工业文明世界的好方式。一段时间以来，许多生态学家都认为一种好的、新的、可适应的社会模型其实是基于最古老的社会结构。狩猎-采集文化成功存在了300万年，这些部族没有定居点、战乱，甚至连贸易也没有。当然我们不可能回到狩猎-采集形态，但我们或许可以基于他们的价值观建立一个新的社群——亲近自然、崇尚永续农业、使用适当的科技，没有强权、所有权、阶级，我们当然也希望这个社群里没有贪婪、腐败和不公，就像曾经的贝都因游牧者那样。

丹尼尔·艾弗利特

Daniel Everett

美国语言学家，曾以传教士身份和亚马逊雨林中的皮拉哈人接触，最终被原住民改变了信仰。至今已和皮拉哈人一起工作、生活30年。著作《别睡，这里有蛇！》于2011年由台湾出版，简体中文版也有望面世。

2018实在是艰难的一年，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当选巴西总统给包括皮拉哈人在内的亚马逊原住民带来许多潜在危机，他认为巴西境内的原住民不该享有土地特权，应该学习葡萄牙语，同化于、适应于巴西社会。最浅层的影响而言，这意味着原住民会失去由政府提供的包括医疗在内的许多保障。

皮拉哈人的情况还算好，还没有受到很大影响，也可能影响不大，因为他们的领地洪水不断，无法耕种，而且人们也没在那里发现矿藏。到今天为止还没人想夺取他们的土地；而对那些生活在矿脉之上或是拥有肥沃土地的部族就是另一回事了。像皮拉哈这样的狩猎-采集部族只要外界不去强迫他们就不会有什么变化，但已经过上农耕生活的原住民，他们因土地权益和巴西当局的关系今年持续紧张，我对未来几年都不抱乐观态度。

今年我也依然专注于研究原住民文化能给工业社会和科技带来的启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of Chicago Press）出版的《Dark Matter of the Mind :The Culturally Articulated Unconscious》（头脑中的黑暗物质：无意识的文化关联）这本书也会出中文版。全书就是基于我多年来和原住民一起生活、打交道的经历，还有对工业社会的研究。我想阐释的是，人类在思想、意识上的多样性是基于文化产生的而不是基因，人们常常忽略文化因素。另一本书《How Language Began》（语言是如何开始的）则关注智人时期的狩猎-采集社会，把他们和今天的部族联系到一起。我也向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申请继续在巴西研究，但是现在局势动荡，没人能预料申请是否会获批准，就算批准了又会不会被撤回。

纪录片导演，作品包括《敖鲁古雅敖鲁古雅》、《雨果的假期》、《犴达罕》等，后者获第51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提名。

我在2018年春节刚过时回到敖鲁古雅，维加、柳霞和雨果都在猎民点上。他们的帐篷一面是墙，三面都是塑料布。春节前，母亲芭拉杰依去世，维加和柳霞两个人就一直醉酒、痛哭。芭拉杰依曾是他们的精神支柱。

维加前年拿刀往自己肚子上捅，仿佛是要决绝地切断这种已经不再和森林神明有联系的空洞感。但他还是被抢救了回来，现在手术后康复了，但肚子上的刀口和伤还显而易见。他去年结婚，娶了一位画国画的。雨果25岁了，回到山上的时间也多了，他还约束着柳霞和维加酗酒。过年时两人喝得不像样，终于把雨果惹生气了，砸了所有的酒。柳霞的丈夫前两年因酒精中毒去世。现在她取代了母亲一直呆在山上，还在坚持。

他们还和森林中的精灵在一起。

时光在这些地区过得很慢，用一年时间很难丈量它和其他族群之间关系的变化，近七八年来鄂温克人已经和主流融合在一起了。

我也一直在跟踪拍摄新疆的哈萨克生态移民。他们已经在新环境下生活了一年，我想拍的是他们适应的过程。一开始很兴奋，但过后失落随之来临。这些人突然失去了过去直接和自然产生关系的生活、生产方式，搬迁时牛马羊也都卖了。我等再冷一些，隆冬时节会再去，拍摄严冬中的他们还有他们的节日——失去了过去的生活方式，传统节日如何在新的土地上继续？看他们和自然的关系如何变化。当然没有关系也是一种关系，但远离自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让他们远离了自己的神灵。

