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阿姨：过完年后我就回老家了，你们在北京好好生活

文|邓安庆

一

阿姨经常半夜两点钟回家。在朦胧的睡意中，能听到她的开门声，然后是小心翼翼的关门声。我的房间靠近厨房，早上六点多，又能听到她在厨房的洗漱声，不一会儿，开门声再次响起。她出门了，门小心翼翼地关上，发出啪嗒的一声。除开周一，每一天她都是这样。我们这套房子四个房间，最大的一间是客厅隔断而成，住着一位男室友，我们叫他小白；靠近卫生间的两个房间，一边住着女室友，我们叫她小文，跟她同住的妈妈，我们都叫她阿姨，另一边住着另外一位男室友，我们叫他小易；而我住在靠厨房的这边，以前其实是个杂物间，面积狭小，又没有与厨房完全隔断，所以只要厨房做饭，油烟必定会弥漫过来，连带我晾晒的衣服、书籍、棉被都沾了油烟味。不过，已经住了几年，也就慢慢习惯了。

一开始，阿姨在酒仙桥那边给人家做饭。周末两天，她会过来跟小文一起住。我们那时候相互还不熟悉，见到她也只是点点头。后来，她辞掉了那边的工作，搬过来与小文同住。白天小文出去上班，她在房间看电视。我在自己房间里，都能听到她看综艺节目时发出的笑声。做饭呢，也很简单，包饺子，剁好馅儿，从超市买来饺子皮，一次包很多，放在冰箱的冷冻柜里。需要吃时，她就煮上十来个，盛在碗里，速速端进房间，生怕错过了节目的精彩内容。

有时候，我们在厨房里碰到。都是要做饭的，各自做法不同。她喜欢炖肉汤，小火慢烧，时不时地跑过来揭开锅盖看一看，用勺子搅拌一下，又急忙返回房间看电视；有时候电饭煲熬粥，米汁都出来了，她人还没来，我就把盖子掀开。等她匆忙跑过来时，见盖子是开的，松了一口气，转身谢我，“噫—你做饭咋恁香呢？”那时，锅里油已经滚烫，放入切碎的蒜末和姜末，翻炒片刻，再放青椒，的确很香。阿姨过来细看我如何炒菜，啧啧嘴，“你恁会做饭。”我说，“就是很普通的家常菜，小时候跟大人学的。”她点点头，“我家小文什么都不会做。能有你一半能干就好了。”

阿姨看样子五十岁出头，以前在平顶山当工人，现在内退下来。她来北京后，老伴儿继续留在老家。她头发齐耳，有时候会化淡妆，看得出年轻时是美的，不过现在年龄大了，背稍微有些弓起来，皮肤也松弛了。每到下午，她会打扮一下去公园，那里每天都有合唱团在放声歌唱。一大群中老年人聚集在那里，唱《唱支山歌给党听》，唱《今天是个好日子》，唱《十五的月亮》……阿姨站在角落，跟他们一起唱。有时候看她拿着分发的唱本练习。唱过一段时间，她没有再去，继续待在房间里看电视。

小文买了一只小京巴回来，阿姨的笑声又起来了。小京巴真是活泼，一刻不停地从这个房间跑到另外一个房间，见到人就摇尾巴舔脚，简直是热情得过头，半夜还能听到它叫。白天，阿姨有时候会喊，“好了好了，不要叫了。”小京巴消停了一会儿，电视的声音响起，不一会儿又有叫声，阿姨又喊，“咋恁烦嘞？”小文下班后见此情形，便说，“狗要带出去遛。”阿姨不耐烦地回，“太麻烦了。”没过几天，小京巴被小文送走了。不久，小文又买了两只小鹦鹉回来，放在鸟笼子里，阿姨从来不去管，倒是小文经常趴在笼子边上，“哎呀，小兰兰，给你找了个老公，你咋不喜欢呢？为什么要啄人家呢？你真叫我操碎了心。哎呀，小兰兰……”

