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书单︱“以竹为生”，物尽其用

【编者按】

农历新年将至，“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的编辑邀请国内外各大高校的历史系博士生们对自己2018年读到的历史类好书进行了一个盘点和分享，做成了一份书单，以飨读者，此为第一篇。藉此祝各位读者新年如意。

王悠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Tobie Meyer-Fong, What Remains : 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 2013（《浩劫之后：太平天国内战与同光时期的中国》）

此书之前，太平天国研究多集中在事件本身（太平天国之起源，意识形态，清廷、太平天国以及捻军、“洋人”势力之消涨、纵横捭阖，以及个中突出的洪秀全、洪仁玕、曾国藩等个人之类）或战后的经济影响（上海的崛起、苏常浙之人口损失、团练厘金的兴起等等）。梅尔清突破了已有的范式，将目光转向饱受战争创伤的个人和社群。

《浩劫之后》着重探讨战后江南地方士绅乃至民众走出困境、重建社会秩序的努力。除了第一章 “战争”（War）和最后的“尾声”（Endings），正文六章“文字”(Words)、“黥体”（Marked Bodies）、“骨肉”（Bones and Flesh）、“丹青”（Wood and Ink）“伤逝”（Loss）均从一个侧面讲述战争的苦痛和战后的挣扎。

如果你关注太平天国，你需要读这本书；如果你不知道太平天国（第一个也唯一一个占据中国半壁江山的基督教政权，近现代史的开端，人类史上最血腥的内战之一），那更应该读这本书。

Jean-Laurent Rosenthal and R· Bin Wong, 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 :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and Europe· 2011

中译本：王国斌、罗森塔尔《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2018年10月）

如果你也在思考为什么中国会被西方超越，西方为何能够崛起，那么2000年出版的《大分流》一书（作者彭慕兰 Kenneth Pomeranz）则提供了目前最有创见亦最有争议的讨论范式。就笔者所知，在地中海史、中东史、英国史、西欧史、印度史、非洲史等领域均有英文专著深入探讨“大分流”范氏。

《大分流之外》则是一位历史学家（王国斌）和一位经济学家（罗森塔尔）联手，对“大分流”讨论的最新回应。二位作者系统而有力地反驳了“古代中国靠人情不靠法制”、“中国人没有契约精神”、“中国没有民主”等许多国人习以为常且深以为然的对中国落后的“阐释”，并从政治（中国的大一统对应西欧的频繁战乱）和经济（利率和信用市场）的角度提出了对“大分流”理论的修正。

Martin W· Huang, Negotiating Masculinit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006（《明清时期的男性构建》）

比起“没有女人味”之于女人，“不像男人”或“不是男人”之于男人似乎是更大的侮辱。黄卫总的《明清时期的男性构建》便探讨了中国历史上“男人如何努力让自己变得更男人”这样一个课题。这也是继雷金庆的《男性特质论：中国的社会与性别》(Theorising Chinese Masculinity: Society and Gender in China, 2012年中文版)和宋耕的《才子：中国文化中的权力与男性特质》（The Fragile Scholar: Power and Masculinity in Chinese Culture, 2004）之后，此方向的第三部英文历史著作。即使性别研究常被等同于妇女研究，黄卫总等学者的著作也促使我们关注男人如何认识自己这一课题亦是性别研究的重要维度。

《明清时期的男性构建》主要分析了徐渭（倭寇时直浙总督胡宗宪幕僚，《明史》称“天才超轶，诗文绝出伦辈。善草书，工写花草竹石”）及《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英雄传》《野叟曝言》等明清的男性社会精英（即文人）及其著作。通过文本分析的方式，此书为我们展示了这些男性如何深陷“不够男人”的焦虑并为此做出的努力，而“英雄”、“圣贤”、“好汉”等充满男性气概的话语又如何在文学作品中起起落落。在这些话语中，女性成为了脸谱化的“他者”、男性证明自己“像个男人”的工具，亦被永远排斥在这个文人构建的纯男性世界之外。

一句话简介：明清文人如何让自己更有“男人味”。

Dorothy Ko, The Social Life of Inkstones: Artisans and Scholars in Early Qing China· 2017（《砚台的社会生活史：清初的匠人与士人》）

即使读书在清代常被描画为一项男性的活动，最闻名朝野的琢砚家中却有一位来自苏州阊门专诸巷的女性——顾二娘。顾二娘款的砚台如何成为一个超品牌(super brand)？男性文人又如何浮想联翩，色情地将顾二娘的技艺和三寸金莲联系在一起？

与此同时，北京内务府造办处乃至满清朝廷正在徒劳地推广着松花石砚。北京江南以外，广东肇庆城外黄岗村的石匠和外地或当地的文人、福州的品藏家也都在以砚台为媒展开自己的故事……

