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卷入的邻居|旁观者：一桩美国凶杀案的现代启示（连载4）

编者按：1964年，美国纽约市一位年轻女子，昵称“基蒂”的凯瑟琳·吉诺维斯在自家门前被人用刀捅死。《纽约时报》随后刊发头条新闻，宣称在案发过程中共有38人耳闻或目击凶案发生，但均未报警，引发全美对于都市人情冷漠的大讨论。《旁观者》试图再现这桩美国著名的凶杀案。本书前半部分以受害者基蒂的生命历程和凶手莫斯利的家庭生活为线索，话分两头，交替叙述，两条线索在凶案发生当天合二为一。后半部分则揭秘了《纽约时报》如何一手策划本案的报道，《时报》将矛头指向凶案证人，宣称这些证人是38个冷漠的旁观者，从而激起美国社会对凶案证人的强烈谴责和都市人情冷漠的反响。在叙述过程中，作者有意将人物与大时代相联系，在刻画凶手与被害者的同时，也将案件主人公的生活与当时的重大政治/文化事件对标，集中呈现出了美国1960年代的政治与文化氛围，并联系当下现实，揭示基蒂·吉诺维斯案确实在多重意义上改变了美国，具有深远的影响，值得人们回溯和探讨。

默里·伯杰回忆道：“我们一直很喜欢我们住的这个小社区。”他和他的妻子卡萝尔在1957 年以新婚夫妇的身份搬来了邱园。

今天，和丈夫已经成婚56 年的卡萝尔·伯杰说：“那是一个很安静的小镇子，但去曼哈顿只要15 分钟。”伯杰夫妇如今已经在曾经发生了那件凶杀案的街角住了半个多世纪。

“这是一个你能放心不锁门的地方。”

“然后就发生了基蒂·吉诺维斯的事情。”

卡萝尔认为，“凶杀案本身其实并不算轰动，但后来《纽约时报》那篇报道出来之后，这件事情一下子就变成头条新闻了。”

“确实。”默里说。

“后来就有记者源源不断地上我们这里来。记者，还有心理学家。对了，他们好好忙活了一通。总有人来按门铃或者把我们堵在街上，追问‘你认识她吗？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为什么不为她做些什么？’之类的。”

“事实上，我们不认识她。我们知道她住在哪个街区，就是那个很吵的酒吧—”

“有时候是能听到有人在大喊大叫。”

“或者是夫妻吵架，或者是情侣喝醉了打情骂俏，谁知道呢？谁会没事找事出去弄清楚呢？”

卡萝尔说：“你呀。那个事件的报道里说默里半夜听见外面有响动，所以穿着睡衣就跑出去了，还一边叫着：‘有人需要帮忙吗？’”

默里回应道：“那个报道让我们都睡不好觉了。全世界都觉得邱园是个很糟糕的地方。”

“有人搬走了，尤其是那些住在案发现场附近的人。那里有很多公寓都空着。谁想要住在那样的地方啊，感觉就像是闹鬼的房子一样。”

***

卡尔·罗斯也搬走了。有人说他往西边搬去了，然后再也没有人听说过他的消息。记者们在3月底和大半个4月都在奥斯汀大街上追着玛丽安跑，所以她也搬走了。她说：“他们纠缠着我，大声喊出各种问题，‘你现在感觉怎样？’嘿，你们觉得我应该感觉怎样？”事实是她觉得糟透了。甚至有些愧疚。因为当基蒂被人袭击的时候她却睡得安稳。因为基蒂死了，但她还活着。玛丽安在房间里躲了好几个星期，那里仍旧到处都是基蒂的东西。卡尔·罗斯会过来，“然后我们喝伏特加，喝上一整天”。最后，玛丽安也成了搬离这个街区的一员。她在远洛克威租了间房子，要搭地铁线穿越整个皇后区，过了机场之后才到荒凉的洛克威滩。在那里，她把所有的窗户都打开，聆听海浪的起伏。她用一张照片做参考，继续画着基蒂坐在公园长椅上的那幅画。她说：“除了开庭那次，我再也没有回过邱园。”

