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女主”李清照如何走出男子的闺音，最终拥有独立于词史的面目 | 夜读·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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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尘灭 ｜宋词与宋人

诗词之后，站着一个个具体真实的人。当历史烟云散尽，我们手握的只有他们遗下的真情之作，以及与此相关的文献史料，并在爬梳中试图还原他们曾经的人生。

在青年作家李让眉的新作《香尘灭：宋词与宋人》中，作者选取李煜、晏殊、晏几道、苏轼、李清照、陈与义、姜夔、陆游、辛弃疾、吴文英、文天祥等宋代重要词人，从他们作品的丰富内涵入手，以词证史，对词人跌宕起伏的人生和细腻的主观感知进行精致地推敲和琢磨，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描写宋代文人精神世界的崭新画卷。

李清照的笑忘书（作品节选）

在多数读者眼中，我国古典诗词领域的纯女性写作视角是个伪命题。终古而今，士人擅怨本是常理，而由于我国纲伦天然具有阴阳调性，自《楚辞》以来，思进与闺情便不再可分。当文人们早已将女子的青春难嫁、恩遇无常、空房独守、老去无依等等遭遇咀嚼透彻，并熟稔地用以代位自己的怀才不遇时，人们也便顺理成章认为，在这个领域里，女性是否参与已经并不紧要。

此观点委实令人难过：这意味着不独生计与礼数，古代的女子们由于命运被拿捏，遂至于连心事空间的上下限都已被彻底规范起来。当女性的创作空间变成了男性的真子集，这个群体就必然陷入无意义，而集体在文学史上失声。

我本人，也正是带着这样的灰心去重读李易安的。

词史上看，李清照是个极特殊的存在。虽然她曾咳珠唾玉地将北宋之前词家一一检点评定，但自古而今，似乎没有几个词评家能妥帖地把她的好处描摹出来。后人语焉不详地说她深妙、妍婉、以易为险，但终后八百年，终不曾有人能提取出一个妥当的，如“沉郁”之于老杜、“清空”之于姜白石般的考语去定义她。评论者们往往会在她的性别上耽些笔墨，或说她才妇第一，或说她不类妇人，或说她“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低须眉”，然后空来空去地赞她可与某某某相并论。

在此类描述中，她的词作似乎并不完全作为李清照而存在，反而更近乎男性们用以自我鞭策的一个刻度尺，或者说，一道水位线。

济南李清照故居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漱玉词》虽然收录数量不多，传世亦广，但在许多人心中——至少在从前的我心中依然面目模糊。惭愧地说，我往时读她，或多或少也会跟着历代词评者堕入男女争胜的窠臼，而对作品而言，排座次、论高下的思路本就是反鉴赏的。

如今重读，心绪渐和，也摆脱了许多无谓的定见，我决意不再理会周绕她身侧的许许多多标的，只看住她李清照一人——这般沉静下来看去，倒有了些新的感受。

李清照出身济南章丘明水李氏一脉，她自谓“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谁比数？当时稷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成雨”，又言父祖皆出韩公（韩琦）门下，足见李家一门虽不算京官，却亦属当地名流。

父亲李格非在家中行三，《宋史》谓“幼时聪敏警俊，刻意于经学”，后“以文章受知于苏轼”，是苏门“后四学士”之一。他为人清正潇洒，初聘王珪长女（为郓州教授时所聘），卒后继配王拱辰孙女（时为左奉议郎、校对秘书省黄本书籍，李清照应为继室所生），均是相门才媛——以斯时高官榜下求婿的惯例，不难旁证李格非的年少有为。

格非得子晚，但同辈叔伯子侄不少，且自当地出土的碑记看来，李氏几房子孙往来甚密，他更曾屡携几个侄子参与乡里祭祀诸礼，亲族依聚下，李清照也遂不缺同龄玩伴——作为李格非这一房的长女，她的言论与创作实享受了同朝其他女子难以企及的纵容。

北宋虽开化，然门庭内外阴阳之别未变，妇人笔墨也仍是家门私物。司马光曾以十分严峻的语气说“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诗、执俗乐，殊非所宜也”，正是认为歌诗、俗乐有跨越门闾的可能，而这突破了女性应该守住的边界：在当时的价值观里，女性可以读经史明礼以教子孙，但不该逞才于创作，即使一时不自禁创作了，也绝不该为人所见。

