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直播班 | 被改变和有待改变的

甘肃陇南，距离四川成都436公里。毕业于陇南一中的王珊，现在南京大学读书，她和她的很多同学一样，都将成都七中视为自己的“第二母校”。

《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一文刷屏，提醒王珊，自己和这篇文章中的云南禄劝一中的同学一样，都是“远端”教育中的一员。

陇南一中，是甘肃省示范性高中、首批“甘肃省普通高中特色实验学校”，也是甘肃省首家“北京大学优秀创新人才培养实验校”。

“除了禄劝那样极端贫困的例子，很大一部分远端可能是像陇南一中这样还不错的学校，虽然新闻报道需要极端案例吸引读者，但是其他更实际的情况和具体问题也应该被看到。”王珊说。

比起“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她更希望和我们探讨的是这块屏幕的“命运”问题，即远端学校在直播课——这种新型教育模式的探索之路上，还可以做些什么？

“别的班吃完饭了我们才放学，”因为和成都七中的作息同步，直播班和普通班的各项时间都不一样。

从7:30开始，王珊所在的班级就开始了直播的一天，他们会看到屏幕上对方在上早自习的情景。

7:55，成都七中的老师开始上课，“远端的老师同学们，本部的老师同学，大家好。”然后开始讲课，之后布置作业，下课。课间直播一般也不会关，直播班的同学也可以看到七中同学的课余活动。下午会有一个自习安排，不上课就不直播，“他们一般有什么活动也会提前告知我们，就不直播了。”

三年以来，直播班的生活每天都在这样重复着。

成都七中的老师每天会通知远端第二天要讲的内容，要布置的任务等，陇南一中的老师提前拿到资料，也会印发给同学们。

“直播在我们这里开了这么多年之后，我们的老师也会有自己的模式。”在对面直播说话的间隙，陇南一中的老师就会见缝插针进行解释。

不过有时他们的讲课速度实在太快，尤其是高一刚开始直播的时候。“一道物理题一分钟就讲完了，但是我一个小时可能也解不出来。”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些数学、物理课上，老师会直接关掉直播，自己来讲。

而英语直播课，则有一年的中断期。

王珊和当地大部分同学都是到了初中才开始系统地学英语，不像北京、上海等地很多人从幼儿园就开始双语。成都七中的老师全英文授课，让英语水平有差距的直播班同学普遍难以接受

尽管成都七中老师发音标准，水平很高，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他们“到高一下学期，都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的事实，对于英文演讲、报纸等诸多资料，同学们也很难全部消化。

因此高二到高三的一年里，一般是一中老师提前一天听直播课，第二天告诉同学们内容，再问要不要听前一天的录播课。

这一做法满足了同学们的学习需求，受到不少好评，“因为他们和我们考的内容和难度不一样，老师做过筛选之后再给我们，真的挺好的。”

陇南一中给直播班配备了学校“最好的老师”，有的甚至是校长、副校长、主任等。他们有较多管理经验，但是不像成都七中的老师那么年轻——平均只有三十岁左右。

老师们一般不上课，而是在晚自习讲题，每个晚自习分一个老师，主要讲成都七中布置的作业和考试题。在课下，他们主要负责批改作业和印刷试卷。

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下，问题自然是存在的。“我觉得他们暂时还没能处理好本地学校和成都七中的关系——老师的职责还不够明确。”

同学们对不同课程的疑问不同，老师所起到的作用自然是不一样的。

语文、英语之类的课程，老师一般可以插空讲几句补充知识，而数学、物理等课的空隙明显不够，需要关直播或占用自习课。

同学们上课的问题或意见一般会留到下课、自习时反映，再由老师反馈给成都七中。

屏幕两端关于课堂中出现的问题，主要通过老师之间的平台进行沟通。这种沟通效率不高，直播班的学生无法与七中的老师实时互动。

“比如他们讲了一个问题，你听不懂也没办法，只能先听完，回头再让老师讲。”高一的时候，由于同学们的问题太多，老师们有时候也讲不完，“这些问题，有的下课能够解决，但大多数不了了之了。”

北大清华不再遥不可及

陇南一中的直播班同学并不需要额外支付高昂的直播观看费，直播班每人每学期比普通班多收700到800元的费用，仅用于购买成都七中课程的各种教辅，成绩优异的同学还可以免去部分费用。

东方闻道网校负责成都七中对全国所有高中的直播课程，也提供一个可以到成都七中进行短期借读的报名平台——自主报名，网校提供平台，大部分费用需要自己承担。

2017年3月份，王珊读高二时，曾经以借读生的身份，与成都七中学生一起上课、生活了一段时间。

在成都七中，她发现一个问题。自己班的同学在陇南市是成绩最好的，但是成都七中直播班的同学并不是——他们班学生是特长生。“他们并不都是超级学霸。”

高一的时候由于自身水平较低，直播班同学和成都七中同学的差距很大。高二时，由于成都七中直播班是文科特长生，而陇南一中直播班同学也有较大进步，所以这种落差相应缩小了很多。

