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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遍女性的身体耻感后，她不想忍了

2024-07-21 08:4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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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一日曲新周刊

于晓丹，《洛丽塔》最早的中文译者之一，30岁后摇身一变，成为内衣设计师。她为“维密”供设计稿，后又为乳腺癌术后女性设计“非典型文胸”，还开设了自己的公司，当创业老板。

三段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里，于晓丹解锁的身份与领域，似乎都相互矛盾。“维密”的性感与乳癌术后内衣饱含的温情，文学作者的感性与CEO的理性，在观众的视角里彼此拉扯。可对于晓丹来说，她在乎的始终是这些作品背后的人。探究人的复杂情感与女性隐秘又难以归类的身体困境，都是有着共通之处的。

从情感到肉身，女性的声音被社会忽略得太多了，同时，病耻感、身体焦虑又不断滋生。《极限女性》第四期，新周刊对话于晓丹，聊聊她对自己、对他者，对女性身体不为人知的观察。

作者 | 一日曲

编辑 | Felicia

题图 | 受访者供图

2024年4月，一则“卡地亚女性创业家奖”的获奖者名单，再次把“于晓丹”这个名字推到大众眼前。

于晓丹是谁？如果把问题前置到30年前，慕名而来的文青会告诉你，她是作家、英美文学翻译家，也是《洛丽塔》最早的中文译者之一。而现在，她是“非典型文胸”的内衣设计师，也是33位女性获奖人中，仅有的几张东方面孔之一。

于晓丹。（图/受访者供图）

30岁时，正值而立之年的于晓丹毅然放下在国内的成绩，带着身上仅有的50美元，成为纽约时装学院的学生。从连绘画都不太懂的“菜鸟”到为“维密”等大牌公司供稿的职业内衣设计师，这条路，她走了10年。

文学、设计，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行业，跨界之大，一度成为她身上被讨论的话题。在过往的采访中，很多人问过她为什么要这样选，为什么偏偏是内衣。她表示，转行是“阴差阳错”，但她发现做文学和做内衣有相通之处。在这些东西背后，体现的是人，她关心的也始终是人。

梅峰导演还将于晓丹的小说《1980的情人》搬上大银幕，更名为《恋曲1980》，由李现、春夏主演。2020年该电影入围了东京国际电影节。

5年前，一名美国女医生找到于晓丹，希望她能为乳腺癌术后女性设计一款舒适的功能内衣。通过调研，她才发现市面上所谓声称为女性提供帮助的“硅胶义乳”，实则充满了凝视与误解。

与女性身体打交道的30年，于晓丹看过太多因身体而痛苦的女性。在审美浪潮下不断“矫正”自己的模特，在病耻感中挣扎的年轻女孩……当痛苦的情绪同时指向女人的身体，她也在观察中不断回望自身。在此起彼伏的声浪里，到底是什么在形塑女性的肉体与精神？我们又该如何实践所谓的身体自由？

和妈妈无法谈论的“身体”

于晓丹的工作室，有一个巨大的落地窗。人从门口往里走，会途经整齐摆放货品的玄关、左右两边挂满衣物的样品架、插着几根珠针的人台模特，最终来到落地窗前的超长黑色实木办公桌——上面零散地铺着女主人从海外淘来的布料碎片、剪裁小道具。

桌子的左手边，贴墙挂着垂至地面的牛皮纸。这里曾经记录了于晓丹设计的内衣销量，现在“不统计”了，则改为了工作室的日常工作表。

（图/受访者供图）

第一次看见于晓丹，没想到她已经跨过了50岁。她留着一如既往的利落短发，发间有还未来得及染的银发，这反而成了她的风格。她的指尖涂着深色的指甲油，让人眼前一亮的是那枚颇有设计感的夸张的银戒指，时髦又不输个性。有人夸过她的过往装扮很漂亮，对此她颇为自豪地说：“我也觉得。”

