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家之人》：在战火中的阿富汗，你能用鱼钩钓起利维坦吗？

近期上映的动画电影《养家之人》将中国观众既熟悉又陌生的“阿富汗”带到了台前，让观众们看到了这个国家几十年来在战火、贫穷和极权之下的苦难，以及这里的人们面对苦难时倔强的坚持。电影的女主人公帕瓦娜和她的家人一起生活在极端主义的塔利班政权之下。在这里，妇女不被允许单独外出，不能工作，也不能上街购买食品物资。当帕瓦娜的父亲——家中唯一的男性——因言语冒犯了塔利班执法者而被强行带走后，一家人的生活难以为继，帕瓦娜决定剪掉长发，假扮成男孩，工作赚钱，养家糊口。

在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很多观众将帕瓦娜比作花木兰，但相比迪士尼的公主电影，《养家之人》无疑要更单纯也更激烈：如果说木兰的挑战在于女扮男装在战场上获得荣耀，在阿富汗的战争阴云之下，帕瓦娜的挑战则是“活着”本身。这样极端的环境既让个人的故事显得更加悲壮，也更折射出这个国家历史上的悲剧和重压之下的尊严。

从兵家必争到无人问津

电影开篇就点出了阿富汗夹在大国之间的安全焦虑。周围的各大帝国：波斯、印度、阿拉伯、蒙古，在阿富汗的土地上你来我往，但处于伊斯兰、佛教和印度教文明交汇处的地理位置，却也为阿富汗带来了丰富的文化资源。正是这样的背景，让电影中的父亲和很多阿富汗人一样，自豪于其历史上的辉煌。如同父亲所说，他们是数学家、天文学家、诗人，他们为后世留下过无数的文明成就。

然而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和欧亚陆路贸易的衰落，内陆变为边陲，时至今日再也没有重拾其重要地位。中亚的地位从亚洲的重心、欧亚大陆的交叉路口，变为文明世界的边缘，从兵家必争变为无人问津，很难说哪个故事更悲惨。

现代的阿富汗国界，正是英俄之间“东方问题”的产物。“东方问题”一词来源于十九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指的是欧洲各国都有殖民奥斯曼帝国的能力，却在如何瓜分上产生严重分歧。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英国、俄国和奥匈帝国等欧洲国家都在奥斯曼帝国的土地内互相牵制、利用，使得没有任何一方能够独自享受后者瓦解的好处。而二十世纪初，同样的问题浮现于中亚，英国从印度进行的扩张和俄罗斯从北部的扩张正在今天被称为阿富汗的土地上相遇。在英俄阿三方的多次冲突和交涉后，今天的国家边界被强行划出，作为两大帝国之间的缓冲带。被这样划定出来的阿富汗民族地理成分复杂、难以管理。普什图人分布在国境线的两侧，北部的沙漠则分布着乌兹别克族，东部塔吉克人居住的狭长的瓦罕走廊更是令喀布尔历来难以企及。这个国家成了“现代文明”的弃子。

父亲的故事里，一团团沙尘扬起，一个个帝王策马而过，都最终隐没在喀布尔的夕阳和黄土之中。电影中的故事叙述似乎表现出这样一种世界观：无论帝国如何你方唱罢我登场，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却永远用他们驴子般的坚持，抗拒着一切的屈辱和无常。当然，人民无法不被政治大环境所裹挟，也不可能有人在历史的重压下独善其身。这部电影的故事，正是普通人在极端的政治环境下寻求出路的故事，这出路是他们个人生活的出路，也映射出社会所面临的可能。而他们在寻找出路中的斗争，也是他们面对时代和生活的暴力，拼上性命所进行的抵抗。

三种出路：马扎里沙里夫、果阿和喀布尔

在电影中，除了喀布尔外，提到最多的地名大概是北部城市马扎里沙里夫。这座城市似乎是人民之光：帕瓦娜漂亮的红裙子就是马扎里沙里夫的乌兹别克匠人的手艺。即使在塔利班的残酷统治之下，女性不能穿着罩袍以外的服饰，帕瓦娜还是对穿上这件裙子充满着向往。这种向往无疑也是身处极端主义之下的她对更自由的生活的向往。历史上，这座位于大山之中由乌兹别克族武装力量控制的城市，不仅历来让来自喀布尔的中央权力鞭长莫及，也在1990年代后成为逃避塔利班暴虐统治的去处（在阿富汗战争之后，卡尔扎依政府也只能依赖当地军阀间接控制北部地区）。