2018年对全世界来说都很艰难，纪录片做的是提出问题而不是得出结论，我的拍摄主题是关注北方少数民族在当下生活的精神状态。我最想提出的是，生态移民在环境变化、日常生活变化过程中的心理变化是怎样的。这部纪录片预计明年完成，我也在卖自己的画，筹钱拍片。

明年我还会回呼和浩特，那儿也是我上大学的地方，集中拍摄在城里的少数民族，年轻一代的生活、工作状态，还有从小就生活在城市中的少数民族，他们和本民族的关系以及对当下本民族的思考。

韦德·戴维斯

Wade Davis

原美国《国家地理》常驻探险家，现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出版有《生命的寻路人》等多种著作，拍摄《世界边缘的光明系列》（Light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等纪录片。

工业文明的人们得了生态健忘症。我们或许还记得今年是一战结束百年，但我们是否还记得这几百年来自己所破坏过的自然和其他文明？举个例子，我们已经忘记了一大群信鸽遮住太阳的场景，也忘了成群野牛在荒野中奔跑撼动大地的场景——工业文明毁了那片土地。

原住民文化跟工业文明完全不同，其核心当然是原住民和大自然的关系，除此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对待记忆的态度。原住民部族经过漫长的时间、积累神秘的传统仪式，和地球相通。他们这么做不仅是基于和土地的深刻联系，更是因为他们微妙的直觉——土地是经由人类意识而呼吸的。对许多原住民社会来说，大地、山川、河流、森林都是活的，是通过人类的意念、想象而形成、改变，再经由人类对这些意念、想象的记忆而维持。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加拿大西北海岸的海达人不会忘记大海在秋天时的颜色，美国拉科塔人依然可以听到野牛奔过草原雷鸣般的声响，婆罗洲的本南人还是以暗影作为路标——那里曾经是一棵树伫立的地方。但我们就像18世纪的奴隶交易者掩盖自己的罪恶那样，有意无意地学会了摆脱有关自己恶行的记忆、改变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期许，以此逃避面对造成的后果。但是，如果我们能让自己变得麻木，那么也有可能唤醒自己对真正的生活方式的渴望，被原住民所启发，千百年来，他们都由古老的意识和记忆指引着。

拉尔斯·科鲁塔克

Lars Krutak

美国人类学家，研究部落纹身二十多年，是美国自然博物馆、史密森尼学会人类学研究员，也是出色的摄影师，已有多种画册出版。

2018年对原住民纹身研究来说是非常好的一年。6月8日，开创性的纹身展览在加拿大西北海岸温哥华的The Bill Reid画廊开幕，完全专注于西北海岸原住民纹身的复兴，策展人也都是加拿大第一民族。他们运用多媒体手段展现自己部族的纹身，还出版了限量500本的画册详细解释纹身深意。同样是在加拿大，一部名叫《Skindigenous》的电视剧开播，讲述的是13位世界各地的原住民纹身艺术家为复兴传统而付出的努力，第二季也已经在制作中。在新西兰，由萨摩亚导演Lisa Taouma拍摄的纪录片《Marks of Mana》（玛那的印记）在10月上映，展现了南太平洋女性纹身的历史以及今天在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新西兰的纹身复兴。《Ancient Ink: The Archaeology of Tattooing》（古老的墨水：纹身考古）1月在欧洲和亚洲同时出版，我也参与了这本书。尽管它的内容是有关于木乃伊纹身、古物件和用具的，但也向读者展现了包括菲律宾、巴布亚新几内亚、克罗地亚、阿拉斯加和北美原住民的纹身复兴。

