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丨印度研究：人类学的视角与方法

【编者按】本文整理自2023年12月14日由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外国语学院和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主办，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承办，季风实验室策划的讲座“印度研究：人类学的视角与方法”。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吴晓黎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张忞煜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曹德军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许娟助理研究员出席本次讲座并参与讨论。

吴晓黎老师本硕博分别就读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中文系比较文学专业、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方向为宗教人类学、政治人类学与印度研究。2005-2006年吴老师在印度喀拉拉邦进行了一年的博士论文田野调查，2009年出版了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专著《社群、组织与大众民主：印度喀拉拉邦社会政治的民族志》。此后吴老师在印度还有多次访学和调查经历。

本次讲座中，吴老师首先梳理介绍了人类学学科起源、研究范式与理论经验，然后进入到人类学对印度的研究简史，并以一部关于印度民主的民族志为例讲解人类学的视角与方法，最后分享了自己的印度研究历程和田野经验。

《社群、组织与大众民主——印度喀拉拉邦社会政治的民族志》书影

人类学的历史与理论

讲座伊始，吴老师从人类学与民族学最初的学科概念讲起。人类学Anthropology（希腊语：ἄνθρωπος）的学科概念最早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由德国哲学家马格纳斯·亨德特（Magnus Hundt）于1501年在《人类学——关于人的优点、本质和特性以及人的成分、部位和要素》（Antropologium de hominis dignitate, natura et proprietatibus, de elementis, partibus et membris humani corporis）中提出，希望提出一种对人的普遍化的研究。早期的人类学强调人的生理或物理体质方面的研究。1647年，哥本哈根大学的托马斯教授兄弟再一次提出人类学这个学科，但是是从医学的解剖学和心理学层面出发的。而民族学Ethnology，源自希腊语“ἔθνος”，意指“族群”，最早由匈牙利国王的历史学家亚当·寇拉（Adam Franz Kollár）在1783年在自己的著作《匈牙利帝国历史与宪法的便利》（Amenities of the History and Constitutional Law of the Kingdom of Hungary.", Historiae ivrisqve pvblici Regni Vngariae amoenitates）一书中提出。与之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民族志（ethnography），最早是在俄国任教的德裔历史学家Gerhard Friedrich Müller在参与1733-1743年第二次勘察加探险时提出的一个单独研究领域（Völker-Beschreibung）：通过直接接触对异文化群体的研究。1770年代，德国历史学家将希腊式新术语ethnographia引入学术话语。

值得说明的是，民族学所意指的“民族”与中国本土语境下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当下中国的“民族”概念，第一义是20世纪民族识别后的政治范畴，56个民族。而民族学、民族志中的“民族”没有明确界定，泛指一个“人的共同体”，有一些文化上的共同属性。民族学一词能由寇拉提出也是由其自身特殊的背景决定的。寇拉本人是王国的图书管理员，精通欧洲古拉丁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并会对大量文本进行翻译与注释。而匈牙利本身处在一个多语言多族群的地区，在日常生活中常与不同文化、语言背景的人打交道，因此他提出创建一个新的学科“民族学”，以对民族及其背后的起源、习俗、制度、思维进行科学研究。民族学和民族志的概念在欧洲大陆是从东向西传播的，民族学于1830年代传至英国。及至19世纪，在大航海的带动下人类学开始了学术建制化的时代，有了专门的机构、学术团体以及博物馆推动相关研究。最早的民族学学术团体是1839年成立的巴黎民族学协会，提出研究人类机体的构造、知识与道德特征、语言、历史传统。最早的人类学学术团体是1859年成立的巴黎人类学协会，是从生物学协会中独立出来的，强调体质、社会与文化视角相结合。彼时的民族学和人类学是互相交叉的，在知识概念方面多有重合，但他们的焦点都放在了非欧洲的人群上，这与社会学区分开来。尔后，相关学术团体在英国与美国都兴盛起来，而“人类学”概念在英美逐渐占了上风（但在中东欧、俄国以及后来的苏联，“民族学”是主流）。在美国的高校体制中，形成了人类学的四大分支：体质（生物）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这四个划分最初是美国人类学之父弗朗兹·博阿斯为研究印第安人所做的方法论设计。