从《闺塾师》《缠足》到如今的《砚台的社会生活史》，高彦颐的每一本书都为学界带来新的震荡。这一次，她带领读者以砚台为管，窥视了清初宫廷、石场、以及士-工生活的点点滴滴。

Jacob Eyferth, Eating Rice from Bamboo Roots: The Social History of a Community of Handicraft Papermakers in Rural Sichuan, 1920-2000 (2009)

中译本：艾约博《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2016年12月）

以在清代便颇负盛名的“夹宣”产地为引，通过细致的田野调查、理论探索以及史料搜罗，艾约博还原了在宗族纽带和社会性别分工下的夹江手工造纸。这是一个有七十二道工序、各家都号称有配方却没有任何新技术能够在村中保密、男性在耳濡目染中学会手艺、女性作为“外人”广泛参与却被无限贬低的世界。在1949年和1979年两个转折点，这个世界被颠覆、被重构、被解体。

《以竹为生》书写了一个在工业-农业、城市-乡村的二元想象图景中，中国的乡村如何变成了农村、“住在乡下的人”如何成为“农民”的故事。这也是一个乡下男女的技能如何被获取、被剥夺，又应该如何被理解的故事。

如果你关心集体化、户口政策、改革开放、城乡关系、“传统”造纸公益、或四川夹江中的任意一点或几点，这都是一本不容错过的书。

任晓莹 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 考古学博士生 

巫鸿：《物尽其用——老百姓的当代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本书源自巫鸿在2005年策划的超大型装置艺术展览「物尽其用」，展品是一位北京妇女赵湘源一生的上万件积存：几十块硬如化石的肥皂、一摞一摞堆叠在柜子内的布头、家人手制的泥质花盆，不胜枚举。这项展览曾受邀在许多国家展出，2009年，它作为现身于纽约现代美术馆的第一件大型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展出于在该馆的中央大厅。展出获得了巨大成功，观众在这些琳琅满目的日常杂物间驻足穿行，许多人默默流下了眼泪。

第六届光州双年展上的《物尽其用》，2006年

一个普通家庭的普通物品，何以转化成一件威力巨大的艺术品，这本书回答了这个问题。本书内容由两部分组成，上半本由巫鸿先生执笔，以长篇导言的形式介绍了展览的策划过程以及赵湘源女士的生平，并探讨物品、记忆和纪念碑性之间的关系。下半部类似三毛的《我的宝贝》，赵湘源女士以回忆录的形式记叙了这些收藏从何而来，使读者能够走进她少年至中年的生活。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深入了解六七十年代的生活，在被物质和消费主义裹挟的当下，人们看待物品的眼光也时移世易，但是这本书所展示的物品与个体的联系，日常琐碎如何成为情感和记忆的载体、进而成为治疗和凝聚社会共识的良药，都让我们能够感同身受，并以此为起点重新观察当下的生活。

袁靖：《中国科技考古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

我们了解考古，但似乎并不知道除了发掘之外，考古学家是在干什么。我们经常看到考古，但却不清楚信息从何而来。这本书介绍了目前考古学领域所使用的科技方法机理以及重大成果，展示了科技方法是如何进入和深化考古工作，并在数十年间内改变了这个学科的根本面貌。虽然本书是一本面向学界的综述性专著，但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它用深入浅出的平实语言揭示了科学机理，具象地展示了实验室工作的过程。

我们所熟知的考古工作，是针对精美的人工制品、墓葬或者居址的发掘和整理，针对考古科技的叙述则会让读者看到考古的另一面——土壤、骨骼、残渣、灰烬，甚至人类和动物牙齿上的结石，都能够提供大量信息。书中，作者用一整章介绍了科技考古手段如何参与公元前1800年后中国第一个国家水平的政治实体，即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各种科技手段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逐渐在我国的考古工作中推广使用，新方法的运用与新发现一起，为我们揭示越来越多的历史细节。通过本书可以一窥这个充满挑战的历程。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科学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不言而喻。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环保健康，人们都希望科学能提供最优解。但是，科学的本质是什么？科学的发展是怎样的形态？根据科普著作和中外教材，科学似乎是一系列重大发现前后相继的结果。《科学革命的结构》则将这一表象的真实情况揭示出来。

在这本书中，作者对科学史事件的洞见让人击节赞叹，他以沉静的笔调回顾了我们所熟悉的牛顿、拉瓦锡、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理论被接受和成为范式的过程。作者指出，科学和科学研究的范式之间的关系集中表现了科学的本质。范式，指同一时期学术共同体奉为标准的一系列普遍性规则、方法、概念和理论，是一整套理解世界的方法，范式的改变会使得整个学科的研究问题都发生改变。据此，科恩将科学发展的模式表述为：前范式科学-常规科学-针对反常的范式斗争-新常规科学，后三个阶段会循环往复出现。