我5月重返了印度那加兰邦，继续研究那里的传统纹身。那加兰邦的复兴要归功于纹身师Mo Naga的付出。我也采访到了一些那加兰长者，记录到之前从没见过的罕见纹身，它们也从未出现在任何书籍和报道中。我也开始写下一本专注于亚洲原住民纹身的书了。这些年来，我收集了许多关于纹身的档案资料、插图和罕见老照片，终于弄明白了古老印记的意义，计划在2019-2020年出版此书，收录自己从2002年开始的亚洲田野旅途。

今天，欧洲和亚洲的国际纹身论坛上有越来越多原住民纹身师的身影了。我认为是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让人们注意到了原住民纹身传统。纹身师们的交流本身也会促进纹身传统的复兴。现在也有不少大型机构参与进来，提供协助训练年轻纹身师或是记录纹身传统。在工业社会，纹身是个非常赚钱的行业，但如果不是原住民在数千年前创造了纹身，也就不会有今天。我想给予他们一些回报是应该的。

满族，在法国进行自由创作的同时四处旅行学习永续农业，梦想建立一座独立的永续农场。

今年我分别去了美国亚利桑那的印第安保留地，墨西哥南部恰帕斯省（Chiapas）的印第安原住民查姆拉（Chamula）部落和吉尔吉斯斯坦北部天山山脉里的一些游牧地区。今年一半时间都给了这些地方，我也感到无比幸运。

在亚利桑那díne的印第安保留地，我的朋友Bahi年近60了，他一边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里做后勤，一边独自完成自己的第一部纪录片——记录本民族的故事。我目睹了一些过程，他不太会剪辑，就只能在周末去学校办公室一点一点学，进度很慢。他也需要其他语言的翻译，但周围没那么合适的人选，他还需要继续下去的资金，于是就在网上众筹，真正施予援手的人并不多，特别是保留地里的人。他有时也呼吁大家去帮助还住在更偏远之地的年近八旬的长者们放羊、送物资，但响应他的历来都是美国年轻白人，或是法国人和日本人，这让他非常失望。以上所说的这些状况，已经持续了很多年。

11月，我听说他的纪录片终于剪辑完成，请来了包括他父亲在内的很多长者，还有自己的儿孙，举行了首映。老人们第一次看到他们自己的故事出现在屏幕上。

墨西哥恰帕斯省的人们相对于亚利桑那是幸运和快乐的，也可能因为个人原因，我觉得在美国的那段时间很压抑，因为我看到的是一个苟延残喘的、古老、神秘的美国。而到了墨西哥，一切旋律和色彩都变得明朗欢快起来，查姆拉部落世代生活在墨西哥南部接近危地马拉的恰帕斯高原，上去的路上可以看到山间云海和巨大的仙人掌，美若仙境。查姆拉人是玛雅后裔，当地人称Chamulidas。他们崇尚黑羊毛，所有女人都围着两块粗长的黑羊毛织的毯子。

查姆拉人小心翼翼地和从全世界蜂拥而至的外国人，包括我，做斗争。他们的传统并没有被打乱，说自己的语言，去自己的集市，有自己的集会和政治选举，甚至他们自己的餐馆也很少有外人光顾。

我在查姆拉第一次见识到如此迷幻浪漫的教堂，高大的墙壁和地板被巨大的稻草铺垫，铺满鲜花，地上闪烁着烛光，空气里弥漫着植物的味道，所有人安静的坐在地上祷告，为耶稣和圣人们供奉可乐。那一刻，我选择赶紧退出来，不去破坏这只能在马尔克斯笔下才能出现的画面。

我也有幸在恰帕斯遇到一个年轻的社会人类学家朋友，他在前往一座玛雅金字塔的路上告诉我正发生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边境的事：数万难民正聚集在边境的难民营里，有的来自非洲有的来自洪都拉斯和其他南美国家，试图从墨西哥跨境到美国，几乎毫无成功希望。去往难民营的路上要经过好几个大毒枭控制的区域，交保护费是必须的，他已经连续三年过去做社会调研，但他现在害怕再回去会有生命危险。还有一天，我们走在墨西哥城的大街上，他停下来指给我看一张头像照片，他要去给这个来自南部、正在竞选总统的原住民女人投票。