小文大我一两岁，上班的地方就在租房附近，走路过去二十分钟的样子，不过时常因为起得晚只好打车过去。那时候我和小白早就各自上班去了。屋子里，做翻译的小易在自己房间，很少出来。客厅里，两只鹦鹉各自站在笼子一角，时不时打起来，不一会儿又一次分开站定。听小易说，阿姨在自己的房间悄无声息的，只有电视的声音。有时候晚上下班回来，客厅的桌子上放满了菜，阿姨、小文，还有陌生的男人坐在一块儿吃饭。菜，肯定是阿姨做的。她愿意费这么大工夫做饭，是因为小文带新近相亲的男人回来了。小文的年纪，在老一辈的人看来已经很大了。吃完饭，他们就坐在那里聊天。阿姨会时不时问问男人的工作、家庭背景之类的问题。

不过，过了几天，男人又换了。有时候前天一个男人送来了花，第二天因为来了另外的男人，小文会把那束花收到厨房的冰箱上头。而阿姨依旧做一桌菜，依旧问那些同样的问题。小白到我房间来聊天：“你看她们母女俩这个行为，我看不过去。”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个男人就往家里带，她妈妈还笑脸相迎，也太随便了。”我说：“这是她们的自由啊，也是她们的私事。”小白没有再说什么。不过不满的情绪渐渐滋生，比如说厨房的储物柜，居然都快被她们占满了；客厅的沙发上，搁着她们不用的棉被和呼啦圈；看电视时也不关门，而且电视是一天开到黑，多费电啊……小白每每私下抱怨这些，母女俩并不知道。

闲了一段时间后，阿姨在我们租房附近的电影院找到了一份清洁的工作。有时候我在厨房，她往布包里放装饺子的饭盒，我便问她怎么上班的。她说：“噫，工作是不累，就是磨人。早上老早去，晚上老晚回。幸好我住得近，来去方便。有个住在西二旗的，晚上两点电影散场打扫完，她老公骑车过来接她。”打包完毕，她喃喃自语，“老咯，工作不好找。”跟阿姨一起做清洁工作的，都是外地人，多五十岁上下，有一些是随子女来京，还有一些是夫妻俩过来打工。电影院每天人流非常多，打扫起来很是麻烦。轮到晚班时，有个小屋子供她们休息，一等电影散场，她们立马赶到影厅收拾垃圾。尤其是巨幕影厅，从最上面一排到最下面一排，收拾起来极其麻烦。有时候电影散场，往出口走去，我抬眼一看，就见阿姨穿着清洁工的天蓝色工作服，脚下搁着黑色大塑料袋，等着人群散尽。我没有上前打招呼，低头往边上走。在这种场合碰到，总归有些不好意思。

二

有一天正在上班，忽然接到小文的电话，“你帮我一个忙。”她的声音从来是响亮的，现在听起来却很低哑，“我那两只鹦鹉，你帮我照料一下。我家里出了一点儿事。”我问她如何照料，她有些不耐烦，“哎呀，就是喂点儿小米就成了！”说完就挂了。一时间我有点生气，让人帮忙哪能是这样的口吻？！回家后，小白忽然跑到我房间来，小声地告诉我：“你知道吗，小文的爸爸得脑溢血住院了！她跟她妈今天已经坐火车回家了。”去厨房倒水，灶台上那锅阿姨炖的汤还没端下来，汤面结了一层薄膜。搁在厨房窗台的鸟笼，两只小鹦鹉，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默默地站在那里，时不时扑棱一下翅膀，又一次站定。

她们走后的那些天，我每天照例给鹦鹉准备好小米，换好清水。因为出差，我又把鹦鹉托付给朋友照顾。小文有时候会发短信过来问，“鸟儿还活着吗？”我回她还活着，问她父亲的情况，她告诉我，她们回去的当天，人就已经去了，没来得及见最后一面。她父亲我从来没有见过，但我知道他来过一次北京，是在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回家了。谁也没有想到那是她们一家一起过的最后一个春节。有时候小白说起来，“他们夫妻感情肯定不好，要不你看阿姨很少回老家，而小文老爸几乎不来北京。阿姨肯定是忍受不了，才跑到女儿这边生活。”我说：“你怎么知道阿姨不是为了照顾小文呢？”小白撇撇嘴，“那可未必。小文多大的人了，还需要照顾吗？你没听到她们经常吵架？小文也嫌她妈老跟在身边烦呢。”我说不知道。我把小文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小白后，小白又说，“你看要是阿姨在身边，小文她爸没准儿就能得到及时抢救。”我说：“那不能这么说，这样的事情谁能说得准呢？”小白摇摇头，“不管怎么说，只要想起这个事情，我想阿姨会非常内疚吧。”

