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抚“内在小孩”，重获生活的勇气

编者按：

桑多尔·费伦齐，匈牙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亲密伙伴。

1910年，在弗洛伊德的建议下，他创立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1913年，他创立了匈牙利精神分析协会。费伦齐主张积极的技术和身体干预，这使他备受批评，甚至被视为“精神分析的坏小孩”。然而，这个“坏小孩”对遭受创伤的儿童一直怀有深切的同情，对儿童和童年经历的关注贯穿其著述始终。

《内在小孩：费伦齐论文选》收入匈牙利精神分析之父桑多尔·费伦齐论及儿童精神分析的重要论文。这些论文从精神分析与教育学的关系、儿童心理发展、家庭教育等角度论述了与儿童心理相关的诸多主题，向读者展示了童年的经历如何持续而隐秘地存在于人的一生，开启了通往儿童精神分析的道路。

这些文章以发表的时间为序编排，力求较为完整地展示这位伟大而另类的精神分析学家在儿童心理学领域的独特贡献。一百年过去了，费伦齐的思想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希望他的文字能安抚“内在小孩”受伤的心灵，帮助他们重获生活的勇气。

家庭对孩子的适应

我这篇演讲的题目有些不同寻常，因为通常来说，我们都致力于孩子对家庭的适应，而不是家庭对孩子的适应。但正是我们的精神分析研究表明，朝着适应去迈出第一步的应该是我们，并且，当我们真正了解儿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毫不怀疑地去这样做。人们经常批评精神分析，因为它过于关注原始人心理的和病理学的情况，这是真的，但正是对这些不正常的现象的研究，才使得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并且把它应用于正常人身上，这是大有裨益的。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人们对一些功能性障碍的研究，也不可能在大脑的生理学领域上取得如此重大的进步。通过对神经症患者和心理疾病患者的研究，精神分析表明，在那些看似正常的表面下，隐藏着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层面或者不同的功能运转模式。在观察原始人和儿童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些典型特征在进化程度更大的文明的人类身上似乎已经看不到了。事实上，我们要感谢儿童，是他们使我们可以阐明心理学，而我们去补偿儿童的最好的方式（既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就是通过我们的精神分析研究成果反过来更加努力地去了解他们。

我不得不承认我们目前还没有能力准确地给出精神分析学的教育价值，也无法直接为教育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指导意见。因为精神分析只会在十分谨慎的情况下才提出建议，而且它关注的现象教育学完全不关注，或者关注的方式有误。我们不能告诉你们应该怎样抚养孩子，倒是可以告诉你们不应该怎样抚养孩子。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找到满意的答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的演讲内容会停留在一个比较笼统的层面上，虽然这并不是我的本意。

只有当父母更好地了解自己，并且对成年人的心理世界有了一定的认识的时候，家庭对孩子的适应才可能真正开始。直到现在为止，人们好像都认为，父母天生地就知道怎么抚养孩子，但是有一个德国谚语的说法正相反：“变成父亲比做好一个父亲要容易。”所以，父母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忘了自己的童年。我们发现，即便是最正常不过的人，对五岁以前的记忆也基本上没有了，而在一些病患的身上，这种对童年的失忆会延长更多年。但实际上，儿童在那几年中实际上已经确确实实地习得了成年人大部分的思维能力。他们却忘记了那段时光。对自己童年记忆的缺失是父母无法理解教育这一根本问题的最大障碍。

在我回到我的主题——教育之前，请允许我对适应及其在精神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做一些解释。正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那样，“适应”这个词，是一个生物学术语，所以我们要从生物学范畴的几个先决问题开始进行我们的研究。这个概念包含三层不同的含义：达尔文意义上的、拉马克意义上的，以及第三种，我们可以将之归纳为心理学意义上的。第一层含义涉及自然选择，可以理解为适应的统计上的解释，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主要研究物种延续这一总体性问题。例如，长颈鹿有一个很长的脖子，它偶然地来到这个世界上，比起那些短脖子的动物它获取食物更加容易，也因此有了生存下去和繁衍物种的更大的可能性。这种现象在所有生物中应该都广泛存在。从拉马克的角度，个体是因为使用某个决定性功能而变得强健，而他所增长的这种能力也会传授给他的下一代。这可以称作适应的“生理学解释”。但是，个体对环境的适应还存在第三种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心理方面的适应。