我想工业社会和原住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期间有残酷的斗争，也有共融和理解，是很复杂的，有时候一年并看不出什么实质变化，得五年甚至十年来看。亚利桑那的印第安保留地，Navajo-Díne部落是北美印第安种族保留人数最多的地区，有一些沙漠戈壁中还有老“钉子户”守着自己的传统屋子hogan不走，美国政府就切段他们的水源和供电。年轻人全都去重新安置的保留区工作了，这些老人就孤独地做着最后的抗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留守长者大部分是女性。

年轻的后代们并没有办法真正融入白人社会，总是有无可避免的歧视存在。Bahi的孙子得到的一份工作是给白人打理花园草坪，女儿则在保留区里，无业。

有时候也会有星星出现。我遇见了一个来自阿帕奇部落（Apache）的女孩，只有22岁，有阿帕奇和亚奎部落（Yaqui）的血统。从今年初开始，她放弃了城市生活，独自回归荒野，住在荒废的hogan里，学习狩猎、日常手工、木工和草药愈疗。时不时地我会收到她的消息。她是一个年轻的勇士，快乐地重回祖先的领地，向大自然学习本领，就像一头母鹿回归了森林。

这看上去像是她在试图脱离和现代社会的关系，但其实，她在以自己的行动影响着其他还身处城市的年轻人，也得到越来越多朋友的支持。我想不管是原住民还是非原住民，我们得到的启示是一样的，那就是去用自己的方式寻找和大地母亲的联结，倾听她的声音，倾听自己的声音，去看清自己和世界的真相是什么。我想这一点也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

我在中亚度过了整个夏天，从7月中旬到9月中旬。我曾听人说中亚所有的城市都一样，亲身经历告诉我也的确如此。阿拉木图和比什凯克的构建大同小异，苏维埃时期的展馆、工人文化宫的壁画、礼堂、电影院和列宁塑像，方方正正的街道和破旧的苏联时期下水管道排水系统，到处都在诉说着苏联逝去之后生活好像变得更加艰难。我第一次进入比什凯克后，感觉这里仿佛是一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除了高大的白杨树和街上拉手风琴的瞎子，所有人的状态都是忙碌而疲惫，不知要奔向何处。不过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对我而言，出了比什凯克，去往伊塞克湖的方向，再向东进入到天山山脉，一直走，走到手机信号完全没有的地方，走到只有骑马可以到达的地方，那就是另一个世界了。

我幸运地先后找到两家牧民，和他们分别住了半个月左右。这两家人一家有50头牛，一家有45匹马，都放养在雪山草甸和壮丽的针叶林中间，每天从早上5点起床到晚上8点之间有干不完的活。牧民们一般都只说吉尔吉斯语，不常用俄语，这和比什凯克的吉尔吉斯年轻人很多只会说俄语大相径庭。

每天早晨，我年轻的女主人Nazira会拿一把针叶点上火，在毡房里四处敲打，净化一夜的气味。

吉尔吉斯山间草药遍布，我朋友的奶奶就会利用这些草药和伊斯兰字符给人瞧病。有趣的是，当你在毡房间行走，如果遇上谁家结婚或是过生日，就会有游吟诗人弹唱库姆孜，他们就是哈萨克人口中的阿肯。

吉尔吉斯人永远不担心自己的传统会消失，他们富饶的传统文化会保佑他们在马背上一直走下去，骄傲的走下去。

麦可·哈纳

Michael Harner（已故）

由萨满研究学会主席Susan Mokelke代作

哈纳1956到1973年间游历南美，从人类学家变成一名萨满研究者。1970年代中期结束南美冒险后，转向北美印第安部族继续学习萨满知识，对北极圈萨米人、西伯利亚萨满等也有研究和经验。1979年创办萨满研究基金会。