莫斯利在距离犯罪现场两个半街区的邱园皇后区法院被提审。那一天，当法官伯纳德·迪宾宣读对他的指控时，莫斯利目不转睛地看着法官那把油光锃亮的椅子上镶嵌着的一颗金色星星。对他的指控有入室偷盗，蓄意杀害安妮·梅·约翰逊，蓄意杀害基蒂·吉诺维斯。

当法官迪宾因为感慨这些罪行的可怕而摇头的时候，贝蒂·莫斯利穿着雪白的护士制服站在旁听席上，看起来备受打击。法官说：“就因为有这样的疯子在街上游荡，两个女孩死了，死状如此凄凉。”他对法庭中满满当当的记者和旁听席的观众点了点头，然后赞扬了局长墨菲手下的警员们。“读着报上的文章，给人的感觉是有人在贬低纽约市的警察，他们其实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了。要不是这些警员，纽约的街道会和越南一样混乱。这些凶杀案都是最近发生的，你们一定都读了报纸也了解了案情，每个人的心都碎了。女孩子们和妇女们都不敢上街了。甚至有些人觉得哪怕和野兽一起行走在荒野也比在这儿要感觉安全些。”

他低下头看看被告人，然后敲响了手中的小木槌。“把他带走。不得保释。”温斯顿·莫斯利的牢狱生涯就这样开始了。这是一段漫长的时光，比他认为自己应得的要长得多，其中只有过一次短暂而离奇的间断。

1964年4月，皇后区的刑事法庭指派西德尼·斯帕罗做莫斯利的辩护律师。时年51岁的斯帕罗是《每日新闻》独臂送报员的儿子，靠着一路奋斗，成了全纽约最好的辩护律师之一。工作之外，他还是个业余艺术家，也会开飞机、玩潜水。斯帕罗尤其擅长戏剧化的演讲。他长着个肉鼓鼓的大鼻子，大到能在花白的小胡子上投下一片阴影。法庭的常客们都说，每次他走进法庭的时候，口袋里装着钥匙、手帕，还有所有的陪审员。一个同事回忆道：”

“陪审员们喜欢他。有时候，这就足够能赢下一个案子了。

他的辩护团队中还有三个年轻的出庭律师，分别是玛莎·泽尔曼、尤利乌斯·利皮茨和斯帕罗的儿子鲍勃。他们都相信等到6月这起凶杀案开庭的时候，老斯帕罗肯定会成为庭上的主角。假如真有人能帮莫斯利逃过兴格监狱那座叫作“老火花”的电椅，那么这个人一定就是别的律师有时会称为“老爷”的斯帕罗了。

开庭的流程走得很快。1966年之后，因为“米兰达规则”而引发的改革迎来了一个有利于被告的法律时代，这将拖慢重案的审理进度，有些案件会耗上好几年，甚至好几十年才对簿公堂。但在1964 年，一个杀人犯仍然可以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走完被抓捕、被审判的一系列流程，直接被执行死刑。在案件发生两个半月之后，皇后区第542—64号公诉书“纽约州人民诉温斯顿·莫斯利”就将一槌定音，对凶手量刑。

据鲍勃·斯帕罗回忆，被告人“智商很高，思维奇异”。莫斯利在和自己的律师团队商讨时，描述了一件又一件令人惊骇的罪行，他那不流露出任何感情的声音从未有过丝毫波动。“他知道辩称被告人精神失常会是让他脱罪的唯一机会，但他拒绝故意表现得疯狂。那不是他的作风。他明确表示，没人能叫他做这个或者那个。”

法院指定被告人进行了一系列精神鉴定。其中有几份鉴定结果似乎可以用来让斯帕罗打算采取的精神失常辩护显得更有说服力。有一位心理学家断言莫斯利是个偏执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而且“对女性怀有明显敌意”。另外一个心理学家注意到了他能够完全隔离自己的情感，因此认定他“心理上有很强的戒备”。第三个心理学家准备出庭作证说被告人在推理能力方面有所缺陷，因此无法得知杀人究竟有什么过错。