社会文化人类学是当今提及人类学时主要所指的对象，这里的“社会”来源于英国人类学传统所用的“社会人类学”。英国人类学家是现代人类学最重要的奠基者。19世纪的英国作为最大的殖民贸易帝国，需要一种全球化的知识。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产生了进化论这样划时代的学术理论。而对殖民地人民的关注，最开始是从政治和伦理的角度出发的。当时有一批激进的辉格党人反对非洲奴隶贸易，批判英国当局对土著人的粗暴统治，在南非成立了土著人保护协会，随后在1842年成立了伦敦民族学协会。认可人类血统上的统一是他们的道德和哲学立场的前提，用环境差异解释人类多样性。进化论提出后，民族学协会内部分化出另一派，他们认为人类从起源上就不同，用种族差异解释人类多样性，并在1863年独立出来成立了伦敦人类学协会。直到1871年，托马斯·赫胥黎统合了两派，成立了皇家人类学协会（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用了后一派的术语，同时前一派的理念（人类心智同一性）占了上风。对文化差异的种族主义解释已被削弱，不过还没到彻底根除的程度。现代的人类学正式开启。

最早使用民族学一词的匈牙利历史学家亚当·寇拉（Adam Franz Kollár）

最早的民族学学术团体巴黎民族学协会（Societe Ethnologique de Paris）

 

现代人类学的发展

最初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被后人称为“摇椅上的人类学家”，以爱德华·泰勒（Sir Edward Burnett Tylor）最为著名，代表作是《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 ）。这一代人类学家主要依靠从四处搜集来的游记、传教士撰写的资料与地方官员的报告进行写作。他们定义的文化是一个包括了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任何能力和习惯的一个复杂整体，关注的核心是文化形式的起源和演化。第二代人类学家则是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人类学家，以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Kasper Malinowski）为集大成者。他是一位波兰裔学者，在伦敦任教时，于1915—1918年在特罗布里恩群岛进行田野调查，是田野工作（Fieldwork）概念的奠基者，提出“参与观察”的田野工作要求，诸如学习地方语言、生活一个自然年、深度访谈等。此外，马氏特别强调了两点，其一是对地方观察的整体性，不论研究的核心是什么，都一定要从地方生活的方方面面搜集资料；其二是内部视角，从早期人类学民族志关于一个地方群体的制度的外部记叙，转向对当地人心态的理解。

马氏1922年出版的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学的学术范式与经验方法，逐渐形成功能学派理论体系，又在拉德克里夫·布朗吸收法国社会学理论后，形成了结构功能理论体系。两者的共同点是共时性研究，在研究客体内部寻求理解和解释，在这个意义上，与上一代的传播论和进化论形成了决裂。马氏功能论认为，一个地方文化的每一部分都在其他部分的运行中起到了作用，每一个文化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机制，个体的人通过这个机制来应付物理的环境和外部的社会环境，这就是文化的基本功能。拉德克里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的目标其实是比较社会学：抽象出结构，划分类型。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是他的学生在1940年代对非洲社会的政治体系的研究，他们在民族志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种社会的政治结构，其一为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其二为无国家的政治结构。在无国家的社会，是亲属关系提供了政治结构。埃文斯-普理查德（Edward Evan Evans-Pritchard）的《努尔人》（The Nuer）是其中的典范之作。彼时的人类学一方面实践了马氏所强调的田野工作，另一方面体现了结构功能学派对田野材料进行抽象化、理论化处理的能力。

二战之后，给人类学及其他人文学科都带来深远影响的是法国的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结构主义。列维-施特劳斯并不十分重视田野，更喜欢有关人类普遍性的理论研究，在这一点上他深受法国人类学先驱马歇尔·莫斯（Marcel Mauss）关于“礼物交换理论”的影响。他的结构主义被称为抽象结构主义，按他自己的说法其实是一种方法。相较于布朗强调社会实体的结构主义，他的结构是一组关系，这对研究印度的法国人类学家杜蒙有很大影响。列维-施特劳斯自己关注的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内在结构，尤其是思维结构，所以他研究神话，因为他认为神话是理解人类思维方式的钥匙。另外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类学家是美国的克里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人类学阐释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文化是一个由各种意义编织的网络，人类学应追求的是一种对文化的“深描”，阐释意义而非解释因果。而且，阐释学派强调地方性知识，借助本土的认知结构来认识本土的社会现象。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对于自诩普适性的理论都持怀疑态度，也视它们为“地方性知识”，要追问其适用范围。

