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年磨一剑，终成完秩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编后记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是一部系统公布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档案资料集，通过对现存于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关于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文件、协议、情报、电稿、信函，中日交涉的函件及战犯供词和审判档案等资料，严格筛选、鉴别、校核，选取其中反映本质问题的，具有典型意义、真实可靠的材料，以专题形式分类排比而成。

本书选用的档案资料所反映的事实，绝大部分是发生在1931年至1945年，涵盖的内容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扶植伪满和汪伪政权、华北大扫荡等对华的政治、军事侵略，也有利用方针政策、体制机构和手段措施对沦陷区的经济资源进行疯狂掠夺，更有在中国各地制造的屠杀惨案、细菌战、强征劳工，以及对后方的大轰炸等残暴罪行等等。

本书通过系统、真实、丰富的档案史料，完整再现了14年抗战期间日本侵华的血腥图景，为深化现有的中国近代史、中日关系史、抗日战争史研究提供详实的史料支撑，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对全面弄清历史真相，还历史本来面目，加强国民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凝聚力，对驳斥日本右翼美化、否认侵略的论调，以史为鉴，珍视和平，也可提供基本的文献支持，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从项目立项到全部出齐历时37年，出版过程精益求精，以下为本书责任编辑之一、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部主任欧阳红所撰写的编后记，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20年9月9日第14版。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终于赶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前夕出版了。这是一部系统公布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档案资料集，共20卷，1200余万字，题材重大，规模宏大，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都堪称非凡。尤其，这部书从项目立项到全部出齐，历时37年，期间经历种种艰难曲折，作为完成后期编辑工作的亲历者，拿到沉甸甸的一箱样书，欣喜之余又不无感慨，感觉有必要写点文字，把后期编辑出版过程记录下来。

从何说起呢？我回想了近年掌握的信息，又将八大函书稿档案，重新翻捡一过，摘其要点，梳理出出版大事纪要：

1983年6月，中央档案馆报请中央书记处有关领导批准。

1984年7月，本项目开始启动编纂。

1988年—1989年，《九一八事变》《细菌战与毒气战》《东北历次大惨案》出版。

1990年4月12日，日本《读卖新闻》对《细菌战与毒气战》卷作专门报道。

1990年6月，召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出版宣传座谈会。

1991年，本项目作为重点项目，列入国家“八五”计划。

1991—1992年，《细菌战与毒气战》日文版（分三册）由日本东京同文馆翻译出版。

1991年—1995年，《东北经济掠夺》《伪满宪警统治》《伪满傀儡政权》《华北历次大惨案》《南京大屠杀》《日汪的清乡》《河北大作与日军山西“残留”》出版。

1995年，本书被中宣部列入“纪念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重点出版图书。

1997年—2004年，《华北治安强化运动》《华北大“扫荡”》《华北事变》《华北经济掠夺》《汪伪政权》出版 。

2020年，全20卷一次性整体出版（含此前未出《华中经济掠夺》《日军在南方的暴行》《日军对抗战后方的轰炸》《中国抗战损失》4卷）。

知道这部书是2004年，那时我在历史哲学编辑室，有一天收到一个“来历不明”的包裹，收件人的地方赫然写着“中华书局汪伪政权”。当时我真是惊到了，不明觉厉，书局哪儿叫“汪伪政权”？惊疑间，同事李建军说是他的校样来了。“汪伪政权”，竟然是个书名！这事给我留下很深印象，至今觉着有趣。

大约在2005年，原近代史编辑室主任陈铮先生（当时已退休——笔者）跟我讲起一些未完的项目，重点提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嘱我“要是有机会，要想办法给出全了”。再后来，常接到读者来电，询问这部书共出了几卷，什么时候出齐，到哪儿能买全之类的问题。时间迁延多年，编纂与出版双方几经人事变动，不见有新书继续出版。一拖经年，新来的同事，很少人知道它了。