差不多过了一个月，有一天下班，我一打开门，见阿姨正在厨房炒菜。我跟她打招呼，她微微一笑。似乎没有发生任何事情，阿姨依旧是往日的打扮，头发剪短了，粉色外套，油烟大时咳嗽几声。饭也煮熟了，汤也端上了，菜也炒好了，阿姨叫小文出来，在大厅的大桌上吃饭。两个人默默对坐，各自吃自己的。这的确有点不同寻常，平日两人肯定要用方言你一句我一句地说话。她们做完饭，我开始炒菜，也不想做复杂的，就来个黄瓜炒腊肉、番茄鸡蛋汤。正在忙时，阿姨把吃完的空饭碗端到厨房。黄瓜切好片，倒进锅里，刺啦一响，阿姨“噫”的一声，“你做饭还是这么香。”我说：“阿姨你过奖了。”阿姨一边洗碗一边说：“恁香！我咋弄也不成。”

因为周末值班的缘故，周一我只要在家里上班就可以。大家都上班去了，整个住所静悄悄的，时不时听到窗外的鸟鸣声，还有楼下的老人聚集在小区葡萄架下的聊天声。忙完手头的工作，拿本书靠在躺椅上翻翻。过了一会儿，老觉得有隐隐的哭声传来，一开始我以为是幻觉，渐渐的哭声越发大了起来。我起身开了房门，那哭声是从小文房间传来的。一时间，我不知道该不该进去。平日在家做翻译的小易，也打开门探出头来，我便先进他的房间。关上房门，小易小声说，“这几天阿姨没有去上班，一直在家里，时不时听到她哭，有时候是号啕大哭。”我说：“我们要不要去看看？”小易迟疑了一下，“我不知道这样好不好。”我也踟蹰起来。那哭声变成了哽咽，一声一声，听得人心发紧。我说：“我们还是去看一下吧。”

敲了敲房门，阿姨的哽咽声停住了。我说：“阿姨，是我和小易。你没事吧？”阿姨声音小小的，“房门没锁。”我们推门进去，房间被阿姨收拾得整洁干净，电视还在放着，阿姨坐在床边，垃圾篓里堆满擦眼泪的纸巾。她抹了抹脸，不好意思地说，“吵到你们了啊，抱歉。”我们忙说没有，阿姨待要再说什么，鼻翼先抽动起来，眼泪又一次流下来。我们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该不该坐在她身边，也不知道怎么安慰。阿姨又一次擦干眼泪，叹了一口气，“不好意思，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哭起来了，让你们笑话了。”我倒了一杯水，端给她，“阿姨，不会的。哭出来人要是舒服些也好。”阿姨嗯了一声，拍了拍心口，“心里头难受。人哪，说没就没了，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遭罪。”说着又一次抽噎起来。我们找来两个椅子，坐在她旁边，陪着她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她也渐渐平静了下来。

小文时常不在家。小白说有一次逛商场，看到小文被一个男人牵着，“那男人，有点儿秃顶，应该还有点儿小钱。”又说起阿姨，“你看她，年纪也不大，在那个年龄段应该也算好看的，干脆再找一个老伴儿得了。”而阿姨依旧天天上班，饭菜很少弄了，就煮点饺子，自己端到房间里吃。有时候，我跟小易他们看完电影出来，阿姨在广场上拿着扫帚，追一个滚动的塑料袋。天气渐渐凉了起来，电影院附近的柳树叶子一片片飘落在地。时序变换，流感来袭，阿姨发烧在家，问起来她说那电影院空调太冷，吹得头疼，晚上又熬夜，眼圈都大了几轮，小文忙着炖姜汤给她喝。喝着喝着，两人又吵了起来。她们吵架的声音很大，坐在房间里都听得真切。小文说：“我不要去！”阿姨高声回道，“你都多大年纪了！你不去，人家怎么想？”小文说：“他怎么想我不管！总不能让你一个人在这里。”阿姨又回：“我不要你陪！我一个人好好的，怕什么？！”