第二代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Kasper Malinowski）

法国抽象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吴晓黎老师讲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人类学界自身发出了许多反思与批判的声音。首先的批判直指殖民主义，人类学家阿萨德（Talal Asad）所编的《人类学与殖民遭遇》便是代表作之一。另一类是对之前学派的反思，其中很有意义的学派是政治经济学派，他们认为部分人类学家过分重视文化和意义，忽视了外在坚硬的物质，而且没有历史的维度。这一派人类学学者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关注权力和阶级的现实逻辑，以及大历史进程与微观区域之间的关系。在这两者之外，还有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他们聚焦民族志写作与叙述权力的问题，解构民族志书写的权威，代表作品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后现代的文本实验没有持续，不过文化是被建构的观点被吸纳进了人类学主流。在承认民族志书写的只是“部分的真理”的同时，人类学还是在尽量通过民族志实践生成真实而有意义的知识。

人类学的印度研究

印度人类学研究最早开始于19世纪一些非专业的传教士、殖民官员的调查报告，以及在殖民官员的主导下的人口普查和民族志调查。印度本土的学院派人类学跟中国一样，也是在20世纪前半叶才确立。早期最重要的人类学家M.N.斯里尼瓦斯（M. N. Srinivas）跟费孝通一样是在英国留学学的人类学，他师从拉德克利夫-布朗。印度人类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早期的重要研究主题是种姓、部落及村庄，1950-70年代有不少关于村落政治的研究，1990年代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下层种姓政治成为受关注的议题。与此同时，以印度为田野的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各种各样的题目都有，大部分母题也都来源于欧美的人类学前沿领域。

《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书影

印度社会人类学家M.N.施尼瓦斯（M. N. Srinivas）

吴老师以Lucia Michelutti出版于2009年的民族志《民主的地方化：政治、种姓与宗教在印度》（The Vernacularisation of Democracy: Politics, Caste and Religion in India）为例来讲人类学的视角与方法。民主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学主题，政治学通常关注的是制度和精英，而从人类学的角度，只在政治领域研究政治是不够的。这部作品按照社会人类学的经典做法，研究了一个地方社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亲属关系，种姓关系，婚姻模式，经济生活，大众宗教，闲暇娱乐，民众对于“历史”、“政治”的理解，他们关于“人之为人”、“英雄”、“阳刚气概”的观念，等等。这些乍看之下与政治没有关系的领域，最后都表明与政治有关，因为民主的价值和观念是在本地人的文化社会实践中落地生根的。这也体现了人类学的整体观。

谈及人类学与区域国别研究，吴老师认为田野工作是区域国别研究值得使用的方法。田野调查的核心，研究者的肉身在场，在知识生产中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从研究视角上，区域国别研究可以借鉴的，包括内在视角（地方认知结构）与政治经济视角的互补与平衡：关注意义，同时关注物质关系。

谈及自己进入印度研究的历程，吴老师初入印度时刚硕士毕业，带着比较文学研究的背景，彼时印度丰富的文化多样性以及传统的延续性给她带来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并逐渐明确了要以人类学为方法进入印度的目标。吴老师认为带着核心问题前往一个地区进行田野工作是必要的，但同时也要全方位地关注地方文化生活。实际上，在人类学的田野资料收集和学术写作之间有着不小的距离，最大的考验往往是在成文过程中对论述框架的选取与搭建，但这都建立在翔实而广泛的田野工作基础上，在这一意义上，吴老师认为当下强调语言教学的区域国别研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掌握地方语言不仅仅意味着交流效率的提升，更意味着收获更多的细节，察觉不易发现的线索，更深刻地理解地方文化观念。

谈到田野工作，吴老师说，一旦踏入对象社会，田野就开始了，所有的经历，包括在生活上遇到的麻烦和问题，都是增长关于对象社会的知识的契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田野”一词意味着一定的抽离感，也是“既参与又观察”所需要的，这对于田野工作者保持良好的心态是有益的。在实际的田野中，初期的题目准备、文献阅读、理论预设，在接触田野现实的过程中有可能发现是错位的或不适用的，在这时抛弃原定议题对人类学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人类学强调在田野过程中不断对既有知识体系保持反思的意识，而对经验现实开放。吴老师说，在田野的初期“懵”一段时间是很正常的，慢慢地会了解周围人的关系以及他们背后更大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中不言而喻的一些规则。她强调的另外一点，是在田野工作进行了一段时间后，对于自己已有的经验材料，要有一个总体把握，有一个结构意识，对于一个完整的图景还缺哪些方面的材料，后面需要更有针对性的计划和安排。