麦可·哈纳今年2月3日去世，享年89岁。他一直认为，学习、保育、为这颗星球和生活在其中的人而教授萨满知识是最重要的。他生前说：“如果我明天就死了，我也已经做了比自己希望的更多的事。我非常幸运，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走这样一条路（传授萨满知识），也不曾设想会有这么多学生想要学习。现在有不少人已经训练有成，做好了和性灵一同工作、向它们学习的准备。我的遗产就是我的学生们，因为他们会继续传承下去，走到比我更远的地方。”

哈纳证明了科学和萨满智慧并不矛盾，他提出的“核心萨满”让原住民的传统萨满智慧得以脱离偏见、迫害，进入西方社会、工业文明。与此同时，原住民萨满和“核心萨满”依然保持互通，哈纳创立了LivingTreasures of Shamanism（活的萨满宝藏）项目支持原住民萨满智慧的保育和传承。

哈纳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他和妻子共同成立的萨满研究基金会，依然推动着萨满智慧的传播、研究和培训，今年增加了萨满训练课程，包括为期两周的萨满疗愈计划和三年的进阶计划。基金会也依然如他所想地致力于带来灵之世界中的智慧和悲悯。

艾蕾格拉·阿丽

Alegra Ally

以色列人类学家、探险家、摄影师。17岁就告别家乡周游世界，记录探险中的际遇、神秘偏远的部落，尤其是部落妇女如何在自然环境中生产的过程。

今年我自己做了母亲，完全沉浸其中。正是我的项目“荒野生产”让我越发想要成为一位母亲，记录原住民妇女生产的过程一路指引着我。这个项目打开了我对生产和母亲的认知，原本狭隘的西方观念一直让我犹豫是否真的要孩子，但一次次和原住民妇女的接触改变了我。

今年，原住民妇女依然受到气候变化、歧视、性侵和偏见的威胁。事实上，有研究表明只有女性得到平等的机遇和权力时，部族乃至全社会才能兴盛发展。建立一个健康良好的社群取决于女性、母亲们的身心健康。

原住民社会和工业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停变化的，原住民妇女面临各种挑战的同时，也有不少声音给予她们支持、提倡人权保障。两个社会之间的平等互通完全可以互利，只要这种交流是自发的、循序渐进的，那就是好事。

罗伯·亨利

Rob Henry

澳大利亚纪录片导演，和苏门答腊明打威岛民有深厚情谊，自2008年起花十年制作相关纪录片《As World Divides》（两个世界之间）。2014年成立Indigenous Education Foundation（原住民教育基金会）致力于原住民孩子学习传统智慧。

今年我们和明打威岛的Yayasan Pendidikan Budaya Mentawai团队（YPBM）密切合作，他们忙着为岛民建立文化、环境教育计划，包括文化活动、工作坊以及研究、记录原住民传统，确保被传到下一代的没有变味。这项工作对明打威年轻人来说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他们正快速失去自己的文化以及和土地的关系，团队鼓励年轻人重新找回这份联系。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但他们可以带领族人走向一个更可持续、文化更富足的未来。

文化、社会都是会呼吸的有机体，总是在持续变化。但明打威岛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太快了，多条贯穿和环岛的道路，让汽车、卡车和大型机械得以上岛，很快会打扰到生活在偏远地区过传统日子的原住民。我们其实早就知道这样的工程不利于原住民继续过自给自足的生活，但我们也希望通过和外界的互通，明打威岛民的声音会被更多人听到，他们也可以利用更多现代设施加固自己的文化、保存自己的身份证明、拥有医疗设施的便利。

我对原住民的未来、他们的多样性和独特的文化保存，都持非常积极的态度。可持续发展应该是当今社会急需的技能，而原住民深知这种生活方式已经千百年了，他们是这项智慧的守护者，以此度过了各种气候、土地变化。现在越来越多人，不论是原住民还是现代社会的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我认为现在应该更专注于积极的面向，帮助原住民更好地跟他们的文化、土地相连，从而兴盛起来。这会是保护我们的星球的关键。

威尔·米拉德

Will Millard

英国作家、探险家、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成员。曾长时间游历巴布亚新几内亚，为BBC 拍摄了纪录片《南太平洋上的猎手》、《部落中的一年》等。