可不同于大多数自毁制作的才媛，李清照的才名却似自小便不曾被锁在家中。朱弁在《风月堂诗话》中说她“善属文，于诗尤工，晁无咎多对士大夫称之”。晁补之是李格非的朋友，他去世时李清照不过二十六岁，足见早在少女时代，李清照的诗文便在父辈所在的文人圈有所流传——她作于双十上下的《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当然也是又一个旁证。

在这样默许下，李清照先天便拥有大多女性一生都无法企及的创作自由，从而也便具一种难得的雍容态度。她的创作从不带有女性常见的、欲言又止的羞耻感，或不得不言的紧迫感。相反，李清照的喜与愁、述与辩，都是从从容容，发乎本愿而成于自得。

时人有这样的笔记：“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庚和，明诚每苦之也。”夫妻间惯爱斗才争胜，此由《金石录后序》与《醉花阴》的传说都不难见，但从这个片段里我们更能看出的是，李清照对诗词的创作是有自觉担当的。她并不只在“不得不写”的时候才去创作，更会在合宜的氛围里去求索创作的可能。怀抱这种驾凌于必要性之外的心态，她当然便更有资格走近美学，然后延及理论。

李清照的《词论》是词史上绕不过去的一篇文章。此文作于她随夫明诚退居青州赋闲时分。虽前未脱元祐党籍，后又当夫家势败，她还是毫不客气地以深闺之身对词坛众前辈一一加以针砭，全无惧色，也不稍作套语。但即使她几乎是把每位大家都批判了一遍，我仍不觉得这篇文章有任何刻意的性别对立感：她所有的批评，都是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她对词的见解。

她说南唐李氏君臣“语虽甚奇，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说明她认为词和《礼记》中“与正（政）通”的礼乐并不能等而视之；她说柳永“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说明她认为作词者应爱惜羽毛，而不可放纵亵昵；她说张先、宋祁、沈唐、元绛、晁次膺等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说明她认为词不是灵光一现的纯时间性承载物，它应有自洽的整体结构，禁得住各个角度的推敲；她说晏殊、欧阳修、苏轼等学人是“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更说王安石、曾巩等人作小歌词直是“不可读也”，说明她认为词自成一体，在音律上有更严格的要求，与乐府诗亦有明确的分野：毕竟在她眼中，要对字声严格审辨，以阴阳上去入分入宫商角徵羽，再依十二律吕定调，因不同调式变化，随器成型，才能算是初步的“协音律”。

此后，她又单举出四位词家晏几道、贺铸、秦观和黄庭坚，在态度立场、整体性、音律美都合格的准线上提出了词作更高一阶的审美：“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作词须蕴藉，不可开山直露；须醇厚，未妨以典射事。词虽重情致，却非无凭腾跃，不能全然抛却背后本事，而纵然再不舍其本事，一旦入词也要加以剪裁，绝不可泥沙俱下。

李清照对词体的辨判具有前人未有的敏感性，这敏感性也让她觉察到了自己在这种尚未定局的文体中逐鹿割据的能力。

她在音律上很是清通（“倚楼无语理瑶琴”，足见能音），又为早年曾徙居多地，在语言上也能审辨，故可“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音律之外，她更擅长辨别唇齿喉舌鼻五声的阴阳清浊，是在“韵”上更增了一层“腔”的考量。如其“寻寻觅觅”一阕，叠韵处几全为齿音、舌音，纵遮住文字亦不难感知就中叹息丁宁的细密屑瑟，未歌先觉花枝颤，这是李清照独具的感官灵性。

较之大多男性词人，她也有更特别的创作视角和更从容的创作场景：李清照不必应付歌前樽畔的逢场作戏，也当然没有代位创作的义务。她没有权力矫作艳词来调戏歌者，也便不必为斗急才而屡施故技、浪掷文字（她虽很喜欢与人争胜博戏，但限于身份，李清照至多只能与丈夫无伤大雅地赌书，而没有太多在外逞才的机会）。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当她的创作空间里只有自己，词作的歌唱者和聆听者也只有自己时，她看到的文字、听到的音声，就都天然要百倍纯粹于男性。而她正是调用着这样独特的感知能力，去一点点把词从诗余中择出来——一如她也是这样艰难地一步步走出了男子的闺音，而最终拥有了独立于词史的面目。

《香尘灭：宋词与宋人》

李让眉/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