陇南一中每年都会迎来一些招生宣讲，其中不乏北大、人大等知名高校。

在过去直播课开设之前，学校几乎没有人能考上这些学校。

大多数学生尽管会按要求去听，但并不能完全听进去。“因为觉得自己反正考不上——大多数人的心态都是这样。

王珊说：“后来我们发现，自从出现直播课以后，我们学校会有同学考上：大家就有了一种希望。”

同学们也更加敢于说出自己的理想。以前如果被问到理想大学，几乎不会有人敢说“北大”“清华”之类的学校，但是现在水平慢慢上来之后，也有更多同学敢于说出这些学校的名字。

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心态。“当你看到别人跟你在同样的条件下，考上比较好的学校，你会觉得自己也有这样的可能。”

相比成都七中，直播班的同学虽然起点低，但都比较努力。老师的鼓励和自己的潜意识仿佛都在进行某种暗示：通过努力加上很好的资源，自己也可以上这些最好的学校。

百日誓师的时候，当老师鼓励同学们说出自己的目标时，不少同学都勇敢地走上了讲台。

现在看来，并不是所有同学都实现了当初的目标，但是当时发生的这一幕，“大家愿意把这些理想说出来，是很感动的。”

很多人也会把这些目标贴在自己的桌上，别人问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会直接说出来。他们不会再觉得这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而是认为“既然有人可以做到，那我为什么不可以？”

应付双倍的资料和考试

由于高考地区不同，陇南是全国二卷，成都七中则是三卷，所以两个学校的课本和教辅资料都不一样。这就导致陇南一中直播班既要完成成都七中直播课的安排，也要兼顾陇南一中本校的进度安排。

王珊毫不掩饰当时的痛苦和无奈：“成都七中会发一套书，我们自己也发一套，加上其他的教辅，我们接收到的资料是普通班的两倍甚至三倍。”

不光资料是双倍的，考试也是双倍的。

高一、二时因为考试还不算很多，因此这一矛盾并没有完全暴露出来。

到了高三，则出现了难以避免的灾难。

“我们经常一周都在考试。星期一到星期三考这边，星期四到星期六考那边，很不容易。”

高一高二时，直播班只有月考和期中考试是双倍；但是高三则有周考、月考、期中考、模拟考、摸底考等很多考试，成都七中也有一模、二模、三模等，陇南一中的直播班经常从早上考到晚上，每天都在考试。

这样就严重影响了同学们复习的效率——考试太多导致很多人没有时间改错，做笔记和反思总结。

王珊当时的做法是：自己认为不重要的考试，选择提前交卷出去复习，或者“有时候考语文，我可能就一道题也不做，自己偷偷拿笔记本在那儿复习，到时候直接交白卷。那个时候我经常这样。”

高三一年，王珊始终坚持，与其让自己做一套又一套题，不如找时间认真看笔记。整个直播班，只有她一个人这样做，她也因此多次被老师批评教育。

关于试卷的取舍，王珊表示很矛盾，也不无可惜。

“成都七中的试题质量非常好，自己会非常想做那些题，而本校的题目因为更适合我们的高考试卷，所以也无法舍弃。”

用老师的话来说，学生当时就好像在被投喂食物，“已经很饱了，但还是在喂——而喂的东西又是很好很好的。”

过多的不经筛选的资料，压榨着老师讲题和学生整理的时间。结果导致过多的题目堆在面前，学生反而失去了兴趣。

她又说：“到后期，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模式。”

所以王珊认为，直播课无形中让同学们学会了自己安排学习，“到后来大家明白了作业不可能做完，老师讲的你也未必能听懂，大家就会自己想，该怎么把成绩提上去。”相比普通班，直播班的这种能力是在无形之中培养的。

随之出现了一种尴尬：学校让发的资料，即使相对无用，老师也知道学生不做，但还是会发，并在口头上要求做完。“老师要求学生做资料，但是也不收。”虽然有的资料是自助形式，但这些试卷对于直播班来说，还是会造成很多资源浪费和干扰。

高三的时候，由于考试过多、缺乏复习和交流等原因，高一高二时本来就有的网课和自己学校课程之间的矛盾，似乎也在被放大。

这种情况影响了学生们的心态和作息，直播班同学的成绩也受到了较大影响，和成都七中的差距再次拉大。

长时间能力的欠缺无法通过高一、高二两年就得到完全弥补，再加上复习进度偏快，难度偏大，直到高三，直播课两端的水平始终还是无法划上等号，在英语和数学两科上尤其明显。

因为成都七中有一个复习进度，本校也有一个复习进度，两个进度有一点冲撞，所以同学们也面临着不知道跟哪个进度的问题。

大多数人选择了跟成都七中的进度，而王珊选择“自己给自己复习，”她说，“因为接受能力比较弱，很多进度确实也跟不上，就自己复习。”