讽刺之处或许是，这些北部省份中存在的希望，都是通过逃离国家权力而苟且获得，一旦具有更强穿透力的暴力机器或是资本主义的精细分工来到山地社会，这些地方的人民也将和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中的顿河哥萨克一样无处可逃。更尖锐的讽刺在于，他们通过逃避统治得来的希望，或许其实与他们本身想要逃脱的苦难同源。现实中，北部山区虽然免于塔利班的黑暗统治，却不得不忍受军阀割据的摧残。黑帮式的军阀势力虽然没有宗教极端主义的暴虐，但同样依赖集中的权力，垄断着作为当地经济支柱的鸦片贸易。

在电影的后半部分，女主角帕瓦娜和她的小伙伴特力华定下二十年之约，约定在果阿的海滩相见。这个约定不仅是两位角色对未来的期许，或许也是这部电影对阿富汗的期许。果阿不是一个普通的海滨城市，其象征意义在于，果阿是欧洲在亚洲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早在英国人到达印度之前，葡萄牙人在1510年就在果阿建立了海军基地，果阿这个名字因此也与西方现代主义文明自然而然地联系了起来。特力华在影片中所做的一切，似乎都在试图通过模仿资本主义的方式来解决生活的困境。她说，钱可以解决一切。她对果阿的向往，正反映出她对现代文明的追求；而她与父亲之间糟糕的关系，则映射出她逃离阿富汗传统社会的渴望。可是，作为现代文明的弃子、封闭的内陆国家，阿富汗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里并无一席之地，即使等到环境稳定，或许也只能作为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国，像今天的越南和孟加拉一样受尽资本的剥削。在阿富汗漫天的沙尘之中，照片中的椰林树影显得多么遥远而诱惑。

而与特力华希望与禁锢她的家庭分道扬镳不同，帕瓦娜渴望的，则是将受尽苦难的父亲救出牢笼。当特力华向她讲述果阿的美时，她重复着让父亲重见天日的愿望；当母亲和姐姐要前往马扎里沙里夫避难是，她坚持留下来等父亲一起走。如果说马扎里沙里夫代表着逃避，果阿代表着移民或是奔向现代主义，那么帕瓦娜本人最终选择的，是坚守喀布尔的生活。

可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坚守，怎样在留守的同时寻找到出路，电影中却是模糊的。政治机器的运作远在这些喀布尔小市民的可见范围之外。社会学家查尔斯⋅梯利曾提出过著名的“战争制造国家”理论。梯利认为，国家制造战争，而也正是战争造成了人民寻求保护的需要，而这一需要恰恰投国家所好，让其得以横征暴敛，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战争。在这个意义上，战争和国家发展相辅相成。与梯利的理论相类似，持续不断地冲突状态或许正是政治精英理性计算的结果，不仅因为掠夺经济方便快捷，还因为在不稳定状态下人民只能依赖非正式的经济手段，而这些经济手段更容易被握有暴力权力的精英所垄断和控制。正常的贸易被战火打乱，毒品贸易却因为国际监管的无力进行而迅猛增长。对于农民和小市民而言，如果不依附于塔利班政府或是军阀，生意就无法继续。如果说2001年基地组织和美国之间的战争对阿富汗而言是外界势力介入所导致的飞来横祸，则从1990年苏联撤军一直到2001年这十年间阿富汗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战乱、塔利班的崛起和军阀割据则并非如此。普通人拼死寻找着活路，政治精英却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封堵着人民的出路。

在电影中，帕瓦娜最终用自己的善良赢得了刚刚失去妻子的塔利班大叔的共情，在后者的帮助下找回了父亲。但在阿富汗，找到这样一个出路何其困难。面对着严酷的现实，我们总会怀疑，历史的进程，难道是依靠个人的奋斗可以改变得了的吗？而这部电影令人动容地给出了一个乐观的答复。