于晓丹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别人口中的“漂亮的女人”，大约是在青春期，她偷偷穿上妈妈衣服的那一天。她还记得，那是一件颜色特别少见的灰色对襟棉布衣，照镜子的那刻，她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感觉和想象，“原来我还能有这样的状态”。

年轻时的于晓丹。（图/受访者供图）

对美丽的渴望，大抵是女人的天性。在于晓丹的记忆中，妈妈也很爱美。在母亲陪嫁的箱子里，总藏有那么几件好看的衣服，只是“她不太愿意穿，也从不太穿给我们看”。

于晓丹知道，母亲在意自己的身体，一辈子都在观察自己的身体。只是这样的妈妈，几乎从没有和她讨论过任何有关身体教育的话题。

生理期是什么、该准备什么，于晓丹还是从宿舍同学那里听说的。当时还没有卫生巾，都是用月经带，因为“羞于去买”，青春期的她便偷偷翻出姐姐那条，自己动手做了一件。然而妈妈发现后，留给她的只是警惕、猜疑的眼神。

后来于晓丹出版了《内衣课》，在书里，她反复提到了“月经带”这个片段。她形容母亲的眼睛就像“明晃晃的刀片”，一度让她觉得自己“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在她看来，与母亲相处的一生，“她似乎完全不想了解我的身体”。

幼年的于晓丹与父母。（图/受访者供图）

似乎成了某种惯性，成年后的她，也选择回避母亲的身体需求。尤其是在妈妈的晚年，每当躺在病床上的母亲急切地想把手伸来，她总不自觉地躲避着，“我到最后都没拉过她的手”。我们问为什么，于晓丹说：“因为我这一生没有和她有过身体的接触。”对于她而言，与母亲的身体接触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堪称陌生的体验。

人们常说母女对身体的感应往往有着最亲昵的共情，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东亚母女最普遍与紧张的冲突，几乎都聚焦在身体之上。有母亲不理解孩子的扮相，有孩子不满妈妈对自己穿衣的掌控，她们有的经历了愤怒的争辩，有的则在数年的争吵后陷入了持久的僵持。

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于晓丹就有意识地告诉自己“一定不能像妈妈那样活”。她觉得，无论是职业、婚姻，乃至身体，母亲能自由选择的机会都太少了，“她明明不喜欢孩子，还是生了三个”。因此，现在的她选择丁克、选择文学、选择设计，这些都是她真心喜欢的事情。

于晓丹在纽约期间。（图/受访者供图）

老一辈女性对他人、对自我身体的观察，时常会受到社会语境的影响。如今的于晓丹，也理解妈妈的困境，“那一代的女性没有受过（更好的）教育，说实话她们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你交流”。她们要顾及社会对女人的标准、对家庭关系的要求、对丈夫的照顾，奉献和牺牲的任务已经占据了她们太多的人生，“她们比我们可能更难”。

然而不谈论身体的妈妈，其实比谁都渴望自己的身体得到关注。于晓丹从小就被母亲送到姨妈家生活，她发现，有时候瞧见她与姨妈亲昵地拥抱在一起，母亲的眼神就会流露出微妙的嫉妒与伤感，“我从来都没有和我妈建立起亲密的身体关系，这蛮残酷的”。

于晓丹曾用“失败”这个词来形容这段母女关系，如今回看，她觉得失败的地方，其实是自己始终没能放下那份骄傲，没能给母亲最想要的身体关怀。

假设当年母亲能和她多谈论一点有关身体的话题，她们的关系轨迹会不会行驶到完全不同的方向？在《内衣课》中，她记下了这样一种遗憾：“后来我时常想，假如母亲当年曾帮我准备过第一条月经带，我是不是就会给晚年的她做一件适合的文胸呢？”