我为BBC拍摄的纪录片《部落中的一年》（My Year with the Tribe）播出了，讲述的是我在巴布亚深处和原住民共处一年的故事以及我看到的问题。令人悲伤的是，就在前不久，我得知纪录片中的一位长者Haup在我们离开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了。

我认为巴布亚两个最大的问题是滥用自然资源，像是伐木、开采金矿、石油等，还有一个则是渴望建立现代社会，以摆脱所谓的“原始”身份。这两大问题导致原住民的传统土地被侵占，完全向着和传统无关的方向发展，已经几乎无法避免。

原住民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关系当然有实质性的变化，在我们拍纪录片的Muara镇，政府投资升级他们的道路、房屋，还来了一个州政府资助的牧师。必须指出的是，Muara河上下游的两个村子已经开发得很好，之间走路也不过一天，但是非常不安全，我想许多生活在那里的人最终会搬迁，逃离动乱，前往更靠近市区的定居点。走进现代经济、拥有更好的食物、教育、医疗设施等等这些现代社会的资源，对原住民有越来越强的吸引力。

那些生活在极端环境中的原住民依然让我感到震撼，即便他们生活到相对现代化的村子里以后，狩猎技能和传统信仰依然非常关键。一个传统村子里有人穿现代衣服并不意味着他们突然失去了所有传统，要知道文化不是外表的包装纸，我们到底是谁有99%是无法从外表判断的。

菲尔·伯格

Phil Borges

美国摄影师、纪录片导演，三十多年来专注于记录部落文化，认为对部落巫医、萨满的了解有助于现代人对心理疾病和精神崩溃的认知。2017年发布的最新纪录片《Crazy Wise》（大智若愚）详细解释了两者的联系。

2018年对工业社会来说真是动荡的一年，我认为我们的所作所为对原住民族群影响最大的应该还是消耗了太多石油。有不少原住民的传统土地是在油田上，一旦我们石油不够用，他们的土地危机就会再次升级。气温变化则是一件让原住民社会和工业社会都颇为担忧的事。

我认为工业社会已经在缓缓地意识到，在原住民传统社会，他们和周遭自然以及和彼此之间的那种关系是生而为人的根本所需。反观现代社会，我们有的是不断增长的抑郁症和自杀人数。很明显，心理上我们不如原住民健康。

在研究原住民和现代人心理问题的过程中，我越发意识到，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比如气候变化、政治冲突、种族分裂、心理健康每况愈下，其原因是灵性层面上的，我们应该向原住民学习，或是通过某种方式重新找到和自己、跟彼此、与自然世界的深层联系。

马克·普洛特金

Mark Plotkin

美国民族植物学家、活动家，和韦德·戴维斯同为现代植物学之父理查德·舒兹的门生。在南美雨林中跟多个部族学习药用植物已有三十余年。成立非盈利组织Amazon Conservation Team，致力于原住民智慧传承、原始雨林保育，也为原住民申讨土地权益。

今年我更想说一说亚马逊雨林中的美洲豹偷猎和原住民的关系。美洲豹勇敢无畏、充满力量，在雨林漆黑的夜里啸叫，这些都让它们成为雨林萨满的象征。许多部族的萨满都相信，在死藤水等致幻植物帮助下，他们可以变身为豹。亚马孙生活着许多掠食动物，却只有美洲豹在原住民文化中扮演主要角色。

在北美和美洲中部，美洲豹早已属于濒危动物，但是在南美洲，偏远茂密的亚马逊雨林为它们提供了庇护。然而现在它们的庇护所也面临危机。亚马逊地区筑路的速度非常惊人，这让外来者能够进入雨林更深处。巴西境内的亚马逊里牧牛农场越来越多，牧人用牛作诱饵猎杀美洲豹。南美现在出现了对美洲豹身体、器官的需求和市场，牧人能从美洲豹身上赚不少钱。