正如法国思想家莫兰指出的，自从《科学革命的结构》之后，科学的发展就不再被看作是通过累积知识进行，而被看作是通过改革知识的组织原则进行。值得注意的是，科恩的科学观不止作用于自然科学领域。包括他本人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意识到这种思考对于诸如历史学和社会学在内的许多学科都具有指导意义。

希安·琼斯：《族属的考古——构建古今的身份》，陈淳/沈辛成 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本书可以概括为“当我们在讨论族属时我们在讨论什么”。“族属”即 Ethnicity，可以简单理解为“民族”或者“族群”。对于社会科学而言，运用族属及类似概念对人群进行分类，是许多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族属的考古》回顾了这些概念被使用的历史，揭示了人们在运用族属时实际所包含的假设，最终回应“考古学家应当如何看待族属”这一考古学的基本问题。

自从王明珂和姚大力以来，我们知道，族属、民族这类概念十分复杂。一方面，族属有“自我定义的族群归属”和“他者眼中的分类图示”的区别；另一方面，族属“与生俱来”的这一特征，与其作为获取政治和经济资源手段的工具属性又截然两分。如何超越这种二元对立来认识族属，考古学家是否能够在遗存中识别族属，本书给出了系统性的回答。

当前，对于族属的关切还有深层的现实意义。海因里希·塞瑟尔伯格在《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中认为，我们当下面对种种全球化危机——国际恐怖主义、气候变化、金融和货币危机，以及大规模的移民浪潮时，根本没有做好准备。而作为区分“我者”和“他者”最顺手的武器，族属常成为一个漂浮的能指，被许多政府和媒体用以回避由于全球的相互依赖关系缺乏政治上的调节产生的问题，继而造成社会更深层次上的断裂。本书是我们重新审视族属问题的绝佳透镜。

杨阳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 历史系博士

Jan Willem Stutje, Ernest Mandel: A Rebel’s Dream Deferred (London: Verso, 2009)

简·威廉·斯塔奇：《厄内斯特·曼德尔：被延迟的反叛之梦》，左页出版社2009年出版

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一位誉满全球却又被容易人遗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集大成者。出生于犹太裔左翼家庭的他，在家庭的熏陶下自年轻始即参与左翼运动并经历了20世纪中后期几乎所有带有转折性意义的历史巨变。为还原曼德尔作为革命者和知识分子的一生，斯塔奇在其书中一方面突出了曼德尔以马克思主义革命者身份参与抵抗纳粹的地下组织到见证苏东的崩塌的一生，一方面又带大家领略曼德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乐观的理想主义情怀，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学术研究来阐发其社会主义必胜的信仰，而这种乐观的知识分子式的理想主义往往要为现实的反噬付出极其悲情的代价。如果大家想了解20世纪西欧激进左翼运动的变化和左翼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的激辩和互动，本书不啻是一本“以小见大”的典范之作。

John Bew, Clement Attlee: The Man Modern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约翰·比尤：《克莱门特·艾德礼：造就现代英国之人》，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

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英国老人们常说自己是“艾德礼的孩子们” （the children of Attlee），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在艾德礼治下的1945-51工党政府为当今英国福利国家的创立立下了基石之功。即便如此，艾德礼依然是英国现代史上最被低估的一位政治先驱。很少有人想到英国如今福利制度的基石，是这样一位性格内向难懂的小老头带领工党政府创造出来的。在二战前后那个风云激变的年代，是艾德礼一次次面对工党党内的质疑，努力保持党内的团结；是艾德礼，力排众议，成为二战中站在温斯顿·丘吉尔背后的那个人，帮助他组建联合政府抵抗纳粹的入侵；同时又是这个相貌普通性格内向的艾德礼，在1945年大选打败极具人格魅力并且声望处在全盛期的丘吉尔，带领工党以巨大优势获得大选的胜利。随着历史档案的开放和丰富，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系教授约翰·比尤的这本传记历史将艾德礼个人丰富的政治世界进一步具象化，利用对档案资料的全面审视，带我们去认识一位社会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爱国者的艾德礼的传奇而又普通的人生。

伊萨克·多伊彻 《先知三部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初版，2013年再版

谁是托洛茨基？是先知还是恶魔？不，他是十月革命的策划者，是苏联红军之父，是让他的敌人闻其名颤抖之人。他更是一位具有极高理论素养并且性格不羁倔强的革命知识分子。多伊彻在他的书中为我们大家呈现出这样一位“先知”的托洛茨基，同时也描绘了一位犯错的，喜欢争辩的，有着家庭温存的“普通人”托洛茨基。作为20世纪最优秀的传记作家之一，多伊彻庖丁解牛般地讲述了托洛茨基作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生，将他的个人命运置于20世纪革命洪流的发展和倒退之中，并将革命史，人物传记，社会政治运动研究和文学的可读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部书对研究苏联史及国际共运史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