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奥美辞职后，他为什么选择返乡养蚕

从北京回到家乡，工作几年后的于建刚与女友梅玉惠选择回乡创业。两人创业的过程中经历了从模仿到开发本土特色的过程，伴随着新生儿的出生，于建刚养蚕的想法也随之产生，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桑蚕丝织在家乡重新焕发活力。我们拜访了于建刚，在与他的交流中，我们发现，家乡，对于于建刚来说，不是儿时模糊的回忆，而是未来发展的根基所在。

——编者按

回归土地

2011年，是移动互联网爆发的一年。在这一年，微信、快手、手机淘宝、美团、陌陌等日后耳熟能详的互联网品牌陆续成立。同样是那年，于建刚和梅玉惠却决定选择走在时代的反面，离开北京，回到乡村，回归土地。

于建刚家乡地处桐乡，典型的江南水乡。

他们的家乡在距离桐乡乌镇20多公里的荣星村。于建刚在这里出生长大，在村里念完小学，去镇里念初中，去县里念高中，又考上了吉林大学。2008 年北京奥运会那年，于建刚应聘到著名的奥美广告，来到首都北京工作，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跨越。那一年他22 岁。初参加工作，于建刚服务的第一个客户是北京奥运会的指定合作伙伴品牌，铺天盖地的广告任务扑面而来，日复一日的加班生活，让他找不到方向。

除了工作，他对北京城里看起来光鲜亮丽的生活并不怎么感冒，每到周末，他喜欢扎进国家图书馆看书。偶然一次，他翻到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他很受触动，又继续翻看了很多研究乡村的书籍，费孝通、黄宗智、梁漱溟、赵冈、温铁军......

于建刚老家房屋的客厅。

在北京待了三年，于建刚和梅玉惠就决定返乡创业。于建刚这次回乡创业目的很明确，就是想在家乡复制“北京小毛驴CSA”模式。北京小毛驴农场是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发起的“乡村建设试验项目”，整个农场在生产方式上采用自然农业技术，尊重自然界的多样性，遵循种养结合的原理，运营模式借鉴了国外的CSA模式，即社区支持农业，消费者与生产者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于建刚和梅玉惠曾在那里做过一段时间的实习生，于建刚觉得这套模式很好，他很想“复制”到自己的家乡来。

2月修剪下来的桑条。

从奥美辞职回家做农场，最先受到父母的阻力。从小到大，于建刚常听母亲说的话就是“乡下太苦，好好念书，去做城里人”，母亲其实对于建刚没有太高的要求，在她看来，在桐乡县城找份工作她已经挺满足了，只要比农民好一点就行。听到自己的儿子要回来从事农业，母亲气呼呼地说：“读了大学有什么用！”

直率的于建刚则不听，兴冲冲跑到湖州，跟人一起合作，做起了生态农场。于建刚回过头来反思25岁的自己时说：“想想都觉得后怕。”

这段返乡创业经历只维持了半年时间，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总结经验教训时，于建刚发现小毛驴有的东西自己都没有：“它的地是三年免费的，又是人民大学实验基地，媒体报道很多，又有大量的实习生是免费劳动力，又离北京这么近...... 我们没有资金、资源，也缺乏具体的运营知识及经验......”当时的于建刚只不过是一个才上了三年班的广告打工人而已。“广告是很文艺的事情，商业上的世界离我们很远，但自己当时太年轻了，太冲动了。”

回家养蚕

那时，于建刚和梅玉惠已经结婚，梅玉惠怀了孕。创业失败后，经济压力一下子压在了两个年轻人身上。无奈之下，于建刚再次返回城市，在上海找了一份商业咨询的工作。每周一早上，坐城际高铁去上海工作；每周五晚上，坐高铁回到村里种地——于建刚过上了一种“半农半商”的生活。

那段日子，是于建刚内心极为苦闷的一段时间。他只好把所有的苦闷、疑问和反思都写在日记里。他不得不承认，辞职回乡前一年自己的生活和思想转变太过“激进”，以至于没时间消化。在小毛驴农场时他接触了各种跟主流思想不一样的流派观念——极简生活的、信佛的、吃素的、践行华德福教育的...... 正是受到这些人的影响，他才开始实践各种“反感城市，迷恋乡村，绝对素食，反对消费”等非主流的极端生活行径。离开小毛驴农场后，深受费孝通影响的他还一个人跑到广西一个壮族村里待了半年，进行田野调查，并写完了一部《壮族村落》的调查论文。

在当年的日记里，于建刚将自己这一段经历称作“25 岁那年的狂飙突进”：

“一个年轻人的成长，而此种成长又裹挟着国家、社会与传统的转型与变革。这样的一种阵痛，在他25岁那年达到了顶峰，并剧烈释放出来。”

就在于建刚痛苦剖析自己过去的失败时，新生活也在推着他向前。他内心有种强烈的感觉，迟早有一天还是要回到农村去的。当他儿子出生后，这种念头更强烈了，他希望儿子可以在一个更自然的环境中成长，也希望给他一些纯天然的东西。