2012年秋近代史编辑部恢复建制，一些“烂尾项目”提上日程，我向书局领导汇报，拟于抗战胜利纪念70周年时将前16卷扫描再版。2015年3月16日，编辑部收到解学诗先生从长春寄来的包裹，内含《华中经济掠夺》手写稿一卷，以及他致中央档案馆李明华馆长信函复印件一份，信中提出：“此次出版，要20卷一次出齐，以后没有机会，也没有财力印制两遍。”我当即书面报告书局领导，请示如何进行下一步工作。翌年3月底，中央档案馆常建宏先生送来《日军在南方的暴行》《日军对抗战后方的轰炸》《中国抗战损失》3卷的电子光盘。至此，《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未出的新4卷，全部交稿。此时，距第一卷《九一八事变》出版，已经过了28年。

前16卷，1000万字，如简单复制省时省事又省力，但上世纪的书，均铅排而成，以书写纸印刷，经扫描后效果颇不理想。漫漶不清的页面，修图、植字，极费功夫。于是中途放弃改为录排。2017年8月10日，编辑部再次书面报告书局领导：前16卷重排重校，投入太大，且“产生不了预期的经济效益”，希望帮着想点办法。重排带来的另一个问题，书稿须重新校对重新通读，增加了很多工作量。所幸编校部主任李晓霞，爽快接下任务，及时安排人力，完成两遍校对。16卷的通读及处理校样工作，则由我承担。新交稿的4卷，最先由我和张荣国、潘鸣、李闻辛完成初审，后因工作调整，改由我和吴冰清、杜艳茹、刘冬雪各司1卷。我们四人成立项目组，集体协作。我作为项目负责人，除联络作者、确定开本与装帧等日常工作，还重拟了全书编辑体例。

2015年、2017年编辑部曾两次申请集团文化专项资助，均未有果。继而2019年又申请国家出版基金支持，结果同样是名落孙山。一边是资金始终没有着落、投入成本大，而另一边，日月如梭，流光易逝，解学诗先生不时来电催促，交稿时他在函中说：“我已88岁！”之后他每每来电，就要强调说“我今年89了！”“我今年90了！”再后来，接到他的电话就很胆怯、紧张，不知如何回应，只能发狠保证：“我们一定抓紧，一定！”煌煌20卷、1200万字的书稿，一面赶进度抓质量，一面又担心没效益造成亏损，说是忧心如焚亦不为过。

前人筚路蓝缕，该项目1983年立项，1988年出第一卷，至2004年共出16卷。一部书凝结几十位学者的心血。上世纪90年代初，该书在国内外反响很大，尤其是日本学者给予很高评价，说它“填补了中日战争史的空白”，“具有划时期意义”；“对从日本国内的教科书问题，直至日中关系史，进行重新评价。”（日本《读卖新闻》1990年4月12日）。

2019年初，集团文化专项资助项目在书局内部调整，时任总编辑顾青得知该项目编校工作尚且顺利，便将编辑部内部另一项目的资助转来。区区10万元资助，相比巨大的投入也是杯水车薪，但总好过没有。自从项目有了托底的资金支持，才有了些2020年出版上市的信心，年初时返给中央档案馆4卷新的校样，就催得更勤了。今年4月，常建宏先生寄回最后2卷校样，不久后我拉着小拖车去送书稿质检，心也定了下来，更多是欣喜和感恩。

记得去年“七一”时，书局组织党员到“九一八纪念馆”参观学习，同行的退休校对张晋波老师说：“好多年前，一套日本侵华资料的稿子（指《九一八事变》《细菌战与毒气战》《东北历次大惨案》等——笔者），就是我们给校对的，心里很难受。”又问我这书出完没，我很高兴地告诉她“明年此时准能出齐”。张老师回忆起校对书稿之事仍感慨唏嘘，当年她们一边校稿一边哭。去年5月，刘冬雪编辑从半途接下《日军在南方的暴行》校样，亦是满脸愁容，年轻编辑初来乍到，就拿到如此触目惊心的稿子，心情可以想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取的档案，有大量幸存者的控诉与回忆，有战犯的认罪供述，也有战后各类数字统计等。日军在中国各地制造屠杀惨案、细菌战、强征劳工，以及对后方的大轰炸等滔天罪行，罄竹难书。读了文字直让人抑郁难平。然而我们的前辈辟除榛莽，钩沉史海，力求精当，为世人呈现出这样一部书，文献价值和现实意义自不必说。他们为民族为正义发声，又是怎样的担当和勇气？真是可敬可佩！

