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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域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中的成效、问题与应对策略——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原创 朱鸿军 王涛 传媒
媒体融合作为国家战略整体推进,已经走过十年。“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中指出,要“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七个着力”新要求,其中“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成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内在目标。媒体融合进入深度融合的新阶段,全媒体传播工程进入体系化建设新征程。新阶段,新征程,新要求,亟须对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中的现状、问题与困境进行再审视,从而为新时期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找到攻坚克难的着力点。
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之际,笔者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调查样本,采用实地参观、领导座谈、一对一非结构化访谈等方式获得基础资料与数据,综合互联网上已有数据与资料,以点带面呈现广西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现状、问题与困境,在吸收、嵌入基层实践者智慧的基础上,尝试对所发现的问题与困境给出应对之策。
一、广西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成效与特色
近年来,广西在全面推进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过程中,持续推进各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推进融媒体中心企业化管理,积极探索市场化运营,同时注重内容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
1.持续推进各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致力于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在自治区层面,由广西日报社打造的“广西云”融媒体生态系统顺利通过验收,广西广播电视台打造的全新融媒体生态系统“广西视听”于2019年12月正式上线。在地市级层面,来宾市、柳州市、钦州市3个市级融媒体中心入选中宣部全国60个市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试点名单。在县域层面,全区14个设区市的71个县(市)融媒体中心,已全部建成挂牌并通过中宣部的验收,县级融媒体中心进入从“全面建成”到“建强用好”的新阶段。
2.践行“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推进融媒体中心企业化管理。在薪酬分配与绩效考核上,广西各级主流媒体基本实现了编制内、编制外工作人员的“同工同酬”。在人员招聘与任用上,各级融媒体中心尝试破除“唯学历”“唯名校”的用人导向,建立以品德和能力为导向、以岗位需求为目标的人才使用机制。而在人才培养上,以广西广播电视台为代表的媒体则大胆启用年轻人,采用“项目制”模式进行人才培养和锻炼。在融媒体中心的经营模式上,各级融媒体中心积极探索市场化运营。
3.注重全媒体传播体系内容建设,对内对外讲好广西故事。广西各级融媒体中心始终坚持“以内容建设为根本”的宗旨,深耕内容创作。2020年—2022年,广西共有14件作品获中国新闻奖。各级融媒体中心注重挖掘展示本地特色,对内讲好本地故事。例如,象州县融媒体中心制作的“文明实践·温暖之城”系列短视频播放量破1.1亿次,成功打造了象州“比温泉更温暖的是人心”的城市名片。同时,广西各级融媒体中心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加强与东盟国家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合作与交流,积极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好声音。例如,“广西云”连续三年举办了中国—东盟网络春节联欢晚会;广西广播电视台专门成立中国—东盟译制中心,每年与东盟各国合作完成约1200集纪录片的译制;柳州市融媒体中心则以“名企外宣”平台为媒,通过Facebook、X(原Twitter)、TikTok等海外社交媒体,面向国际社会展示柳州好企业,讲述柳州好故事。
二、广西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困境