有一份莫斯利的预审记录被保留了下来：那是一卷皱巴巴地绕在塑料卷轴上的棕色磁带。这盘带子恐怕有几十年没有播放过了。要让它动起来，得先推一下那个卷轴。先是传来了好像什么东西黏在一起却又尖锐的声音，然后随着带子越转越快，渐渐能听出一个声音，一个1964 年春天发出的、拿腔拿调的声音正在提问：“你说的是真话吗？”

莫斯利的声音平淡单调：“是的。”

“你是想要解释，或者为自己辩白吗？”

“我说是的，只因为你问我是不是。”

 “你难道不是因为懊悔而坦白吗？”

“不是。”

“你是怎么得知你所犯下的那些罪行的？”

“我会读刊登在《每日新闻》和《长岛新闻》上的所有文章，我只读这两份报。”莫斯利一个一个单词往外蹦的说话方式让人想到机器，但在做稍微长一些的回答时，他的声音会透露出轻快、温和的调子，和歌王纳·金·科尔一样。当被问到即将举办的世博会时，他说：“我父亲在那儿附近有一家电视机修理店。”

“好了，在吉诺维斯案里，你把猎刀捅进了她的阴道里，是不是？”

“是的。”

“你是把刀子插到你能捅到的最深处了吗？”

“是的。一直没到把手，所以是的。”

“你就没有一点儿同情心吗？”

“没有。”

当被问到平时喜欢什么，莫斯利的回答是棒球和狗。他说：“无论发生什么事，狗总归爱你。”

“人呢？”

“人就不是这样了。人让我想起苍蝇。你知道，苍蝇总是在你够不着的地方飞来飞去，但总有那么一只会正好落在你能拍到的地方。”

斯帕罗和他的辩护律师团队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仔细阅读每一份精神检查报告，从中画出例如“推理能力有所缺陷”之类对他们有帮助的词句，然后讨论哪几位心理学家是最理想的作证人选。在庭审的准备期里，他们反复对莫斯利提问。某一天，在花了又一个漫漫长日聆听表情平静、看似理智的温斯顿·莫斯利一遍又一遍地侃侃而谈自己究竟对基蒂做了些什么之后，斯帕罗的一个助理律师站起身来走出去，然后呕吐起来。

区助理检察官弗兰克·卡恰托里一定希望民众从未听说过基蒂·吉诺维斯。《纽约时报》把她的那些邻居都描绘成魔鬼，这篇报道中戏剧化的叙述在邱园引发了一些轻度的偏执妄想。基蒂的邻居们都是白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被人诟病，因为罪行明明是一个来自奥兹公园的黑人犯下的呀。很多邱园居民原本就对警方抱有怀疑或者恐惧的态度，因此只要一看见警徽就牢牢地闭上了嘴。年长的人中有一些是从欧洲来的移民。他们本就是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任何人敲门都会让他们感到紧张。有一些移民基本不会说英语。还有一些邱园居民已经被警方、记者、业余的或专业的心理学家纠缠了太久，完全懒得再回答任何问题了。

查尔斯·斯科勒是在本案中协助卡恰托里的第二公诉人。他对于刊登在《纽约时报》头版上的文章怀有复杂的感情。在斯科勒的回忆中，除了那些错误，“这篇文章确实很生动地描述了第一次被袭击时，基蒂的呼救和邻居们的冷漠”。他后来写了一本关于吉诺维斯和克拉利克凶杀案的回忆录《扭曲的供述》。在1964 年的4 月和5 月里，斯科勒和其他卡恰托里团队的成员一起讯问了案件的目击证人和耳闻证人。其中很多人已经对探员们、记者们、斯帕罗的辩护律师团队们，还有自己的朋友们、邻居们和亲戚们反复讲述过这些事。斯科勒说：“我们只问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你听见了什么？你看见了什么？”整个控方团队只干了没几天就对已经妇孺皆知的“38 人”这个数字产生了疑问。警方在案件发生之后认为总共有38 位证人。这也是墨菲局长在埃米尔饭店吃午饭时提到的数字，这个数字震撼了责编罗森塔尔，震撼了《纽约时报》的读者，也震撼了全世界。马丁·甘斯博格曾按照墨菲手下探员的方向再次做过调查，但他并没有花时间去查明这个官方数字的出处，恐怕谁也没有再在这个数字上花过心思。“38”这个数字是警方提供的，那就足够了。没有人去一一确认这38 位证人的身份，也没有人曾在探员们的报告中清点过证人的数量。