你能用鱼钩钓起利维坦吗

无疑，每一种选择都困难重重，每一条出路都难以为继。沉重的历史似乎已经将阿富汗社会置于绝望的境地。但无论其最终选择哪种出路，现实的可怕正衬托出这部电影的可爱之处。在比如《追风筝的人》等刻画战乱社会的电影里，我们总能体会到深深的无力和被大时代裹挟的宿命感，《养家之人》却没有同样的无力感。相反，它在不断地讲故事之中，似乎将权力赋予了苦难的人民。在电影的最后，故事中的苏莱曼通过讲述自己的死亡，平息了大象王的狂怒，取回了希望的种子。这毫无疑问表达了作者的一种希望：用故事的讲述，将弱者的视角呈现给手握权力的暴力巨兽，试着让后者从具体的人民而非抽象的国家利益或是精英利益的角度去思考自己的决策。出路，或许与国家无关，而与小伙伴有关。

在这一点上，这部电影与近年来在国际关系界流行的一种思路不谋而合。很多国关学者，比如Annick Wibben和Christine Sylvester等人，都曾在著作中提议，在决策的制定中，引入弱者的视角代替国家的视角，让决策制定者看到普通人在战争中的生活，从后者的角度思考战争的必要性。传统的政治理论被权力话语束缚，往往只看到掌握权力者的需求，但视角的转换却可以探寻现有权力关系之外的可能。从一方面看，这似乎是指望用“卖惨”来换得同情，苏莱曼驯服了大象，帕瓦娜找回了父亲，但试图对话与人们毫无共鸣的统治阶级，或许有些一厢情愿。另一方面，讲述故事的目的又不一定在于博得同情。正如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其经典著作《弱者的武器》中所说，用微小的行动挑战统治阶级的范式、用自己的解读篡改统治阶级的话语、点破后者的自相矛盾，是属下阶级可以用来洞悉统治阶级文化霸权的方式。属下阶级的服从不意味着他们将无可避免视为合理，在变化的条件下，他们未必会如“虚假意识”理论所预言的那样，始终捍卫统治阶级的利益。虽然斯科特也悲观地表示，大多数时候，弱者的武器无法凝聚成行动主义的阶级认同，而利用这些弱者武器进行有力抵抗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然而这些替代性叙事（alternative narrative）的进步性在于，弱者视角的故事可以提供统治阶级控制之外的文化资源，颠覆权力结构中自上而下的话语，给弱者以一线生机。

进一步来说，这部电影之所以具有一种赋权感，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故事的讲述者，或者说是电影中的女主角帕瓦娜，没有将政治的运作当做一部庞大精密的机器来仰视，而是平视着这部机器各个角落里作为螺丝钉运作的个人。在面对这些个人时，她也并不将他们视为利维坦的爪牙、庞大机器运转不停的齿轮。通过孩子的视角，电影触碰到这些齿轮在私人层面的欲望和恐惧。电影中作为塔利班代表的年轻民兵伊德里斯，不仅被观众看到其在街上横行霸道的一面，也被镜头捕捉到在他即将上战场时的迷茫眼神，拿枪时发抖的手，以及被水淹没不知所措只能通过对山洞里逃难的人开枪来释放焦虑。而最终帮帕瓦娜找回父亲的监狱看守拉扎克，则出于对妻子的爱和对帕瓦娜的感激，宁愿和狱警倒戈相向，帮帕瓦娜的父亲挡下子弹。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动性，而正是通过这些能动性，螺丝钉被松动，巨大的机器在微小的尺度上偏离轨道，命运得以改写，权力得以被赋予最底层的人民。

或许，在得知了阿富汗历史和政治的种种必然性之后，从更大的视角来看，无论是女扮男装讨生计，还是利用私人关系把囚犯带出监狱，都只能被算作无关大局的“弱者武器”。而像电影中这样，用讲故事的方式，用替代性的叙事进行抵抗，是最典型的詹姆斯⋅斯科特所说的日常抵抗中的口舌之战。在暴力机器的运转中，螺丝钉偶尔的善良并不一定会改变机器运行的精密程度，更遑论改变机器本身了。

但从这部电影的视角来说，这种抗争即是他们所能做的全部抗争，它所造成的改变也是他们所能指望的全部改变。对于帕瓦娜而言，活下来，就是她在极端主义的统治之下所面临的第一挑战。或许我们无法自信地表示故事的讲述、视角的转换可以代表坚持人道的希望，它或许徒劳，但我们也不应当将这种努力贬低为无意义，甚至是回到传统的倒退。毕竟对于无数和帕瓦娜一样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而言，她们的生活中充满了需要与之战斗的巨兽，不一定是极端主义政权的暴力机器，或许只是生活本身。对于她们来说，活下来就已经是一种抗争。To be is to 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