讨 论

在自由讨论环节，张忞煜、曹德军、许娟老师分别以自身学科背景以及对人类学方法的好奇，围绕印度基层社会、公民组织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学习。

张忞煜老师感谢了吴老师的精彩讲座，并重申南亚系列讲座设计之初的目的之一便在于侧重学科方法以及一线的印度经验，分享研究过程中的体会与收获。张老师认为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和对地方知识的重视是开展区域研究时重要的环节之一，而同时当今的学术话语中，原本人类学的理论话语被一定程度泛化了，吴老师的本次讲座非常清晰地为与会的师生澄清了理论概念与实践方法。区域国别研究需要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中汲取养分。

张老师从自身的文学批评学术背景出发，认为人类学将文本视作田野的方法对文学批评也很有启发，如格尔茨的“深描”理论便也受到文学批评者的关注和运用。而后，张老师就当下新兴的基于互联网的“赛博民族志”向吴老师提问。它的出现有当下青年人在网络社群中生活占比提升的现实依据，人类学怎么看待它作为田野的可能？吴老师认为新媒体的兴起提供了新的表达和沟通方式，赛博田野可以成为线下田野的辅助，也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人类学在这方面比较开放，她也见到过相关作品问世，关于赛博空间女性主义政治的，作者的经验材料内容，是印度特别是喀拉拉邦的一些女性如何在网络上形成一个异议共同体。

曹德军老师是政治学方面的专家，他认为人类学的实地研究和对地方性知识的重视对国际关系研究有着一种整体的冲击。政治学着眼于“大”，这是它的优势也是它的劣势。当前区域国别研究还是以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传统学科来支撑的，并没有真正融合出一种区域国别的研究方法。当前区域国别研究局限在政治学研究时，很难使用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比如访谈，对政治研究而言私下的访谈并不如高层中正式发言的重要程度。对国际关系研究来说，国家就是最小的研究单元了，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的方法去探究诸如印度政党政治下RSS（国民志愿服务团）与BJP（印度人民党）等组织的成分、内部关系对国际关系研究有很好的补充。曹老师补充道，国际关系早年的重要源头是政治史中的外交史，在帕森斯为代表的社会科学进入后，不光国际关系，整个政治学都有一种向社会科学的转向。但对政治学而言，一般有价值的言论和材料都局限在了政府高层公开或私下的表达中，其中掺杂着一定话术，也面临着很强的阐释需求以及对真假的甄别工作，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学敏感而多有限制，从学科自身发展而言落后于社会科学。或许政治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进入基层，去调查比如BJP是如何让政党权力运作在最小的潘查亚特层级社会，从而达到对地方急速而有力的控制。

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游行

许娟老师从材料样本的时效性向吴晓黎老师提问，比如新冠疫情时期所收集的材料，在新冠后可能就无法反映当下情况了，人类学是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吴老师认为人类学的工作与对策报告类工作有所差异，时效性没有后者那么强，人类学在关注对象社会当下动向的时候，还是很在意找到一些结构性的基础性的东西，也就是更具有稳定性，或者能帮助把握变化方向的东西。典范如法国人类学家杜蒙在上世纪五十六年代研究印度种姓系统的名著，《阶序人：卡斯特体系及其衍生现象》（Homo Hierarchicus: Essai sur le système des castes），书中根据彼时能掌握的经验材料以结构主义的方式对种姓系统的走向做出了一定预言，认为会崩解的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系统，而不是种姓，种姓的变化是实体化，成为一个个互相竞争的单位。实际上，当代印度种姓的演化没有超出这一预言。

与会师生还就单点民族志代表性、田野-案头工作比例、本地语言重要性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讲座圆满结束。

《阶序人：卡斯特体系及其衍生现象》（Homo Hierarchicus: Essai sur le système des castes）书影

整理人：丁含章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