厨房里正在蒸煮蚕蛹。

2012 年于建刚过年回乡给亲戚拜年时，他脑子里忽然冒出来要做蚕丝被的念头。蚕桑丝织是当地延续千年的传统，农历1月祭蚕神，2月剪桑条，阳历5月养春蚕，6月夏蚕，9月早秋蚕，10月晚秋蚕，冬月里肥桑地，蚕桑丝织曾经是故乡生活的重要部分。许多家庭世世代代都在养蚕、缫丝，用传承了千年的方法制作蚕丝被。梅玉惠嫁到于家时，带了 28 床蚕丝被，这是妈妈在她们十多岁时就开始攒下的。

纯手工拉丝绵，保证手作质感。

尽管于建刚家里很早就在做、在用蚕丝被，但是从没想过会以此为业。但那时候他忽然就想明白了，应该做一点有本地传承的项目，这样才有优势。跟妻子商量后，两人一拍即合。

拒绝机械化，全程用手拉丝绵。

2013年5月，于建刚和梅玉惠注册了“梅和鱼”的商标，开始做手工蚕丝被。由于于建刚还在过着“双城生活”，蚕丝被生意主要是靠梅玉惠张罗起来的。与于建刚相比，梅玉惠是一个更能沉得下心来的人，她喜欢手工，做手工蚕丝被的手艺是一点一点跟着母亲学的。将蚕茧煮熟后，取出蚕蛹、剥开、伸张、晾晒，然后再全程用手把丝绵一点一点抻开，全程不使用任何其他工具。不同于机械制作，手工丝绵带来的质感让她对自己的产品十分有信心。

煮熟后的蚕茧，需要人工取蚕蛹，再伸张晾晒。

深入了解蚕丝被背后生产过程后，于建刚还发现，整个生态模式也是可持续发展的。蚕吃桑叶，蚕沙(即蚕粪)晒干后给羊吃，羊是本地品种湖羊，羊粪发酵后又堆到桑树地里，给桑树提供持续的养分。

当地品种湖羊，其粪便可作为蚕桑树的肥料。

梅玉惠做出好产品，于建刚就利用商业咨询上的经验，开始试着在网上推广。当时是微博时代，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从奥美辞职后，我们回家养蚕了》，带来了一些流量，一个深圳电台的主播采访了他们，而且成为了他们的第一个“客户”。

经过两三年的积累，“梅和鱼”的蚕丝被生意已经慢慢走上正轨，每年定量手工制作一千床蚕丝被，几乎不太愁销路。2016 年，于建刚彻底辞掉上海的工作，再次回到了家乡。

在地新农业

初春时节，桑树抽芽，李树开花，油菜花金黄满地，是典型的江南景象。于建刚老家房屋前面是一大片农田，往前走几步，便是一亩左右的“袖珍”杭白菊种植地。这是于建刚返乡创业的第二个项目。

有了蚕丝被生意带来的灵感，于建刚愈发觉得，一定要挖掘当地特色的农业项目。桐乡是杭白菊的正宗产区，在于建刚印象中，小时候家家户户都是菊花香，而现在村里已经有十多年没人种杭白菊了。市面上杭白菊，真正产自桐乡的非常少，多是外地白菊被运输到桐乡后再包装冒充。传承了380年的杭白菊日渐式微，于建刚觉得或许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恢复家乡的特色。

刚刚冒出头的杭白菊。

2017年，于建刚和梅玉惠开始种植杭白菊。两个人在荒废多年的土地上扦插、压条，播撒晒干的天然蚕粪肥料，尝试恢复有机种植。从第一年几乎颗粒无收，到如今固定120-150斤左右的产量，两个人用了大概五年时间。

当客户遇到好的产品，自然感受到背后的价值。杭白菊虽然产量不高，但是在一部分“圈友”中间，于建刚家的杭白菊一直备受好评，几乎有半年都处于缺货状态。这让于建刚更感受到自己的劳动得到了尊重。2020年，于建刚还报考了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开始为期三年的农业技术专业学习。

2021年10月，于建刚和梅玉惠受邀参加了在云南昆明举办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COP 15)”，这是该国际性大会首次在中国举办。在现场，于建刚成为了杭嘉湖平原的蚕桑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发言代表。于建刚在会上说 :“我们的桑基鱼塘，是世界性的农业非遗。一直以来，蚕丝在江南的传统产区不是单独存在，而和湖羊、水稻、杭白菊、榨菜等构成了可持续的农业生产体系和生活方式。我们正设法找到创新性的方式，在当下，最大化保留其文化和价值，更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能赋予‘农民’新的意义和价值。”

今年，于建刚36岁了。到今年为止，距离自己离开北京、返乡创业实践已经过去了十年。关于接下来的乡村实践，于建刚还想进行一个小型农场实验。“在 20 亩以内的一个农场里，构建一个小型的生态系统，作物以单品为主，同时保持生物多样性，能够带动本地和周边的消费者过来体验，然后也能把我们的生态理念传递给他们。”

梅玉惠剥蚕蛹，已经很熟练。

回顾这十年，于建刚觉得，返乡创业是一条非常艰难且漫长的路。在回到乡村这条路上，除了情怀和理想，还得找到自己那块乡土的DNA，挖掘本地特色，不做新奇特——这是他总结下来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