检方相信，在那天晚上曾听到过基蒂叫声的邻居应该有40 到50 个人。但其中多少人是半梦半醒的？多少人翻了个身就又睡过去，完全忘记自己听到过什么了？多少人曾走到窗前，但不确定自己看到了什么？又有多少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徘徊踟蹰，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当他们回到窗前的时候却发现街上已经空空如也？

在斯科勒的记录中，只有五六个邻居真的看见、听见了足够的信息，明白过来基蒂正在遭遇致命的危险。其中两个还不能上证人席。这位助理公诉人的遗孀莫娜·斯科勒回忆道：“那两个邻居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知道基蒂正在被人杀死，然而还是什么都没做。但你不能让这样的人去庭上作证，因为这可能干扰陪审团的想法。陪审团可能会怪罪他们，而不是真正的凶手。”

其中一个“不是好东西”的家伙叫约瑟夫·芬克，他是奥斯汀大街上都铎公寓对面那幢莫布雷公寓的大楼副管理员。芬克上夜班，为住户和访客开电梯。他的岗位在莫布雷公寓大堂里，从他坐着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基蒂遇害那晚所在的人行道。检方在4月的时候讯问了他。

他的回答是：“是的，我看见了。”他所在的位置距离现场不到50米，他看见一个戴着顶绒线帽的瘦弱男人从背后捅了基蒂一刀。芬克还记得那把刀的刀锋反射出的光泽。他说：“我想过要下楼去把我的棒球棍拿出来。”

卡恰托里问他：“为什么你没有去拿呢？”

芬克只是耸了耸肩。他确实下楼去了，走到一间配有一张简易床、一盏台灯，还有一部电话的房间里。但芬克并没有拿起那根路易斯维尔·斯拉格的名牌球棒，也没有拿起电话报警—他径直去睡觉了。他已经干了一整天的活，为什么还要跑到街对面去自找麻烦呢？

斯科勒回忆道：“他至少应该打开公寓楼的前门，大喊一声‘警察来了！’，然后锁上门。这样既能保护自己，也可能会吓退凶手。跟这样的家伙打交道让我觉得恶心。”在把芬克的名字从可能出庭作证的名单中划去时，卡恰托里和斯科勒对芬克撒了个小谎：“我们给了他一张传票，告诉他做好出庭作证的准备。至少让他因为可能被传唤而出出汗吧，这是我们为伸张正义所能尽的微薄之力。对这种人，实在是便宜他了。”

检方团队将注意力转向了另一个“不是好东西”的证人。

卡尔·罗斯在那个晚上喝了大半夜酒。在凌晨大约3：30的时候，他正坐在都铎公寓二楼他的房间里。这时，他听到了外面的响动。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会是他认识的人吗？那是在呼救吗？叫喊声就在他的窗下——就是那扇朝向奥斯汀大街的窗户。天生胆小的罗斯当时喝得东倒西歪，他并没有打算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就这么一直坐着，等待着，希望那些嘈杂的声音就此停止。很快，外面就静下来了。他放下心来。

过了一会儿，又一阵声响吓了他一跳。这一次是从公寓楼后面朝向铁路的那边传来的。难道是他被包围了？他听到了扭打声。闷闷的、好像被捂住嘴的呼叫声。那声音一直不断。罗斯站在房门口，但没有开门。他在门后踱步，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最后，他的好奇心占了上风。他把门开了一条缝。

在他门外的是通向狭小门厅的楼梯。罗斯看到楼梯脚下有模糊的身影。一个是背部着地、仰面躺着的基蒂·吉诺维斯。还有一个男人拿着刀压在她的身上。基蒂想要说话。那个男人在用刀子捅她。然后他停了下来。

那个男人抬起头，看见了卡尔·罗斯。

（未完待续）

本文摘选自《旁观者——一桩美国凶杀案的现代启示》，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版