衰老，是失落还是自由？

尽管如此，妈妈身上强大的好奇心、生命力，仍时常令于晓丹感叹。在从前的采访里，她聊起过好几次妈妈晚年的模样。80岁时，母亲忽然说要装修房子，为此成天爬上爬下，她给出的理由是“想和别人住在一样美的地方”。于晓丹被震惊到了：“谁能想到80岁的人能爬到那么高呢？”

在社会的语境中，衰老经常被看作女性的“失败”，它意味着女性的某种魅力正在消退。步入45岁后，于晓丹曾经也对自己的身体“失望”过，她忽然发现很多衣服穿起来不好看了，背上没有肌肉，没办法穿露背装了，她也经常想，“我要是再年轻一点有多好”。

（图/受访者供图）

可她并不认同年龄的增长，会模糊掉女性的性别特征。她依然觉得自己身上的女性特质很强，衰老会带来身体某些方面的失落，但同时它也带来了某种程度的自由。

她认为，年轻女孩通常会接收到周围人更多的关注，尤其是男性的目光。异性无时无刻的视线不能说是一种侵犯，但那种被紧盯着的感觉，确实经常令她感觉到局促与紧张。但到了某个时间段，这些东西“反而没有了”。

衰老是一种社会文化给予的观念，在不同的文化里，对年龄的定义是不同的。有一次，她穿着自己设计的衣服，在美国纽约的大街上拍了许多照片，很多人对她表示称赞，这令于晓丹感受到一种老去的自由，在这里“大家都不太讲年龄，他们也看不出来”。

（图/新周刊摄）

改变人对年龄的观感，是整个社会对年龄的强调。她看过不少国内的招聘单，见过太多上面写着“年龄在35岁以下”的要求。她时常怀疑“禁令”背后藏着偏见，“在美国工作的时候，是绝对看不到这么写的”。

老去是否真的一无是处？于晓丹觉得，不管有没有生孩子，衰老都是无法避免的，也是每个人必须接受的。有时候，她反而觉得身体的种种变化可以促使自己更积极地生活，“年轻的时候你怎么折腾身体，它都不会有太多变化；但一到45岁以后，稍微运动，它的变化都是很明显的”。衰老的另一面，是让人能更多地关注自己。

（图/新周刊摄）

面对必定到来的衰老，于晓丹坦诚地表示自己“还在调整的过程中，不知道能不能调整过来”，但她认为，年龄并没有过多地影响她的生活与工作，“我时常会忘记我是那么大年纪的人了”。在“卡地亚女性创业家”获奖人里，她不仅是年龄最大的获奖者，也是当中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得知这一消息，她笑笑说“我都有点吓一跳”。

采访的短暂休息期间，于晓丹有好几次又回到工作间，抓紧时间的间隙，与工作室伙伴一起在小仓库开会。她的精力比想象中要旺盛得多，这只是她日常工作的片影。

她经常调侃自己是个“情感激烈的天蝎座”，开玩笑地称“环境不作，我也得作一作”。她觉得衰老的奇妙就在于，它永远是守恒的。年龄可以兑换阅历、故事，自然也能兑换某种云淡风轻。

女性身体的社会性往往大于生物性

从出生到暮年，女性身体就像一个不停旋转的陀螺，被周围的声音“鞭策”着、影响着。上世纪90年代美国内衣工业的崛起，不仅引起大家对女性身体这种敏感话题的关注，也从此开启了另一种残酷的“美丽游戏”。

聚拢型内衣“Wonder bra”的出现，曾让于晓丹见证了一个“全世界的胸都在变大”的时代。在《内秀》中，于晓丹记录了太多故事，有女同事得到的新婚礼物是“胸部整形手术”，也有在内衣行业工作的女孩努力攒钱，只为垫胸。所谓流行的、完美的女性体态理想，激发过太多普通人的焦虑情绪。

站在内衣设计师的角度看，于晓丹始终觉得身体焦虑的本质，大部分来源于“没有合适的衣服穿”。每个女孩的身体本身都是美的，只是当女性对身体有了更多需求，又找不到能满足状态的衣服时，焦虑就诞生了，它通常是外界赋予个体的反应。