榊原秀夫关于七三一部队组织结构与犯罪活动笔述

今年5月初，北大历史系臧运祜教授发来微信，了解这部书的进展情况，我如实告以“暑期将会上市”。他大赞说“有眼光”，并发来点赞的大拇指。其实，我们这代人现在所做的，不过完成前辈们未竟之事，了却他们的心愿，不可居功，更不能居功。他们，才是应当被记住的。这是一部第一手史料极为丰富又极有分量的档案汇编，图书发印之时，我建议改之前的涂塑纸封面为布面精装，并给发印单审批链上的领导发去长长的留言，绍介项目成本情况和成书的过程。接下来很顺利，印单生效，样书送检。乍见一大箱绕着墨香的新书，欣喜异常。书局的官微发出书讯后，打电话给陈铮先生和常建宏先生，告诉他们快四十年的项目，今已完美收官。

7月12日，新华社刊发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出版的资讯，有如下评价：“丛书资料来源珍贵，权威可信，多侧面、全方位、系统性展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伤害。丛书出版，对于还原历史真相，推进抗日战争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加强国民爱国主义教育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一部书的内容与内涵，赋予其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近年来我国提出“十四年抗战”的概念，该书编纂权威，史料丰赡，首卷即为《九一八事变》，末卷为《中国抗战损失》，可视为“十四年抗战”概念最有力的史料证据和支撑。可见前人眼光独到又有宏阔视野，因此我也坚信，这部书经得起大浪淘沙的考验。

一部鸿篇巨制背后，编纂方爬梳、整理档案之烦难与辛苦，出版方编辑审稿及各种幕后工作，我作为后来者，实难提供全面的信息。写下本文之前，我请吴冰清编辑做一个本书编者和编辑的名录，自1983年立项至今日之整体出版，据不完全统计，参与者不下六七十人。编纂方在书上署名的，总编审、主编、副主编、编辑、本卷编者，三十余人；各卷书前“编辑说明”中提到的人名，更不在少。中央档案馆一方，前期工作由王明哲馆长主抓，刘美玲、解学诗等诸位先生负责具体编纂事宜。据陈铮先生忆述，因本书编纂需要，常务副主编解学诗先生借调来京，常住中央档案馆的招待所。今年他已93岁了。近年，中央档案馆负责和我联络的是常建宏先生。书局美编设计每卷扉页前，我发微信问常先生：各卷署名的编者中，已故的老先生，其姓名是否要加方框以区别。他回说“不少人我都不知道”。

书局这边起初由总编辑李侃亲自挂帅，组织出版并参与宣传推介，后续工作由近代史编辑室主任陈铮先生主抓（参见王明哲1990年6月28日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出版宣传座谈会上的讲话提纲；李侃、解学诗、吴广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评介》，《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4期）。该书的编辑队伍，从已故总编辑李侃算起，有年近百岁的刘德麟先生，至耄耋之年的陈铮先生，再到参与前16卷的编辑吴广义、于世明、陈东林、沈致金、李占领、李建军，新出4卷参与审读的张荣国、潘鸣、李闻辛以及吴冰清、杜艳茹、刘冬雪，共16人。其他幕后英雄，或参与书稿校对，或宣传推广，不下十人。

37年，对于一部书来讲，不算短。这期间，有多少艰难辛苦与感人故事，后人非亲历其事必不知其难，只有通过书稿档案略窥一二。一部书的出版历程，波折再三，历时之长，在书局亦不鲜见。读完八大函书稿档案，掩卷长思，五六代中华人，始终坚持，薪火相传，这或许也是她历经百余年愈加焕发生机之秘密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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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三十七年磨一剑，终成完秩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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