尽管广西在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面临一些问题和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地市级媒体融合“腰部塌陷”问题依然存在,城区融媒体中心建设成为“新真空”。目前,广西各地市级媒体融合仍存在较为突出的“腰部塌陷”问题,数量和质量上均与其他地区存在较大差距。统计发现,广西14个地级市中,仍有5个地市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进度、建设日程等信息尚不明确。而在已建成的地市级融媒体中心中,也存在建设模式的不同。例如,来宾市融媒体中心和柳州市融媒体中心(柳州日报社)同样作为中宣部建设试点,但二者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前者规模、体量相对较小,基本完成了广电和报社物理层面的融合,内容生产、经营管理层面的融合正在稳步推进。后者虽挂牌了融媒体中心,但挂靠在报社旗下,广电和报社只是名义上的融合,实质上仍分开办公,只在少部分业务上有合作。柳州市融媒体中心的融合困难,首先来自于广电和报社各自经营状况的巨大差异,其次是广电和报社规模巨大的人员安置问题,最后则是融合后的单位性质认定问题。柳州日报社一位负责人表示:“从2020年开始,融媒体中心面临工资总额没有单位审计的问题。过去15年,报社工资均由国资委审计。但在2019年融合体制改革之后,市国资委认为报社并非纯企业,无法按照原先企业化的方式审计,所以不再审计报社的工资。”从广西全区来看,柳州市所面临的融合困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多个地市级媒体的融合面临战略导向模糊、顶层设计缺失、生存压力巨大、人员关系复杂等多重挑战。
地市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滞后,间接导致了下辖城区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新真空”。我国行政区划中,城区与县原本同属县级区划,但是从广西全域来看,其城区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进程远远滞后于县级融媒体中心。已建成的城区级融媒体中心因资金支持弱、扶持政策不明朗,存在编制缺额、人员不足的现实困境,个别城区级融媒体中心甚至只有2名在编人员维持媒体功能的正常运行,并且仍有部分城区尚未在机构设置以及实体层面成立城区级融媒体中心。城区融媒体中心建设步调不一、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不利于在地市级层面贯彻落实引导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政策要求。
2.技术资源共享壁垒成为新难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缺失成为新隐患。在“内容为王”的发展理念指引下,广西各级融媒体中心主任普遍认为“借船出海”不如“造船出海”。因此,融合初期有充足资金支持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借助第三方技术公司的力量,打造了自己独立运营的APP。但是,融合后失去财政扶持后,大量县融无力承担APP更新、运营、维护的费用支出,最终导致APP版本、功能无法及时更新,大量县融APP陷入尴尬境地。县融APP烂尾一方面源于融合初期缺少长期战略规划的技术跟风,但是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三级媒体之间技术资源无法有效共享。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在日报社、电视台打造了两个云平台,二者均具备为市、县级融媒体中心APP提供技术支持以及运营维护服务的能力。但是,由于服务政策的不确定性,加之技术信息向下触达不到位,导致宣传部斥巨资研发、建设的系统、技术无法向下输出、服务于基层融媒体中心建设。省级媒体既缺少对基层媒体的技术扶持,又缺少明确的激励机制,基层融媒体中心自然也不愿意把自身平台已有的优质内容全部上传、分享至省级媒体平台。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路径指引下,主流媒体已经深度参与、嵌入基层社会治理中,它们掌握着部分国家治理、服务民生的关键数据。因此,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已然关涉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和文化安全。然而,在调研中发现,广西多家融媒体中心缺乏网络安全防护技术与能力。各级融媒体中心一方面尚未系统性建立网络安全防护、监测、响应机制,另一方面,内部更缺少专门负责网络安全的部门机构以及网络安全工程师的人员配置。全面加强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建设,这是未来各级融媒体中心参与网络安全攻防演练及面对网络安全测试与评估之时,需要提前做好的功课。