于晓丹的独立内衣品牌“于晓丹 EMILY YU”，关注舒适。（图/受访者供图）

如今，虽然“性感的乳沟”正在审美中慢慢消失，女性多元的健康体态开始被广泛接纳，但仍有许多女性置身在不同的身体困境中。隐秘又庞大的乳腺癌术后女性患者群体，便经常陷在多种焦虑里。

《乳癌术后：被现代工艺与审美遗忘的人》是于晓丹为她们的发声之作。在里面，她提到“乳腺癌是全世界女性中常见的癌症，尤其在中国，几个相关数据惊人地远高于或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20年，中国新发病例42万，同比上一年的增速是全球平均增速的两倍。乳腺癌患者能接受保乳术的比例，在欧美国家大约为50%—60%，在中国不到10%”。

更残酷的是，“中国乳癌发病年龄越来越提前，比欧美国家平均早十年，很多女性在30—50岁生命的盛年便切除了单侧或双侧乳房”。

在许多人的想象里，她们术后的胸部可能只是看起来“平”了，实际上，那是一片明显的凹陷。如果说，最初在确诊之时，乳腺癌还充满了“病”的色彩，那么在术后治疗的过程以及术后的漫长生活里，缺失女性器官的身体，则常被视为残缺。

（图/《不够善良的我们》）

在病耻感的裹挟下，她们尴尬、不安。有些女性在术后再没有去过公共的游泳馆、澡堂，有人逃避与丈夫直面拥抱，有人害怕让孩子看见自己的伤疤。然而当时市场上普遍提供给她们的产品，也是充满了错误判断的。

有太多的义乳都在追求所谓的“逼真性”，比如市面上普遍的硅胶义乳。它模仿的是乳房的外形、触感，但它完全没有考虑到女性佩戴时的感受，硅胶义乳再“轻”，也不像原生的乳房，它只有重量上的负担。在于晓丹看来，“整个市场几乎只有硅胶这单一的材质，更是一种设计上的误判”。

（图/新周刊摄）

它提供的“便利”是给他人的，而不是给女人的。曾经，有厂家给于晓丹寄来一只他们研发的硅胶义乳，上面不仅有逼真的乳头，还有带颗粒的乳晕，这样的设计让她很疑惑，还烦恼过到底要如何为这样的假乳遮点。

“我始终觉得硅胶义乳是男性发明的，”于晓丹总结，“所以美国的医生来找我，她说她需要一个文胸，她没有说她们需要一个义乳，我觉得她给我的信息特别棒。”

于晓丹关注的是乳癌术后女性穿上内衣后的舒适与尊严，在所有的制作流程中，她觉得设计思路才是最重要的，“你的设计到底是来自需求，还是说你先凭空想象一个东西，再去想办法告诉大家，这个能满足你的需求，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路”。

在为乳癌术后女性设计的内衣品牌“姜好”里，于晓丹创新性地采用了模块化的方式，像拼乐高一样为需要的女性提供近似于定制化的内衣。在用料及剪裁上，也特别关注了术后及治疗后的身体伤疤以及可能出现的潮热盗汗等问题。（图/受访者供图）

在与那么多的患者接触后，于晓丹始终觉得女性身上的特质并不会因为身体生了病，就发生根本的改变。在她的观察中，她们也会像普通女性一样互相“攀比”，会讨论谁的伤疤更好看，谁的丈夫对她们更好，当然，也会有嫉妒这些所谓的“女性弱点”存在。她们时常会令于晓丹回想，自己本质上是一个怎样的人，以及“我”到底想把自己形塑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安在女性身体上的社会观念，有太多东西需要被打破了。她说现在自己最大的目标，就是鼓励女性选择她们真正想要的东西，“我不想戴假发就可以不戴，我不想戴义乳就可以不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