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读品小组圆桌谈：技术进步能给人类带来更多自由吗

2008年至2011年间，在上海活跃着一群拥有不同学科背景的青年学者，他们自发创立了一本公益性电子刊物《读品》，内容主要是以书评为主，旨在推进日常生活中的“阅读-记录-分享”。《读品》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曾在知识界产生过一定影响，许多人都还记得这份电子刊物及其同仁。

1月13日晚，《读品》小组解散多年后，借着中山大学哲学系副研究员杨小刚的新书《蔷薇花与十字架》出版之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仇鹿鸣、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梁捷、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郦菁、《读品》杂志主编周鸣之聚首建投书局，展开了一次“读品小组圆桌谈”。

技术对日常生活的渗透

杨小刚博士毕业于德国图宾根大学，受过良好的西方哲学专业训练。他早年是《读品》的撰稿人之一，这次由三辉图书出版的《蔷薇花与十字架》就是他多年来写作思想随笔、社会观察的结集，一方面记录了他自己的心路历程，另一方面也能折射出整个社会在这些年发生的各种变化。

杨小刚首先发言，他认为自己近些年来感受到的一个基本经验变化是，从智能手机普及以来，技术对于人类生活的渗透越来越强烈，科幻小说里讲述的内容似乎都正在变为现实。

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了信息的爆炸式增长，我们每天都要阅读大量的、甚至消化不了的文章，表面上似乎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知识，但自己曾经相信的东西又好像发生了动摇。杨小刚用自己的哲学专业举例说，哲学史上关于人类心灵与身体的关系有过很多讨论，比如传统上认为，人是有心灵和灵魂的，这也是人之为人的独特性。但这二三十年来，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认为，心灵根本不是人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身体的变化，是神经元的变化，人类只需要对身体和心灵的关系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即可。

对此，强硬的物理主义者认为，人类所有的心灵现象都可以被还原到身体现象上，心灵的所有活动都是被身体的神经元活动所决定的。另外一派反对者们的声音较弱，他们早先认为，意识是不能够完全被物理现象解释的，但近些年又发展出新的解释路径，认为意识不但不能被物理现象还原，而且就是所谓的物理现象，广泛存在于宇宙和自然界之中，这种主张被称为“泛心论”。

在不同哲学家激烈的争论背后，杨小刚越来越怀疑自己的信念和立场，因为他觉得在每一派那里都能找到自己认同的部分论述，但又不能让他完全信服。那么，技术的变革与进步，到底给我们时代的思想学术和日常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又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变化？

技术进步导向更多的自由？

历史学专业出身的仇鹿鸣，从历史进步论的视角反思了这个问题。仇鹿鸣认为，中国的中学历史课本受进步史观或线性史观的影响很大，然而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历史学者却要警惕这种进步史观。例如，仇鹿鸣记得他在大二的史学导论课上，就被老师告诫说，在论文中千万不要出现诸如“历史的进步”这样的字眼，于是他就“狡猾”地使用“演进”代替，这样就能避免使用“进步”这个词语，从而带来轻率的价值判断。作为专业的历史研究者，毫无疑问应该具备这样的自知之明。每个时代的历史都是由那个时代的人书写的，因此都有各自的局限性。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们，越来越难形成对于历史的某种共识。

过去很多人认为，技术应该是推动人类进步的一种手段，比如互联网方便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沟通，方便了人获取更多的信息，最终人类可以因此获得更大的自由。但如今从时代和个人的状况来看，这种观点都值得怀疑。

现在虽然人们在互联网上获取信息的数量增加了很多，但某种程度上都是每个人自己愿意看到的信息，即和自己拥有相同观点和立场的信息，这样就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极化”，持有不同观点和立场的人会越来越坚信自己的信念，缺乏对于他人的理解。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与网络连接，一方面，人们好像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严格来讲，是一种虚妄的、幻想的自由。“例如，我们现在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要想知道哪家饭店好吃，只需要打开大众点评网，就能够立即得到答案。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有无数种选择，但这种选择其实已经被技术规范了，对于网络的依赖使得我们失去了其他选择的可能。”仇鹿鸣说。

年轻人的“二次元化”

梁捷从自身经验出发，认为近些年技术带来最大的变化就是，青年群体的“二次元化”。在他自己读书的那个年代，哲学是“无用”的学科，但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只有哲学是“有用”的，其他学科似乎都没有用。他在高校中接触到很多天然生活在二次元世界里的年轻人，天然缺乏对周围世界的认识。

“提篮桥和南京路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没有差别，他们很多都是拉康的专家、齐泽克的专家，可以滔滔不绝给你讲两三个小时。”梁捷说。在梁捷读书时，社会运动可能还是充满吸引力的，但对二次元青年来说，最重要的社会运动就是发表情包而已，无论是被人打了还是房子被强拆，只要发一个表情包就结束了。

过去很多老师告诫学生，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要把理论知识和现实经验结合起来，但二次元的最大特点就是把“行万里路”平面化、抽象化。梁捷遇到的很多年轻人并不觉得出国留学有那么重要，一切信息仿佛都可以在网络上面获取。整个世界平面化、抽象化之后，对人的行为也造成很大的影响。在二次元青年的世界中，政治学、经济学等这些学科并不能很好地指导他们的行为，只有哲学才是最有用的。

梁捷随后又介绍了日本人松本哉的事迹。“松本哉最牛的地方在于，他一辈子没有上过班，又没有接受父母的资助，但他还活着，这是很了不起的。”松本哉在东京的根据地是高圆寺，那里聚集了很多奇怪的、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松本哉把这群“不愿做资本主义奴隶”的人称为“笨蛋”，还喊出了“全世界的大笨蛋联合起来”的口号。

松本哉没有参与过任何社会运动，但用活着本身构成了对于当今消费社会的一种抵抗。梁捷认为，松本哉的行为表面上很容易做到，但实际上很难实现，尤其是他一直坚持到了四五十岁，这背后就拥有了深刻的哲学含义，值得我们学习。

知识分子的职业化

谈及公共空间的话题，郦菁介绍，中国知识界之前更多使用的是“市民社会”这样一个概念。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开始讨论国家与社会、国家精英与社会精英之间的关系，直到上世纪90年代，英国学者J.C.亚历山大与中国学者邓正来合编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出版，达到一个高潮。总体来讲，中国过去一百多年里，对“市民社会”或“公共空间”的讨论都是相对精英主义的。

郦菁认为，最近十年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种职业化的趋向。她回顾当年《读品》小组刚成立的时候，他们都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所有的思考和写作都是要回应一些公共问题，而不是躲在学院的象牙塔中，成为一名职业化的学者。但从美国留学回国之后，郦菁发现，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已经走上了职业化的道路。

知识分子的职业化也许是现代社会的必经之路，但中国和美国发生这种转变的时间点不一样。在美国，学者的职业化并不意味着公共空间就缺少知识分子的发言，而在中国，学者一旦变得职业化之后，公共空间就面临碎裂和萎缩的危机。

但郦菁对于未来并不悲观，她不认同现在的年轻人都像梁捷说的那样“二次元化”，因为确实有一些年轻人也在做新的尝试。例如上海和广州现在都有一些年轻的团体，他们在公共问题上并没有延续以前的“左右之争”，而是使用了许多新的话语方式与现行秩序进行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