坊间还有传闻，美洲豹能制成珍贵的中药——我们都知道，尽管中医会用到动物，但美洲豹从来不在其中。不少偷猎者支付原住民一些费用让他们代为猎杀，然后偷渡出国高价售卖。这种做法对美洲豹是毁灭性的打击，对原住民同样如此，让他们杀死自己的萨满象征、无视自己文化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绝非易事，但他们要在经济社会中生存。值得庆幸的是，今年在苏里马那开启了一次动保国际会议，与会者包括部落头人、宗教首领、苏里马那政府官员、荷兰领事馆、动物保护主义者、苏里马那商业协会等，也包括在苏里马那的华人领袖。大家一致同意采取必要措施扭转局面。人类对这个世界有独特的责任，我们要尊重自然法则，维护和我们共同分享这个星球的生物的平衡。

卡尔·霍夫曼

Carl Hoffman

记者、作家，著有《野蛮收割》、《疯狂快车》。曾是《史密森尼学会》、《连线》等多家媒体撰稿人。

我在婆罗洲雨林中跟随达雅克人（Dayak）和本南人（Penan）寻找雨林中的秘密以及瑞士传奇活动家布鲁诺·曼瑟死因的书《The Last Wild Man of Borneo》（婆罗洲最后的野人）出版了，而且有幸成了亚马逊年度最佳非虚构图书之一。但是对于原住民的未来，我很难乐观。巴西的新总统博索纳罗甚至说：只要是原住民所在之地，就有钱和资源在他们脚下应该被开发。在东南亚，苏门答腊和婆罗洲也还在持续种植橡胶树，它对土地、当地原住民的危害越来越大，也加剧了气候变化。事实上，世界各地政府对少数族群的打压数不胜数。现状确实比布鲁诺在1980年代见到的本南人状况要好，原住民的声音逐渐被外界听到了，也有保护组织帮助他们，但未来会怎样，我仍然持悲观态度。

英国原住民保护组织

Sinchi Foundation

创立者Tom Wheeler

SF成立于2016年，名字取自安第斯山克丘亚语，具有力量、勇气和领导力之意。把宣传、保存原住民智慧视为首要任务，主要通过摄影、影像和音乐三大门类架起原住民跟西方世界的桥梁，也不定期举办文化聚会。

我想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有不同的困境，但他们也面临一些相似的挑战，比如和政府、工业社会对抗，维护自己的土地以及脆弱的生存环境，今年也不例外。

在墨西哥的马萨特克部族（Mazateca）中有个有趣的例子，我们在那里做为期一年的名叫“Tracing the Steps of the Ghost Dance”（追随鬼舞的脚步）的项目。在他们的高原丛林中有一种神圣蘑菇叫做Desheto，千百年来，当地原住民一直用它举行仪式。这几年，随着电力线铺设到这片地区，这种蘑菇很快消失，现在已经濒于灭绝了。我认为我们现在身处险境，如果不听信这些信号、让我们和自然产生联系的工具都消失的话，就要失去和自然之间尚存的联结了。

一方面，我相信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文化多样性和保护环境的重要，还出现了许多了不起的原住民艺术家，通过音乐、摄影或其他媒介把他们的理念带到现代社会，推动更多人；但另一方面，我不确定这样的改变是否够快，工业发展越来越气势汹汹。我非常担心亚马逊雨林中的部族，巴西新总统很可能让他们的日子变得异常困难。现在已有很多原住民领袖和活动家在亚马逊被伐木者、采矿者所杀，这些谋杀还可能很快被政府认定是合法的。我想强调的是，尽管亚马逊距离我们非常遥远，但我们应该联合起来抵制这样不公正的做法。我坚信这将是关乎人性未来的一战。

我们深信让原住民自己记录传统文化是件好事，也有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原住民的记录或是创作。长久以来，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关于原住民的事都来自西方视角，多多少少都会有文化偏见。我们希望听到更多来自他们的声音，不论是谈论环境的还是文化的，了解得越多，我们也会变得越谦逊，越乐意倾听他们的故事、面临的挑战，越欣赏他们的知识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