三

天一点点冷了下来，一日起床，窗外居然飘起了雪花。出了门，冷得直哆嗦。坐车经过电影院时，远远看见阿姨跟其他人一起在清扫积雪。马上要过年了，地铁车厢里空空荡荡，坐车的人也多拖着自己的行李箱，往火车站奔去。我跟小易因为有事，都不能回老家，阿姨也没有回。冰箱里塞满了她准备的鸡鸭鱼肉，还有一袋袋包好的水饺。我跟小易也准备了一些蔬菜和肉。大年三十晚上，窗外的烟花咻咻地响起。我跟小易合伙做年夜饭，酸菜炖鱼、萝卜炖牛肉、煎鸡蛋饼、蒜薹炒腊肉，另外还准备了一些瓜子、水果。小易把我做好的菜端到饭桌上，我问他，“阿姨呢，怎么没见她出来？让她跟我们一起吃啊。”小易说：“她煮了一点儿水饺，端到自己房里吃了。”我又问：“小文是不是去她男朋友家了？”小易说：“是啊。那天，小文男朋友过来接她，她不肯走，阿姨还跟她吵了一架。”

放好碗筷，开了可乐，满桌的菜，有了些过年的气氛。我站在客厅里喊，“阿姨，过来跟我们一起吃吧。”阿姨的声音传来，“不了，谢谢你们啦。”我们只好作罢。吃完饭后，我跟小易出门散步。除夕夜的北京真是空荡荡的。昏黄的路灯下，雪花簌簌地落下。沿街的店铺都关门了，唯有天空时不时绽开一朵烟花。实在太冷，我们只好转头回家。一开门，小易说：“你听—”我站住，又听到了阿姨的哭声。我们一时无言，悄悄地进到我的房间。我小声问，“怎么办？”小易也摇摇头，“要不我们去陪陪她？”我说好。我们走到阿姨的房间，敲门，阿姨的哭声停住了，让我们开门进去。

电视里正在播春节晚会，阿姨还是坐在床边，手里拿着纸巾。我们叫了一声“阿姨”，我又补了一句“新年好”。她点点头，“新年好。”声音是颤抖的。小易去外面，把饭桌上我们放着的瓜子和水果都端了进来；我又去倒了一杯开水，递过来给她。她说谢谢，接过杯子一小口一小口喝着水。她头发梳得很整齐，穿着喜庆的红色外套，脚上也是小文买给她的新鞋子。我们没有提阿姨哭的事情，各自找一个小板凳，坐在那里看电视，嗑着瓜子。阿姨也起身从柜子里拿出糖果，给我们一人一把。我和小易看一会儿电视，大声笑起来，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有些夸张，但偷眼看阿姨，她也慢慢笑了，我也就放下心来。

春节晚会看到一半，小文的电话打了过来。阿姨大声对着手机说：“没得事儿，我很好。你在那边好好的，要听话，知道吗？”又说了一会儿，挂了电话，阿姨把手机拿在手中反复摩挲。小易问：“小文在那里还好吗？”阿姨抬头笑笑，“好好好。她说那边对她很好，又是给红包又是这个那个的，她也喜欢。”说完，她顿了一会儿，又说，“我过完年后就回去了。”我转头问：“怎么突然想回老家了？”阿姨说，“小文的事情也有眉目了，我不能还在这里妨碍他们。”我说：“哪里妨碍了嘛。你是她妈妈。”阿姨摇摇头，“噫，这样可不成。我还是回去，也自在些。”窗外突然传来放鞭炮的声音，眼看十二点就到了。我说：“阿姨，新年快乐。也祝你在老家快快乐乐。”阿姨连连说好，“你们也是啊，好好在北京生活。” 我们说好。我站起来，来到窗边。雪还在下，干枯的树干上堆了厚厚一层，空旷的马路上一辆车子也没有，明天的北京会是一座雪白的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