心理上和神经方面能量分配的改变很有可能造成一个器官的形成或者退化。我重申这一点是因为，在美国，人们热衷于否认心理学是一门科学。每一个带着“心理”前缀的学科都带着非科学性的烙印，据说它自身就带有一种神秘元素。华生医生有一天让我给他具体解释一下什么是精神分析。我必须承认，如果认为科学只是一门关于重量和长度的学科，那么精神分析学没有行为主义有科学性。生理学上要求每一个变化都必须能够用一种仪器测量出来。但是精神分析学是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去测量情绪波动的。事实上，已经有人在这个方面做了一些小尝试，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然而，当这种方法行不通时，也不能禁止人们想别的方法。弗洛伊德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发现，通过把内省的结果用一种科学的方法进行重组，我们就可以获得一种新的理解，这种理解方法与观察和实验中对外在感知的确切结果进行探索的方法是同样可靠的。当然，我们无法衡量这些内省的事实，但是即便如此，它们还是事实，我们有权研究它们，找寻路径，以便有新发现。

弗洛伊德以一种新的视角来思考内省所得材料，由此他提出了一套心理体系。这一套体系当然包含一些假说，但是自然科学也是如此。“无意识”的概念在所有这些假说中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正是基于这些假说，我们得到了数个生理学或者大脑解剖学也无法得到的结论。如果有一天，化学和微生物学的进步已经使弗洛伊德的假说变得多余了，那么我们也会放弃证明精神分析学的科学性，但是在那天到来之前，我们绝不放弃！那个华生医生认为，不需要心理学他也理解儿童，他认为条件反射的运动机制已经完全可以解释个体的行为。我不得不这样回答他：生理学的模式最多只能够了解老鼠和兔子的行为，而不是人类的行为。另外，甚至对动物来说，他也在使用心理学的概念而不自知，他根本就是一个精神分析师，而他自己还不清楚这一点！例如，他会说老鼠产生了害怕的反应，他使用心理学上“害怕”的概念。他用词十分准确，但只有通过内省，他才能知道什么是害怕，不然，他永远无法真正理解老鼠逃跑意味着什么。不过，我们得回到适应这一问题上。前面的所有阐述都是为了给适应这一问题奠定一个坚实的心理学基础。我们要感谢精神分析学，它把自然科学所忽略的一系列新的问题重新梳理清楚——它使我们明白，内在因素起了主动作用，而且只有通过内省的方式，我们才能发现它们。

现在，我要尝试解决那些关于父母适应孩子的实际问题。无忧无虑的大自然并不怎么关心人类，但是人类与大自然不一样，人类竭尽全力养活自己的子孙后代，并尽可能让他们免遭不必要的磨难。所以，让我们尤其去关注发展的各个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孩子将会遭遇困难，而且困难重重。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焦虑的症状与生理上的那些特殊变化有关，这些变化产生于从母亲的肚子里来到外部世界的这个过程。他的一个学生最近以这个理念为出发点，创造了一个新理论，在这个理论中，他偏离了精神分析学的一些观点，他试图从这第一个最大的创伤来解释所有的神经症和心理疾病，他把这个创伤称作出生创伤。

我本人也对这个问题做了深入研究，但我愈是深入观察愈是发现，在人的一生中，没有别的变化或者演变像出生这件事一样，得到了充分的准备。生理和父母的本能，都使得这个转变发生得尽可能温和。假如婴儿的肺和心脏还没有提前长好，那真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创伤，而出生就是某种胜利，通常会对他的一生中都具有示范效应。我们仔细地来考虑一下这件事：威胁人死亡的窒息立即就会结束，因为肺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开始运转，一旦脐带被剪断了，原本还没有开始工作的婴儿的左心室立即开始充满活力地跳动。除了婴儿生理机制上准备充分了以外，还有父母的本能，这些使得婴儿出生的情境变得非常舒适。人们把孩子包裹起来，让他继续享受温暖，尽可能不让他受到视觉和听觉上的刺激，大人们尽可能让婴儿忘记刚才发生的一切，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因而，我怀疑这样的一场变化，被消除得如此之快、程度如此之大，基本上不会给婴儿带来多大的“出生创伤”。倒是其他一切真实的创伤会带来难以消除的后果。这些创伤不是生理层面的，而是发生于儿童进入人类社会中时，关于这一点，父母的本能常常缺失了。我想说的是，给孩子断奶的创伤、讲卫生的创伤、消除坏习惯的创伤，以及最终那最重要的创伤：儿童向成年生活过渡的创伤。这些是童年时期最严重的创伤，然而无论是具体到我们的父母，还是广泛意义上的人类文明，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本文节选自《内在小孩：费伦齐论文选》，有删改

原标题：《安抚“内在小孩”，重获生活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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