3.职称评审偏向成为留住人才新瓶颈,身份定位成为经营能力释放新桎梏。就业环境的变化,使得人才向体制内回流成为一个大趋势。调研发现,广西各级融媒体中心在人才招聘中并不存在困难。例如,鹿寨县融媒体中心一个劳务派遣的临聘岗位,有14名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应聘者竞争。人才招进来并不困难,但目前广西各级融媒体中心尤其是基层融媒体中心,存在无法吸引高层次人才、留不下年轻骨干的新困境。高层次人才的出走,固然是向上、向外寻求更好的待遇和发展空间,但对于县级融媒体中心而言,“评奖和评职称难”才是留不住人才的深层次原因。主客观两重因素造成了基层媒体奖项职称评审困境:客观因素在于自治区级新闻奖、高级职称留给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指标较少,主观因素则为奖项职称评审存在明显的向上偏向。以2022年广西新闻奖评选为例,县级融媒体中心获奖作品只占总数的8%,2023年公布的自治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百名人才、青年人才名单中,县级融媒体中心仅1人入选。获奖、人才称号与高级职称评审有密切联系。象州县融媒体中心一位负责人表示:“作为事业单位,我们其实是靠职称吃饭的,能够评上职称,就意味着我们工资能加一点。所以说这10多年来,我也一直很努力,在作品的打磨和参与评奖方面每年都去冲刺,但是几乎都是没有结果的。”正是看到老员工获奖无望、职称晋升遥遥无期,青年人才学成后即选择出走。象州县融媒体中心一位资深编辑坦言:“我盘点了一下,这10多年我教的所有徒弟中,起码有20多个人出走了。”
县级融媒体中心大量骨干人才的流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市场化经营能力。但是,造成县级融媒体中心造血与经营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身份定位。象州县融媒体中心一位负责人表示:“融媒体中心成立之初,按照当时的情况,只有定位为公益一类,保证财政供给,才有活下来的可能,要是直接把我们定为差额拨款的公益二类,我们可能就活不下来了。”而活下来之后,部分县级融媒体中心发挥自身出色的内容创作与宣发能力,实现了经营创收,如象州县融媒体中心2022年实现90万元经营创收。但是,由于“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的身份定位,造成“所创收的90万元只能用于购买办公用品,无法用作人才激励”的困局。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鹿寨县融媒体中心虽然挂牌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原本具有自主经营的资质,但是由于县委县政府和融媒体中心领导采取保守策略,中心在具体运作中仍严格按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标准执行,导致其2022年40万元经营创收同样无法自主支配。
三、基层智慧:走出“新困境”的一种“新思路”
在倾听基层管理者心声、吸收基层实践者智慧的基础上,笔者尝试抛砖引玉,对如何走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中的“新困境”给出应对之策。
1.因地制宜推进地市级媒体融合进程,同步做好城区融媒体中心建设。对于地市级融媒体中心,由于原先的市级报社、广播电视台历史悠久,它们的规模、体量较大,且不同地域之间存在巨大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媒体状态差异。因此,不能简单地采用统一的标准化模式推进市级媒体融合。柳州日报社一位负责人表示:“报纸和广电本身就是两个系统,在缺少财政支持的情况下,报社自己都面临生存危机,再背上电视台,若贸然‘一刀切’,强推融合,势必使得两家单位都会活得困难。”其实,相对合理的方式应该先是各自内部的融合,各自在新媒体发力,各自把主力军挺进主战场,破局的关键在于各自找到出路,简单的一加一未必会有好的效果。这种渐进式的融合思路,也并不违背《市级融媒体中心总体技术规范》对市级融媒体中心“整合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盟的媒体资源,实现一体化发展的新型媒体机构”的要求,要求中并未特别强调传统媒体之间、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之间一步到位的融合,而是允许有一个“先整合,再一体化发展”的过程。
循着上述思路,可因地制宜,采用两种模式完成市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第一种,仿照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采用一步到位的融合模式,即短期内就完成广播、电视、报刊的融合;第二种,采用渐进式的融合,即允许报刊与新媒体的新旧融合,广播电视与新媒体的新旧融合,二者先各自在新媒体端发力、破局并找到出路,再逐步实现报纸、广播电视之间的内部融合,但最后的目标一定是“成为一体化发展的新型媒体机构”。其中第一种模式适用于传统媒体人员规模较小、市财政较好、政策支持较为充分的市,第二种模式适用于报刊、广播电视台原本规模、体量较大,且目前各自发展均遇到较大瓶颈的市。在推进市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过程中,应同步做好城区融媒体中心建设的二次统筹、指导和监督,着力排查目前各地级市城区融媒体中心的机构设置、人员与技术设备配置情况,调查其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具体困境,有针对性地给予城区融媒体中心以政策、资金支持,消除政策真空性和不确定性,增强城区媒体的融合意识和积极性,从而补足城区融媒体中心建设的短板。