屏两端的素质教育

成都七中的素质教育很好，对于远端的陇南一中而言，透过一块屏幕能学到的又是什么？

王珊到成都七中借读后发现，七中学生的课余生活比自己想象的更丰富；而陇南一中也开始注重学生的各种社团活动，2017年，陇南一中先后成功举办了首届英语、地理文化节。

“直播课，对于直播学校也有很高的要求，”这一点是在过去很少被提及的。成都七中吸引广大远端学校的，远非学习一方面，还有课堂之外的诸多东西。

历史课上的趣味知识，英语课上的电影，陇南一中直播班的老师都会让同学们跟着学习，从来也不会关直播。

王珊说：“我们跟着成都七中同步学习，并不只是学习知识，还注重学习他们整个办学理念，营造一种氛围。”

成都七中的一些理念，比如“不预习不进课堂”，在陇南一中很多班的门口都有张贴。七中课上提到的一些学习观点，技巧等，也都在陇南一中的各个班级普及。

虽然课程不对所有班级开放，但是视频资源并不是直播班垄断，所有的课程视频都可以下载：“普通班同学也可以要求听。”

在陇南一中的直播班里，老师也告诉大家：“我们不能一直跟着他们走，自己也要有自己的模式。”即在自身需要和屏幕那边的传播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只是这个平衡目前还没有达到。

两端和自己都值得被感激

王珊说，在屏幕两端的老师水平不同，但是他们的付出却无疑都值得被感激。

三年里，时刻陪在学生身边的本校老师，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平衡他们自己的作用和成都七中的影响。

学校对直播班的期待高，对老师也是无形的重压，而他们承担的筛选和查补任务，也是一项艰巨的使命。

而成都七中的老师，由于知道自己影响的是很多人，所以上课的时候也在把自己知道的知识都分享给大家。

“直播课最大的影响在于让我看到了更好的机会和平台，这些资源是我们本地学校不能带给我的。另外是他们的思维方式——看待一个题目的角度会不一样，这并不只是为了解一道题，而是学到一些考试之外的东西，非应试教育的范围。虽然对考试可能没有用，但是对之后的人生很有用。”

王珊用旅行作比喻，就像去一个地方，看到了更多的东西，眼界、心境就会更宽广，“成都七中课上会讲一些东西，比如竞赛、留学之类的，这些以前如果没有老师讲，我们学校学生自己是不太会去了解的。”

成都七中的课也给了他们一种很快乐的学习氛围。很神奇的一点是：大家都很努力，但又觉得很开心，每天都有进步。成都七中的老师虽然见不到远端，但也会经常鼓励他们。

而在陇南一中，那些从未接触直播的普通班里，学习氛围就不太好：他们对高考的认识始终还是停留在应试的状态，到高三很多人开始懈怠、放弃。

王珊说：“对成都七中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虽然隔着屏幕，但是真的很喜欢那些老师。”

针对过重的负担，她也建议直播班的老师尝试转换职能，变授课为筛选。

王珊清楚地记得，高三的时候，自己因为资料太多没有时间做笔记，只能翘课去做笔记。

很多个高三的早上，她经常自己找另外一个教室去躲起来复习。

“这真的很极端。当时老师满世界找我，各个教学楼找都找不到。我自己藏在一个地方做笔记。因为没有办法去打破规则，所以就只能稍稍违背一下。”她这样笑着解释。

高一高二的时候，对王珊来说，最重要的是那块屏幕，但是到了高三，她选择了自主复习——她喜欢一中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高考之后最后一次见到班主任的时候，他对王珊说，她一直跟别人不太一样。

班主任刚开始觉得这样是不对的，但后来反而有点理解这种做法——或许应该给学生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的事情。

或者说，老师的职责应该是补进度，而不是拖进度：把更多时间用来做筛选的工作，减轻学生的负担。

直播课教育模式：上下求索

事实上，我国目前教育落后的地区，远远不止东方闻道网校的7.2万人。

关于直播“改变命运”的说法，她并不完全认同。“直播课并没有改变一个区域，只能说改变了一些个体；在这些个体中，有的人上去了，但有的人并没有。”

而对于我国正在接受和未接受直播课的大部分教育落后地区而言，这块屏幕的方向和未来又在哪里？

答案并不确定。但不可否认的是，陇南一中最近几年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学校老师也表示，相信随着教学理念的不断更新，教育设备的不断完善，一中的教育会越来越好。

比起讨论这块屏幕能否改变命运，王珊更想探讨的是，如何通过分析当下远端学校的困境，采取有效的措施推广积极举措，解决具体问题： 

“希望这个报道能让更多的贫困地区教育部门看到。确实有反对的声音，但是可以去探索。每个教育资源相对落后的地区总有相对素质较好的学校，把直播课的优质资源进行试点，看一下有没有帮助。

再长远一些，真正的办法应该是培养当地的老师，尤其是让更多青年老师汇集起来。我们自己可以去探索一些新的东西，真正促进教育的进步。”

（文中王珊为化名）

（图片部分来源于网络）

记者：闫一帆

美编：丁浸哲

责编：陈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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