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210讲 | 阎立：清末东三省的自开商埠与清末外交

2024年9月13日，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210讲“清末东三省的自开商埠与清末外交”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302会议室举行。讲座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大阪经济大学经济系阎立教授担任主讲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臧运祜教授、历史学系副主任唐利国教授，《中国经济史研究》 编辑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高超群研究员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教授担任与谈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博士生魏领昊担任主持人。

阎立教授演讲中

讲座伊始，阎立教授划分了清末外交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到1860年，为“夷务”时期；第二阶段从1861年3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到1900年，为“洋务”时期；第三阶段从1901年7月外务部设立到1911年，为“外务”时期。

阎立教授介绍了清末自开商埠出现的三个背景并解释了“自开”与“约开”的概念。“自开”是指清政府主动开放的商埠，“约开”是指清政府和列强签订的条约中规定要开放的商埠。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自开商埠保留了清政府自主管理的权力，而在约开商埠中清政府失去了完全的自主管理权。

阎立教授总结了清政府自开商埠的意义。自开商埠虽然有被动的因素，但它本质上是一项自发的国内改革，既有着发展商业的经济目的，也兼顾着抵制约开商埠的政治目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主权的作用，加强了清政府的主权观念，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艰难时刻，展现了清政府对自开商埠政策的坚定支持。

关于第一阶段“夷务”时期张之洞东三省开放的提案，阎立教授首先介绍了事件发生的背景，并阐述了“以夷制夷”手段多次尝试均以失败告终的主要原因：张之洞等人并没有像近卫笃麿那样提出一个具体可行的开放方案，同时清政府及其总理衙门始终缺乏明确的方针，一味依赖地方督抚寻找应急措施，这让列强怀疑清政府开放东三省的决心；列强对张之洞等人所采用的“以夷制夷”外交策略表示不满，认为清政府只会逃避自身责任、依赖外部力量解决问题，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因此，清政府不仅未能通过“以夷制夷”的手段实现既定目标，反而遭受了列强的嘲讽与轻蔑。

关于第二阶段“洋务”时期外务部围绕东三省开放的对日交涉，阎立教授优先对外务部进行了介绍，指出相比于具有临时性、兼职性特征的总理衙门，外务部是清政府首次正式设立的外交机构，标志着清政府外交专业化的开启。她详细分析了中日双方在改定通商条约以及讨论自开商埠问题中的往来交涉文件，指出在这一过程中，外务部与商约大臣之间保持了紧密的联系，对商约内容做出了明确的指示，这与洋务时期的外交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阎立教授指出，清朝廷抓住日本不愿增加税收的契机，及时主动地提出自开商埠，以避免约开商埠，虽然最终没有达到完全自开的目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主权。尤为重要的是，将“自开商埠”明确写入条约，清政府开创了一个介于约开和完全自开之间的新模式，这一模式在日俄战争后清政府和各国签订的条约中得到了基本上维持。这种看似有些矛盾的表述，生动反映了当时清末外交在列强夹缝中艰难求存的局限与无奈。

阎立教授指出，“以夷制夷”这一传统中原王朝治理周边关系的政策在中国近代外交史持续传承。义和团运动之后，张之洞在面对俄国退兵的问题上多次尝试运用该策略，却均遭遇挫折。在丧失大部分主权的情况下，清朝廷使用该政策不但没有达成外交目的，反而招致国际社会的奚落。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朝廷在外务部的主导下相继签订了中英、中美、中日的改定通商条约，这标志着地方督抚主持外交的局面发生了转变。在处理东三省自开商埠的问题上，外务部并未采取以开放口岸为条件换取列强对俄国施压的传统“以夷制夷”方式，而是以退兵条约在先为由，拒绝了日本外务省的建议。这显示出外务部在对外交涉中不再以“以夷制夷”为主要外交策略的新转向。但不容忽视的是，尽管实际策略已有调整，商约大臣和督办大臣向朝廷解释条约内容时，依然运用了“以夷制夷”的传统思想作为对列强不得不做出妥协的辩护，这反映了清末外交在从洋务向外务转型过程中的复杂过渡状态。

阎立教授认为清末外交是在极其有限的外交舞台上，通过有限的外交工具不断寻找更多的外交可能性。单纯以“弱国无外交”、“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等标签来评价这一时期清政府的外交行为，难免有失偏颇。1903年，多位大臣就中日改定通商条约问题联名上奏，强调“其中但有稍可争回利权，谨防流弊，顾存国体之处，无不竭力挽救力争”，这明确表明了20世纪初的清末外交已深刻意识到收回主权的重要性，并为此做出了初步尝试，标志着清末外交迈入了一个寻求主权与尊严的新阶段。

嘉宾合影

在评议环节中，臧运祜教授表示，阎立教授精彩的报告为研究清末外交转型提供了新颖且独特的视角与切入点，令人深受启发。

唐利国教授认为阎立教授的研究对复杂的历史过程有着条理清晰的叙述，深入地分析了清末外交从传统华夷观念向近代国家理性观念转型的过程。

高超群研究员指出，自发商埠的设立反映了中国基于自身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主动作为，而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即使是自发商埠的设立也很难与各项条约的签订相分离，这是需要格外注意的。他通过全球史的研究视角，描绘了列强诸国对清政府“以夷制夷”政策的反应与态度，并深入分析了该项策略在何种情境下是有效的、何种情境下是无效甚至招致反作用的。此外，高超群研究员提出了夷务、洋务、外务三者之间除了外交与行政层面的差异外，是否还存在外交策略上的不同的问题，阎立教授分享了个人看法，她指出夷务是清政府纯粹被动的应对，洋务则更多表现为以李鸿章个人为主导的临时性外交，而外务则标志着中国国家外交的正式起步，重视外交人才的培养，实现了外交制度的初步完善与外交事务的集权化。

周建波教授指出“夷务”到“洋务”再到“外务”的词汇变化，不仅从词汇本身角度反映了从带有等级色彩到客观陈述的演变，更深层次体现了清政府外交观念的现代化进程。他认为中外矛盾的冲突至今依然存在，历史惯性与路径依赖难以轻易摆脱，当今中国需要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不断吸取历史教训。最后，周建波教授高度评价了阎立教授对文献的使用，并表示综合运用多种国家的史料是研究得以深入的关键。

至此，本场讲座在与会师生的热烈讨论中圆满结束。

供稿单位：经济史学系

供稿人：彭思琪

美编：初夏

原标题：《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210讲 | 阎立：清末东三省的自开商埠与清末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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