2.技术与政策并举促进资源共享,构建三位一体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广西各级主流媒体之间技术资源协调不畅的原因有三点:第一,省级媒体对于自身核心技术的不自信;第二,省级媒体所研发的技术与系统缺乏实战的应用检验;第三,没有政策文件明文规定省级媒体是否有技术下乡服务的义务,也没有明确规定其是否可以就技术输出向基层媒体收费。为解决上述问题,省级媒体应加强平台核心技术的研发,提升技术自信。同时,应做好技术向市县基层媒体的推广、普及与应用,可为基层媒体提供一站式的技术服务与解决方案,助力基层融媒体中心系统建设与APP迭代升级。政策层面上,在省级媒体向基层媒体输出优质技术与服务的过程中,可考虑赋予其一定的市场化收费权限,同时规定在必要情况下,其有免费向基层融媒体中心提供技术升级与系统维护服务的义务。对于全区的媒体数据汇集工作,广西广播电视台一位负责人表示:“可以通过技术服务费用折扣的方式,吸引、激励基层融媒中心进行数据和优质内容的向上汇交与共享。”
针对网络安全防护能力薄弱这一问题,广西各级主流媒体需要在实践中做到技术、意识、人才三层次的统一。根据《市级融媒体中心系列技术标准规范》,融媒体中心网络安全防护需要做好物理环境、网络系统、主机系统、应用系统、数据及备份恢复、内容监控等六个方面的技术建设。除了技术措施外,融媒体中心还需要加强组织管理和人员培训,制定并执行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将网络安全与播出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放在同等地位。最后,应重视网络安全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做到每个融媒体中心至少配置1到2名专职网络安全工程师。
3.创新奖项职称评选制度,探索县级融媒体中心分类分级管理。新闻奖项、人才称号、职称评选与评审严重地向上倾斜,是广西县级融媒体中心人才流失现象背后被忽视的肇因。针对这一问题,应修订、完善各类与职称、人才、奖项评审相关的政策文件,在人才评选中向基层融媒体中心工作者倾斜,在各类重大奖项评选中,增加县级融媒体中心可报送作品的数量与获奖作品的占比。针对职称评审困境,象州县融媒体中心一位负责人表示:“我认为我们的职称评审可以参照教师系统,以县城老师为例,他要评上职称的话,必须去基层学校支教。”人社部教育部印发的《关于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要求,城镇教师申报一级教师、高级教师资格时,原则上要有1年以上在薄弱学校或农村学校任教经历。若效仿这一制度进行改革,或将产生双赢效果:第一,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基层工作经历将不再是劣势,而成为高级职称评审的加分项、必要项;第二,将激励省级、市级融媒体中心优秀人才积极参与基层培训,从而真正做实送理论、送技术、送实操下乡。
广西县级融媒体中心自我造血不足,主导因素不是自身经营能力弱,而是身份限制导致经营创收动力不足。未来,针对公益一类县级融媒体中心没有自主经营权限这一困境,可在一定时期内探索“公益一类性质、公益二类管理”模式,逐步放开公益一类融媒体中心的经营权限。在操作层面,可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对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经营情况进行摸底排查,根据历史营收数据,建立分类分级管理机制,对于具有较好经营潜质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可以部分试点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模式,赋予其自主经营的权利,允许将创收用作人才激励。同时,为防止“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可能带来的资金使用不透明问题,可加强资金使用审计,保证每一笔收入的取得、使用和流向是公开、透明、可追溯、可查询的。
四、结 语
媒体融合进入新阶段、新时期,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需要重新审视各级主流媒体在改革建设中的问题与困境。通过问情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本研究归纳了广西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成效和实践困境,并尝试给出走出困境的应对策略。由于样本和数据所限,本研究所归纳、提炼出的问题与困境无法完全反映当前全国各省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全部情况,但对于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推进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具有一定启示借鉴意义。
作者朱鸿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
原标题:《省域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中的成效、问题与应对策略——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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